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剪灯余话》是明代初期李昌祺继《剪灯新话》之后创作的一部文言短篇传奇小说集，作者把自己的怀抱、才情和责任倾注于小说之中，因此表现出独特的创作思想，这既有豁怀抱宣郁闷的忧愤之心，又有力图超越《剪灯新话》的炫才之心，还有为弥补《剪灯新话》之不足而敦促人伦以广教化的良苦用心。
关键词：李昌祺 《剪灯余话》 创作思想 《剪灯新话》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剪灯余话》（以下简称《余话》）是明代初期李昌祺创作的一部文言小说集，与较早出现的瞿佑的《剪灯新话》（以下简称《新话》）一起被视为明初文言小说的代表作，在文言小说史上具有较重要的地位。《余话》无论在题材、篇幅、篇数等方面均与《新话》相似，李昌祺在自序中也承认了对《新话》的模仿，但小说的客观效果却与其不尽相同。如果说《新话》注重的是情的张扬以及故事的新奇性的话，那么《余话》则是在继承新奇性的同时更加注重作品的伦理教化以及个人怀抱的抒发，因此从中可以窥见作者独特的创作思想。
一 豁怀抱，宣郁闷的忧愤之心
李祯，字昌祺，庐陵人，弱冠之时就已经文誉蔚起，于永乐二年考中进士。为人方正刚直，曾身为封疆大吏，却因事在七年之内先后两次被贬至长干寺和房山，这对于曾经深受朝廷重用的李昌祺打击很大，愤懑、忧伤的心绪难以排遣，因此借小说以抒其内心之不平。如同司马迁所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也如韩愈所说的“不平则鸣”一样，被贬官的李昌祺在小说中表达了文人命运的悲惨以及现实社会的不公，并把这一思想投射在作品里，因此，通过对作品以及李昌祺好友们在序言中评价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创作思想。
古人作史需具备才、学、识，而李昌祺身备三者之长，并深谙圣贤之学，因此将自己所遇所感以游戏的方式形诸于文字，进而来宣泄其久积心头之愤懑。针对这一思想，李昌祺同年好友刘敬对其进行了肯定，并认为此书乃是有感而作，他感叹于李昌祺的“微眚于役”，并将其和琵琶女、至正老妓的凄惨遭遇相比，这里既有对李昌祺人生际遇的同情，同时也揭示出了李昌祺两次遭贬不平则鸣的创作心态。而在小说中，李昌祺通过文士在天上、人世、阴间三个层面的不同遭遇来表达自己郁闷的心情以及对现实的不满。如《听经猿记》写的是灵异幻化之事，其中渗透了作者对人世苦难的揭示。文中主人公袁逊，虽有志于功名，但却穷困潦倒至家破人亡的地步，这对于一心入仕的文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满心的功名热忱，遇到的是暮年昏惑的皇帝，委曲求全换来了边远小官，却导致了亲人的全部死亡。于是，对现实社会失去信心的袁逊不得不“问道参禅，谈空空于释部”，以此来消解怀才不遇的愤懑，同时袁逊的个人遭遇也对当时社会的用人制度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如《泰山御史传》的书生宋 ，俊伟有学，在人世不得重用，却在阴间得到赏识。后数年，遇到阳世旧友儒者秦轸，说起阴间用人制度是“用人不苟”。一句话道出了阴阳两世用人制度的差别，也道出了宋 士不遇的无奈感慨，同时也对现实社会的用人制度提出了批评。再如，《洞天花烛记》的穷秀才文信美，受到天上华阳丈人邀请为其即将出嫁的女儿写撒帐文，之后赏赐颇丰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有才的文人在人间不得重用却在天上得到赏识，这对于现实社会的用人制度是一种尖锐的讽刺。在《青城舞剑录》中作者则对功臣谋士的命运和出路进行了探讨，作者反思了功臣谋士的未来出路，强调只有急流勇退才能保全生命，实际上也是对文人命运的难测表示担心。李昌祺在作品中通过文士种种坎坷的境遇来表达自己被贬后的郁闷心情，有惺惺相惜之感，并且作者在《余话》自序中肯定了这一创作意图。作者自述七年间之间曾两涉忧患，一次是永乐十年坐事谪役至长干寺（今南京报恩寺），一次是永乐十七年被贬至房山。这使满腔热忱一心为国的李昌祺遭到重大打击，愤懑忧伤之情难以消解，于是把谪官之痛以及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投诸笔端，犹如疾痛之不免于呻吟耳，写成了《剪灯余话》，以豁其怀抱，宣其郁闷。
当然，在小说中我们除了能感受到作者曲笔而为的愤懑心情之外，还能看到作者力图超越《新话》的炫才意识。作为一部模拟之作，如果单纯停留在模仿层面而没有自己的创新，只能是昙花一现。因此，李昌祺在作品中极力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构思新奇的故事情节，并在小说中大肆炫耀自己的诗词才华，力图超越《新話》。
二 虽为模仿，志在超越的炫才之心
李昌祺并没有回避《余话》是《新话》的模拟之作，这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新话》在当时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评价而且读者甚多。如果自己不能推陈出新，那么终将淹没在《新话》的光环之中。李昌祺在自序中谈到创作的缘起，是在被贬至房山时期，看到了钱塘瞿佑的《剪灯新话》，被其新奇的故事和美妙的文字所吸引，虽然自己目前境遇堪忧，但毕竟也曾是满腹才华的当朝进士，出于对《新话》的热爱以及自信的创作才能，利用闲暇时间搜集旧事轶闻撰写成了《剪灯余话》，仍取《还魂记》续于篇末。
但是李昌祺并没有停留在题材、篇幅、情节等方面的简单模拟，他继承《新话》“奇”的特点并驰骋自己的想象，常常采取时空错位的方法来构造新奇的故事情节，这也是其超越《新话》的一个努力。《长安夜行录》是《余话》中经典的翻案文章，作者揭示出了饼师是迫于强权的压迫而做出的无奈选择，并非是因为爱财而拱手把妻子让给宁王。作者构思的巧妙之处在于采用时空穿越的办法，让背负了七百年不贞罪名的唐代饼妇的鬼魂与明代书生巫马期仁相遇，陈述了七百年来自己所受的不白之冤，并恳求巫马期仁为其辩白于世。如何对已经流传七百余年的定型故事进行翻案，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让受到冤屈的饼妇鬼魂以当事人的角度站出来倾诉系列秘事以证当年所受不白之冤：一是《本事诗》记载饼妇在宁王府的时间有误，应是一个月而并非一年；二是并非宁王召饼师前来与妻子相见使之团圆而出，而是饼妇求死而得出；三是宁王最终由于无奈，是斥责她而让她回家的。巫马期仁敬佩她的人品，为其写文章来辨白此事，证其清白，以励风俗。那么该篇构思的新奇之处在于，作者让跨越七百年时空的鬼魂作为当事人亲自诉说自己所受的不白之冤，并列举系列事件以驳世人所言不实，为自己翻案，这样要比作者站在旁观者或者历史学家的角度去搜集证据、撰写文章为饼妇辨别冤屈要新奇很多。再如，《田洙遇薛涛联句》一文构思颇为新奇，作者采用时空错位的方法让洪武年间的书生田洙与唐代名妓薛涛的鬼魂相遇，二人惺惺相惜，极尽恩爱，在良辰美景、才子佳人的浪漫氛围中尽情展示他们的诗学才华，尽显文人雅趣，有润物无声之美，其实这正是李昌祺炫耀诗才的一个最好表现。 李昌祺之所以敢于在小说中使用大量的诗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文学才华充满信心，并深谙作诗之道，小说中无论用诗词来叙事还是抒情都与正文相得益彰，表现出不凡的诗词才华，正因如此其小说被称之为“诗文小说”。诗词在小说中的大量运用，并非偶然之作而是有意为之，一方面是受到前代示范的影响，从唐宋传奇到《剪灯新话》都给了李昌祺创作的勇气；一方面诗词的运用的确能提升小说的地位，而且有助于渲染环境、塑造形象，提高小说的整体品味，使小说兼备小说和诗歌之美，因此李昌祺借助书生、名士、名妓之口吟咏出大量诗词，以游戏的方式来炫耀自己之才学。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字数量上诗词比重较大。在《余话》中，“全书60827字，掺入的诗文有17424字，约占30%，书中的诗词共有206首，集中起来倒自可成一部诗集，全书篇幅与之相当的《剪灯新话》中，插入的诗词只有70首。”另外，二十一篇作品中有三篇小说诗文比例超过50%，诗词比例超过30%的作品也有十篇之多，而且除了《何思明游酆都录》一篇外，其余的诗文篇幅比例全都超过10%，诗词总数是《新话》的一倍，这是作者有意而为，也是为超越《新话》以诗词炫才的一种努力。而另一方面则是在形式上杂用了各种诗歌形式。如在《田洙遇薛涛联句》就用了你一句，我一句，连缀成篇的“联句诗”。例如，《月夜联句》：“庭月如铺练（薛涛），池星似撒棋（田洙）。天空河影澹（薛涛），节换斗杓移（田洙）。”有正读反读都成诗的“回文诗”，如《田洙遇薛涛联句》中的一首正读：“天冻雨寒朝闭户，雪飞风冷夜关城。鲜红炭火围炉暖，浅碧茶瓯注茗清。”反读：“清茗注瓯茶碧浅，暖炉围火炭鲜红。城关夜冷风飞雪，户闭朝寒雨冻天。”还有表现其博采众家之名句的“集句诗”、诗句中暗含答案的“隐谜诗”、《洞天花烛记》中出现民歌形式的撒帐歌等。可以说，作者在小说中极尽诗歌形式变化之能事并且运用自如，不仅增添了文章的华美，而且也符合文人的审美情趣，一举两得。一方面诗词的恰当运用，有助于营造气氛，渲染环境，与正文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立体塑造人物形象，展现人物的才华及品味，从而让读者能够看到家世、衣着掩盖下的人物形象的精神面貌，更符合文人的审美情趣。
值得一提的是，李昌祺除了把炫耀诗才当作是超越瞿佑的一种手段之外，还看到了《新话》“风教少关”的不足，于是在《余话》中努力提倡人伦节义，表现出强烈的风教意识，这也是其超越《新话》的创新之处。
三 敦人伦，尚节义的教化之心
明初思想文化控制日趋强化，程朱理学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依据，“文道合一”重被提倡。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作为进士出身的李昌祺虽被贬官，但并没有放弃维护传统道德、教化大众的责任，他看到了《新话》注重情的张扬却无关于世俗教化，因此在小说里努力提倡人伦节义，采用文以载道的方式来敦促人们向善，表现出了文人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这相对于《新话》来说是一个创新之处，也是《余话》最重要的创作思想。而他的好友们对这一创作思想也都给予了肯定。
张光启在《余话》序言里揭示出了李昌祺为补《新话》“风教少关”之不足而敦尚人伦节义的创新之处，并认为李昌祺所写之善事可以给人鼓舞，所写之恶事可以让人们警戒，因此必定会有补于世教。好友刘敬也在序言里说：“于以美善，于以刺恶；或凛若斧钺，或褒若华衮；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佚志；省之者足以兴，闻之者足以戒，斯岂傅岩之近词，实乃薇垣之佳制也。”在这里，刘敬指出了《余话》美善刺恶的现实意义，指出了其社会价值在于反映现实，揭露現实，进而引起人们的反思，达到伦理教化的目的。如《长安夜行录》中的饼师之妻，再三恳请巫马期仁为其撰文鸣冤，以证自己并未失贞于宁王之清白；如《月夜弹琴记》中的谭节妇，城陷之后义不受辱，痛骂元兵，舍生守节；如《鸾鸾传》中的鸾鸾，丈夫柳颖被人杀死，鸾鸾火葬丈夫之后自己也投入火中，舍生取义；如《连理树记》中的贾蓬莱，丈夫被强盗杀死之后为保贞节而自刎于丈夫墓旁；再如，《何思明游酆都录》中，何思明本不信佛老，于是被阴司抓去强行阅狱，使他看到了世间作恶之人在地狱受到的种种酷刑，从而使其折服，并接受了阴司的教诲，此后做人做事极为廉洁。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通过何思明眼中所见的种种酷刑，不仅对地狱中遭受刑法之人的不义行为予以揭露，而且给现世不义之人以严厉的威慑，警醒人们要做善事，否则死后下地狱也不会逃脱严酷的惩罚，因此说该篇有强烈的现实教育意义和警醒意义，也体现出了作者敦人伦尚节义的教化之心。
总之，作为进士出身的朝廷要员李昌祺，虽然七年之间两涉忧患，但是他在宣泄自己郁闷心情的同时也看到了《新话》风情有余而风教不足，于是搜寻神异希奇之事，把自己的怀抱、才情还有责任都倾注到小说当中，借助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来宣扬自己“敦人伦，促教化”的良苦用心，进而达到劝诫世人、改良世风的教化目的。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 瞿佑，周楞伽校注：《剪灯新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简介：王井辉，男，1976—，黑龙江安达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关键词：李昌祺 《剪灯余话》 创作思想 《剪灯新话》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剪灯余话》（以下简称《余话》）是明代初期李昌祺创作的一部文言小说集，与较早出现的瞿佑的《剪灯新话》（以下简称《新话》）一起被视为明初文言小说的代表作，在文言小说史上具有较重要的地位。《余话》无论在题材、篇幅、篇数等方面均与《新话》相似，李昌祺在自序中也承认了对《新话》的模仿，但小说的客观效果却与其不尽相同。如果说《新话》注重的是情的张扬以及故事的新奇性的话，那么《余话》则是在继承新奇性的同时更加注重作品的伦理教化以及个人怀抱的抒发，因此从中可以窥见作者独特的创作思想。
一 豁怀抱，宣郁闷的忧愤之心
李祯，字昌祺，庐陵人，弱冠之时就已经文誉蔚起，于永乐二年考中进士。为人方正刚直，曾身为封疆大吏，却因事在七年之内先后两次被贬至长干寺和房山，这对于曾经深受朝廷重用的李昌祺打击很大，愤懑、忧伤的心绪难以排遣，因此借小说以抒其内心之不平。如同司马迁所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也如韩愈所说的“不平则鸣”一样，被贬官的李昌祺在小说中表达了文人命运的悲惨以及现实社会的不公，并把这一思想投射在作品里，因此，通过对作品以及李昌祺好友们在序言中评价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创作思想。
古人作史需具备才、学、识，而李昌祺身备三者之长，并深谙圣贤之学，因此将自己所遇所感以游戏的方式形诸于文字，进而来宣泄其久积心头之愤懑。针对这一思想，李昌祺同年好友刘敬对其进行了肯定，并认为此书乃是有感而作，他感叹于李昌祺的“微眚于役”，并将其和琵琶女、至正老妓的凄惨遭遇相比，这里既有对李昌祺人生际遇的同情，同时也揭示出了李昌祺两次遭贬不平则鸣的创作心态。而在小说中，李昌祺通过文士在天上、人世、阴间三个层面的不同遭遇来表达自己郁闷的心情以及对现实的不满。如《听经猿记》写的是灵异幻化之事，其中渗透了作者对人世苦难的揭示。文中主人公袁逊，虽有志于功名，但却穷困潦倒至家破人亡的地步，这对于一心入仕的文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满心的功名热忱，遇到的是暮年昏惑的皇帝，委曲求全换来了边远小官，却导致了亲人的全部死亡。于是，对现实社会失去信心的袁逊不得不“问道参禅，谈空空于释部”，以此来消解怀才不遇的愤懑，同时袁逊的个人遭遇也对当时社会的用人制度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如《泰山御史传》的书生宋 ，俊伟有学，在人世不得重用，却在阴间得到赏识。后数年，遇到阳世旧友儒者秦轸，说起阴间用人制度是“用人不苟”。一句话道出了阴阳两世用人制度的差别，也道出了宋 士不遇的无奈感慨，同时也对现实社会的用人制度提出了批评。再如，《洞天花烛记》的穷秀才文信美，受到天上华阳丈人邀请为其即将出嫁的女儿写撒帐文，之后赏赐颇丰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有才的文人在人间不得重用却在天上得到赏识，这对于现实社会的用人制度是一种尖锐的讽刺。在《青城舞剑录》中作者则对功臣谋士的命运和出路进行了探讨，作者反思了功臣谋士的未来出路，强调只有急流勇退才能保全生命，实际上也是对文人命运的难测表示担心。李昌祺在作品中通过文士种种坎坷的境遇来表达自己被贬后的郁闷心情，有惺惺相惜之感，并且作者在《余话》自序中肯定了这一创作意图。作者自述七年间之间曾两涉忧患，一次是永乐十年坐事谪役至长干寺（今南京报恩寺），一次是永乐十七年被贬至房山。这使满腔热忱一心为国的李昌祺遭到重大打击，愤懑忧伤之情难以消解，于是把谪官之痛以及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投诸笔端，犹如疾痛之不免于呻吟耳，写成了《剪灯余话》，以豁其怀抱，宣其郁闷。
当然，在小说中我们除了能感受到作者曲笔而为的愤懑心情之外，还能看到作者力图超越《新话》的炫才意识。作为一部模拟之作，如果单纯停留在模仿层面而没有自己的创新，只能是昙花一现。因此，李昌祺在作品中极力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构思新奇的故事情节，并在小说中大肆炫耀自己的诗词才华，力图超越《新話》。
二 虽为模仿，志在超越的炫才之心
李昌祺并没有回避《余话》是《新话》的模拟之作，这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新话》在当时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评价而且读者甚多。如果自己不能推陈出新，那么终将淹没在《新话》的光环之中。李昌祺在自序中谈到创作的缘起，是在被贬至房山时期，看到了钱塘瞿佑的《剪灯新话》，被其新奇的故事和美妙的文字所吸引，虽然自己目前境遇堪忧，但毕竟也曾是满腹才华的当朝进士，出于对《新话》的热爱以及自信的创作才能，利用闲暇时间搜集旧事轶闻撰写成了《剪灯余话》，仍取《还魂记》续于篇末。
但是李昌祺并没有停留在题材、篇幅、情节等方面的简单模拟，他继承《新话》“奇”的特点并驰骋自己的想象，常常采取时空错位的方法来构造新奇的故事情节，这也是其超越《新话》的一个努力。《长安夜行录》是《余话》中经典的翻案文章，作者揭示出了饼师是迫于强权的压迫而做出的无奈选择，并非是因为爱财而拱手把妻子让给宁王。作者构思的巧妙之处在于采用时空穿越的办法，让背负了七百年不贞罪名的唐代饼妇的鬼魂与明代书生巫马期仁相遇，陈述了七百年来自己所受的不白之冤，并恳求巫马期仁为其辩白于世。如何对已经流传七百余年的定型故事进行翻案，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让受到冤屈的饼妇鬼魂以当事人的角度站出来倾诉系列秘事以证当年所受不白之冤：一是《本事诗》记载饼妇在宁王府的时间有误，应是一个月而并非一年；二是并非宁王召饼师前来与妻子相见使之团圆而出，而是饼妇求死而得出；三是宁王最终由于无奈，是斥责她而让她回家的。巫马期仁敬佩她的人品，为其写文章来辨白此事，证其清白，以励风俗。那么该篇构思的新奇之处在于，作者让跨越七百年时空的鬼魂作为当事人亲自诉说自己所受的不白之冤，并列举系列事件以驳世人所言不实，为自己翻案，这样要比作者站在旁观者或者历史学家的角度去搜集证据、撰写文章为饼妇辨别冤屈要新奇很多。再如，《田洙遇薛涛联句》一文构思颇为新奇，作者采用时空错位的方法让洪武年间的书生田洙与唐代名妓薛涛的鬼魂相遇，二人惺惺相惜，极尽恩爱，在良辰美景、才子佳人的浪漫氛围中尽情展示他们的诗学才华，尽显文人雅趣，有润物无声之美，其实这正是李昌祺炫耀诗才的一个最好表现。 李昌祺之所以敢于在小说中使用大量的诗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文学才华充满信心，并深谙作诗之道，小说中无论用诗词来叙事还是抒情都与正文相得益彰，表现出不凡的诗词才华，正因如此其小说被称之为“诗文小说”。诗词在小说中的大量运用，并非偶然之作而是有意为之，一方面是受到前代示范的影响，从唐宋传奇到《剪灯新话》都给了李昌祺创作的勇气；一方面诗词的运用的确能提升小说的地位，而且有助于渲染环境、塑造形象，提高小说的整体品味，使小说兼备小说和诗歌之美，因此李昌祺借助书生、名士、名妓之口吟咏出大量诗词，以游戏的方式来炫耀自己之才学。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字数量上诗词比重较大。在《余话》中，“全书60827字，掺入的诗文有17424字，约占30%，书中的诗词共有206首，集中起来倒自可成一部诗集，全书篇幅与之相当的《剪灯新话》中，插入的诗词只有70首。”另外，二十一篇作品中有三篇小说诗文比例超过50%，诗词比例超过30%的作品也有十篇之多，而且除了《何思明游酆都录》一篇外，其余的诗文篇幅比例全都超过10%，诗词总数是《新话》的一倍，这是作者有意而为，也是为超越《新话》以诗词炫才的一种努力。而另一方面则是在形式上杂用了各种诗歌形式。如在《田洙遇薛涛联句》就用了你一句，我一句，连缀成篇的“联句诗”。例如，《月夜联句》：“庭月如铺练（薛涛），池星似撒棋（田洙）。天空河影澹（薛涛），节换斗杓移（田洙）。”有正读反读都成诗的“回文诗”，如《田洙遇薛涛联句》中的一首正读：“天冻雨寒朝闭户，雪飞风冷夜关城。鲜红炭火围炉暖，浅碧茶瓯注茗清。”反读：“清茗注瓯茶碧浅，暖炉围火炭鲜红。城关夜冷风飞雪，户闭朝寒雨冻天。”还有表现其博采众家之名句的“集句诗”、诗句中暗含答案的“隐谜诗”、《洞天花烛记》中出现民歌形式的撒帐歌等。可以说，作者在小说中极尽诗歌形式变化之能事并且运用自如，不仅增添了文章的华美，而且也符合文人的审美情趣，一举两得。一方面诗词的恰当运用，有助于营造气氛，渲染环境，与正文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立体塑造人物形象，展现人物的才华及品味，从而让读者能够看到家世、衣着掩盖下的人物形象的精神面貌，更符合文人的审美情趣。
值得一提的是，李昌祺除了把炫耀诗才当作是超越瞿佑的一种手段之外，还看到了《新话》“风教少关”的不足，于是在《余话》中努力提倡人伦节义，表现出强烈的风教意识，这也是其超越《新话》的创新之处。
三 敦人伦，尚节义的教化之心
明初思想文化控制日趋强化，程朱理学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依据，“文道合一”重被提倡。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作为进士出身的李昌祺虽被贬官，但并没有放弃维护传统道德、教化大众的责任，他看到了《新话》注重情的张扬却无关于世俗教化，因此在小说里努力提倡人伦节义，采用文以载道的方式来敦促人们向善，表现出了文人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这相对于《新话》来说是一个创新之处，也是《余话》最重要的创作思想。而他的好友们对这一创作思想也都给予了肯定。
张光启在《余话》序言里揭示出了李昌祺为补《新话》“风教少关”之不足而敦尚人伦节义的创新之处，并认为李昌祺所写之善事可以给人鼓舞，所写之恶事可以让人们警戒，因此必定会有补于世教。好友刘敬也在序言里说：“于以美善，于以刺恶；或凛若斧钺，或褒若华衮；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佚志；省之者足以兴，闻之者足以戒，斯岂傅岩之近词，实乃薇垣之佳制也。”在这里，刘敬指出了《余话》美善刺恶的现实意义，指出了其社会价值在于反映现实，揭露現实，进而引起人们的反思，达到伦理教化的目的。如《长安夜行录》中的饼师之妻，再三恳请巫马期仁为其撰文鸣冤，以证自己并未失贞于宁王之清白；如《月夜弹琴记》中的谭节妇，城陷之后义不受辱，痛骂元兵，舍生守节；如《鸾鸾传》中的鸾鸾，丈夫柳颖被人杀死，鸾鸾火葬丈夫之后自己也投入火中，舍生取义；如《连理树记》中的贾蓬莱，丈夫被强盗杀死之后为保贞节而自刎于丈夫墓旁；再如，《何思明游酆都录》中，何思明本不信佛老，于是被阴司抓去强行阅狱，使他看到了世间作恶之人在地狱受到的种种酷刑，从而使其折服，并接受了阴司的教诲，此后做人做事极为廉洁。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通过何思明眼中所见的种种酷刑，不仅对地狱中遭受刑法之人的不义行为予以揭露，而且给现世不义之人以严厉的威慑，警醒人们要做善事，否则死后下地狱也不会逃脱严酷的惩罚，因此说该篇有强烈的现实教育意义和警醒意义，也体现出了作者敦人伦尚节义的教化之心。
总之，作为进士出身的朝廷要员李昌祺，虽然七年之间两涉忧患，但是他在宣泄自己郁闷心情的同时也看到了《新话》风情有余而风教不足，于是搜寻神异希奇之事，把自己的怀抱、才情还有责任都倾注到小说当中，借助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来宣扬自己“敦人伦，促教化”的良苦用心，进而达到劝诫世人、改良世风的教化目的。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 瞿佑，周楞伽校注：《剪灯新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简介：王井辉，男，1976—，黑龙江安达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