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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企业管理，领导问题从来都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式领导力，是来源于先贤思想并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完成的最具特点的管理模式。这样的领导范式，是颇具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同时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热点话题。这有利于回击国外质疑，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关键词：管理能力；价值导向；特征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22.039
迄今，在世界范圍的理论界里，对于“领导力”以及其相关概念的描述数不胜数。追本溯源，在企业管理范畴的领导力首先是管理者自身能力的构成，而且是领导者素质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目前我国管理阶层的人员素质发展的实际情况中，侧重点都是专业水平和管理能力方面的发展，都是以帮助管理人员具备任职管理能力为前提条件。
何谓优秀的管理者？首先，作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要学会敬畏，学会对资本的敬畏，以及对合作伙伴的敬畏。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而无患，作为优秀的管理者必须有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稳定不可长久，危机却是永恒的。有了危机意识，才会始终保持谨慎和节制的心态，从而引导企业度过随时可能发生的危机。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基于现实生活的伦理、道德、仁爱、中庸等，以及修己安人、以人为本、内圣外王的概念，而建立在古希腊哲学基础上的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人的本质，更加重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那么，中国式领导力和当代国际化领导力之间区别何在呢 ？笔者认为，其区别在于个人修养与价值信仰的博弈，以及个人修炼与政治环境的较量。
1中国式领导力的形成
曾国藩的领导力，所展现的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领导力。
“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二者足以尽之矣”，而“其克己之功，老而称笃，虽古圣贤自强不息之学，亦无以过之也。”薛福成在分析曾国藩成功的原因时如是说，不管是懂得谦恕，还是持之以恒的勤勉，是刚强坚毅，抑或谦谨可靠，都是源于中国文化的品德修养。此处引用萧一山先生的话说：勤恒，强毅为“刚”，表示“求善固执”的求是精神，代表厚德载物。合二为一，乃得刚柔并济之效，这又证实了中庸之道。由此，中国式领导力的本源，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所在。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就其领导力而言，其重心，在于“修己安人”、“内圣外王”。
“修己以安人"语出《论语》，其本义是自我修养，树立权威，而后能表率他人，使人安分守己，各得其所。显然，“修己”与“安人”二者概念并非了不相属，而是前因后果。修己，以清心为要，以正身为本。圣人王阳明有诗曰：“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先涵养德性，陶冶心性，再重才、学、识，辅以自我体察，日三省乎己。由心而起，表于身，则圣内而王外。安人，有异于管人、理人，其诉求为己安人也安，是最高层的境界。一味“管制”，只会适得其反，不如以人为本，让其追随自己，方能得人心，直至安人的目的。老子在《道德经》中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一语，可见儒道对修己安人，内圣外王这一观点所见略同。律己以服人，身先以率人，而后修身、齐家，方能治国，以平天下。 故此，领导者必须兼备“圣”、“王”两重资格，强调内在品格的养成是领导力成长的前提，做人是领导之本，要先学做人，后学做事。有句话叫作“为官当如山。”山屹立不动一言不发，但是能真切感受到一言不发的能力，一种可靠、可驭和可控局面的力量。对于领导者而言，这种力量是确保领导力的根基所在。因此，作为一个中国式成熟的领导者，最大的特点往往就是稳重得体，给人可以倚重，依赖之感，从而增强信服力和领导力。
从幼年时期的教育开始，国人被灌输的理想人格就是成为“君子”。什么是“君子”？有能容人之雅量，具可崇敬之威仪，备圣人之德行尔。持以庄重之色，举手投足之间自会给人以一种凛然难犯的气度。君子能宽宏却不怠慢处事，守礼方正而不刻薄伤人，不抱争胜之心仍能坚持正确的主张，凡事张弛有度不走极端，卓然不群而不目中无人，坚定刚毅而不戾气伤人，休休有容而不碌碌众人。如此之人自然会被社会所承认、尊重；如此的人，自然也就会有分量。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这是作为君子，以君子之行所能起的作用。人人尊重、敬羡君子，就自然而然会效仿君子。此时，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于众人面前，都肩负着一种责任，为他人所模范的责任。古时候，有春秋时期宋国贤臣乐喜，一生为政清廉，以身作则。宋国饥荒之年，乐喜身先群僚，拿出自家储备粮食赈济百姓，文武百官见他如此举措，也一个个竞相模仿，竭诚贩灾。最后举国同心，共同战胜天灾，令各临国刮目相看。乐喜的身先群僚，告诉人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将欲治人，必先治
己。今有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与“第一夫人”彭丽媛，在支持国产品牌的道路上一马当先，近两年他们在各种国际场合，自豪地使用国产手机中兴进行拍照、通话等，利用出访展示中国科技。这种做法，既能提高中国制造的曝光度和影响力，也能体现国家的自信，使国家各级官员和各行各业兴起了使用国产品牌的浪潮。
2中国式领导力的重要价值及特点
当理论投射到现实中，一些国外的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学者通过“碎片化”的理论视角分析中国的领导决策。从他们的领导决策中看，普遍对中国领导力的认知是：领导决策不集中，不具有完善的协调机制，缺少自上而下一体化的控制机制，决策时不可调和的冲突较多，聚拢能力较弱，无法达成决策共识。但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是片面且不准确的。众人拾柴火焰高，找寻出社会的最大公因数，就是中国式领导力的决策方法之核心意义。另一些海外专家则套用“集权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的领导机制，把中国式领导定义为“完全自我封闭”的系统，重大决策权依然掌握在主要管理人员身上，成为“一言堂”，“一把手”，将个人专断色彩渲染得可谓是十分彻底。
正是由于系统管控能力是中国领导决策系统的必备条件之一，才使得中国统一决策共识的形成同时扩大参与性，而不是仅仅限制在权利一隅。领导机制是关于“全局性”的问题。中国式领导力在培养领导群体并提升其治理能力方面是极其有利的。与西方“空降式”领导人不同，中国的领导人之所以在年龄方面略长于他国领导人，正是因为这类群体必须从基层做起，经过多年实践层层选拔，而后才有丰富的治理经验的形成，“把控大局”的能力自然就更加优于“民主选举”的领导者。从中不难发现，权力继承在一国整治中是不可回避的极端复杂问题，也是世界史上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的难题。中国式领导力只有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纵向比较，才能彰显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历史周期性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集权社会专断王朝更迭的推进因素。专制的溃堤，是统治者“德能有失”，继承制的缺陷失去保障；中国式领导力应该放在国际视野中进行横向比较，才会发现其独一无二的创新之处。纵观世界格局，大多国家都政局动荡，国家威信岌岌可危，行事拖沓而不果断。美国政局两党互否，金钱引导权力；北非中东大规模难民出现也是由于没有正确施行“民主”政策；印度甚至在2010年底至2012年中期，长达18个月中没有清晰地决策议程，“政治瘫痪”导致当局者行动无门。与上述相比，中国式领导力制度凸显出其更加高效，也更加优越的特点。
总而言之，中国式领导力应该是在已有的成果上，辅助于时代的新意义，这不是普通大众范畴内所理解的“变革”，而是去伪存真，大浪淘沙，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发扬和延伸。笔者认为，不能仅凭其暴露出的缺点而对中国式的领导力先进之处全盘否定，应该取其精华，结合国外优秀的理念和实践成果，建立更适合企业甚至于中国的特色领导体系。如此一来，人类思想文明的瑰宝之中，必然也有中国式领导力的闪亮一处。
关键词：管理能力；价值导向；特征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22.039
迄今，在世界范圍的理论界里，对于“领导力”以及其相关概念的描述数不胜数。追本溯源，在企业管理范畴的领导力首先是管理者自身能力的构成，而且是领导者素质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目前我国管理阶层的人员素质发展的实际情况中，侧重点都是专业水平和管理能力方面的发展，都是以帮助管理人员具备任职管理能力为前提条件。
何谓优秀的管理者？首先，作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要学会敬畏，学会对资本的敬畏，以及对合作伙伴的敬畏。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而无患，作为优秀的管理者必须有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稳定不可长久，危机却是永恒的。有了危机意识，才会始终保持谨慎和节制的心态，从而引导企业度过随时可能发生的危机。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基于现实生活的伦理、道德、仁爱、中庸等，以及修己安人、以人为本、内圣外王的概念，而建立在古希腊哲学基础上的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人的本质，更加重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那么，中国式领导力和当代国际化领导力之间区别何在呢 ？笔者认为，其区别在于个人修养与价值信仰的博弈，以及个人修炼与政治环境的较量。
1中国式领导力的形成
曾国藩的领导力，所展现的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领导力。
“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二者足以尽之矣”，而“其克己之功，老而称笃，虽古圣贤自强不息之学，亦无以过之也。”薛福成在分析曾国藩成功的原因时如是说，不管是懂得谦恕，还是持之以恒的勤勉，是刚强坚毅，抑或谦谨可靠，都是源于中国文化的品德修养。此处引用萧一山先生的话说：勤恒，强毅为“刚”，表示“求善固执”的求是精神，代表厚德载物。合二为一，乃得刚柔并济之效，这又证实了中庸之道。由此，中国式领导力的本源，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所在。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就其领导力而言，其重心，在于“修己安人”、“内圣外王”。
“修己以安人"语出《论语》，其本义是自我修养，树立权威，而后能表率他人，使人安分守己，各得其所。显然，“修己”与“安人”二者概念并非了不相属，而是前因后果。修己，以清心为要，以正身为本。圣人王阳明有诗曰：“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先涵养德性，陶冶心性，再重才、学、识，辅以自我体察，日三省乎己。由心而起，表于身，则圣内而王外。安人，有异于管人、理人，其诉求为己安人也安，是最高层的境界。一味“管制”，只会适得其反，不如以人为本，让其追随自己，方能得人心，直至安人的目的。老子在《道德经》中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一语，可见儒道对修己安人，内圣外王这一观点所见略同。律己以服人，身先以率人，而后修身、齐家，方能治国，以平天下。 故此，领导者必须兼备“圣”、“王”两重资格，强调内在品格的养成是领导力成长的前提，做人是领导之本，要先学做人，后学做事。有句话叫作“为官当如山。”山屹立不动一言不发，但是能真切感受到一言不发的能力，一种可靠、可驭和可控局面的力量。对于领导者而言，这种力量是确保领导力的根基所在。因此，作为一个中国式成熟的领导者，最大的特点往往就是稳重得体，给人可以倚重，依赖之感，从而增强信服力和领导力。
从幼年时期的教育开始，国人被灌输的理想人格就是成为“君子”。什么是“君子”？有能容人之雅量，具可崇敬之威仪，备圣人之德行尔。持以庄重之色，举手投足之间自会给人以一种凛然难犯的气度。君子能宽宏却不怠慢处事，守礼方正而不刻薄伤人，不抱争胜之心仍能坚持正确的主张，凡事张弛有度不走极端，卓然不群而不目中无人，坚定刚毅而不戾气伤人，休休有容而不碌碌众人。如此之人自然会被社会所承认、尊重；如此的人，自然也就会有分量。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这是作为君子，以君子之行所能起的作用。人人尊重、敬羡君子，就自然而然会效仿君子。此时，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于众人面前，都肩负着一种责任，为他人所模范的责任。古时候，有春秋时期宋国贤臣乐喜，一生为政清廉，以身作则。宋国饥荒之年，乐喜身先群僚，拿出自家储备粮食赈济百姓，文武百官见他如此举措，也一个个竞相模仿，竭诚贩灾。最后举国同心，共同战胜天灾，令各临国刮目相看。乐喜的身先群僚，告诉人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将欲治人，必先治
己。今有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与“第一夫人”彭丽媛，在支持国产品牌的道路上一马当先，近两年他们在各种国际场合，自豪地使用国产手机中兴进行拍照、通话等，利用出访展示中国科技。这种做法，既能提高中国制造的曝光度和影响力，也能体现国家的自信，使国家各级官员和各行各业兴起了使用国产品牌的浪潮。
2中国式领导力的重要价值及特点
当理论投射到现实中，一些国外的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学者通过“碎片化”的理论视角分析中国的领导决策。从他们的领导决策中看，普遍对中国领导力的认知是：领导决策不集中，不具有完善的协调机制，缺少自上而下一体化的控制机制，决策时不可调和的冲突较多，聚拢能力较弱，无法达成决策共识。但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是片面且不准确的。众人拾柴火焰高，找寻出社会的最大公因数，就是中国式领导力的决策方法之核心意义。另一些海外专家则套用“集权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的领导机制，把中国式领导定义为“完全自我封闭”的系统，重大决策权依然掌握在主要管理人员身上，成为“一言堂”，“一把手”，将个人专断色彩渲染得可谓是十分彻底。
正是由于系统管控能力是中国领导决策系统的必备条件之一，才使得中国统一决策共识的形成同时扩大参与性，而不是仅仅限制在权利一隅。领导机制是关于“全局性”的问题。中国式领导力在培养领导群体并提升其治理能力方面是极其有利的。与西方“空降式”领导人不同，中国的领导人之所以在年龄方面略长于他国领导人，正是因为这类群体必须从基层做起，经过多年实践层层选拔，而后才有丰富的治理经验的形成，“把控大局”的能力自然就更加优于“民主选举”的领导者。从中不难发现，权力继承在一国整治中是不可回避的极端复杂问题，也是世界史上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的难题。中国式领导力只有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纵向比较，才能彰显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历史周期性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集权社会专断王朝更迭的推进因素。专制的溃堤，是统治者“德能有失”，继承制的缺陷失去保障；中国式领导力应该放在国际视野中进行横向比较，才会发现其独一无二的创新之处。纵观世界格局，大多国家都政局动荡，国家威信岌岌可危，行事拖沓而不果断。美国政局两党互否，金钱引导权力；北非中东大规模难民出现也是由于没有正确施行“民主”政策；印度甚至在2010年底至2012年中期，长达18个月中没有清晰地决策议程，“政治瘫痪”导致当局者行动无门。与上述相比，中国式领导力制度凸显出其更加高效，也更加优越的特点。
总而言之，中国式领导力应该是在已有的成果上，辅助于时代的新意义，这不是普通大众范畴内所理解的“变革”，而是去伪存真，大浪淘沙，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发扬和延伸。笔者认为，不能仅凭其暴露出的缺点而对中国式的领导力先进之处全盘否定，应该取其精华，结合国外优秀的理念和实践成果，建立更适合企业甚至于中国的特色领导体系。如此一来，人类思想文明的瑰宝之中，必然也有中国式领导力的闪亮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