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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之后，引起了许多年轻人对文物的关注。这几年，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投身到文博事业中，在传统文化中，他们找到了共鸣。
纪录片《古书复活记》是这一热潮的延续。这次的主角不是故宫文物，而是一本本有待修复的古籍。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实在是我们太熟悉的话，但纸页做成的书籍尤为脆弱。时间让它们价值倍增，也让它们更加需要小心地维护。让我们走进古籍修复师的日常，看看他们是如何“复活”那些沉睡多年的古籍。
古籍蕴藏着国人的精神密码。尘封已久的古籍在修复师手中“复活”，就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正在将文明完整地交给未来。
程兴的职业有些冷门，以至于她工作多年，家里人都不清楚她到底做的是什么职业。母亲只知道自己的女儿有一项谋生的手艺，每天都在与泛黄、破损的书籍打交道。程兴工作数年、有了一定成果后，母亲才慢慢了解到，原来女儿的职业叫古籍修复师。
2020年，央视播出了一部与程兴的职业有关的纪录片，名为《古书复活记》。导演杜兴把镜头对准这个群体，因为他本人是个爱书之人，对书籍的装帧和保护问题一直很感兴趣。
让杜兴决定拍修书人的契机，是他在成都旧书市场见证过一次古籍修复。那次经历，给了他很大触动。杜兴对这个职业越发好奇，于是，他带领团队，走入古籍修复师的世界。杜兴想在记录修复师工作和生活状态的同时，也为观众开启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大门。
程兴现在有一间工作室，她的身份，准确来说，是民间古籍修复师。与之相对的是国家单位内有编制的同行。程兴更多承接的是商业性项目，而同行们考量更多的则是文献价值。
“从事这个行业的好处是不会失业。”程兴说。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5000多万册，其中有很多是待修复的。所以，古籍修复师从来都不缺工作项目，更不用说像程兴这样有近20年修复生涯的从业者了。程兴说，她手头的工作已经排到3年之后。
现在的她，完全没有节假日，早上8点开始工作，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就算是这样，时间还是不够用。
程兴走上这条路，纯属偶然。她大学读工艺美术，和古籍的关联性并不强。她日后成为古籍修复师，源于一位老师的影响。
那位老师是个文物爱好者，收藏了不少古籍。抱着保护古籍的心态，他在学校成立了一个修复中心，挑选了一批心灵手巧的学生展开教学。这批学生当中，就有程兴。程兴对修书乐在其中，于是，2002年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做一名专职古籍修复者。
程兴加入那位老师成立的修复公司，开始为国家文物局、国家图书馆修复古籍。起初，程兴得心应手，每修好一部书，她都会开心一阵子。但做到第七年的时候，程兴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她隐约感觉到，自己陷入了瓶颈期。
在技巧方面，程兴似乎已经找不到可以提升的部分了;而在收入上，程兴当时的工资待遇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程兴说：“每次回家和父母聊到工资，都会谎报一个数额，这当中的苦也只有自己明白。”
程兴数次想放弃这份工作，却又割舍不下，“毕竟学了这么长时间，说没有感情，那肯定是假的”。
她尝试调整心态，不再将修书作为一项职业对待。她把书视为家人，而修书，就是料理家事。当某一页书页没能如预期般修好，程兴晚上会失眠，第二天一早起来，赶紧设计新的方案。程兴的初衷很简单：让书变得更好。在那之后，她的业务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在程興看来，修古籍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做，只要细心一些，但真正想做好，还是需要一些超出常人的素质的。”程兴认为，从事这份职业的先决条件是“静下心，坐得住”。
除了耐得住寂寞，古籍修复师还要有十足的责任心。从业以来，程兴接手过不少被“修坏了”的古籍。每次见到那些受到“二次损坏”的古籍，她都很痛心。程兴说：“古书的损坏有很多种类型，并不是按照统一的标准就能实现修复的。可有些人不在意，只是僵硬地完成这项工作。与其这样缺乏责任，那不如不修。”
2014年，程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与之前只需专注修书相比，程兴还得学会和各类客户沟通具体的需求。以往她鲜有此类交流，因此她有些忧虑，担心自己达不到市面上的要求。但事实证明，程兴多虑了。她成熟的古籍修复经验，让业内人士对她充分信任和尊重。珍视古籍的藏书人、拍卖机构都会放心地把书交给程兴，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细心又有审美的修书人会呈现古籍最美妙的状态。
修复成果出众，外界对程兴的鼓励也就纷至沓来。有老先生说程兴“为书籍续命，功德无量”;也有人像褒奖医生一样，说她在修书上“妙手回春”。这些反馈，让程兴觉得更有动力了。
当然，于程兴而言，把书修好，才是她成就感最重要的来源。前几年，程兴会在微博上分享自己修好的古籍的照片。那些酸化、被虫蛀咬、有水印霉斑的古书，她总能找到办法让它们“复活”。她印象最深的一套书，是她刚成立工作室时接的，那套书的书页上有上千个虫洞，“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一定会害怕”，修复难度相当高。
程兴凭过往的经验，重新选材、配纸，最终把古书修复。客户很满意，因为书的价值被大大提升了。程兴也很欣喜，到交付的时候，她甚至有点儿舍不得归还那套书。
程兴说，那段时间，她每天都会把那些古书拿出来多看几眼，因为那是属于她的作品。换了新颜的古籍不断提醒着程兴，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是有意义的。
如今的程兴，修书之余，会和专家交流关于古籍修复的理念;同时也会看一些文章，试图从前人的修书经历中汲取更丰富的经验。程兴说，在技术层面，其实她现在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但在古籍修复师的人才储备上，她有些隐忧。
每当工作负荷过大，想招人扩充团队时，程兴都会感觉无力。这个行业里年轻人的基数很小，想招到一个合适的人，“要碰运气”。
程兴很清楚，这份工作薪水不高、强度大，很少有人愿意投身于此。程兴希望，以后这种状况能有所改观。而目前她所能做的，就是一本本地修复古籍。 程兴说，在传承文化上，她只能尽这些微薄之力了。在与每一本古书共处的时候，她感觉自己“漫长的人生没有被虚度”。
杜兴觉得，古籍修复行业总体趋势是向好的。杜兴在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班接触到了很多来此学习的人，其中有希望从事这个行业的学生，也有纯粹基于个人兴趣的爱好者。杜兴说：“在这个时代，选择古籍修复作为职业，其实是件很难得的事。但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
不过，调研时，杜兴也发现，这的确是一份稍显枯燥的工作，它要求从业者有极强的毅力。
拍片间隙，杜兴和古籍修复师胡玉清的一次聊天让他深受触动。胡玉清是世界上修复敦煌遗书最多的人，修复数量约两千本;同时，她也是业内公認的“修得最好的人”。
杜兴问胡玉清：修复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已经退休的胡玉清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次，她早上8点上班，进到工作室，准备工作。但那天家里有一些事情，心怎么都静不下来，她去外面走了一会儿，把情绪处理得差不多了，才回去工作。
胡玉清举的例子，并非个例。每个古籍修复师都是如此，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心中不容许有一丝杂念。修复不单单是对技巧的考验，更是对心性的磨砺。当然，在日复一日的工作里，修复师会有很多收获。胡玉清告诉杜兴，每天跟古籍打交道，时间长了，就能体会到文化的底蕴，那是对生命的一种滋养。
开拍前，杜兴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多家图书馆。在调研的过程中，杜兴意识到，古籍修复并不仅仅是一个拼合和补足的工艺，还需要掌握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原理。
所以，在拍素材时，杜兴会补充相关的内容。譬如在第一集《古籍医生》中，他就呈现了分析纸张纤维的片段。他想告诉观众，修复古籍，不只是我们印象中的那样。
跟拍一段时间后，杜兴有了新的认知。古籍修复后，老师傅们小心翼翼地翻动书页，嘴里发出“美极了”的赞叹。作为一个外行人，杜兴听不懂他们所讲的术语，也无法知悉其中的门道，但从这群人身上，杜兴看见了艺术家的风范。
杜兴觉得，修复古籍这件事，从表象上解读，是一门技艺;深入地看，它有着科学依据;再经过沉淀与发展，它完全可以进入艺术的境界。杜兴说：“感觉那些先生已经实现物我一体了。”
除了对古书进行修复，修复师们还会使用一些高科技手段来延长古籍的寿命。现有的方式，一种是做成幻灯片，另一种是数字化。但深耕多年的老师傅们仍倾向于用最好的工艺保护原本。
他们说，幻灯片有保存年限，数字化又依赖电源，想真正传承优秀文化，还是要靠最基本的手段。杜兴说：“书本在心理层面给予人们的安全感，是无可比拟的。”
在杜兴心中，保护好这些信息的载体，也就等同于守住了我们的文化基因。古籍蕴含着国人的精神密码，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把文明流传下去。杜兴说：“古籍在当代的作用可能不算突出，但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脉络中看，古籍的价值不言自明。”他希望，借助纪录片，人们可以唤醒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不只是简单地谈论一些文化符号。
杜兴说，纪录片成片时还是留下了遗憾。很多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正在为保护古籍努力，“有人专门养虫，以研究解决虫蛀的问题;也有人用试剂来测试纸张，通过调整环境参数，来判断书籍的存放问题”。但碍于体量及主题，他没能将这些素材剪辑进去。杜兴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了解和关注古籍修复师，“因为他们是一群很酷的人”。
纪录片《古书复活记》是这一热潮的延续。这次的主角不是故宫文物，而是一本本有待修复的古籍。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实在是我们太熟悉的话，但纸页做成的书籍尤为脆弱。时间让它们价值倍增，也让它们更加需要小心地维护。让我们走进古籍修复师的日常，看看他们是如何“复活”那些沉睡多年的古籍。
古籍蕴藏着国人的精神密码。尘封已久的古籍在修复师手中“复活”，就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正在将文明完整地交给未来。
程兴的职业有些冷门，以至于她工作多年，家里人都不清楚她到底做的是什么职业。母亲只知道自己的女儿有一项谋生的手艺，每天都在与泛黄、破损的书籍打交道。程兴工作数年、有了一定成果后，母亲才慢慢了解到，原来女儿的职业叫古籍修复师。
2020年，央视播出了一部与程兴的职业有关的纪录片，名为《古书复活记》。导演杜兴把镜头对准这个群体，因为他本人是个爱书之人，对书籍的装帧和保护问题一直很感兴趣。
让杜兴决定拍修书人的契机，是他在成都旧书市场见证过一次古籍修复。那次经历，给了他很大触动。杜兴对这个职业越发好奇，于是，他带领团队，走入古籍修复师的世界。杜兴想在记录修复师工作和生活状态的同时，也为观众开启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大门。
程兴现在有一间工作室，她的身份，准确来说，是民间古籍修复师。与之相对的是国家单位内有编制的同行。程兴更多承接的是商业性项目，而同行们考量更多的则是文献价值。
“从事这个行业的好处是不会失业。”程兴说。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5000多万册，其中有很多是待修复的。所以，古籍修复师从来都不缺工作项目，更不用说像程兴这样有近20年修复生涯的从业者了。程兴说，她手头的工作已经排到3年之后。
现在的她，完全没有节假日，早上8点开始工作，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就算是这样，时间还是不够用。
程兴走上这条路，纯属偶然。她大学读工艺美术，和古籍的关联性并不强。她日后成为古籍修复师，源于一位老师的影响。
那位老师是个文物爱好者，收藏了不少古籍。抱着保护古籍的心态，他在学校成立了一个修复中心，挑选了一批心灵手巧的学生展开教学。这批学生当中，就有程兴。程兴对修书乐在其中，于是，2002年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做一名专职古籍修复者。
程兴加入那位老师成立的修复公司，开始为国家文物局、国家图书馆修复古籍。起初，程兴得心应手，每修好一部书，她都会开心一阵子。但做到第七年的时候，程兴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她隐约感觉到，自己陷入了瓶颈期。
在技巧方面，程兴似乎已经找不到可以提升的部分了;而在收入上，程兴当时的工资待遇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程兴说：“每次回家和父母聊到工资，都会谎报一个数额，这当中的苦也只有自己明白。”
程兴数次想放弃这份工作，却又割舍不下，“毕竟学了这么长时间，说没有感情，那肯定是假的”。
她尝试调整心态，不再将修书作为一项职业对待。她把书视为家人，而修书，就是料理家事。当某一页书页没能如预期般修好，程兴晚上会失眠，第二天一早起来，赶紧设计新的方案。程兴的初衷很简单：让书变得更好。在那之后，她的业务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在程興看来，修古籍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做，只要细心一些，但真正想做好，还是需要一些超出常人的素质的。”程兴认为，从事这份职业的先决条件是“静下心，坐得住”。
除了耐得住寂寞，古籍修复师还要有十足的责任心。从业以来，程兴接手过不少被“修坏了”的古籍。每次见到那些受到“二次损坏”的古籍，她都很痛心。程兴说：“古书的损坏有很多种类型，并不是按照统一的标准就能实现修复的。可有些人不在意，只是僵硬地完成这项工作。与其这样缺乏责任，那不如不修。”
2014年，程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与之前只需专注修书相比，程兴还得学会和各类客户沟通具体的需求。以往她鲜有此类交流，因此她有些忧虑，担心自己达不到市面上的要求。但事实证明，程兴多虑了。她成熟的古籍修复经验，让业内人士对她充分信任和尊重。珍视古籍的藏书人、拍卖机构都会放心地把书交给程兴，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细心又有审美的修书人会呈现古籍最美妙的状态。
修复成果出众，外界对程兴的鼓励也就纷至沓来。有老先生说程兴“为书籍续命，功德无量”;也有人像褒奖医生一样，说她在修书上“妙手回春”。这些反馈，让程兴觉得更有动力了。
当然，于程兴而言，把书修好，才是她成就感最重要的来源。前几年，程兴会在微博上分享自己修好的古籍的照片。那些酸化、被虫蛀咬、有水印霉斑的古书，她总能找到办法让它们“复活”。她印象最深的一套书，是她刚成立工作室时接的，那套书的书页上有上千个虫洞，“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一定会害怕”，修复难度相当高。
程兴凭过往的经验，重新选材、配纸，最终把古书修复。客户很满意，因为书的价值被大大提升了。程兴也很欣喜，到交付的时候，她甚至有点儿舍不得归还那套书。
程兴说，那段时间，她每天都会把那些古书拿出来多看几眼，因为那是属于她的作品。换了新颜的古籍不断提醒着程兴，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是有意义的。
如今的程兴，修书之余，会和专家交流关于古籍修复的理念;同时也会看一些文章，试图从前人的修书经历中汲取更丰富的经验。程兴说，在技术层面，其实她现在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但在古籍修复师的人才储备上，她有些隐忧。
每当工作负荷过大，想招人扩充团队时，程兴都会感觉无力。这个行业里年轻人的基数很小，想招到一个合适的人，“要碰运气”。
程兴很清楚，这份工作薪水不高、强度大，很少有人愿意投身于此。程兴希望，以后这种状况能有所改观。而目前她所能做的，就是一本本地修复古籍。 程兴说，在传承文化上，她只能尽这些微薄之力了。在与每一本古书共处的时候，她感觉自己“漫长的人生没有被虚度”。
杜兴觉得，古籍修复行业总体趋势是向好的。杜兴在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班接触到了很多来此学习的人，其中有希望从事这个行业的学生，也有纯粹基于个人兴趣的爱好者。杜兴说：“在这个时代，选择古籍修复作为职业，其实是件很难得的事。但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
不过，调研时，杜兴也发现，这的确是一份稍显枯燥的工作，它要求从业者有极强的毅力。
拍片间隙，杜兴和古籍修复师胡玉清的一次聊天让他深受触动。胡玉清是世界上修复敦煌遗书最多的人，修复数量约两千本;同时，她也是业内公認的“修得最好的人”。
杜兴问胡玉清：修复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已经退休的胡玉清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次，她早上8点上班，进到工作室，准备工作。但那天家里有一些事情，心怎么都静不下来，她去外面走了一会儿，把情绪处理得差不多了，才回去工作。
胡玉清举的例子，并非个例。每个古籍修复师都是如此，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心中不容许有一丝杂念。修复不单单是对技巧的考验，更是对心性的磨砺。当然，在日复一日的工作里，修复师会有很多收获。胡玉清告诉杜兴，每天跟古籍打交道，时间长了，就能体会到文化的底蕴，那是对生命的一种滋养。
开拍前，杜兴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多家图书馆。在调研的过程中，杜兴意识到，古籍修复并不仅仅是一个拼合和补足的工艺，还需要掌握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原理。
所以，在拍素材时，杜兴会补充相关的内容。譬如在第一集《古籍医生》中，他就呈现了分析纸张纤维的片段。他想告诉观众，修复古籍，不只是我们印象中的那样。
跟拍一段时间后，杜兴有了新的认知。古籍修复后，老师傅们小心翼翼地翻动书页，嘴里发出“美极了”的赞叹。作为一个外行人，杜兴听不懂他们所讲的术语，也无法知悉其中的门道，但从这群人身上，杜兴看见了艺术家的风范。
杜兴觉得，修复古籍这件事，从表象上解读，是一门技艺;深入地看，它有着科学依据;再经过沉淀与发展，它完全可以进入艺术的境界。杜兴说：“感觉那些先生已经实现物我一体了。”
除了对古书进行修复，修复师们还会使用一些高科技手段来延长古籍的寿命。现有的方式，一种是做成幻灯片，另一种是数字化。但深耕多年的老师傅们仍倾向于用最好的工艺保护原本。
他们说，幻灯片有保存年限，数字化又依赖电源，想真正传承优秀文化，还是要靠最基本的手段。杜兴说：“书本在心理层面给予人们的安全感，是无可比拟的。”
在杜兴心中，保护好这些信息的载体，也就等同于守住了我们的文化基因。古籍蕴含着国人的精神密码，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把文明流传下去。杜兴说：“古籍在当代的作用可能不算突出，但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脉络中看，古籍的价值不言自明。”他希望，借助纪录片，人们可以唤醒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不只是简单地谈论一些文化符号。
杜兴说，纪录片成片时还是留下了遗憾。很多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正在为保护古籍努力，“有人专门养虫，以研究解决虫蛀的问题;也有人用试剂来测试纸张，通过调整环境参数，来判断书籍的存放问题”。但碍于体量及主题，他没能将这些素材剪辑进去。杜兴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了解和关注古籍修复师，“因为他们是一群很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