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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9—1924年，杜威等五位外国名哲来华讲学，实为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讲学在促进思想深化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第一，对当时中国兴起的反省现代性的思潮起到了助力的作用，更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拓展了中国思想界的维度空间，扩充了二者內部的张力。第二，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可以最终走向“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也与其在思想层面上的蜕变是离不开的，它明显地刻上了名哲，尤其是杜威和罗素来华讲学的烙印。至于泰戈尔讲学受到了中共的抵制，罗素和杜威受到了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将自己的观点和学说进行修正，则体现了中国思想界与名哲讲学之间的互动。
[关键词]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 外国名哲来华讲学 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8-0099-01
五四前后，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处在激烈碰撞的重要时刻，不同的思想分歧和政治派别的客观存在，使得国人对于名哲的讲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于各取所需。所以，由此出现的思想争论和分歧，甚至于猜疑，也都成为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不过，这些都改变不了的事实是外国名哲的确为中国先进思想界共同的贵宾。不单是这样，更重要的是，在它蜕变的过程中，彰显出来的中国思想界的变动和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之间的内在的深刻联系，是不能被忽视的。
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不但转变演进成为了改造社会的运动，并且最终服膺社会主义的“以俄为师”，它在思想领域里的蜕变过程，不仅深度地体现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而且也自觉刻上了外国名哲们，特别是杜威和罗素讲学的鲜明烙印。起初就体现在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们（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对于认知领域的理性探索的过程。中国思想界和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中最值得重视的那部分，也正是在于和这一过程的融会贯通，无论是否为其自觉的行为，都在客观事实上助长了这一趋势的形成。而在这其中较大的方面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类：
第一，从认知观念上来说，促使了人们自觉地将过去对于“文化运动”所进行的推动转变为如今对“社会运动”的推动。
第二，外国名哲来华的讲学中关于对现代性思潮的反省等内容，给李大钊等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必备的思想基础。
第三，罗素针对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给出的一些建议与提出的思考，坚定了有识之士们选择进一步走“以俄为师”道路的信念。
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内部分裂，导致中国思想界分化形成了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人物的马克思主义、以胡适为代表人物的自由主义以及以梁启超为代表人物的三大主义各自鼎立的局势。而在1922年通过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决议的最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建立“思想革命联合战线”的主张，从而在思想战线方面归趋了时代潮流，这对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和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外国名哲的讲学影响了很多方面，包括了对与之相关的诗歌、教育、哲学等各个领域的影响在内。不过它对于近代中国历史产生的最深远的影响，还是莫过于对思想界造成的大震动。具体来说，主要有：
第一，外国名哲在全国范围内的讲学，有力地营造了进一步追求新知的社会氛围，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开放，由此增强了新文化运动对国人的影响力。又因为组织者能够精心地安排，使得外国名哲可以通过出版报刊杂志、诗集、发行论文集、创办讲坛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使得讲学的整体效应被成功地发挥到了极致。除此之外，各省最高当局也对外国名哲来华讲学十分重视，都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这也有助于极大地提升它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外国名哲讲学和中国思想界之间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名哲讲学在助益了中国思想界的裂变与分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国人思想的日益深化，在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方面，以及其最终归于“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方面，都刻上了自己的烙印。而罗素之所以可以超越自我，对于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其前后思想之巨变，也明显得益于自身对中国思想界新鲜活力的积极采纳与吸收。
第三，名哲讲学在西学东渐史上的意义。欧美学者中如罗素和杜威，印度学者中如泰戈尔，都拥有着重大的国际影响力，他们能够现身说法，先后集中来华讲学，将自己所处的社会现状以及现代思潮的变动，讲述与国人，更是针对中国社会的问题与改造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建议；这些对于思想封闭的大多数国人而言，不单只是领略到了“眼见为实”，而且享受到别具一格的魅力。更重要的是，从而进一步地理解了西方学术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的差异，并且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国人逐渐体会到了独立选择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西学东渐的历史上，五四后期中国思想界归于更为理性的发展方向，同样显而易见地得益于外国名哲的来华讲学。
五四前后的这段时期，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外国名哲的来华讲学能够在重要领域为其注入新鲜的活力，使得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得到了极大的有益的促进。或许这些并不为外国名哲们所知晓，但是中国的近代历史却记住了它。
【参考文献】
[1]郑师渠.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J].近代史研究，2005（05）.
[2]郑师渠.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J].历史研究，2008（01）：82-106.
[3]郑师渠.五四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J].历史研究，2008（01）.
责任编辑：彭海多
[关键词]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 外国名哲来华讲学 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8-0099-01
五四前后，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处在激烈碰撞的重要时刻，不同的思想分歧和政治派别的客观存在，使得国人对于名哲的讲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于各取所需。所以，由此出现的思想争论和分歧，甚至于猜疑，也都成为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不过，这些都改变不了的事实是外国名哲的确为中国先进思想界共同的贵宾。不单是这样，更重要的是，在它蜕变的过程中，彰显出来的中国思想界的变动和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之间的内在的深刻联系，是不能被忽视的。
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不但转变演进成为了改造社会的运动，并且最终服膺社会主义的“以俄为师”，它在思想领域里的蜕变过程，不仅深度地体现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而且也自觉刻上了外国名哲们，特别是杜威和罗素讲学的鲜明烙印。起初就体现在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们（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对于认知领域的理性探索的过程。中国思想界和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中最值得重视的那部分，也正是在于和这一过程的融会贯通，无论是否为其自觉的行为，都在客观事实上助长了这一趋势的形成。而在这其中较大的方面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类：
第一，从认知观念上来说，促使了人们自觉地将过去对于“文化运动”所进行的推动转变为如今对“社会运动”的推动。
第二，外国名哲来华的讲学中关于对现代性思潮的反省等内容，给李大钊等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必备的思想基础。
第三，罗素针对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给出的一些建议与提出的思考，坚定了有识之士们选择进一步走“以俄为师”道路的信念。
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内部分裂，导致中国思想界分化形成了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人物的马克思主义、以胡适为代表人物的自由主义以及以梁启超为代表人物的三大主义各自鼎立的局势。而在1922年通过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决议的最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建立“思想革命联合战线”的主张，从而在思想战线方面归趋了时代潮流，这对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和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外国名哲的讲学影响了很多方面，包括了对与之相关的诗歌、教育、哲学等各个领域的影响在内。不过它对于近代中国历史产生的最深远的影响，还是莫过于对思想界造成的大震动。具体来说，主要有：
第一，外国名哲在全国范围内的讲学，有力地营造了进一步追求新知的社会氛围，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开放，由此增强了新文化运动对国人的影响力。又因为组织者能够精心地安排，使得外国名哲可以通过出版报刊杂志、诗集、发行论文集、创办讲坛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使得讲学的整体效应被成功地发挥到了极致。除此之外，各省最高当局也对外国名哲来华讲学十分重视，都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这也有助于极大地提升它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外国名哲讲学和中国思想界之间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名哲讲学在助益了中国思想界的裂变与分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国人思想的日益深化，在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方面，以及其最终归于“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方面，都刻上了自己的烙印。而罗素之所以可以超越自我，对于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其前后思想之巨变，也明显得益于自身对中国思想界新鲜活力的积极采纳与吸收。
第三，名哲讲学在西学东渐史上的意义。欧美学者中如罗素和杜威，印度学者中如泰戈尔，都拥有着重大的国际影响力，他们能够现身说法，先后集中来华讲学，将自己所处的社会现状以及现代思潮的变动，讲述与国人，更是针对中国社会的问题与改造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建议；这些对于思想封闭的大多数国人而言，不单只是领略到了“眼见为实”，而且享受到别具一格的魅力。更重要的是，从而进一步地理解了西方学术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的差异，并且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国人逐渐体会到了独立选择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西学东渐的历史上，五四后期中国思想界归于更为理性的发展方向，同样显而易见地得益于外国名哲的来华讲学。
五四前后的这段时期，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外国名哲的来华讲学能够在重要领域为其注入新鲜的活力，使得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得到了极大的有益的促进。或许这些并不为外国名哲们所知晓，但是中国的近代历史却记住了它。
【参考文献】
[1]郑师渠.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J].近代史研究，2005（05）.
[2]郑师渠.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J].历史研究，2008（01）：82-106.
[3]郑师渠.五四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J].历史研究，2008（01）.
责任编辑：彭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