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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战后日本文坛兴起了描写战争的“战后文学”，这些作品具有偏重描述战争给日本带来的创伤，却忽视日本对他国侵略造成伤害的倾向。与这些文学作品相比，日本女作家加藤幸子通过作品《梦墙》如实地描绘了战争对中国造成的侵害，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其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批判和反省。通过分析作品中的“梦”与“墙”的寓意，不仅可以看出作者对战争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其对中国民众受害的同情以及对中日和平友好的期待和向往。
关键词：梦 墙 战后文学 反战精神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二战后，日本国内兴起了“战后文学”。大冈升平和野间宏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大多基于其亲身经历创作，展现出战争对人性的摧残。然而，这些作品中体现的“反战”过于强调战争给日本带来的创伤，而忽视了日本对他国侵略造成的伤害，具有狭隘的民族性。王向远先生认为，“把日本士兵作为战争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来写，是日本战后文学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偏向。”
加藤幸子在名气方面无法与大纲升平、野间宏等战后文学派作家相比，在中国也并不广为人知。不过，她的作品笔调清新自然，具有独特魅力，特别是她对战争的态度和观点与大多数战后派作家显著不同。她旗帜鲜明地批判战争，特别是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这些真正反战的观点体现在她的一系列作品中，其中，在其影响力最大的作品《梦墙》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梦墙》是加藤幸子根据1941年至1947年在北京的生活体验创作的，获得了1982年第88届“芥川奖”。这部作品如实地描绘了战争给中国以及中国民众造成的伤害，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其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批判和反省，以及对中日和平友好的期待和向往。
但是遗憾的是，我国国内对这部作品的介绍和研究还很少。本文将通过解读文中出现的“梦”与“墙”，来探究加藤幸子对战争的反省和批判，使我们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其反战的态度和观点，认识到战后日本文坛存在的一种强有力的呐喊与呼唤。
二 《梦墙》的简介以及创作背景
《梦墙》主要讲述了战争结束后，日本女孩佐智和寄居在其院子门房处的人力车夫“老高”的儿子午寅之间的故事，表现出战争对两个孩子伤害。战后佐智受到中国孩子的孤立，希望与午寅发展友谊，却遭到父亲“不能和中国人真正要好”的告诫；而午寅虽然也非常希望和佐智保持友谊并亲切地称之为“大姐”，但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日军暴行以及来自中国孩子的排斥，使他不能与佐智公开交往，陷入深深的困惑与矛盾之中。最终，佐智回国时没能看到午寅来送行，她带着遗憾离开了中国。
文学源于生活体验，生活体验是文学的主要内容。正如加藤幸子本人所说：“芥川奖作品《梦墙》是根据蕴藏在心底几十年的素材而尝试进行的创作。”佐藤幸子1941年来到中国，在北京度过了童年时光。日本战败后，加藤幸子未能立即跟从父母回国，而是继续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后，于1947年离开北京。从战前“一等国民”跌落为遭人孤立的战败国国民，这种落差使她能够更为客观地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对战争的反思也更深刻。
三 作品中“梦”和“墙”的解读
作品题为《梦墙》，“梦”和“墙”的意象在文中反复出现，二者具有很深的寓意。下面我们将通过重点解读作品中的“梦”与“墙”，来对该作品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1 作品中的“梦”及其解读
在作品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梦”，既有生理上的梦，又有寄托着美好祝愿的梦。在此，我们重点分析两位主人公午寅和佐智的“梦”，并进行解读。
（1）午寅的“梦”
午寅的“梦”是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噩梦。战争期间，日本人的残暴行径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午寅的父亲远在北京，午寅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悲剧发生了，日本兵强奸了他的母亲。而午寅在不经意间目睹了这一幕，形成无法忘却的噩梦。
“男的在说些听不懂的话，午寅听起来像是骂人话。母亲没有回答只是闭着眼，双脚在空中挣扎着。午寅的目光无法从母亲那隆起的胸部离开。虽然现在母亲不怎么抱午寅了，但午寅一直认为那柔软的胸部是属于自己的。午寅感觉自己的心被蝎子蛰了一般疼痛。”
这一噩梦久久缠绕在午寅的心中，看到父亲给的白馒头时，“他眼前浮现出母亲的乳房”。听爸爸说，“在北京和日本人住在一起，他脑子一片混乱，想起日本人对死去的妈妈所做的……”。这一噩梦使他从内心深处对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和仇恨。正是因为这一噩梦导致他尽管知道佐智并非坏人，但始终无法忘记佐智身上的“日本人”这一标签，“即使战争已经结束，但大姐还是日本人。爸爸有些想变为日本人，而我绝对不愿意变为日本人”，“虽然我很想忘记大姐是日本人，但我忘不掉”。直到最后一刻，午寅也未能摆脱这种矛盾心情的困扰，最终没能走出屋子去为佐智送别。
（2）佐智的“梦”
文中出现的最频繁的“梦”是佐智的噩梦。日本统治期间，日本人无疑享有巨大特权，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然而，佐智关于日本统治期间的记忆，则一直定格于反复出现的噩梦。
佐智难以忘却的噩梦起源于日本孩子用石头扔车夫的事件。放学后，“雏鹰班”班长“孝雄”带着同学们走在槐香弥漫的胡同里。突然在胡同口与一名等客的年轻车夫相遇。这位车夫衣着破烂浑身肮脏，“与其说是人类，倒不如说是从石灰堆下爬出来的奇妙生物”。孝雄想驱赶其离开。但车夫“肯定是三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了”，为了有所收入，他“只是翻了翻白眼，并没有丝毫离去的意思。”这帮孩子就搬来一堆石头，一边骂着一边向车夫身上扔去。
“被石头命中后车夫只是‘哎呀’小声地叫一声，依然没有丝毫保护自己的样子。”“突然，不知道谁扔的较大的砖块命中了他的额头。他踉跄了一下，抹净污垢，血如同朱红色的筷子一样飞溅出来。难以置信的鲜艳而美丽的颜色。”
目睹这一幕，“雏鹰班”瞬间崩溃了。号称“日本军绝不后退”的班长孝雄“不顾其他成员率先脱离队伍逃走了”，而“佐智也牵着文明，哭着逃跑了”。 战争结束以后，这一噩梦开始不断浮现在佐智的脑海中，不仅在黑夜，甚至在白天也会不断出现。当她在北海公园被两个中国孩子扔杏核的时候，脑海中不禁浮现出“那张满脸是血的脸，朝她冷笑着”。当午寅送给她的小鸟被猫吃掉后，耳边回响起年轻车夫的怒喝，“这是你注定要做的一场空梦”；将要回国之时，佐智感到“那个梦将会继续浮现”。因此，用石头扔年轻车夫使其头破血流的这一噩梦始终萦绕在佐智的脑海里，令她恐惧不已。
（3）午寅和佐智的“梦”的解读
午寅和佐智无法忘却的噩梦其实都描述了战争期间日本人对中国人所做的恶。日本士兵强奸中国妇女，一旦反抗便会家破人亡；而殖民者的小孩居然也认为“年轻车夫出现在槐香洋溢的胡同明显是不合适的”，用石块将他扔得头破血流。加藤幸子将日本人所做的恶如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充分表达了她对战争的憎恶以及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批判。
佐智之所以一直被这一噩梦困扰，其实是因为她对这种“恶”心怀愧疚与自责。因此，当中国孩子拿杏核扔自己的时候，当邻居孩子见了自己就躲得远远的时候，当午寅在大街上装作不认识佐智的时候，佐智对他们的行为表现出充分的理解，把此当做这一恶的报应以及自己的赎罪。这些又表现出了作者对日本人所做恶行的忏悔和反省。
与此同时，作品还展现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以及作者对中国受害民众的同情。血流如注的年轻车夫毫不畏惧，面对殖民者二代的暴行流露出了轻蔑的神态。尽管日本孩子扔的石块袭来，“他也丝毫没有抬起车把离开的意思”，也“依然没有保护自己的举措”，直到最终“血像朱红色的筷子飞溅出来”，他始终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妥协。他的这种气概吓倒了心虚的施暴者，使这帮孩子落荒而逃。这些都表现出了受侵略者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以及侵略者的色厉内荏。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作者对年轻车夫的同情。其实，年轻车夫以及午寅等人都是战争中受到日本人迫害的中国民众的缩影。对于他们所受到的苦难，作者表现出了同情和悲悯。
2 作品中的“墙”及其解读
（1）作品中的“墙”
作品中的“墙”也反复出现，既有真实存在的墙，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墙。当然，后者的墙是作品描述的重点。
文中首先叙述了佐智和父母之间的“墙”。佐智的父亲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认为中国和日本绝对不可能真正实现友好，于是就告诫她：“绝对不能和中国人真正交好！不然肯定会有苦头吃。我是为你好。”而佐智非常希望与午寅交往。佐智深刻感受到午寅等中国人对她的善意，也得到曾对日本人无法释怀的中国孩子“丽丽”的宽容，因此对父亲的告诫不以为然、也无法理解，她感到“渐渐地在心里与父母之间建立起一堵无法逾越的墙”。
其次，作品中着墨最多的是阻隔在佐智和午寅之间的“墙”。开始时，午寅和佐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佐智像对待弟弟一样把自己心爱的口琴送给了午寅；午寅也把佐智称为“大姐”，并把自己捉到的小鸟送给佐智。然而，随着午寅的成长，特别是入学之后，周围同学对佐智的敌意和孤立，使他开始感受到无形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无法忘记日本人的暴行，于是午寅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在大街上看到佐智也装作不认识。就这样，在午寅和佐智之间，形成了一道阻隔两人友谊的高“墙”。
（2）作品中的“墙”的解读
作品中谈及的佐智和父母之间的“墙”代表着人类纯真本性与战争扭曲下的人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本应真诚交往，建立一种纯真的友谊。然而受到战争摧残的佐智的父母却粗暴地阻止两个孩子的交往，由此产生了“一堵无法逾越的墙”。
而佐智和午寅之间的“墙”，则象征着战争所带来的伤害以及对人性的摧残。天真无暇的两个孩子之间本应建立的友谊也被由战争构筑起来的“墙”无情地隔离开来。这些都鲜明地表现出了作者对战争的憎恶和批判。
另外，作品结尾处的描写又表达出了作者对中日和平友好的向往和期待。当佐智回国的时候，午寅最终没来送他。那么，他们能否穿越这堵“墙”实现友好呢？作品最后是这样描写的：
“在移动的反光镜上，映现出倒塌的墙。堆积的灰色瓦片上，坐着一个正在吹口琴的小男孩。佐智坚信，他是‘午寅’。”
这一幕应该是出现在作者心中的风景。这里的“倒塌的墙”，其实就是阻隔佐智和午寅友情的“墙”。而“墙”的倒塌则象征着两人之间隔阂的消除。这里的“午寅”加着引号，应该不仅仅指老高的儿子午寅，更指遭受战争迫害的中国孩子。“午寅”吹的是佐智送的口琴，体现出作者期望中日消除隔阂，共筑和平。
四 结语
《梦墙》被芥川奖评选委员会认为是“一部坦率而正统的作品”。与战后派作家片面强调战争对日本造成的伤害不同，加藤幸子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人在中国所犯下了罪行，并表现出对战争的深刻反省、批判以及对中日和平友好的憧憬与向往，“在日本文学界对战争责任、对侵华战争的罪恶，还没有形成普遍的悔罪意识，对侵华战争的普遍正确的认识还远远没有形成”的现状中，这种精神极为难能可贵。
“加藤幸子女士是一个道法自然的悲天悯人的作家。”加藤幸子一直主张超越人种差别，实现真正的和平相处。她在后记中说道：“人种的差别，有的时候被无限放大，而在有的时候则局限于自我和他人之间难以逾越的一道线而已吧。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都将是赋予我的命题。”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加藤幸子及其作品的研究还不多见。今后我们将继续向国内读者推介其作品，探讨其精神内涵，解读其人格魅力。
参考文献：
[1]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王向远：《战后日本文坛对侵华战争及战争责任的认识》，《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3] 加藤幸子：《梦の壁》，讲谈社，1983年版。
[4] 柴红梅：《故乡与异乡的悖论：日本作家清冈卓行的“大连文学论”》，《东疆学刊》，2011年第3期。
[5] 张鹏：《森林的诱惑 加藤幸子的生态写作》，《阅读与写作》，2011年第3期。
[6] 本多秋五：《 後文学の作家と作品》，冬树社，1971年版。
作者简介：
陈建明，男，1976—，河北定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化，工作单位：西安工业大学。
贾庆超，男，1988—，山东菏泽人，大连外国语学院2011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关键词：梦 墙 战后文学 反战精神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二战后，日本国内兴起了“战后文学”。大冈升平和野间宏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大多基于其亲身经历创作，展现出战争对人性的摧残。然而，这些作品中体现的“反战”过于强调战争给日本带来的创伤，而忽视了日本对他国侵略造成的伤害，具有狭隘的民族性。王向远先生认为，“把日本士兵作为战争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来写，是日本战后文学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偏向。”
加藤幸子在名气方面无法与大纲升平、野间宏等战后文学派作家相比，在中国也并不广为人知。不过，她的作品笔调清新自然，具有独特魅力，特别是她对战争的态度和观点与大多数战后派作家显著不同。她旗帜鲜明地批判战争，特别是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这些真正反战的观点体现在她的一系列作品中，其中，在其影响力最大的作品《梦墙》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梦墙》是加藤幸子根据1941年至1947年在北京的生活体验创作的，获得了1982年第88届“芥川奖”。这部作品如实地描绘了战争给中国以及中国民众造成的伤害，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其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批判和反省，以及对中日和平友好的期待和向往。
但是遗憾的是，我国国内对这部作品的介绍和研究还很少。本文将通过解读文中出现的“梦”与“墙”，来探究加藤幸子对战争的反省和批判，使我们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其反战的态度和观点，认识到战后日本文坛存在的一种强有力的呐喊与呼唤。
二 《梦墙》的简介以及创作背景
《梦墙》主要讲述了战争结束后，日本女孩佐智和寄居在其院子门房处的人力车夫“老高”的儿子午寅之间的故事，表现出战争对两个孩子伤害。战后佐智受到中国孩子的孤立，希望与午寅发展友谊，却遭到父亲“不能和中国人真正要好”的告诫；而午寅虽然也非常希望和佐智保持友谊并亲切地称之为“大姐”，但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日军暴行以及来自中国孩子的排斥，使他不能与佐智公开交往，陷入深深的困惑与矛盾之中。最终，佐智回国时没能看到午寅来送行，她带着遗憾离开了中国。
文学源于生活体验，生活体验是文学的主要内容。正如加藤幸子本人所说：“芥川奖作品《梦墙》是根据蕴藏在心底几十年的素材而尝试进行的创作。”佐藤幸子1941年来到中国，在北京度过了童年时光。日本战败后，加藤幸子未能立即跟从父母回国，而是继续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后，于1947年离开北京。从战前“一等国民”跌落为遭人孤立的战败国国民，这种落差使她能够更为客观地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对战争的反思也更深刻。
三 作品中“梦”和“墙”的解读
作品题为《梦墙》，“梦”和“墙”的意象在文中反复出现，二者具有很深的寓意。下面我们将通过重点解读作品中的“梦”与“墙”，来对该作品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1 作品中的“梦”及其解读
在作品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梦”，既有生理上的梦，又有寄托着美好祝愿的梦。在此，我们重点分析两位主人公午寅和佐智的“梦”，并进行解读。
（1）午寅的“梦”
午寅的“梦”是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噩梦。战争期间，日本人的残暴行径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午寅的父亲远在北京，午寅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悲剧发生了，日本兵强奸了他的母亲。而午寅在不经意间目睹了这一幕，形成无法忘却的噩梦。
“男的在说些听不懂的话，午寅听起来像是骂人话。母亲没有回答只是闭着眼，双脚在空中挣扎着。午寅的目光无法从母亲那隆起的胸部离开。虽然现在母亲不怎么抱午寅了，但午寅一直认为那柔软的胸部是属于自己的。午寅感觉自己的心被蝎子蛰了一般疼痛。”
这一噩梦久久缠绕在午寅的心中，看到父亲给的白馒头时，“他眼前浮现出母亲的乳房”。听爸爸说，“在北京和日本人住在一起，他脑子一片混乱，想起日本人对死去的妈妈所做的……”。这一噩梦使他从内心深处对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和仇恨。正是因为这一噩梦导致他尽管知道佐智并非坏人，但始终无法忘记佐智身上的“日本人”这一标签，“即使战争已经结束，但大姐还是日本人。爸爸有些想变为日本人，而我绝对不愿意变为日本人”，“虽然我很想忘记大姐是日本人，但我忘不掉”。直到最后一刻，午寅也未能摆脱这种矛盾心情的困扰，最终没能走出屋子去为佐智送别。
（2）佐智的“梦”
文中出现的最频繁的“梦”是佐智的噩梦。日本统治期间，日本人无疑享有巨大特权，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然而，佐智关于日本统治期间的记忆，则一直定格于反复出现的噩梦。
佐智难以忘却的噩梦起源于日本孩子用石头扔车夫的事件。放学后，“雏鹰班”班长“孝雄”带着同学们走在槐香弥漫的胡同里。突然在胡同口与一名等客的年轻车夫相遇。这位车夫衣着破烂浑身肮脏，“与其说是人类，倒不如说是从石灰堆下爬出来的奇妙生物”。孝雄想驱赶其离开。但车夫“肯定是三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了”，为了有所收入，他“只是翻了翻白眼，并没有丝毫离去的意思。”这帮孩子就搬来一堆石头，一边骂着一边向车夫身上扔去。
“被石头命中后车夫只是‘哎呀’小声地叫一声，依然没有丝毫保护自己的样子。”“突然，不知道谁扔的较大的砖块命中了他的额头。他踉跄了一下，抹净污垢，血如同朱红色的筷子一样飞溅出来。难以置信的鲜艳而美丽的颜色。”
目睹这一幕，“雏鹰班”瞬间崩溃了。号称“日本军绝不后退”的班长孝雄“不顾其他成员率先脱离队伍逃走了”，而“佐智也牵着文明，哭着逃跑了”。 战争结束以后，这一噩梦开始不断浮现在佐智的脑海中，不仅在黑夜，甚至在白天也会不断出现。当她在北海公园被两个中国孩子扔杏核的时候，脑海中不禁浮现出“那张满脸是血的脸，朝她冷笑着”。当午寅送给她的小鸟被猫吃掉后，耳边回响起年轻车夫的怒喝，“这是你注定要做的一场空梦”；将要回国之时，佐智感到“那个梦将会继续浮现”。因此，用石头扔年轻车夫使其头破血流的这一噩梦始终萦绕在佐智的脑海里，令她恐惧不已。
（3）午寅和佐智的“梦”的解读
午寅和佐智无法忘却的噩梦其实都描述了战争期间日本人对中国人所做的恶。日本士兵强奸中国妇女，一旦反抗便会家破人亡；而殖民者的小孩居然也认为“年轻车夫出现在槐香洋溢的胡同明显是不合适的”，用石块将他扔得头破血流。加藤幸子将日本人所做的恶如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充分表达了她对战争的憎恶以及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批判。
佐智之所以一直被这一噩梦困扰，其实是因为她对这种“恶”心怀愧疚与自责。因此，当中国孩子拿杏核扔自己的时候，当邻居孩子见了自己就躲得远远的时候，当午寅在大街上装作不认识佐智的时候，佐智对他们的行为表现出充分的理解，把此当做这一恶的报应以及自己的赎罪。这些又表现出了作者对日本人所做恶行的忏悔和反省。
与此同时，作品还展现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以及作者对中国受害民众的同情。血流如注的年轻车夫毫不畏惧，面对殖民者二代的暴行流露出了轻蔑的神态。尽管日本孩子扔的石块袭来，“他也丝毫没有抬起车把离开的意思”，也“依然没有保护自己的举措”，直到最终“血像朱红色的筷子飞溅出来”，他始终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妥协。他的这种气概吓倒了心虚的施暴者，使这帮孩子落荒而逃。这些都表现出了受侵略者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以及侵略者的色厉内荏。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作者对年轻车夫的同情。其实，年轻车夫以及午寅等人都是战争中受到日本人迫害的中国民众的缩影。对于他们所受到的苦难，作者表现出了同情和悲悯。
2 作品中的“墙”及其解读
（1）作品中的“墙”
作品中的“墙”也反复出现，既有真实存在的墙，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墙。当然，后者的墙是作品描述的重点。
文中首先叙述了佐智和父母之间的“墙”。佐智的父亲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认为中国和日本绝对不可能真正实现友好，于是就告诫她：“绝对不能和中国人真正交好！不然肯定会有苦头吃。我是为你好。”而佐智非常希望与午寅交往。佐智深刻感受到午寅等中国人对她的善意，也得到曾对日本人无法释怀的中国孩子“丽丽”的宽容，因此对父亲的告诫不以为然、也无法理解，她感到“渐渐地在心里与父母之间建立起一堵无法逾越的墙”。
其次，作品中着墨最多的是阻隔在佐智和午寅之间的“墙”。开始时，午寅和佐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佐智像对待弟弟一样把自己心爱的口琴送给了午寅；午寅也把佐智称为“大姐”，并把自己捉到的小鸟送给佐智。然而，随着午寅的成长，特别是入学之后，周围同学对佐智的敌意和孤立，使他开始感受到无形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无法忘记日本人的暴行，于是午寅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在大街上看到佐智也装作不认识。就这样，在午寅和佐智之间，形成了一道阻隔两人友谊的高“墙”。
（2）作品中的“墙”的解读
作品中谈及的佐智和父母之间的“墙”代表着人类纯真本性与战争扭曲下的人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本应真诚交往，建立一种纯真的友谊。然而受到战争摧残的佐智的父母却粗暴地阻止两个孩子的交往，由此产生了“一堵无法逾越的墙”。
而佐智和午寅之间的“墙”，则象征着战争所带来的伤害以及对人性的摧残。天真无暇的两个孩子之间本应建立的友谊也被由战争构筑起来的“墙”无情地隔离开来。这些都鲜明地表现出了作者对战争的憎恶和批判。
另外，作品结尾处的描写又表达出了作者对中日和平友好的向往和期待。当佐智回国的时候，午寅最终没来送他。那么，他们能否穿越这堵“墙”实现友好呢？作品最后是这样描写的：
“在移动的反光镜上，映现出倒塌的墙。堆积的灰色瓦片上，坐着一个正在吹口琴的小男孩。佐智坚信，他是‘午寅’。”
这一幕应该是出现在作者心中的风景。这里的“倒塌的墙”，其实就是阻隔佐智和午寅友情的“墙”。而“墙”的倒塌则象征着两人之间隔阂的消除。这里的“午寅”加着引号，应该不仅仅指老高的儿子午寅，更指遭受战争迫害的中国孩子。“午寅”吹的是佐智送的口琴，体现出作者期望中日消除隔阂，共筑和平。
四 结语
《梦墙》被芥川奖评选委员会认为是“一部坦率而正统的作品”。与战后派作家片面强调战争对日本造成的伤害不同，加藤幸子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人在中国所犯下了罪行，并表现出对战争的深刻反省、批判以及对中日和平友好的憧憬与向往，“在日本文学界对战争责任、对侵华战争的罪恶，还没有形成普遍的悔罪意识，对侵华战争的普遍正确的认识还远远没有形成”的现状中，这种精神极为难能可贵。
“加藤幸子女士是一个道法自然的悲天悯人的作家。”加藤幸子一直主张超越人种差别，实现真正的和平相处。她在后记中说道：“人种的差别，有的时候被无限放大，而在有的时候则局限于自我和他人之间难以逾越的一道线而已吧。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都将是赋予我的命题。”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加藤幸子及其作品的研究还不多见。今后我们将继续向国内读者推介其作品，探讨其精神内涵，解读其人格魅力。
参考文献：
[1]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王向远：《战后日本文坛对侵华战争及战争责任的认识》，《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3] 加藤幸子：《梦の壁》，讲谈社，1983年版。
[4] 柴红梅：《故乡与异乡的悖论：日本作家清冈卓行的“大连文学论”》，《东疆学刊》，2011年第3期。
[5] 张鹏：《森林的诱惑 加藤幸子的生态写作》，《阅读与写作》，2011年第3期。
[6] 本多秋五：《 後文学の作家と作品》，冬树社，1971年版。
作者简介：
陈建明，男，1976—，河北定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化，工作单位：西安工业大学。
贾庆超，男，1988—，山东菏泽人，大连外国语学院2011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