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初，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儒雅之士出任切尼副总统国家安全副顾问兼政策规划主任，他就是美国新保守派强硬人物弗里德伯格。这一任命引起世人普遍关注，国内外有专家认为，这位一贯强调要对中国持强硬立场，并一向对中美关系长远前景不看好的人士加盟政府智囊团后，可能今后会对两国关系产生不良影响。
　　三年前笔者曾在访问美国时，每天平均要进行三次会谈，最高时一天竟有四场会谈，每次在1小时半左右。几十个轮次谈下来，大都忘了他们姓甚名谁，只知道通称“中国问题专家”。随着时间的轮转，对中美关系问题关心程度加深，才知道当初会谈的人中还不乏一些重要人物，比如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亚洲事务特别助理米切尔，现任驻华陆军武官普茜卡等等。在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时，正是弗里德伯格教授出面接待了笔者，当时我只知道弗氏是国际政治方面知名学者，至于他搞哪方面研究我也懒得去问，美国人讲究效率，用“泰罗制”方式安排会见次数，我被弄得疲惫不堪，到了一个地方就发一通议论走人。记得当时弗里德伯格和他带的3位博士以及一位退役美军上校和笔者交谈了约2个小时，具体谈话内容还依稀记得一些。
　　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我们讨论了政治学、台海危机、美国内战、中国外交传统等一系列话题。弗里德伯格属于那种言语不多、举止文雅、彬彬有礼型的人，他问我在大学教什么，我告诉他教的是政治学，但不是政治思想系列的政治学，他问两种政治学有何区别，我说前者偏重于学理，后者偏向意识形态。接着我们换了话题，他说很想听听我对台湾问题的看法，我就把在国防部的观点重新复述了一遍，大致意思是美国在亚太的安全体系是建立在我国领土分裂前提上的，这种建立在他人痛苦基础上的安全或幸福任何文明体系中都不符合正义的原则，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统一是我们中华民族千年的价值观念，已经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并同正义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了。因此我认为美国建立在他人痛苦基础上的安全是绝对不可靠的。上次台海危机你们来了两支航空母舰编队，如果台湾真的独立，不要说你们来两个航母舰队，就是来100艘航母，我们也不在乎。
　　我正在说得兴起，弗里德伯格教授办公室斜对面一间办公室的一位中国学者走了进来，也在一旁听着。后来交换名片才知道他是民政部民政司司长徐留根先生，他应邀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等我讲完，他对弗里德伯格教授说，怎么样，教授先生，中国的民间学者言词要比官方强硬得多吧？然后对我说，这是半年中他在普林斯顿来访学者中听到的最激烈的有关台湾问题的言词。弗里德伯格则面带微笑，一直在倾听，没有表示什么。
　　弗里德伯格用英语向我一一介绍了他的3位博士，说他们还有些问题要问，一位叫Lyle J.Goldstein的学生问到，“面子”在中国的外交行为中占有多大的重要性？我说很重要，面子是个日常生活词汇，正规说法是国家尊严问题，至于具体哪方面的事情同国家尊严划等号，由于我们处于转型时期，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问他毕业论文选题是什么？他说就是关于中国外交传统中的面子问题。我听后心里微微一震，弗里德伯格果然厉害，指导自己的学生选择这样一个我们国内历来忽视的外交传统现象作为博士论文，反映了美国学者的务实精神。回想国内这方面权威杂志上尽是一些气势磅礴的文章篇名，回避实实在在的一些现象分析，甚至对这样的课题名字不屑一顾，想来颇多感慨。两年后，这位弗里德伯格的弟子又到上海来我教书的学校交流了一次。
　　同弗里德伯格另外两位弟子的对话内容已记不清楚了，但他的弟子看上去个个聪明好学，能够提出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后来话题转到对美国内战问题，弗里德伯格问我为何对美国内战感兴趣，我说令我感慨的是你们在内战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宽容精神，当格兰特和罗伯特·李两位将军在商讨投降事宜时，战败的罗伯特·李请求保留部下的战马，不要当做战利品处理，因为这些战马在和平时期要从事农业耕作，格兰特慷慨允诺战败的南军保留战马。另外，罗伯特·李受到了胜利一方的绝对尊重，回到家乡时受到人们的欢呼，后来还担任华盛顿学院院长，不像东方国家历史上的战败者，在受到胜利者的百般人格侮辱后悲惨死去。这种差别同东西方文化中的宽容精神有关。退役上校和一位弟子问我对美国内战中哪位将军印象最深刻，我说当然是罗伯特·李。再问对哪一场战役印象最深刻，我说自然是卡塔罗加会战。
　　我注意到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弗里德伯格很少说话，可能因为是中国问题专家或者如时下媒体所说的是“中国通”，不会讲汉语却号称“中国通”，靠的是英文二手资料来研究中国，这在学术圈内比较忌讳，所以他尽量少说，而让会讲中文的弟子多说说。
　　弗里德伯格这些年来一直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崛起的现实，并预测中国未来可能在地缘政治、军事技术上的竞争代替贸易交往，中美长远前景他并不乐观。坦率地讲，他的看法也正是笔者的看法，作为持同一观点的人，笔者深知这种判断并非天然的反华偏见所致，而是对以往历史严谨的研究和深刻理解为基础的。因此笔者以为，弗里德伯格虽属“鹰派”，但并不像国内外某些不甘寂寞的媒体所夸张的那样，中美关系因为他个人的原因会有多大的影响，有些媒体为商业利润所驱动，甚至毫无根据地说弗里德伯格主张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事实上，笔者注意到他虽然对中国的崛起忧心忡忡，然而至今他都没有提出具体遏制中国的手段，这很耐人寻味。
　　我推测弗氏虽是个保守主义的鹰派人物，但首先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是个“智者”，智者一般都识时务，知道什么情况下为前者，什么情况下为后者，就像他不懂中文就寡言少语，让自己弟子出面;当他看到伊拉克内外交困且美伊力量悬殊就坚决主张军事上“先发制人”。我相信他深知任何事物处于上升崛起阶段时，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的，顺者昌，逆者毁，毫无疑问，弗里德伯格是一位明智的人，当他看到中国历史性地、不可阻挡地崛起时，决不会愚蠢到主张美国应该全力以赴地遏制中国的崛起。作为一个能够洞穿历史奥秘的人，弗里德伯格最可能、最明智的想法或者要解决的难题是:美国如何在中国不可避免的崛起中不受到损害，而不是竭尽全力一决雌雄。如果弗里德伯格主张美国应全力与中国一拼高下，那么，他不可能进入切尼总统的智囊团，而且在享有世界声誉的普林斯顿大学里，他的身份很可能不是教授，而是校园咖啡厅的一个伙计。
　　(作者:华东理工大学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