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的村庄坐落在淮河北岸，人们管它叫北圩。说是村庄，其实它更像一个大土盆，北圩北圩，圩就是堤坝——为了避免洪水侵犯，百年来乡人以淮河大堤为基础，自觉地在村周筑了一圈人工堤。这样一来，村庄就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地里村”。但是，圩堤不仅阻挡了外来的洪水，也承接着天上的雨水，一到梅雨季节，圩子里的水排不掉，就会发点小涝。过去，人们过惯了浆里来泥里去的日子，脚下绑一对屐子也就算了，可现在不行，时代在变，村子也在变。起先是修路，像画豆腐一样，在圩子里横三条竖三条修了六条路。这样一来，圩子被分成了十六块格子。我家老宅就在靠近东南角的一块格子里。
　　这些年，圩子里的人口越来越多，而西北角的四五块格子又被坟茔占去，大概是出于圩堤无法外扩的原因，政府就想到了建楼。前天下午，住在西南方向某块格子里的姐姐给我打来电话，说有重要事情跟我商量——我能猜想这件事的重要，毕竟，她已经许久没跟我联系过了。她说，老家正在拆迁，要把原有的民宅全部拆除，改建高楼;父母的坟墓埋在西北角的一块格子里，也要求及时迁出。按姐姐的说法，我需要回去一趟，把这两件事叨咕叨咕。所谓的叨咕叨咕，就是说道说道。当然，我听得出来，她所谓的叨咕叨咕比这个意思要深一些。
　　2
　　陶小毛叫我的时候，我正在老屋坍塌的房檐下抽烟——房檐原本就短，经过二三十年的风吹雨刷，茅草直如垂暮之人的头发，早就秃了。屋耙上的茅秸化进土坯垒成的墙垛里。土墙歪歪斜斜，山墙与前墙之间裂出了虎口一般的缝隙，但它们撑持着，却不跌倒。墙上的木楔连同木格子窗棂都吃着力，方格被逼成了菱形。透过木格，我能听到咩咩咩咩的叫声，凑近了看才发现散着几只羊，从屋里的气味和屋角的粪便来看，这些羊应该早在这儿了，只是不知道是谁的，姐姐也没跟我提起过。
　　老屋原本四间，最衰败的当然是东边两间——现在，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堵红砖砌成的半人高的院墙。陶小毛的叫声就是从院墙那边传来的，他是我家的老邻居，也是我的远门堂弟。
　　“耀哥回来了呀？”陶小毛两只胳膊架在院墙上，给我递了一根烟。也不全是递烟，他这会儿挺像一个看戏的。他虽然没往下说，我心里却自动冒出一句话来：“我还以为你一辈子都不回来了呢。”
　　的确，初中毕业后不久，我就离开了老家，时至今日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这二十多年里，我拢共不过回来两三次，而且都是当天回当天走，与村里大多数人是未谋一面的，至于陶小毛，更是连根毛也没见着——他常年在外打工，不到年节是不回老家的。如果我猜得不错，这次能见着他，大概也跟拆迁有关。刚进村子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几乎家家门口都站着人，他们要么忙着搬砖递瓦，修缮房屋，要么忙着购置牲畜，扩大养殖。前几天，姐姐在电话里就跟我说过，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被叫回了村子，无非都是想尽可能地多些补偿罢了。
　　我接了他的烟，却没急着点上。我们就那样站着，一墙之隔，四目相对，想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样子都有了或大或小的变化，但这一幕却似没变过：在我离开老家的前一天，也就是我母亲去世后的第七天，陶小毛也曾站在院墙的另一侧，不过那不是一堵砖墙，而是我母亲用土坯砌成的半截土墙。那一年我十五岁，陶小毛十三岁，他踮了脚才能看到院墙的这边来。我们就那样站着，一墙之隔，四目相对，他不说话，只管朝我笑。我至今都记得他的笑，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笑。过不一会儿，他的哥哥陶大毛也过来了，他比我高半头，不用踮脚就能把胳膊架在院墙上，不过他没架。他们放松了肩膀，脸上挂着只有获得某种满足时才能浮出的笑。大毛说，我能尿出狗的形状，你信不？小毛只能认输，说，我不行，我只能尿成蛇形。他们在往我家院墙的墙根上尿尿。不止是尿尿，后来，他们还成桶地往墙根上泼水。晚上，我能听到泥土被铲落的簌簌声。我躲在西屋的破窗下，用被子蒙着头，不知道是害怕在老屋里死去的父母，还是害怕那些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只能用雙手堵住耳朵，等待天亮。数天之后，那堵土墙被推倒了。陶小毛，还有他的哥哥，终于把墙根掏空了。当我哭喊着去拉扯他们时，大毛使了一个跘子，将我按倒在地。为了防止我再阻拦，他骑到了我的肚皮上，我觉得他就像一座山，真的好重好重。我躺在地上，用眼角的余光看向那堵墙——陶小毛，还有他的妈妈，合力推倒了它，轰的一声，他们被激起的尘土掩去了半截身子，真像驾雾而来的魔王……
　　“就是看看。”我朝那三间破屋指指，这时候，老屋里正好传来一阵咩咩声。
　　“荒了，”陶小毛说，“这屋子啊，就怕没人住。时间长了就长蒿草，蒿草深了，阴气就重，人气就薄。”从说话的方式能听出来，他比以前要沉稳。
　　他说得不错，眼前的庭院里，枯黄的蒿草能到我的腰窝深。转头再看陶小毛的院子，满院都打了水泥地，院子的最后头还建了三层小楼，楼顶上撑着太阳能热水器，门窗收拾得停停当当，很有些模样。听说大毛接了他父亲的工作，现在独享着这座庭院。我注意到，他在我家老屋最东头那块地方建了一间厨房，天渐渐黑下来，他们大概在准备晚饭了，一股油焖大蒜的味道正从那儿飘出来。
　　我看了一圈，他也跟着我的目光看了一圈。他掏出火机来，隔着院墙帮我点烟。为了把深秋的风挡在身后，他将一只胳膊搭在了我的肩上，臂膀温暖有力。他的话也渐渐多起来。只是我俩谁都没提过去，更没说到院墙，尽管院墙就在我们的腋下。更多的，我们在谈亲情，他迫不及待地想了解我的近况，说起来有点奇怪——时隔多年，我们之间唯一能说的竟然是亲情。某一刻，连我都觉得我们像一对多年不见的兄弟，一想到多年前的那些事，反倒是我抹不开脸，好像那个朝墙根上尿尿的人是我一样。
　　“晚上留我家吃饭吧，喝一杯，好好叙叙。”他随手指了指他的厨房，顺着他的手势仔细听，能听到滋滋啦啦的炒菜声。
　　我摇摇头，开始认真地抽烟。这时候姐姐打来了电话，她也叫我去她家吃饭。我知道，吃饭也就意味着叨咕叨咕。 　　我从蒿草里穿出来，陶小毛也从院子里走了出来送我。最后他才说，那些羊是他的。
　　3
　　母亲在世前的最后几个月，我们家的老屋已歪扭得不像样子。有一回，她正坐在屋里吃饭，屋耙上竟掉下一块土来，不偏不倚落进了她的碗里。她并没生气，也没觉得倒霉，认为这是一个信号，意思是她活不久了。吃土啊，只有死人才吃土呢。放下碗，她开始幽幽地哭泣。不久之后下了一场大雨，屋耙坍塌了几处，再也没法住了，迫于无奈，母亲搬到了同村的姐姐家。
　　那时我在读初中，吃住都在学校。一天，我正在教室里上课，邻居跑到学校去喊我，说你妈不好了，还不赶紧回去！我不知道“不好了”是什么意思，但知道事情肯定很严重，没顾上收拾书包，就朝姐姐家跑。等我跑到那儿，门已经锁了。邻居们说，她们去了县医院。我就站在路边等啊等，最后搭上了一辆去县城拉化肥的农用车。车子往前跑，一路喷着破壳腔，我顶风站在后车厢里，大风吹得我睁不开眼睛。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的村子离城市是那么远。
　　脑出血是大病。等我赶到医院时，母亲的身体已经盖上了白布，一块雪白的布。跟父亲去世时一样，我没来得及跟她说一句话。姐姐和我站在推车两头，看着盖了白布的母亲。急诊室门口的大厅里人来人往，但我却觉得好安静好安静。母亲死了，没有人跟她告别。
　　随后，救护车又把母亲还给了村子。她是从姐姐家被拉走的，自然又被送到了姐姐家。应该是邻居报的信，那时，姐夫已经在家门口等着了。他是个木工，平常都在别的村镇做工，很少回家。可那会儿，他幽灵似的突然就冒了出来。
　　姐姐先跳下车，姐夫跟着凑过来，他们把医生拦住了。姐夫并没上过多少学，但他有一套不知起源于何时，却十分完备的所谓的规矩——父母的棺木应该停在长子家的堂屋里——他张开双臂，把母亲尚未冰凉的尸身拒之门外。他还做了解释说明，一个外姓人，没有冒领这份不祥的道理。门口围了很多人，这一刻却异常安静。我在人群中朝姐姐看了一眼，她已经哭成了泪人。这规矩不是姐夫定的，也不是她定的，在规矩面前，我们都是孩子，除了哭泣，手足无措。
　　母亲被抬回了老屋。尽管土屋的山墙已垮塌半截，他们还是把她塞了进去。他们在堂屋中间的那块空地上，铺了一个草铺。直到火化之前，她都躺在那个已经不能称之为家的地方。
　　姐姐的家不是母亲的家，也不是我的家。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始终记着这句话。他们有他们的规矩，我也有我的。我跟姐姐说，吃饭就算了，我在镇上开了宾馆，要是有什么要说的，就到街上吃点吧，我请你。
　　大约晚上八点多，我在街上的一家小饭馆里见到了姐姐。但姐夫没有来，我问他在做什么，姐姐说他仍在临镇做木工。我没再问下去，转身叫了几瓶啤酒，想跟她喝一杯。可姐姐还是老样子，少言寡语的，酒也不喝。她怀里多了一个孩子，四五岁，虎头虎脑的，黑眼珠直转。我这才知道，姐姐已经是当奶奶的人了。
　　吃饭时，姐姐没怎么动筷子，话也说得少。我端着酒杯感觉无法呼吸，时间漫长得如同二十年前——我们一点都不像二十多年不见的姐弟，她没问我生活得怎样，我也没问她家里如何，我们假装成朝夕相处、互相熟知的人，除了聊一聊拆迁的事，什么都没说。有那么一小会儿，我倒觉得，我跟她之间还没有我跟陶小毛来得亲。倒是她怀里的孩子，挺爱说话的，姐姐教他管我叫舅姥爷，他便叫，一点也不怯。
　　“我中间回来过两次，给爹娘包完坟，当天就走了。”后来，还是我先说的话，“咱娘的棺材不好，怕是塌了，坟边上陷了一个坑。”
　　“我听他们说了。”姐姐说。打我记事起，她就是这样子，从来不为什么吃惊，也好像从来没有快乐过。我不知道她究竟听说了什么，是指我回来过，还是听说母亲的坟陷了坑，我分辨不出。与二十多年前一样，我的眼前是无止境的迷惘。
　　我说，我要把爹娘的骨灰带走。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喝了多少啤酒了，我的眼前有一点模糊，大概霜气就是那个时候爬上草尖的。回来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这么多年来，我一心想要逃离这个地方，却从未逃得彻底。只要爹娘的坟墓还在这儿，这儿就还是我的故乡。我梦到过，梦里，那两座低矮的坟茔化成了带着血气的脐带，把我和老家紧紧地连在一起，只要一动就隐隐生疼。
　　一向逆来顺受的姐姐，也被这话惊着了。她抽了一张面纸，先给孩子擦了嘴，又朝自己的眼角抹去。她是最守規矩的人，我能猜想到，她像老家的大多数人一样，认定的是落叶归根。可我也知道，她的沉默的根底，她的苦难，都来自这儿。百年来乡人共筑的那道圩堤，横亘在我们眼前。我们都将目光投向了巨大土盆中的暮色。
　　“爹娘愿意吗？”姐姐问，她开始无声地哭泣。
　　她还举了例子，陶小毛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远房堂叔，生前曾在县里当广播员，可死的时候不也是拉回老家安葬的吗？
　　姐姐说得不错，这位堂叔的坟墓也在圩子的东北角上。我还听说，他的骨灰被拉回老家那天，陶小毛挨家挨户地通知没出五服的宗亲，也就是我们那儿常说的“门里人”——要求每家都要雇一辆车，出租车也行，关键是要打造一个足够排场的车队。有人说，那也算作一种衣锦还乡。
　　“就算爹娘活着，我也是要把他们接走的。”
　　我很羡慕那些一生圆满如圆形的人——在一地出生，出去转了一圈，死后还回到那里，就像陶小毛的父亲一样。可我们不是，我在生与死之间奔波，就像我的职业——跑出租。
　　孩子困了，姐姐抹净眼泪问我什么时候起坟。我猜大概这即是道别。我说，明天，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跟我联系过了，他们会带挖掘机来。姐姐还想说什么，但终究没有说，她所谓的叨咕叨咕，竟变成了沉默。
　　4
　　肚子生胀，头却不晕。从小饭馆出来时，外面已经黑漆漆的了。我并没有去开宾馆，相反，我又朝老屋走去。我想在老屋里再睡一晚。这是我多年以来的心结，我想，哪怕只是坐一夜，或许也能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屋里黑洞洞的。深秋的夜晚已经很有些凉意了，我借着酒劲蹚过那片蒿草，摸进了老屋。或许是我的响动太大，羊群再次发出咩咩的叫声。老屋的木门已经脱落，为了防止羊群跑出去，用一块门板挡着。我打开手机自带的手电筒，在屋里踅摸了一遍，羊群被我赶进最西边那间屋子，我搬动门板，把羊群堵了进去，中间那间也就是原先的堂屋就空了出来。很多年前，我的父母都曾在这块地方停棺。我想找些柴火，今夜，我需要一盆火，不只是为了驱散老屋的潮湿和腐朽味道，也不只是为了驱散深夜的寒冷，我还要一团活气，一团烟火气，来重温我的故乡和童年。 　　外面突然传来陶小毛的声音。
　　“是耀哥吗？”我能听得出，他还站在自家的当院里。他用电筒朝老屋里照了照。
　　我答应一声，却不知道说什么。但我知道，他肯定会找我的，养羊的事情他还没说完。果然，过不一会儿，他就从院门那儿绕了过来。
　　“我正想着去你姐那接你呢，你弟妹给你把铺盖都收拾好了，就搁二楼上，安逸得很。”陶小毛又给我递了一根烟，现在他的个头比我还高一些，他是蹲着半截身子钻进老屋的。
　　真不用。我接过烟，用手电筒朝屋角的一口锈出斑孔的铁锅照照。我想在这老屋里坐坐，我说。
　　“几十年不住人的老屋子，哪还能坐？想坐到我那去坐吧。”
　　我没有搭话，而是将铁锅支到堂屋中间，把柴火填了进去。点烟的同时，我终于把火盆点上了。光和热塞满老屋，它的内景终于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四壁上的土坯被雨水绘出了不可辨识的图案，诡异又阴沉。这儿经年不见天日，成了蚯蚓、蜗牛、老鼠的家，或许还有蛇。屋里空荡荡的，仅存的几张破凳子，也都残缺不全，散发着陈腐的霉味儿。我捡起来一把，挨着火盆坐了下来。
　　“有啥话你就在这说吧，我真不想往哪儿去了，就想在这儿坐坐。”我抬头跟陶小毛说。陶小毛见我确实没有走的意思，显得有一点尴尬，也拎了一把破凳子，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就是想跟耀哥聊聊。”他说，“这些羊……”大概他没想到我会回来，关于羊的事儿，有点难以开口。不过，到后来，他还是表达了他的意思，说租我的地方搞养殖，他要的是产业损失，跟房子无关。
　　本来想好的说辞又咽了回去。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关于房子，二十多年前他可不是这么说的。母亲没搬到姐姐家之前，他曾骑在我家的院墙上喊过，我们的房子有他一半。我知道那是他妈妈指使的，她在村里散布过这样的话，理由是我父亲去世早，建房子时，她丈夫也就是那位广播员出过力。讲到出力的时候，全村人都笑了起来。我虽听不懂她的话，但我知道，这绝不是什么好话。那天，母亲搬着凳子坐在他们家门口骂了一下午，直到晕倒在地上。那把凳子，现在就在陶小毛的屁股底下。
　　母亲死后，我听姐姐说过，在去往县医院的路上，她渐渐失去了意识，最后一句话是保住屋子。这让我觉得，母亲就在头顶上看着我们。但我知道，现在对我来說，最重要的东西已经不在这儿了。
　　又坐了一会儿，陶小毛心满意足地走了。我从地上捡根树枝，把火拨旺，顺便用树枝末端的火星子又给自己点了一根烟。
　　许是酒有后劲，我再也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我又哪是个好儿子呢？
　　5
　　霜降之后的第二天，真就打了霜。一路踩过花白胡须似的野草，球鞋很快就被霜浸湿，潮乎乎的。对此我毫不在意，继续朝更宽更远的旷地走去。几朵低矮的坟茔零星地散布在野草间，显得孤独而笃定。
　　赶在这一天起坟的共有四座。到了圩子的东北角时，两台巨无霸似的挖掘机也早在那儿等着我们了。让我没想到的是，陶小毛也选在今天给他父亲起坟，这是他头一天没有提及的。他的哥哥陶大毛也在，穿的西装革履，据说已经改了名字，不叫陶大毛了。当然，我还看到了我的姐姐，不过她是一个人来的，连孙子也没带。
　　再往远处看，几副漆黑的棺材停放在麦田里，显得格外刺眼——有些棺材早已腐朽，经不起挖掘，他们的孝子贤孙重新置办了新的棺木。而我，怀里抱着两个陶罐，陶罐是我几天前就准备好的——我的父母都是火化过的，别人家的移坟被称为“捡骨”，我则只能撮起一抔骨灰，两个陶罐已经足够了。
　　十点钟，选定的吉时，一分钟也不能差。陶小毛的广播员父亲自然抢得了头铲，一条几十万响的鞭炮被点燃，挖掘机伸开长臂，缓缓挖了下去。按照规矩，死去的人是不能见天日的，陶小毛早就做了安排，几个晚辈小子撑起一块巨大的帆布，瞬间把天和地切割开来。只是，人们对待火化过的人，似乎少了一点什么，整个起坟的过程就像履行一道手续，点到即止。而对于未火化的死者，人们则保持着高度的敬畏，好像他还会活过来一样。又是围观，又是哭泣，遇上衣衫完整、尸骨未化的，人们还要惊叹一番，头磕得梆梆响。
　　我父母的坟茔排在最后，挖掘机开过来的时候，已过了中午十二点。等待中，我和姐姐将坟茔上的荒草全都薅了下来，有带刺的鹅儿食，也有细如发丝的蓑衣草。过程中，我们没有使用任何工具，全凭双手，抠进泥土里，扒挠荒草的根茎，抠出草根，也抠出蚯蚓，还有蚁穴，抠着抠着，我的眼泪就滚了下来。二十年风雨飘摇，蝼蚁噬咬，爹娘的骨灰还够一抔吗？越往下扒，我越害怕。我只好转身，用事先准备好的布袋，连草带土装了一袋子。我早就预备了，这袋故土也是要带走的。
　　挖掘机已经过来了，钢斗轻盈地吃进了泥土。
　　确如我所料，母亲的棺木已经塌陷了。露出棺板的那一刻，我跳进土坑，把钢丝的一头拴在挖掘机的机械臂上，另一头拴在棺材的天板上。就要开棺了，我和姐姐长跪在坟前……
　　6
　　“都别动。”
　　偏偏在这时候，身后传来了一声略为凄厉的呼喊，紧接着是一声肝肠寸断的嚎哭。我和姐姐都愣住了。我一转头就看到了姐夫，他牵着孙子远远地跑了过来，他大概是从临镇刚刚赶来的，工作服都没有来得及换。他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到了近前，他撒开孩子的手，一纵身跳进了土坑里。就像二十多年前一样，虽然他已经不再壮硕，但他还是伸开双臂，把将要打开的棺板拦住了。整个过程中，他的哭声从未停歇。
　　秋风劲朔，天高日远，时间好像静止了一样。
　　也不知过了多久，工作人员开始上来劝慰，连陶小毛也跳进土坑帮着劝。可姐夫哭得撕心裂肺，始终不为所动。这就给我一种错觉，这个年近六十的男人，好像积攒了一生的眼泪，都要在今天还给我的爹娘。
　　日头渐渐朝西偏去。工作人员见劝不开，就做我的工作，叫我劝。
　　“差不多了，”我说，“爹娘的骨灰，我是一定要带走的。”我跳下土坑，想扶他一把，可他把头扭向另一边，继续哭。我看不到他的脸，更看不到他的眼睛，但从哭声里，我能听出他的变化。
　　时间过得很快，但我只能继续等……
　　“骨灰能带走，房子不能带走。”又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人说话了，但不是姐夫，也不是姐姐，而是他们的小孙子。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说完这句话，他好像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嘴唇哆嗦着，眼泪在眼眶里打滚，终于哇一声哭了起来。我真想捧起他的小脸去疼疼他，可在这一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总算明白了。
　　我的眼皮不受控制地闭了一下。咽了一口唾沫，我突然想到那个关于脐带的梦境。说来好笑，那根布满神经的，始终不敢轻易触碰的脐带，到最后竟是被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剪断的。
　　我转眼去看姐姐，她也在哭，跟二十多年前一样，除了哭泣，她无事可做。
　　我从土坑里爬上来，把两个陶罐连同装满泥土的布袋都搬了过来。夕阳下，它们真像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三口之家啊。我冲着他们说，房子我不要了，我只要我的爹娘。姐夫还在哭，但是慢慢地爬了上来，工作服上沾满了新鲜的泥土。和前一晚的陶小毛一样，他也原谅了我。
　　这会儿总算轮到我了，但我不敢大哭，一捧一捧地把爹娘的骨灰转到了陶罐里，生怕一口大气就把他们吹散了。人生百年，不过如是。我在心里默念。爹，娘。这人间并无新事，但我还是要带你们重走一遭……
　　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那道横亘百年的圩堤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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