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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风俗，一般人想到的不过是过年过节的小吃、庙会上的杂耍之类，其实不然。风俗是某一地区的民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沉淀、累积而成的风气和习俗的总称。风俗扎根于社会底层，基础深厚，惯性强大，往往可以左右社会的走向。风俗的核心是当地文教正邪与盛衰，若是各地卖淫嫖娼成习，行贿受贿成风，聚赌殴打成癖，则社会发生动乱已经为期不远。因而风俗问题历来受到重视，不少皇帝微服私访，就是考察风俗是敦厚还是浇薄，以此判定地方官员施政的得失。中国幅员广袤，各地风俗殊万不同，如何整齐风俗，引领社会走向“道一风同”的境界，是历代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宋儒楼钥《论风俗纪闻》说：“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清儒黄中坚《蓄斋集·风俗》说：“天下之事，有视之若无关重轻，而实为安危存亡所寄者，风俗是也。”其中的道理，非常深刻。
观风俗，知得失。派遣风俗使巡访四方，成为汉代政治的一大创举
武王克商之后，周公制礼作乐，而有成康之治，刑法搁置四十余年不用。春秋乱世，王权衰落，夷狄交侵，风俗开始败坏。《汉书·地理志》纵论各地风俗，具体而深刻，如位于漳河与黄河间之大都会邯郸，北与燕、涿相接，南与郑、卫紧邻，各地风俗交汇于此，其民大多不把作奸犯科当回事。今晋北地区的钟、代、石、北诸州，靠近胡地，民众耳闻目濡，浸淫成风，好为奸诈，不事农商。今河北地区的赵、中山一带，地薄人众，因当年纣王长期在沙丘淫乱，遗民犹在，男人至今喜欢相聚游戏，以掘冢盗墓为业，女子则以游媚富贵为荣。凡此种种，都显示了风俗的下滑与民风的侈靡，但由于战乱频仍，无人顾及这种情况。
汉代大一统帝国，疆域已与今日中国相当，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国力迅速强大，风俗败坏的现象开始凸显，朝野上下意识到，整齐风俗，事关四方的文化认同与万民的素质，不可等闲视之，必须下大力解决。西汉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冬十一月，汉武帝下诏，提出通过“广教化”的方式，宣扬“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最终达到“美风俗”境界的治国理念，得到广泛响应。就两《汉书》所见，政治精英、社会贤达每有所论，必定品评风俗厚薄。如贾谊将社会上杀戮父兄、盗取宗庙祭器等现象归咎于“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龚胜多次上书，表达对“盗贼多，吏不良，风俗薄”的忧虑。魏相上谏书说，某年之中，郡国内子弟杀父兄、妻杀夫的恶性犯罪，竟然多达二百二十二人，原因之一是“风俗尤薄”。仲长统无限感慨地说，汉兴三百五十多年了，而时局依然是“上下怠懈，风俗雕敝”，他主张“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诸位贤达忧虑风俗败坏之心，灼然可见。
许多官员上书，提出解决之道，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模仿上古采诗故事，“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根据《礼记·王制》的记载，上古王者要定期巡行天下，考察风俗，倾听民声，但凡发现有内容纯正的诗歌，则加以采录，带回去推广，以此齐一民心。汉代官员认为这是值得仿效的制度，因而纷纷建议设风俗使，巡行天下。如魏相上奏宣帝，要求派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得到宣帝采纳，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春正月，宣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
其后，派遣风俗使巡访四方，可谓史不绝书，成为汉代政治的一大创举。初元元年（前48年）夏四月，元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览风俗之化。” 元帝建昭四年（前35年）夏四月，又派遣二十一人循行天下，“观教化之流”。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二月，遣太仆王恽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
受命担任风俗使的，都是学识广博、品德端正的儒者，如谷永“博学经书”，“有茂才”；再如韦彪“好学洽闻，雅称儒宗”，“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汉章帝曾多次召见韦彪，“问以三辅旧事，礼仪风俗”。又如汉安元年（142年）八月，顺帝派遣侍中周举、杜乔等八人为使，到各州郡巡行风俗，“班宣风化”，这八位使者“皆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天下号称“八俊”。
西汉政府为扭转暴秦以来的败俗，可谓不遗余力。汉武帝独尊儒术，大力进行社会改革，成绩卓著，社会风俗为之丕变。光武帝登基之后，尊崇节义，举用经明行修之儒，继续改革风俗，士大夫多有气象。东汉末年，宦官外戚篡政，党锢之祸叠起，“然而依仁蹈义，舍命不渝”的特立独行者，在在多有，顾炎武感叹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
礼乐教化是移风易俗主要方式
治民之道，自古有法治与礼治之争。法治可立竿见影，礼治则见效缓慢，当以何者为优？汉人最初选择法治，法治一度成为主流，地方官员也多有以威猛之政统治民众的，如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等，“以刻薄之姿，临人宰邑，专念掠杀，务为严苦，吏民愁怨” 。严酷法治仅能收一时之效，而不能长治久安。正如司马迁所说：“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
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主张以礼乐而非法制，作为经邦理民、移易风俗的达道。赞同孔子之说的官员也随处可见，他们身体力行，成效逐渐显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朝野的共识。
礼乐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周易》贲卦的彖传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人文”，是以诗书礼乐教育民众，化成天下。《礼记·乐记》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乐是教化万民的灵魂，政是推行礼乐的工具，刑是确保礼乐教化施行的手段。
两汉士大夫尊奉礼乐教化的信念，亲力亲为，移风易俗，最终达到大治的境界的成功范例，两《汉书》中屡见不鲜。
颍川是出名的难治之地，朝廷常常选择优良的官员去做二千石的太守。最初，赵广汉做太守时，痛感“其俗多朋党”，便鼓励民众相互告发。一时之间，局面似乎得以安定。但是，民众彼此结怨，埋下更大的隐患。韩延寿任颍川太守后，决定“教以礼让”，他从郡中长老中选择口碑很好的几十位，设下酒宴，诚意款待，以礼相接，询问当地谣俗与民间疾苦，亲自为他们讲解消除怨恨、彼此和睦亲爱的方法，得到了长老们的认同。韩延寿按照古礼的基本精神，与长老商定婚丧嫁娶的礼仪规范，接着，又命令学校中的学生手持俎豆等礼器，“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数年之后，颍川大治。《汉书》说：韩延寿为官，“上礼义，好古教化”，所到之处，必定聘用贤士，以礼相待，表彰孝悌有行，修治学宫。每年春秋，举行乡射礼，陈设钟鼓管弦，演示揖让升降之礼。民众耳闻目染，浸润日久，风气为之大变。有下属欺骗辜负他，韩延寿不是追究其人，而是痛自刻责：“是不是我做得不好，否则他为何会做这等事情！”他的属下听说后，无不惭愧，有人甚至觉得无地自容而自刎。韩延寿身为民众的道德表率，境内大治，“奸人莫敢入界”，堪称以礼乐治民的楷模。 士大夫的担当精神与表率作用
民风有正、邪之别，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不断扶正驱邪。风气的正与邪，与居于上位者的德性及执政理念直接有关。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风吹在草上，草便随着风的方向，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地偃仆。君子的德性如何，决定民风的走向。《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原本是君上用来教化下民的诗，所以《毛诗序》解释“风”字说：“上以风化下。”郭店楚简说：“禹以人道治其民，桀以人道乱其民。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汤不易桀民而后治之。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大意是说，同样的民众，在禹的管理之下是治民；到了夏桀的手下就成了乱民；到了商汤之下又成了治民。原因何在？在于为政者的有道与无道。
汉代风俗丕变，除了汉武帝、光武帝的努力而外，士大夫敢为天下先，为民众表率，对于转移风俗，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两汉经学勃兴，士子以研读儒家经籍为终身职志，终身寝馈其中，经典精神必然内化于中，成为其文化理念，所以大多有经世致用、担当一代的情怀，一旦入仕，大多能以礼乐化民成俗为己任。
东汉名臣陈寔少年时便“有志好学，坐立诵读”，操行出众，“天下服其德”。其立身行事，正直无私，亮节高风，当时有人感叹说：“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宁可接受刑罚的惩处，也不愿被陈氏所指责，其人格魅力于此可见。某年岁荒，有盗贼乘夜色潜入陈寔家里，伏在屋梁上，陈寔发现后，佯作不知，把儿孙们叫过来训诫说：你等若不知努力，将来就会成为梁上君子！盗贼听后连忙下地，磕头求饶。陈寔见他相貌不像恶人，便规劝他“宜深克己反善”。后来听过盗贼陈述，知他家境贫寒，便送给他绢二匹。盗贼非常惭愧，发誓从此好好做人。此事传出后，万民震悚，“自是一县无复盗窃”。范晔赞美陈寔进退之节，必中法度，“据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离群，行成乎身而道训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权夺，王公不能以贵骄，所以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乎下也”。
缪肜少年丧父，兄弟四人原本同财共业。但各有妻室后，诸妇要求分财立户，屡有争斗之言。缪肜深怀愤叹，掩门自挝，说：“你修身谨行，学圣人之法，准备整齐天下的风俗，为何连自己的家都不能正！”诸弟与妻听了，惭愧无比，都叩头谢罪，从此敦睦相处。
王丹，西汉末年曾在州郡任职。王莽时，隐居养志，家有千金，但“好施周急”。每年农时，就载着酒肴到田间，慰劳勤快的农民。懒惰者见状，都变得异常勤快。邑中之民相互激励，最后走上共同殷富之道。遇到轻黠游荡的无业者，王丹就晓谕其父兄，让他们加以指责。家有丧事的，都会等待王丹帮助操办，乡邻都习以为常。如此十余年后，“其化大洽，风俗以笃”。
两汉帝王，多能以推行风教自任。但是疆域辽阔，仅凭帝王一人之力，殊难扭转乾坤。汉儒对移风易俗多能自觉担当，这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说的具体展现。顾炎武总结兴衰存亡，尤其注重对历代风俗的考察。他说，魏晋名士倡导“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重风流而无视国家安危，其结果是“国亡于上，教沦于下”。顾炎武赞赏宋儒以名节相激励，尤其是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开启一代风气，士大夫由此“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所以，靖康之变时，“志士投袂起勤王，临难不屈，在所有之”，直到南宋灭亡之时，依然能“忠节相望”。
最近，东莞等地警方下大力扫除民众痛恨已久的黄赌毒窝点，此举与其说是解决治安问题，倒不如说是整肃社会风俗来得更深刻。治安是标，风俗才是本。时下，各地风俗问题不可谓少，风气下滑的趋势堪虞，此事关乎国家命脉，岂可听之任之！风俗美，社会才美；风俗坏，社会必败！这道理再简单不过。因此，今后对于官员的考察，应当将当地的风俗状况作为重要指标，风俗败坏之地的官员一律撤办。我们无法想象，一个风俗颓败的地方，也能称为文明之邦！班固《两都赋》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贾谊说：“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重拳出击以治乱象之后，应该大力提升地方官员的道德水准，否则东莞的风俗永远无法彻底扭转。推之于其它省市，道理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责编/周素丽 美编/于珊
栏目负责人：周素丽
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观风俗，知得失。派遣风俗使巡访四方，成为汉代政治的一大创举
武王克商之后，周公制礼作乐，而有成康之治，刑法搁置四十余年不用。春秋乱世，王权衰落，夷狄交侵，风俗开始败坏。《汉书·地理志》纵论各地风俗，具体而深刻，如位于漳河与黄河间之大都会邯郸，北与燕、涿相接，南与郑、卫紧邻，各地风俗交汇于此，其民大多不把作奸犯科当回事。今晋北地区的钟、代、石、北诸州，靠近胡地，民众耳闻目濡，浸淫成风，好为奸诈，不事农商。今河北地区的赵、中山一带，地薄人众，因当年纣王长期在沙丘淫乱，遗民犹在，男人至今喜欢相聚游戏，以掘冢盗墓为业，女子则以游媚富贵为荣。凡此种种，都显示了风俗的下滑与民风的侈靡，但由于战乱频仍，无人顾及这种情况。
汉代大一统帝国，疆域已与今日中国相当，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国力迅速强大，风俗败坏的现象开始凸显，朝野上下意识到，整齐风俗，事关四方的文化认同与万民的素质，不可等闲视之，必须下大力解决。西汉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冬十一月，汉武帝下诏，提出通过“广教化”的方式，宣扬“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最终达到“美风俗”境界的治国理念，得到广泛响应。就两《汉书》所见，政治精英、社会贤达每有所论，必定品评风俗厚薄。如贾谊将社会上杀戮父兄、盗取宗庙祭器等现象归咎于“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龚胜多次上书，表达对“盗贼多，吏不良，风俗薄”的忧虑。魏相上谏书说，某年之中，郡国内子弟杀父兄、妻杀夫的恶性犯罪，竟然多达二百二十二人，原因之一是“风俗尤薄”。仲长统无限感慨地说，汉兴三百五十多年了，而时局依然是“上下怠懈，风俗雕敝”，他主张“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诸位贤达忧虑风俗败坏之心，灼然可见。
许多官员上书，提出解决之道，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模仿上古采诗故事，“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根据《礼记·王制》的记载，上古王者要定期巡行天下，考察风俗，倾听民声，但凡发现有内容纯正的诗歌，则加以采录，带回去推广，以此齐一民心。汉代官员认为这是值得仿效的制度，因而纷纷建议设风俗使，巡行天下。如魏相上奏宣帝，要求派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得到宣帝采纳，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春正月，宣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
其后，派遣风俗使巡访四方，可谓史不绝书，成为汉代政治的一大创举。初元元年（前48年）夏四月，元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览风俗之化。” 元帝建昭四年（前35年）夏四月，又派遣二十一人循行天下，“观教化之流”。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二月，遣太仆王恽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
受命担任风俗使的，都是学识广博、品德端正的儒者，如谷永“博学经书”，“有茂才”；再如韦彪“好学洽闻，雅称儒宗”，“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汉章帝曾多次召见韦彪，“问以三辅旧事，礼仪风俗”。又如汉安元年（142年）八月，顺帝派遣侍中周举、杜乔等八人为使，到各州郡巡行风俗，“班宣风化”，这八位使者“皆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天下号称“八俊”。
西汉政府为扭转暴秦以来的败俗，可谓不遗余力。汉武帝独尊儒术，大力进行社会改革，成绩卓著，社会风俗为之丕变。光武帝登基之后，尊崇节义，举用经明行修之儒，继续改革风俗，士大夫多有气象。东汉末年，宦官外戚篡政，党锢之祸叠起，“然而依仁蹈义，舍命不渝”的特立独行者，在在多有，顾炎武感叹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
礼乐教化是移风易俗主要方式
治民之道，自古有法治与礼治之争。法治可立竿见影，礼治则见效缓慢，当以何者为优？汉人最初选择法治，法治一度成为主流，地方官员也多有以威猛之政统治民众的，如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等，“以刻薄之姿，临人宰邑，专念掠杀，务为严苦，吏民愁怨” 。严酷法治仅能收一时之效，而不能长治久安。正如司马迁所说：“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
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主张以礼乐而非法制，作为经邦理民、移易风俗的达道。赞同孔子之说的官员也随处可见，他们身体力行，成效逐渐显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朝野的共识。
礼乐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周易》贲卦的彖传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人文”，是以诗书礼乐教育民众，化成天下。《礼记·乐记》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乐是教化万民的灵魂，政是推行礼乐的工具，刑是确保礼乐教化施行的手段。
两汉士大夫尊奉礼乐教化的信念，亲力亲为，移风易俗，最终达到大治的境界的成功范例，两《汉书》中屡见不鲜。
颍川是出名的难治之地，朝廷常常选择优良的官员去做二千石的太守。最初，赵广汉做太守时，痛感“其俗多朋党”，便鼓励民众相互告发。一时之间，局面似乎得以安定。但是，民众彼此结怨，埋下更大的隐患。韩延寿任颍川太守后，决定“教以礼让”，他从郡中长老中选择口碑很好的几十位，设下酒宴，诚意款待，以礼相接，询问当地谣俗与民间疾苦，亲自为他们讲解消除怨恨、彼此和睦亲爱的方法，得到了长老们的认同。韩延寿按照古礼的基本精神，与长老商定婚丧嫁娶的礼仪规范，接着，又命令学校中的学生手持俎豆等礼器，“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数年之后，颍川大治。《汉书》说：韩延寿为官，“上礼义，好古教化”，所到之处，必定聘用贤士，以礼相待，表彰孝悌有行，修治学宫。每年春秋，举行乡射礼，陈设钟鼓管弦，演示揖让升降之礼。民众耳闻目染，浸润日久，风气为之大变。有下属欺骗辜负他，韩延寿不是追究其人，而是痛自刻责：“是不是我做得不好，否则他为何会做这等事情！”他的属下听说后，无不惭愧，有人甚至觉得无地自容而自刎。韩延寿身为民众的道德表率，境内大治，“奸人莫敢入界”，堪称以礼乐治民的楷模。 士大夫的担当精神与表率作用
民风有正、邪之别，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不断扶正驱邪。风气的正与邪，与居于上位者的德性及执政理念直接有关。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风吹在草上，草便随着风的方向，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地偃仆。君子的德性如何，决定民风的走向。《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原本是君上用来教化下民的诗，所以《毛诗序》解释“风”字说：“上以风化下。”郭店楚简说：“禹以人道治其民，桀以人道乱其民。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汤不易桀民而后治之。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大意是说，同样的民众，在禹的管理之下是治民；到了夏桀的手下就成了乱民；到了商汤之下又成了治民。原因何在？在于为政者的有道与无道。
汉代风俗丕变，除了汉武帝、光武帝的努力而外，士大夫敢为天下先，为民众表率，对于转移风俗，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两汉经学勃兴，士子以研读儒家经籍为终身职志，终身寝馈其中，经典精神必然内化于中，成为其文化理念，所以大多有经世致用、担当一代的情怀，一旦入仕，大多能以礼乐化民成俗为己任。
东汉名臣陈寔少年时便“有志好学，坐立诵读”，操行出众，“天下服其德”。其立身行事，正直无私，亮节高风，当时有人感叹说：“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宁可接受刑罚的惩处，也不愿被陈氏所指责，其人格魅力于此可见。某年岁荒，有盗贼乘夜色潜入陈寔家里，伏在屋梁上，陈寔发现后，佯作不知，把儿孙们叫过来训诫说：你等若不知努力，将来就会成为梁上君子！盗贼听后连忙下地，磕头求饶。陈寔见他相貌不像恶人，便规劝他“宜深克己反善”。后来听过盗贼陈述，知他家境贫寒，便送给他绢二匹。盗贼非常惭愧，发誓从此好好做人。此事传出后，万民震悚，“自是一县无复盗窃”。范晔赞美陈寔进退之节，必中法度，“据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离群，行成乎身而道训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权夺，王公不能以贵骄，所以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乎下也”。
缪肜少年丧父，兄弟四人原本同财共业。但各有妻室后，诸妇要求分财立户，屡有争斗之言。缪肜深怀愤叹，掩门自挝，说：“你修身谨行，学圣人之法，准备整齐天下的风俗，为何连自己的家都不能正！”诸弟与妻听了，惭愧无比，都叩头谢罪，从此敦睦相处。
王丹，西汉末年曾在州郡任职。王莽时，隐居养志，家有千金，但“好施周急”。每年农时，就载着酒肴到田间，慰劳勤快的农民。懒惰者见状，都变得异常勤快。邑中之民相互激励，最后走上共同殷富之道。遇到轻黠游荡的无业者，王丹就晓谕其父兄，让他们加以指责。家有丧事的，都会等待王丹帮助操办，乡邻都习以为常。如此十余年后，“其化大洽，风俗以笃”。
两汉帝王，多能以推行风教自任。但是疆域辽阔，仅凭帝王一人之力，殊难扭转乾坤。汉儒对移风易俗多能自觉担当，这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说的具体展现。顾炎武总结兴衰存亡，尤其注重对历代风俗的考察。他说，魏晋名士倡导“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重风流而无视国家安危，其结果是“国亡于上，教沦于下”。顾炎武赞赏宋儒以名节相激励，尤其是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开启一代风气，士大夫由此“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所以，靖康之变时，“志士投袂起勤王，临难不屈，在所有之”，直到南宋灭亡之时，依然能“忠节相望”。
最近，东莞等地警方下大力扫除民众痛恨已久的黄赌毒窝点，此举与其说是解决治安问题，倒不如说是整肃社会风俗来得更深刻。治安是标，风俗才是本。时下，各地风俗问题不可谓少，风气下滑的趋势堪虞，此事关乎国家命脉，岂可听之任之！风俗美，社会才美；风俗坏，社会必败！这道理再简单不过。因此，今后对于官员的考察，应当将当地的风俗状况作为重要指标，风俗败坏之地的官员一律撤办。我们无法想象，一个风俗颓败的地方，也能称为文明之邦！班固《两都赋》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贾谊说：“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重拳出击以治乱象之后，应该大力提升地方官员的道德水准，否则东莞的风俗永远无法彻底扭转。推之于其它省市，道理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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