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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知识分子出于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开始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文学和文化，使习惯于中庸之道的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中的个性主义因素和自由民主思想，并希望中国也出现诸如法国的罗兰夫人、拿破仑、意大利烧炭党人等这样的民族英雄，以救中国于危难之中，创造出一个充满新气象的少年中国。实际上，不但梁启超、鲁迅这样的先觉者如此，当时整个时代都在焦灼地期盼着出现救世英雄。
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就是在中国人的这种期待视野中出现并受到异乎寻常的推崇。
二
拜伦是清末最早被介绍过来的外国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但中国人介绍拜伦，最先关注的并不是他的文学成就，而是他暴烈的反抗精神，是他身上那种追求自由、反抗暴政的个人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清末民初是为一般热情的青年所认同和接受的，特别是他为助希腊独立而命丧沙场的壮举，更令清末以救国济民为己任的热血青年倾心不已。对此鲁迅曾有过中肯的评价：“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坟·杂忆》）拜伦不仅是诗人，而且是革命家、实际活动家。他的一生都在以挑战示威的态度，以异样的勇敢和热情，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毫不妥协的精神，报复或反抗社会专制和压迫，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争取自由与正义：当“神圣同盟”疯狂瓜分欧洲时，他是欧洲各国反对“神圣同盟”的思想领袖；在意大利，他是“烧炭党”的领袖之一；在希腊，他被推举为希腊革命军统帅，最后，为了希腊的独立和自由，他把自己的生命也留在了那儿。拜伦身上的这种光焰逼人的自由战士精神，成为清末民初志士青年心中的一盏明灯，而希腊则是拜伦从诗人变为英雄的转折点，也正因此，拜伦的《哀希腊》一诗在晚清备受青睐，梁启超、王国维、马君武、胡适都曾将这首诗译成汉语，这在晚清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作家中是罕见的。
作为最早具有世界性眼光的中国先觉者之一，梁启超在观照、取舍西方文化时，欣赏、钦慕的也是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文人英雄，其中就包括拜伦。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第2号上首次刊出拜伦和雨果的照片，并称他们为“大文豪”，盛赞拜伦为“英国近世第一诗家……摆伦又不特文家也，实为一大豪侠者。当希腊独立军之起，慨然投身以助之。卒于军，年仅三十七”。显然，在梁启超功利主义的眼睛里，拜伦作为文学家的价值远远逊于他作为希腊的英雄的价值。在发表于《新小说》上的《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以曲牌形式译出了拜伦长诗《该隐》（梁译为《渣阿亚》）和《唐·璜》（梁译为《端志安》）中关于希腊的两节诗，其中《唐·璜》中的一节是：
（沉醉东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名）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术旧垒，技术中潮。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如梦忆桃源）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唐·璜》中的这节诗歌颂了希腊光荣的过去，哀悼希腊当时被奴役的处境，热情激励希腊人民起来斗争，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梁启超把这节诗视作《新中国未来记》的点睛之笔，可谓深知此诗三味。梁启超孜孜以求救国救民，他从拜伦身上看到了自己所期待的“新民”的典范，所仰慕的英雄精神，感到了一种心灵相契的激动。在注解中，梁启超说：“摆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他这诗歌，正是用来激励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倒像是为中国人说法哩。”〔1〕这真可谓知人之论。此时的梁启超，“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要让中国接近世界十九世纪之文明”。拜伦作为“英国近世第一诗家”，却能在希腊独立解放战争时慨然投身相助，成为一个文人英雄，无疑这会令同样具有强烈的报国热情的梁启超心向往之了。
就这样，拜伦在中国文学中的第一次亮相就被梁启超刻意渲染成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热爱自由、勇于献身的无私英雄形象。从此，拜伦在中国就和“民族国家”情怀融为一体，给苦难中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鼓舞，激荡着当时与希腊人境遇和心态相同的中国人的救国图强之志。
但给这两节诗命名的却并非梁启超，而是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金一和马君武。金一将梁启超译为《渣阿亚》的部分改译为《吊希腊》。1903年，马君武通过比较歌德、席勒、丁尼生、卡莱尔、拜伦和雨果，得出结论说：只有雨果和拜伦才“使人恋爱、使人崇拜”。他称拜伦是“英仑之大文豪也，而实大侠士也，大军人也，哲学家也，慷慨家也”，“闻希腊独立军起，慨然仗剑从之，谋所以助希腊者无所不至，竭力为希腊募巨债以充军实，大功未就，罹病逐死”〔2〕。但他遗憾于梁译《端志安》不完整，所以决意重译此诗。1905年，马君武将《唐·璜》中的这十六节诗全部译出，并采取了较为自由的七言古歌行体，且冠以《哀希腊歌》诗名，其中诗句：“暴君昔起遮松里，当时自由犹未死。曾破波斯百万师，至今人说米须底。吁嗟乎，本族暴君罪当诛，异族暴君今何如？”（其十二）和“劝君莫信佛郎克，自由非可他人托。……可托唯有希腊军……劝君信此勿复疑，自由托人终徒劳。”（其十四）表现了反暴君、反强权、争民族自由独立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与梁启超对拜伦的关注点是一致的，当然与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也是契合的。
实际上，“马君武译《哀希腊》，目的在鼓吹民主革命，多窜改原意”〔3〕。马君武也并不掩饰自己翻译这节诗的功利目的，在该译诗题记中他就长叹一声：“呜呼？裴伦哀希腊，今吾方自哀之不暇尔。”〔4〕当时任何一个爱国知识分子，都能切身感受到他将这节诗题名为“哀希腊”的深意，并自然会用“中国”去替换“希腊”。苦难中的希腊有拜伦这样的英雄慨然赴死，要拯救同样可哀的中国，自然需要千千万万的中国拜伦！正是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腐败现实的切齿之痛，使马君武自梁启超之后再次浓彩渲染拜伦澎湃的革命激情和崇高意志，再次将拜伦在中国定格为英雄。
以拜伦的自由精神为中国人说法，是拜伦输入中国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价值之所在。不独梁启超、马君武如此，甚至一向主张温和的胡适在1914年翻译这节“哀希腊”时也难免其政治功利主义倾向和战斗豪情。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1907年在东京写就的《摩罗诗力说》。鲁迅从当时急迫的救亡图存的社会需要出发，本想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廊里找到一个能担当社会革新重任的“精神界之战士”，但结果发现“诗人绝迹”，于是只好“别求新声于异邦”，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浪漫主义诗人中，发现了足以彰显时代强音的“摩罗诗派”。所谓“摩罗”，“欧谓之撒但，人本以目斐伦（G.Byron）。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鲁迅要把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反抗精神当作刺向几千年吃人的封建文化的利器，以强烈的个性精神唤醒在“铁屋子”里昏睡的中国人，使他们起而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救亡战斗，进而创造并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华。
显然，时代意志左右了拜伦的中国介绍者的视线。实际上，在拜伦的精神气质中，既有热烈亢奋的一面，也有忧郁感伤的一面，但大多数介绍者们显然更重视他的前一面，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后一面。尽管当时也有人比较客观、全面地注意到拜伦气质的两个方面，如王国维在《白衣龙小传》中就说拜伦是“纯粹之抒情诗人，即所谓主观的诗人是也。其胸襟甚狭，无忍耐力，自制力”，“彼与世界之冲突，非理想与实在之冲突，乃己意与世习之冲突”〔5〕。但因清末热烈亢奋的时代气氛排斥冷静的理性思考，所以，像王国维这样比较全面的评述在当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三
中国知识分子热烈期盼的这种拜伦精神真能在当时的中国促生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英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有苏曼殊为证。
苏曼殊与拜伦的相遇，恰如金风玉露一相逢，实际上，在拜伦的中国介绍者中，真正注意到并吸取了拜伦性格中热烈与忧郁的双重因素，并将之发展到极致的中国文人是苏曼殊；真正与拜伦心心相契，堪称拜伦性情知音的，也只有苏曼殊。苏曼殊，可以说就是当时中国人所倾慕的拜伦精神在中国当时特殊的土壤上促生的中国拜伦式英雄的典型。
苏曼殊真诚地钟情于拜伦，“景仰拜伦为人，好诵其诗”〔6〕。在英文版的《潮音自序》中，他不吝把最好的溢美之词加到这个异域知己身上：
他（指拜伦）是一个热烈、真诚的自由信仰者——他敢于要求每件事物的自由——大的、小的、社会的或政治的……他的诗充满魅力、美丽和真实。在感情、热忱和坦率的措辞方面，拜伦的诗是不可及的。他是一位心地坦白而高尚的人……他赴希腊去，帮助那些为自由奋斗的爱国志士。他的整个的生活、事业和著作，都缠绕在恋爱和自由之间。〔7〕
苏曼殊最早接触到拜伦是在1908年，其时他正在日本与母团聚。有感于自己和拜伦都曾去国离乡，四海飘零，自己也可能会如拜伦客死异乡，他不禁悲感交集，对拜伦一见倾心，相见恨晚。同年他精编而成《文学因缘》一书，其中就收录了他所翻译的拜伦诗《星耶峰耶俱无生》和盛唐山民所译拜伦诗《留别雅典女郎》，并在“自序”中评述了梁启超和马君武翻译的“哀希腊”。1909年，他开始翻译“哀希腊”，甚至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曼殊）泛舟中禅寺湖，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梵声与流水相应，盖哀中国之不竞，而以伦身世身况。舟子惶骇，疑其痴也。”〔8〕他的译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故国不可求，荒凉问水濒。不闻烈士歌，勇气散如云。琴兮国所宝，仍世以为珍。今我胡疲恭，拱手与他人。
威名尽坠地，举族供奴畜。知尔忧国士，中心亦以恧。而我独行谣，我犹无面目。我为希人羞，我为希腊哭。
显然，苏曼殊这是在为希腊哭，也是为自己哭，为中华哭。
1909年，苏曼殊又接连翻译了拜伦的《赞大海》、《去国行》等诗，并在1909年编成国内第一部拜伦诗集《拜伦诗选》，其中收录了他翻译的拜伦的四首诗，并撰序，可惜书未能出版；1911年，他把这些译诗编入《潮音》出版；1914年，《拜伦诗选》以单行本问世，相当全面地把拜伦介绍到中国，他也因此被称为“介绍拜伦文学给中国的第一人”〔9〕，而苏曼殊本人也不免得意地自称为“中国的拜伦”。苏曼殊的同时代人当时就看到了这一点，张定璜就说：“他们（拜伦与苏曼殊）前后所处的旧制度虽失去了精神但还存躯壳，新生活刚有了萌芽但没有作蕊的时代，他们多难的遭遇，他们为自由而战为改革而战的热情，他们那浪漫的飘荡的情思，最后他们那悲惨的结局，这些都令人想到，惟曼殊可以创造拜伦诗。”〔10〕
苏曼殊认同拜伦，根本原因在于彼此身世、性格、气质的契合。苏曼殊是中日混血儿，且幼时失怙，“遭逢身世，有难言之恫”〔11〕，因而养成敏感、脆弱的性格；而拜伦则生活在一个父母离异的家庭，童年贫穷、孤寂，加上有生理残疾及在贵族集团的被排挤，使他对周围的一切抱有怀疑的态度，常常有寂寞和孤独的悲哀。他们都以自己的幻想代替理智，以自己的感情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他们的性格飘忽不定，时而坚强，时而脆弱，感情时而激愤，时而低沉；两人都是天才诗人的气质，以极端的个人主义作为人生信条，因而狂狷自傲，忧郁敏感，卑己自牧，愤世嫉俗。这些相近的心理基础，使苏曼殊自感在感情上与拜伦同命相怜：“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吴门依易生韵》）他从拜伦身上得到了一种异域的精神滋养，使自己在寂寞的浪漫孤旅中获得一丝慰藉：“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题拜伦集》）
苏曼殊虽然也倾心于拜伦《赞大海》、《哀希腊》诗中缠绵悱恻的情愫，但更引他心动的是拜伦诗歌中寄托的“去国之忧”。朱自清后来谈到苏曼殊的译诗时说只有《哀希腊》一篇曾引起过较广大的注意，因为其中保存着一些新的情绪，这种新情绪，就是为时代所激扬的宣教启蒙、慷慨救国的英雄主义精神。拜伦以诗人之身成就英雄之名的壮举令苏曼殊敬佩不已：“善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以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也！”〔12〕苏曼殊偶尔闪露出的英雄主义精神的动力源，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其异域知音拜伦。
苏曼殊对拜伦的认同是全面的，甚至生活方式也对拜伦多有模仿，结果，他在接受拜伦的积极抗争精神的同时，也把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敏锐看到的拜伦的极端个性主义的消极后果全盘吸收了，即“或以不平而厌世，远离人群，宁与天地为侪偶，如哈洛尔特；或厌世至极，乃希灭亡，如曼弗列特；或被人天之楚毒，至于刻骨，乃咸希破坏，以复仇雠，如康拉德与卢希飞勒；或弃斥德义，蹇视淫游，嘲弄社会，聊快其意，如堂祥”。
苏曼殊的悲剧就在这里：他生活在一个不需要个性主义的时代，却仍以个人主义这种个性主义的极端方式、以独行侠的姿态和热情来顺应这股历史潮流。所以，他也像异域知己拜伦一样，或是被强大的封建礼教压抑而耿介独行，或是易于因理想破灭而走向极端绝望和孤独。在革命处于高潮时，苏曼殊的一腔激愤和浪漫激情与时代潮流是一致的，因而其个人主义表现出革命性，而革命一旦落潮，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就使他如阮籍、嵇康那样，把自己与现实的冲突，把自己的失败和理想破灭的屈辱与绝望，化为自己灵魂的汁液，在痛苦迷茫的时光中，“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独自咀嚼培养奴隶的社会赐给弱者的圣餐，变态地发泄积郁的痛苦，歌哭自己心灵的寂寞，甚至采取自戕的方式（如暴饮暴食），甚至一得钱就“必邀人作青楼之游，为琼花之宴”〔13〕；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尽管有“姹女盈前”，却“弗一破其禅定也”〔14〕。他从不与女性发生肉体关系，个中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人谓衲天生情种，实则别有伤心之处耳。”〔15〕他只是用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来对黑暗现实进行极端的嘲弄，以泄胸中抑郁不平之气。这种畸形的个性主义表现形式，是西方拜伦式的个性解放和民主、自由观念在具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苏曼殊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畸形投影。当他们以这种思想去反抗封建势力时，一方面因为压迫他们的封建力量过于强大，另一方面则因为他们所采取的个人主义反抗方式不仅不能实现他们理想的社会，反而易于使他们在强大的敌对力量的压抑下变得消沉绝望，忧郁感伤。还是柳亚子了解他的这位老朋友：“曼殊不死，也不会比我高明到哪里去，怕也只会躲在上海租界内发牢骚罢了。此人只是文学上的天才，不能干实际工作。”〔16〕
显然，拜伦的中国介绍者的功利主义使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拜伦以诗人身份赴希腊国难的英雄壮举，而忽略了这实际上只是拜伦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并非中国人此时真正需要的那种以国家兴亡为己责的民族英雄；拜伦式英雄本就是畸形时代的产物，国人期待的拜伦式英雄精神在中国当时特殊的土壤上充其量只能促生苏曼殊这样的极端个人主义英雄，换句话说，即使在当时的中国真出现了完美版的拜伦式英雄，也只能是苏曼殊这样的畸形“英雄”，这显然不是能救中华的英雄。
注释：
〔1〕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末总批，《新小说》第3号，1903年1月。
〔2〕马君武：《十九世纪二大文豪》，《新民丛报》第28号，1903年3月。
〔3〕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4〕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8页。
〔5〕陈鸿祥：《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6〕黄季刚：《秋华室说诗》，转引自孙倚娜《漫论苏曼殊的译诗》，苏州大学学报（哲社），1988年第2期。
〔7〕〔11〕〔12〕〔15〕〔16〕马以君编：《苏曼殊文集》（上），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310、301、319、307页。
〔8〕郑逸梅语，见《南社丛谈》，转引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年版，第324页。
〔9〕杨鸿烈：《苏曼殊传》，见《苏曼殊全集》第４卷，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81页。
〔10〕张定璜：《苏曼殊与拜伦及雪莱》，见柳亚子编《曼殊全集》（4），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至1929年版，第228页。
〔13〕引自丁丁：《诗僧曼殊》，《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概论、诗文卷，1919-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14〕柳亚子：《苏玄瑛传》，《柳亚子文集》之《苏曼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知识分子出于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开始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文学和文化，使习惯于中庸之道的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中的个性主义因素和自由民主思想，并希望中国也出现诸如法国的罗兰夫人、拿破仑、意大利烧炭党人等这样的民族英雄，以救中国于危难之中，创造出一个充满新气象的少年中国。实际上，不但梁启超、鲁迅这样的先觉者如此，当时整个时代都在焦灼地期盼着出现救世英雄。
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就是在中国人的这种期待视野中出现并受到异乎寻常的推崇。
二
拜伦是清末最早被介绍过来的外国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但中国人介绍拜伦，最先关注的并不是他的文学成就，而是他暴烈的反抗精神，是他身上那种追求自由、反抗暴政的个人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清末民初是为一般热情的青年所认同和接受的，特别是他为助希腊独立而命丧沙场的壮举，更令清末以救国济民为己任的热血青年倾心不已。对此鲁迅曾有过中肯的评价：“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坟·杂忆》）拜伦不仅是诗人，而且是革命家、实际活动家。他的一生都在以挑战示威的态度，以异样的勇敢和热情，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毫不妥协的精神，报复或反抗社会专制和压迫，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争取自由与正义：当“神圣同盟”疯狂瓜分欧洲时，他是欧洲各国反对“神圣同盟”的思想领袖；在意大利，他是“烧炭党”的领袖之一；在希腊，他被推举为希腊革命军统帅，最后，为了希腊的独立和自由，他把自己的生命也留在了那儿。拜伦身上的这种光焰逼人的自由战士精神，成为清末民初志士青年心中的一盏明灯，而希腊则是拜伦从诗人变为英雄的转折点，也正因此，拜伦的《哀希腊》一诗在晚清备受青睐，梁启超、王国维、马君武、胡适都曾将这首诗译成汉语，这在晚清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作家中是罕见的。
作为最早具有世界性眼光的中国先觉者之一，梁启超在观照、取舍西方文化时，欣赏、钦慕的也是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文人英雄，其中就包括拜伦。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第2号上首次刊出拜伦和雨果的照片，并称他们为“大文豪”，盛赞拜伦为“英国近世第一诗家……摆伦又不特文家也，实为一大豪侠者。当希腊独立军之起，慨然投身以助之。卒于军，年仅三十七”。显然，在梁启超功利主义的眼睛里，拜伦作为文学家的价值远远逊于他作为希腊的英雄的价值。在发表于《新小说》上的《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以曲牌形式译出了拜伦长诗《该隐》（梁译为《渣阿亚》）和《唐·璜》（梁译为《端志安》）中关于希腊的两节诗，其中《唐·璜》中的一节是：
（沉醉东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名）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术旧垒，技术中潮。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如梦忆桃源）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唐·璜》中的这节诗歌颂了希腊光荣的过去，哀悼希腊当时被奴役的处境，热情激励希腊人民起来斗争，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梁启超把这节诗视作《新中国未来记》的点睛之笔，可谓深知此诗三味。梁启超孜孜以求救国救民，他从拜伦身上看到了自己所期待的“新民”的典范，所仰慕的英雄精神，感到了一种心灵相契的激动。在注解中，梁启超说：“摆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他这诗歌，正是用来激励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倒像是为中国人说法哩。”〔1〕这真可谓知人之论。此时的梁启超，“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要让中国接近世界十九世纪之文明”。拜伦作为“英国近世第一诗家”，却能在希腊独立解放战争时慨然投身相助，成为一个文人英雄，无疑这会令同样具有强烈的报国热情的梁启超心向往之了。
就这样，拜伦在中国文学中的第一次亮相就被梁启超刻意渲染成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热爱自由、勇于献身的无私英雄形象。从此，拜伦在中国就和“民族国家”情怀融为一体，给苦难中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鼓舞，激荡着当时与希腊人境遇和心态相同的中国人的救国图强之志。
但给这两节诗命名的却并非梁启超，而是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金一和马君武。金一将梁启超译为《渣阿亚》的部分改译为《吊希腊》。1903年，马君武通过比较歌德、席勒、丁尼生、卡莱尔、拜伦和雨果，得出结论说：只有雨果和拜伦才“使人恋爱、使人崇拜”。他称拜伦是“英仑之大文豪也，而实大侠士也，大军人也，哲学家也，慷慨家也”，“闻希腊独立军起，慨然仗剑从之，谋所以助希腊者无所不至，竭力为希腊募巨债以充军实，大功未就，罹病逐死”〔2〕。但他遗憾于梁译《端志安》不完整，所以决意重译此诗。1905年，马君武将《唐·璜》中的这十六节诗全部译出，并采取了较为自由的七言古歌行体，且冠以《哀希腊歌》诗名，其中诗句：“暴君昔起遮松里，当时自由犹未死。曾破波斯百万师，至今人说米须底。吁嗟乎，本族暴君罪当诛，异族暴君今何如？”（其十二）和“劝君莫信佛郎克，自由非可他人托。……可托唯有希腊军……劝君信此勿复疑，自由托人终徒劳。”（其十四）表现了反暴君、反强权、争民族自由独立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与梁启超对拜伦的关注点是一致的，当然与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也是契合的。
实际上，“马君武译《哀希腊》，目的在鼓吹民主革命，多窜改原意”〔3〕。马君武也并不掩饰自己翻译这节诗的功利目的，在该译诗题记中他就长叹一声：“呜呼？裴伦哀希腊，今吾方自哀之不暇尔。”〔4〕当时任何一个爱国知识分子，都能切身感受到他将这节诗题名为“哀希腊”的深意，并自然会用“中国”去替换“希腊”。苦难中的希腊有拜伦这样的英雄慨然赴死，要拯救同样可哀的中国，自然需要千千万万的中国拜伦！正是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腐败现实的切齿之痛，使马君武自梁启超之后再次浓彩渲染拜伦澎湃的革命激情和崇高意志，再次将拜伦在中国定格为英雄。
以拜伦的自由精神为中国人说法，是拜伦输入中国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价值之所在。不独梁启超、马君武如此，甚至一向主张温和的胡适在1914年翻译这节“哀希腊”时也难免其政治功利主义倾向和战斗豪情。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1907年在东京写就的《摩罗诗力说》。鲁迅从当时急迫的救亡图存的社会需要出发，本想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廊里找到一个能担当社会革新重任的“精神界之战士”，但结果发现“诗人绝迹”，于是只好“别求新声于异邦”，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浪漫主义诗人中，发现了足以彰显时代强音的“摩罗诗派”。所谓“摩罗”，“欧谓之撒但，人本以目斐伦（G.Byron）。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鲁迅要把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反抗精神当作刺向几千年吃人的封建文化的利器，以强烈的个性精神唤醒在“铁屋子”里昏睡的中国人，使他们起而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救亡战斗，进而创造并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华。
显然，时代意志左右了拜伦的中国介绍者的视线。实际上，在拜伦的精神气质中，既有热烈亢奋的一面，也有忧郁感伤的一面，但大多数介绍者们显然更重视他的前一面，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后一面。尽管当时也有人比较客观、全面地注意到拜伦气质的两个方面，如王国维在《白衣龙小传》中就说拜伦是“纯粹之抒情诗人，即所谓主观的诗人是也。其胸襟甚狭，无忍耐力，自制力”，“彼与世界之冲突，非理想与实在之冲突，乃己意与世习之冲突”〔5〕。但因清末热烈亢奋的时代气氛排斥冷静的理性思考，所以，像王国维这样比较全面的评述在当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三
中国知识分子热烈期盼的这种拜伦精神真能在当时的中国促生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英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有苏曼殊为证。
苏曼殊与拜伦的相遇，恰如金风玉露一相逢，实际上，在拜伦的中国介绍者中，真正注意到并吸取了拜伦性格中热烈与忧郁的双重因素，并将之发展到极致的中国文人是苏曼殊；真正与拜伦心心相契，堪称拜伦性情知音的，也只有苏曼殊。苏曼殊，可以说就是当时中国人所倾慕的拜伦精神在中国当时特殊的土壤上促生的中国拜伦式英雄的典型。
苏曼殊真诚地钟情于拜伦，“景仰拜伦为人，好诵其诗”〔6〕。在英文版的《潮音自序》中，他不吝把最好的溢美之词加到这个异域知己身上：
他（指拜伦）是一个热烈、真诚的自由信仰者——他敢于要求每件事物的自由——大的、小的、社会的或政治的……他的诗充满魅力、美丽和真实。在感情、热忱和坦率的措辞方面，拜伦的诗是不可及的。他是一位心地坦白而高尚的人……他赴希腊去，帮助那些为自由奋斗的爱国志士。他的整个的生活、事业和著作，都缠绕在恋爱和自由之间。〔7〕
苏曼殊最早接触到拜伦是在1908年，其时他正在日本与母团聚。有感于自己和拜伦都曾去国离乡，四海飘零，自己也可能会如拜伦客死异乡，他不禁悲感交集，对拜伦一见倾心，相见恨晚。同年他精编而成《文学因缘》一书，其中就收录了他所翻译的拜伦诗《星耶峰耶俱无生》和盛唐山民所译拜伦诗《留别雅典女郎》，并在“自序”中评述了梁启超和马君武翻译的“哀希腊”。1909年，他开始翻译“哀希腊”，甚至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曼殊）泛舟中禅寺湖，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梵声与流水相应，盖哀中国之不竞，而以伦身世身况。舟子惶骇，疑其痴也。”〔8〕他的译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故国不可求，荒凉问水濒。不闻烈士歌，勇气散如云。琴兮国所宝，仍世以为珍。今我胡疲恭，拱手与他人。
威名尽坠地，举族供奴畜。知尔忧国士，中心亦以恧。而我独行谣，我犹无面目。我为希人羞，我为希腊哭。
显然，苏曼殊这是在为希腊哭，也是为自己哭，为中华哭。
1909年，苏曼殊又接连翻译了拜伦的《赞大海》、《去国行》等诗，并在1909年编成国内第一部拜伦诗集《拜伦诗选》，其中收录了他翻译的拜伦的四首诗，并撰序，可惜书未能出版；1911年，他把这些译诗编入《潮音》出版；1914年，《拜伦诗选》以单行本问世，相当全面地把拜伦介绍到中国，他也因此被称为“介绍拜伦文学给中国的第一人”〔9〕，而苏曼殊本人也不免得意地自称为“中国的拜伦”。苏曼殊的同时代人当时就看到了这一点，张定璜就说：“他们（拜伦与苏曼殊）前后所处的旧制度虽失去了精神但还存躯壳，新生活刚有了萌芽但没有作蕊的时代，他们多难的遭遇，他们为自由而战为改革而战的热情，他们那浪漫的飘荡的情思，最后他们那悲惨的结局，这些都令人想到，惟曼殊可以创造拜伦诗。”〔10〕
苏曼殊认同拜伦，根本原因在于彼此身世、性格、气质的契合。苏曼殊是中日混血儿，且幼时失怙，“遭逢身世，有难言之恫”〔11〕，因而养成敏感、脆弱的性格；而拜伦则生活在一个父母离异的家庭，童年贫穷、孤寂，加上有生理残疾及在贵族集团的被排挤，使他对周围的一切抱有怀疑的态度，常常有寂寞和孤独的悲哀。他们都以自己的幻想代替理智，以自己的感情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他们的性格飘忽不定，时而坚强，时而脆弱，感情时而激愤，时而低沉；两人都是天才诗人的气质，以极端的个人主义作为人生信条，因而狂狷自傲，忧郁敏感，卑己自牧，愤世嫉俗。这些相近的心理基础，使苏曼殊自感在感情上与拜伦同命相怜：“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吴门依易生韵》）他从拜伦身上得到了一种异域的精神滋养，使自己在寂寞的浪漫孤旅中获得一丝慰藉：“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题拜伦集》）
苏曼殊虽然也倾心于拜伦《赞大海》、《哀希腊》诗中缠绵悱恻的情愫，但更引他心动的是拜伦诗歌中寄托的“去国之忧”。朱自清后来谈到苏曼殊的译诗时说只有《哀希腊》一篇曾引起过较广大的注意，因为其中保存着一些新的情绪，这种新情绪，就是为时代所激扬的宣教启蒙、慷慨救国的英雄主义精神。拜伦以诗人之身成就英雄之名的壮举令苏曼殊敬佩不已：“善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以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也！”〔12〕苏曼殊偶尔闪露出的英雄主义精神的动力源，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其异域知音拜伦。
苏曼殊对拜伦的认同是全面的，甚至生活方式也对拜伦多有模仿，结果，他在接受拜伦的积极抗争精神的同时，也把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敏锐看到的拜伦的极端个性主义的消极后果全盘吸收了，即“或以不平而厌世，远离人群，宁与天地为侪偶，如哈洛尔特；或厌世至极，乃希灭亡，如曼弗列特；或被人天之楚毒，至于刻骨，乃咸希破坏，以复仇雠，如康拉德与卢希飞勒；或弃斥德义，蹇视淫游，嘲弄社会，聊快其意，如堂祥”。
苏曼殊的悲剧就在这里：他生活在一个不需要个性主义的时代，却仍以个人主义这种个性主义的极端方式、以独行侠的姿态和热情来顺应这股历史潮流。所以，他也像异域知己拜伦一样，或是被强大的封建礼教压抑而耿介独行，或是易于因理想破灭而走向极端绝望和孤独。在革命处于高潮时，苏曼殊的一腔激愤和浪漫激情与时代潮流是一致的，因而其个人主义表现出革命性，而革命一旦落潮，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就使他如阮籍、嵇康那样，把自己与现实的冲突，把自己的失败和理想破灭的屈辱与绝望，化为自己灵魂的汁液，在痛苦迷茫的时光中，“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独自咀嚼培养奴隶的社会赐给弱者的圣餐，变态地发泄积郁的痛苦，歌哭自己心灵的寂寞，甚至采取自戕的方式（如暴饮暴食），甚至一得钱就“必邀人作青楼之游，为琼花之宴”〔13〕；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尽管有“姹女盈前”，却“弗一破其禅定也”〔14〕。他从不与女性发生肉体关系，个中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人谓衲天生情种，实则别有伤心之处耳。”〔15〕他只是用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来对黑暗现实进行极端的嘲弄，以泄胸中抑郁不平之气。这种畸形的个性主义表现形式，是西方拜伦式的个性解放和民主、自由观念在具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苏曼殊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畸形投影。当他们以这种思想去反抗封建势力时，一方面因为压迫他们的封建力量过于强大，另一方面则因为他们所采取的个人主义反抗方式不仅不能实现他们理想的社会，反而易于使他们在强大的敌对力量的压抑下变得消沉绝望，忧郁感伤。还是柳亚子了解他的这位老朋友：“曼殊不死，也不会比我高明到哪里去，怕也只会躲在上海租界内发牢骚罢了。此人只是文学上的天才，不能干实际工作。”〔16〕
显然，拜伦的中国介绍者的功利主义使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拜伦以诗人身份赴希腊国难的英雄壮举，而忽略了这实际上只是拜伦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并非中国人此时真正需要的那种以国家兴亡为己责的民族英雄；拜伦式英雄本就是畸形时代的产物，国人期待的拜伦式英雄精神在中国当时特殊的土壤上充其量只能促生苏曼殊这样的极端个人主义英雄，换句话说，即使在当时的中国真出现了完美版的拜伦式英雄，也只能是苏曼殊这样的畸形“英雄”，这显然不是能救中华的英雄。
注释：
〔1〕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末总批，《新小说》第3号，1903年1月。
〔2〕马君武：《十九世纪二大文豪》，《新民丛报》第28号，1903年3月。
〔3〕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4〕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8页。
〔5〕陈鸿祥：《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6〕黄季刚：《秋华室说诗》，转引自孙倚娜《漫论苏曼殊的译诗》，苏州大学学报（哲社），1988年第2期。
〔7〕〔11〕〔12〕〔15〕〔16〕马以君编：《苏曼殊文集》（上），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310、301、319、307页。
〔8〕郑逸梅语，见《南社丛谈》，转引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年版，第324页。
〔9〕杨鸿烈：《苏曼殊传》，见《苏曼殊全集》第４卷，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81页。
〔10〕张定璜：《苏曼殊与拜伦及雪莱》，见柳亚子编《曼殊全集》（4），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至1929年版，第228页。
〔13〕引自丁丁：《诗僧曼殊》，《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概论、诗文卷，1919-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14〕柳亚子：《苏玄瑛传》，《柳亚子文集》之《苏曼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