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經濟速度快，但質量一般，城市化率遠遠落後於工業化率，這些成為城市轉型的掣肘。
新世紀的第一個10年是中國城市崛起的標志性10年，也是《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從開啟到發展的10年。2012年5月21日，一年一度的中國城市競爭力排座次如約而至，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佈《2012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以下簡稱「報告」），對2011年兩岸四地的294個城市競爭力指數大排行。
「總體差距有所縮小，位序變化劇烈」是此次城市競爭力排名的最大特點。包括上海、溫州、寧波、東莞、廈門、太原等城市的排名比2010年均有所下降，其中上海由2011年的第2名降低到第4名，廈門、溫州分別從第22名、48名降低到第30名、61名。而導致如此的原因，與這些地區的產業向外轉移，或環境承載力下降等有關；一些城市如北京、天津、鄂爾多斯、包頭等，則存在過度依賴房地產發展等問題。
經濟速度快，但質量一般，城市化率遠遠落後於工業化率，這些成為城市轉型的掣肘。
根據中國社科院測算，儘管中國城市經濟速度不低，但過去10年時間，286個城市的全要素生產率（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均值下降了1.1%，反映出城市發展過程中並沒有真正轉變發展方式，仍以「攤大餅」為主。
城市化
嚴重滯後於工業化
根據報告，2011年中國城市的工業化水平比較高，前100名城市中，處於工業化中期或更高水平的城市由2002年的18個上升到22個。中國科學院首席科學家牛文元指出，目前中國城市化率為50%以上，落後於工業化率65%以上的水平約10多個百分點，這造成了發展的不平衡。
「如果這個城市的工業化遠遠超出了城市化，你就必須大量地吸收人，因此中國2億多人每年流動來流動去。」牛文元說。具體而言，大量的外來農民工無法享受政府為當地城鎮居民提供的教育培訓、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另一方面，推行「地改市」、「縣改市」體制使得很多行政區劃調整，一些農民被計算為城鎮人口，但是實際仍從事農業生產。
這種工業化發展快、城市化相對落後的現實，實際造成了城市發展的粗放發展模式，即主要單純依賴土地、勞動、資源的大規模投入，這造成了資源大量消耗，環境污染嚴重，很多城市病問題出現。大量城市的競爭力下降，就與這種粗放的模式難以持續有關。
2011年，上海有大量的產業外移，常住人口在2011年比上一年增加了390萬人（普查數據），環境競爭力大幅下降，眾多因素導致上海的競爭力從第二位降低到了第四位。寧波、溫州、廈門等地的競爭力也下降較大，這與這些地區的系統問題有關，比如溫州多年熱衷於將資金投資於房地產，溫州民間借貸危機不只是使本城市，也使全浙江省競爭力下降。2011年太原的競爭力位次下降了25位，這顯示出資源型城市發展模式堪憂。包括鄂爾多斯等城市，儘管過去幾年發展過快，但是依賴房地產和煤炭資源的發展模式存在脆弱性，未來將面臨生態、資源、環境的矛盾。同樣，天津儘管經濟發展很快，但是主要是依賴重化工業，服務業比重較低，相比京滬發展效率並不高。
「攤大餅」模式
不可持續
在過去的10年裏，城市作為國家創富中心的地位越來越突出和顯著，社會事業取得了顯著進步，但是「轉變城市經濟發展方式卻收效不大」。而過去那種依賴擴大城市面積，進而實現經濟發展的城市「攤大餅」方式，似乎正面臨終結。
過去10年，中國城市人口增長了0.5倍，城市建成區面積拓展更快，增加1倍。城市土地浪費嚴重，2006年城市容積率（單位面積城市土地上擁有的建築面積）只有0.78，而日本為2，香港為1.6，城鎮土地邊際效益大大降低。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倪鵬飛認為，未來中國城市需要走新型發展道路，土地的城市化不應該是主要內容，應把以人口的城市化放在重要位置。比如，要解決人從農民變成市民，要走創新和增加人力資本進而提高競爭力的道路。
此外，中國的城市經濟發展非常快，但生產效率幾乎沒有提高。反映經濟產出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近10年286個城市均值下降了1.1%，其中技術進步上升了4.1%，但是綜合效率下降了5%。同時，2011年中國286個城市第三產業增加值比例為41.6%，比2002年的41.9%比重有所下降；單位生產總值電耗比2002年上升了36.5%。
中國城市化的問題還體現在城市體系的偏頗：大量人口向行政級別高的中心城市聚集，中等城市發展相對緩慢，小城鎮功能不完善、比較分散。報告指出，中國未來城市的人口可能會達到75%，但是小城鎮、中等城市、大城市結構應該優化，為此中國應該制定2030年的城市體系發展規劃。
新世紀的第一個10年是中國城市崛起的標志性10年，也是《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從開啟到發展的10年。2012年5月21日，一年一度的中國城市競爭力排座次如約而至，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佈《2012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以下簡稱「報告」），對2011年兩岸四地的294個城市競爭力指數大排行。
「總體差距有所縮小，位序變化劇烈」是此次城市競爭力排名的最大特點。包括上海、溫州、寧波、東莞、廈門、太原等城市的排名比2010年均有所下降，其中上海由2011年的第2名降低到第4名，廈門、溫州分別從第22名、48名降低到第30名、61名。而導致如此的原因，與這些地區的產業向外轉移，或環境承載力下降等有關；一些城市如北京、天津、鄂爾多斯、包頭等，則存在過度依賴房地產發展等問題。
經濟速度快，但質量一般，城市化率遠遠落後於工業化率，這些成為城市轉型的掣肘。
根據中國社科院測算，儘管中國城市經濟速度不低，但過去10年時間，286個城市的全要素生產率（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均值下降了1.1%，反映出城市發展過程中並沒有真正轉變發展方式，仍以「攤大餅」為主。
城市化
嚴重滯後於工業化
根據報告，2011年中國城市的工業化水平比較高，前100名城市中，處於工業化中期或更高水平的城市由2002年的18個上升到22個。中國科學院首席科學家牛文元指出，目前中國城市化率為50%以上，落後於工業化率65%以上的水平約10多個百分點，這造成了發展的不平衡。
「如果這個城市的工業化遠遠超出了城市化，你就必須大量地吸收人，因此中國2億多人每年流動來流動去。」牛文元說。具體而言，大量的外來農民工無法享受政府為當地城鎮居民提供的教育培訓、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另一方面，推行「地改市」、「縣改市」體制使得很多行政區劃調整，一些農民被計算為城鎮人口，但是實際仍從事農業生產。
這種工業化發展快、城市化相對落後的現實，實際造成了城市發展的粗放發展模式，即主要單純依賴土地、勞動、資源的大規模投入，這造成了資源大量消耗，環境污染嚴重，很多城市病問題出現。大量城市的競爭力下降，就與這種粗放的模式難以持續有關。
2011年，上海有大量的產業外移，常住人口在2011年比上一年增加了390萬人（普查數據），環境競爭力大幅下降，眾多因素導致上海的競爭力從第二位降低到了第四位。寧波、溫州、廈門等地的競爭力也下降較大，這與這些地區的系統問題有關，比如溫州多年熱衷於將資金投資於房地產，溫州民間借貸危機不只是使本城市，也使全浙江省競爭力下降。2011年太原的競爭力位次下降了25位，這顯示出資源型城市發展模式堪憂。包括鄂爾多斯等城市，儘管過去幾年發展過快，但是依賴房地產和煤炭資源的發展模式存在脆弱性，未來將面臨生態、資源、環境的矛盾。同樣，天津儘管經濟發展很快，但是主要是依賴重化工業，服務業比重較低，相比京滬發展效率並不高。
「攤大餅」模式
不可持續
在過去的10年裏，城市作為國家創富中心的地位越來越突出和顯著，社會事業取得了顯著進步，但是「轉變城市經濟發展方式卻收效不大」。而過去那種依賴擴大城市面積，進而實現經濟發展的城市「攤大餅」方式，似乎正面臨終結。
過去10年，中國城市人口增長了0.5倍，城市建成區面積拓展更快，增加1倍。城市土地浪費嚴重，2006年城市容積率（單位面積城市土地上擁有的建築面積）只有0.78，而日本為2，香港為1.6，城鎮土地邊際效益大大降低。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倪鵬飛認為，未來中國城市需要走新型發展道路，土地的城市化不應該是主要內容，應把以人口的城市化放在重要位置。比如，要解決人從農民變成市民，要走創新和增加人力資本進而提高競爭力的道路。
此外，中國的城市經濟發展非常快，但生產效率幾乎沒有提高。反映經濟產出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近10年286個城市均值下降了1.1%，其中技術進步上升了4.1%，但是綜合效率下降了5%。同時，2011年中國286個城市第三產業增加值比例為41.6%，比2002年的41.9%比重有所下降；單位生產總值電耗比2002年上升了36.5%。
中國城市化的問題還體現在城市體系的偏頗：大量人口向行政級別高的中心城市聚集，中等城市發展相對緩慢，小城鎮功能不完善、比較分散。報告指出，中國未來城市的人口可能會達到75%，但是小城鎮、中等城市、大城市結構應該優化，為此中國應該制定2030年的城市體系發展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