学习指路人
　　
　　老爹老妈曾经对哥哥怀有很高期望,在他上大学后我就听二老背地里叨咕说希望哥哥以后能出息成个人物,光耀门庭。我记得哥哥上大学刚刚二年,老爹老妈就在家里盘算着攒钱给他买手表。当年国内只有上海、北京、天津三个有点名气的手表厂,其中又以上海厂产的“上海”表最有名,只有一种款式,价格也是固定的——120元,多年不变。当年的120元从购买力及相对价值来说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几万元,普通家庭要省吃俭用多年才能存够这个数目。我老爹自1952年进前郭县国营砖厂一直到去世,每月的工资始终是五级工的标准66.82元,在今天看起来这似乎匪夷所思,但当年的情况就是如此。某年某月某日,当120元终于攒够时,我看到老爹细心地把这12张10元票包在一个小手绢里裹得紧紧的,乘长途汽车(当年还未通火车)去了长春亲手交给我哥哥。哥哥的运用方式比较奇怪,他并没有用这120元买一块新的上海牌手表而是买了一块旧日本表,这颇有点儿像1990年代国内一些没多少钱又想显示自己有钱宁愿买进口二手车也不买国产新车一样。那一年暑假,哥哥戴上那一块老旧的西铁城表,走亲戚串朋友时,抬左臂看表的动作既多又有些夸张,他对我说过几次,“这表不错,日本生产,看着就高级,每天误差也就两三分钟!”暑假之后的下一个寒假是过年的假,那一次哥哥腕上的西铁城表已不见踪影,我问:“表哪去了?”哥哥说:“不走字儿了,修了两次还不行,不戴了!”我老爹老妈则最为心疼,那可是120元血汗钱哪!有足够的钱放着一只国产崭新的质量也不错的上海表不买却偏偏去买一只表面好看却老旧不堪的外国进口表,这种错误的决策对哥哥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当年就隐隐约约地觉得哥哥在人生选择方面可能存在判断和决策能力缺陷。
　　1960年时,前郭县一中每年能考上大学的屈指可数。谁家要是有个大学生,那自然就是邻里左右学问最高的人。哥哥上大学后,立即配了副宽边黑框的近视镜,每年寒暑假总是带了一旅行袋书回家看。休假时日,他总是显露一副行止若思的样子,和人说话时又总是面带微笑地说一些文绉绉的词儿。哥哥上大学的头两三年也就是我10岁之前,我对他佩服的不得了,留意他的行为举止,倾听他的每条议论,总想处处模仿他。哥哥也理所当然地把我当成了教导对象,告诉我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要多读书,要听外国音乐,要争取将来成为大人物,如此等等。幼年的我自然是唯唯诺诺。哥哥1960年上大学,大概在1965年有了女朋友,1965年之前每年寒暑假都按时回家,那也是我最盼望的日子。接到他的回家讯息,每次都是我到车站去接他。当年家里只有一辆自行车是沈阳产白山牌的,是老爹1960年买的,买车的那天我家去了好几口人到商店里又看又选的,回到家里几天后就这个毛病那个毛病都来了。尽管如此,这辆自行车依然是家里最重要的大件资产,爹每天都骑它到八里地外的砖厂上班。我只能在星期天节假日过一过自行车瘾。哥哥到家的日子常常不在星期天,所以,当年到车站接哥哥帮哥哥提旅行袋那是货真价实的“接站”,有东西要帮拎,而且全靠步行。我最乐意提的东西就是哥哥那个装着很多书的旅行袋,提不动我就扛在肩上,尽管每次累的呼呼喘气,但在我看来,因为是我帮扛回来的我就有翻看的优先权。哥哥装书的那个旅行袋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它的规格和式样,那是一个有些褪色的蓝色帆布袋,只有40多公分大,那是大姐1958年到吉林省女篮打球工资还很少时买的第一只旅行袋,哥哥上大学后送给他装杂物用了。对我来说,那个旅行袋简直是一个小宝库小流动图书馆。哥哥每个寒暑假都用它带回不同的书,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到外国文学作品,从历史类到政治哲学类书,应有尽有。最初两年,那个旅行袋里装回来的书有唐诗、宋词、《牡丹亭》、《西厢记》、《离骚》、《天问》、《神曲》、《莎士比亚戏剧集》、法国文学作品和俄国文学作品等。1964年哥哥被学校派到柳河县参加了半年的社教运动,那一年社教结束回家我到火车站接他,发现哥哥晒黑了,更强壮了,也有些深沉了。打那以后,他带回家的书又大多为历史政治和哲学类。我从小就嗜书如命,不管哥哥带回来什么书,不管能否看懂,我的信条和行动是:拿过每一本书,一页页地翻到最后。在哥哥带回的所有书中,以楚辞为最难。屈原的那些长诗不仅有很多生字,而且,即使拿着字典查出字的读音能把那些诗连起来读你也搞不懂屈原的意思是什么。当年我常常在心里抱怨:这个屈原,是不是粽子吃得太多把思想粘住了!
　　除了书以外,我家里还有许多杂志,是哥哥什么时候买的还是在哪里拿回来的我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两种16开本的大杂志一为《文学评论》,一为《新建设》,尤其是这个《新建设》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它不同寻常,它好象是《红旗》杂志创刊前的中国最高等学术刊物,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从《新建设》中看到过许多人的名字有艾思奇、关锋、俞平伯等等。翻看那两本杂志时我就暗下决心:长大后我也要在这上面发表文章!
　　现在回想起来,哥哥当年尽管学习成绩优异但还不是写作欲望和能力都很强的那种。有一年寒假,哥哥回家后经常捧书发呆,有一天晚上,他口中念叨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并铺上了稿纸准备写作。我躺在被窝用充满敬佩的目光望着哥哥的一举一动。好长时间他写了点儿什么,趁他去厕所时我爬起来看了看,噢,他在写诗,已写下了第一句——“夜深人静伴孤灯。”听到他的脚步声我钻回被窝,又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他再去厕所时,我又钻出被窝刺探了一下,怎么?稿纸上还是那句“夜深人静伴孤灯”?!哥哥回屋后我用探寻的目光看了哥哥一眼,他竟然神秘地向我笑了笑。时至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那时开始渴望有女朋友了,心有所念情潮澎湃只是才力不逮情怀抒发不出而已。
　　哥哥上大学那年我才8岁,他带回的那些书给我提供了一个几乎绝大多数同龄人都难以碰到的自学条件。那些书尽管当年我并没有完全读懂,但很多书我都一页页地翻过,而只要翻过,只要你整日浸润于其中,许多知识就会融化在你的血液里。从这一点可以说,我的启蒙和知识积累的第一个老师是哥哥,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哥哥当年的教导及他的寒暑假带回的那些书,不仅使我知道了很多很多事,更重要的是使一个具有优良智力基础的小镇少年提高了心气儿,开阔了眼界。哥哥在我面前大声吟诵“下马饮君酒,向君何所之”“夜雨剪新韭,新炊间黄梁”“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等名句时夸张地摇头晃脑、得意洋洋的样子;他试图在家里的一台直流日产老式收音机里不断搜索外国音乐时那专注的神态;他躺在炕上看书的姿势等等很多的标志式肢体语言都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所有这些在我幼小心灵里种下的是读书人的影像,我也暗下决心要用这些行为将自己塑造成个读书人。2007年国庆节长假期间,我曾回老家吉林省前郭县,第一次见到了很多30多年未曾谋面的小学中学时代的同学,他(她)们绝大多数已退休若干年做了爷爷奶奶,脸上堆满皱纹,只念过7年书也只能算作小学生了。我当时和这些小学中学的同学们说,我与你们的差异不在于我比你们聪明多少,区别恐怕只在于我多了一个1960年就上大学并给我提供了很多书读的哥哥,这个具有特殊历史作用的“哥哥”就是我的独特比较优势。在人生发展多个阶段我都能抓住机遇,而“抓机遇能力”的蓄积,追本溯源,都是哥哥早年为我学习指路的结果。
　　
　　郁郁不得志者
　　
　　早年的哥哥最佩服的是读书人,到了后来的后来,才开始喋喋不休地讲熟人圈子中谁当了什么官等等。1967年6月我到吉林师大去住时,开始就问哥哥:“你们班谁最有学问?”哥哥说了三个人:第一,何林义,精通古文,是吉林省某厅厅长的儿子;第二,袁纪广,因酷爱黑格尔哲学并经常用公孙龙诡辩术在“咸菜不咸黑板不黑”之类的辩论中驳倒同学而被同学取外号为“袁格尔”;第三,李国民,一个理论基础扎实善写政论文章的人。哥哥当年把何林义和袁格尔介绍给我,我也时不时地到这两个人的宿舍里找他们聊天听“袁格尔”讲黑格尔,看何林义眼睛半闭半睁地唱古文。李国民当年的样子是戴副花框眼镜常坐在一个小书桌边铺着稿纸写文章,他当年看见我时连头都没点一下。1978年,我考上大学时,哥哥曾从辽源市赶回前郭祝贺,并十分兴奋与我谈起他们班一位同学考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魏晋南北朝文学大专家余冠英的硕士研究生了。看他那股高兴自豪劲儿,好像他自己考中了一样。这些事似乎说明,哥哥从骨子里是喜欢读书人的。那么,从哪一时开始哥哥开始羡慕当官的了?我也搞不清确切的时间点。
　　哥哥的同班同学中,李国民后来官至中国电影协会党组书纪、副部级。李殿君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常务副行长、中国人保集团监事会主席亦为副部级。李殿君夫人王震云和我嫂子同一宿舍,从中国金融出版社社长位置上退休,正局级。这些同学对哥哥并不构成刺激,对他产生刺痛性感觉的是许中田。此人比哥哥晚些毕业于吉林师大中文系,我哥哥在辽源市教育局任科长时,许中田是他手下的科员坐对面桌。听说我哥哥当年任党支部书记且一直不同意发展许中田入党,但后来许中田从辽源市市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宣传部一路上来竟然做了《人民日报》社长,正部级,而我哥哥干到退休也不过是个正科级!从世俗观点看,这可算是天壤之别了。我记得有一年哥哥很兴奋地告诉我:“我给许中田打电话了,这小子满口粗话,说明他对老同事不忘旧情啊!”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心道:“一个当了高官的旧相识电话里说了些粗话就把你感动成这样,还有点儿出息没?”
　　因为文化大革命和转专业的关系,哥哥1960年入学直到1968年才毕业,在大学竟呆了八年!毕业那年,老爹老妈都强烈要求哥哥分回前郭县,但是哥哥1965年(也许更早些)就在学校里和同班的一个回族姑娘谈对象,此人是独生子女,执意要回她的家乡辽源市,哥哥拗不过她,就跟她去了。想当年哥哥谈这个对象时,老爹曾特意到长春跟哥哥做严肃谈话表示坚决反对,老爹的劝说宣告失败后老妈又亲自上阵,跑到吉林师大中文系哥哥的宿舍里,据说是坐在哥哥的床上不绝口地骂了他三天。以后的故事乃是我亲眼所见:哥哥回前郭,爹妈再反对这门婚事时,哥哥就双眼流泪以死相威胁。这真吓住了二老。我听老爹老妈在私下里议论道:“完了,这小子铁了心了,管不了啦,由他去吧!”哥哥毕业分配到辽源是随独生女嫂子去的,给人一种入赘感觉。到辽源后他也没留到市里而是被分配到条件极艰苦的东辽县泉太公社中学教书,他当年总共教5门课:语文、政治、数学、物理还有体育。那个时期他绝望到极点。家庭生活并没有他原先想的那么美好,工作上也看不到前途。每天上课结束,他常常跑到学校工木房帮助木匠刮刨子拉锯干点儿粗活以渲泻心中的不平。他觉得自己别无所长——除了打篮球。令人意外的是,就是因为篮球特长,因为是辽源市教育系统篮球代表队的主力,他很快引起了领导的注意,然后调回市里中学教书,以后做过中学副校长、校长、教育局教育科长、市委政研室干事、市建委计财科长等等。他到底是在哪个环节哪个阶段开始走下坡路的,我不得而知,只知道自1986年开始吃减肥药起,哥哥的身体及运道就每况愈下。当年他的体重大约是115公斤左右,于是下决心减肥。早年的减肥药不啻是毒药,哥哥轻信了厂家的广告买了吃,体重很快减了下来,但他的胃肠系统、肝肾功能、心脑血管系统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1992年哥哥请了长假到青岛帮我做公司,一起吃饭时,他没有一次能顺利地把饭菜咽下去,因为他吃的那种减肥药主要“功能”就是造成贲门狭窄并时常痉挛,一吃东西就异常痛苦,哥哥每顿饭都是用啤酒把饭菜硬冲下去,每冲一次他脸上都有非常痛苦的表情。而在1992年,他刚刚51岁。刚知天命,就已前途多舛了。
　　2000年12月,我得重病住院,哥哥到天津来看我,那时他已发现大脑中有多处栓塞点,谈话时,反应已迟钝,早年那个恢谐幽默谈笑风生的哥哥已离我们而去了。2002年3月末,为庆祝我50岁生日,大姐、二姐
　　、妹妹和哥哥都从外地赶到北京。3月30日那一天第一眼看到哥哥时见他已柱上了拐杖,胡子变白,消瘦孱弱,走路颤颤悠悠,看见我哥哥含混不清地说“松奇,我完了!”我当时心如刀绞,低下头强忍泪水不敢看他,脑子里象过电影似的从他中学、大学、工作、打篮球、对我的呵护和友爱,匆匆地跑了一遍。我知道,眼前的这个哥哥,已经是风中的残烛了。
　　我的50岁生日宴会后,哥哥在京住了两天然后和嫂子去了青岛,青岛当然比吉林辽源暖和多了,哥哥住得很高兴。但2002年5月7日早晨,我接到妹妹电话说哥哥突然脑出血已送医院急救。我赶到青岛,看了看他。一个多月住院后,又传来他脑中的大块出血居然已被吸收的好消息。出院后,哥哥回吉林辽源家中疗养。2003年元旦放假,我和二姐、妹妹、外甥女等人去看望哥哥,发现他除了点头傻笑已失去了谈话能力,甚至对我们大家放在桌上的一堆百元钞票也表情漠然。2003年2月20日,早晨刚醒来,我和老婆说:“我们家有人出事了!”老婆惊恐地问:“怎么回事?”我讲道:“刚才做梦我右手大拇指从中间裂了开来,血流不止,疼痛钻心,此乃大凶之兆。”老婆说“教授怎么能这样迷信!”那一天正好老婆随我一起去财贸所办公室办点事,中午时突然接到嫂子电话,说哥哥11点30分去世了。那一年,他刚刚62岁。
　　哥哥在仕途上虽属郁郁不得志者,但子嗣兴旺,1969年得双胞胎儿,两儿如今已年届四十,虽学历不高仅至中专,但成长茁壮,两人体重均在120公斤上下。大双儿在辽源市电力系统工作,生计无忧,二双儿已迁居日本,目前已为王家贡献两孙以上,且在继续生产,由是观之,王氏家族繁衍将来也许以东瀛为最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