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出生的那年，被公认为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之父的阿兰·图灵（Alan Turing）撰写了一篇论文，他在文章的开篇问道：“机器会思考吗？”（Can machines think？）半个多世紀之后，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能，但是……”
　　作为一个“我读书少你别骗我”型人，我都算不上是人类智慧的权威，更别提人工智能了。但是，对于越来越多、越来越迫切地想把一切赌注押在数据透露出的信息上的知名企业和初出茅庐的创业者，我却很为他们担忧。换句话说，无论算法和数据将在多远的未来成为主流，它们都不应该破坏优秀的、老派的、凭直觉行事的企业家精神。
　　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我的意思：在某些行业里，大数据就是王道。我们不断看到新闻头条在说“黑石集团越来越看重大数据”“股票挑选者的日子就要到头了，因为资金经理们都在拥抱人工智能了”，这些报道说明了人工智能在商界的渗透，但我们不能忘记，和“会思考”的机器不同，只有人类可以在看到一个点子或者市场机会时说：“去它的数据，从理论上讲这样可能行不通，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它可行。”
　　敢于违背数据建议做决策的勇气背后，可能是过去的错误、道听途说的市场情报（你在一个领域里的人脉将是这些情报的绝佳来源），或者干脆就是你叛逆的本能告诉你，现在就该把谨慎丢到风中、大声一呼：“管它的数据，咱们做吧！”
　　事实上我在想，1970年代成功和IBM等巨头展开竞争的两位史蒂夫（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刚出道的时候，由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会如何判断他们成功的概率；我也在想，对于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刚刚创立13年的特斯拉在市值上已经超过福特汽车（Ford Motor Company）、而且它的单位产品销售额只有福特的2%这件事，算法会怎么看。
　　虽然马斯克不是“车迷”，但无论如何，他的本能告诉他，尽管电动汽车此前在汽车行业碰到了许多挫折，但它终将成为未来交通的发展方向。而且尽管马斯克拥有的太阳能公司、航天公司和汽车公司技术含量都很高，但有意思的是，2014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警告众人说，技术领域应该“非常谨慎地”对待人工智能，他说：“研究人工智能就是在召唤魔鬼。”
　　1984年我们创立维珍大西洋航空的时候，面对的是另一类“AI”魔鬼—由英航、泛美航空和环球航空把控的航空情报（Airline Intelligence）。当时传统航空业的各种指标都在大声呼喊：“你这是疯了！这事儿做不成的！别做航空公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让这些数据来插手我们的决策。
　　虽然所谓的“业界专家”坚持认为，我们这样的公司绝对做不长久，而且还说我们注定会很快从航空业界消失，但我们依然专注思考如何把业务做得和别人不一样。
　　如果换到今天创立维珍大西洋航空，我在想人工智能会如何量化无形的服务（比如空乘的微笑）所带来的益处，数据又会就凭礼貌和尊重赢得顾客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我十分担心，开发人工智能的代价将会是人类才华止步不前、天性磨灭以及体验式学习能力的退化，而推动人类从穴居部落逐步发展成现代社会的，正是这些本领。
　　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公司就必须赋予员工当场决策、自主思考的权力。如果规则、体制和基于数据的流程不断插手员工决策的过程，公司应该鼓励员工质疑它们，而不是叫他们盲目接受现状。人提出质疑非常容易，但机器却几乎不可能提出不同的意见—至少现在不行。
　　总而言之，机器可能可以思考，但它们却无法感同身受—它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特征，在商界乃至生活中都十分常见。所以，尽管我对人工智能将给商业和日常生活带来的各种可能感到十分兴奋，但我更愿意坚持自己对人类智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