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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胸怀坦荡，阐明建国主张
孙中山从8月24日至9月17日，在北京停留25天。其中，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与袁世凯的13次会谈，议题涉及国家面临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以及边疆形势等诸多问题。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每次会谈，均由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一人陪同。梁士诒在所著《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中透露：“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孙中山）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
会谈中，袁世凯摆出诚恳的样子，显得十分“谦逊”，以获取孙中山的好感。袁一再表示：“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诉党派竞争之苦”，声称：“俟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对孙中山的话，袁世凯常称：“所言极是”，即使两人偶有认识相异之处，袁也认真地表示：“贵论宏大，可以参考。”
一次会谈后，孙中山在回行馆的路上问梁士诒：“我与项城谈话，所见略同。我之政见，彼亦多能领会。惟有一事，我到今尚疑，君为我释之。”孙接着说：“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改革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特不反对，且肯定认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者也。”梁士诒回答：“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者之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在北方，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者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也。” （廖大伟：《1912初试共和》，第153页）
孙中山确对袁世凯留下了“绝无可疑之余地” 的良好印象，称赞袁“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国民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45页）“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5页）他对同志表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总统为恶。黄兴与袁世凯会晤后也曾表示：袁“热心维持民国”，“实为今日第一人物”，对袁“经营国事，不辞劳怨”，“实所钦服”。（《黄兴集》，第301页）
于是，孙中山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与袁世凯交谈得颇为投机。孙中山推崇袁说：“国民瞩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68页）此间，孙中山曾在与人谈话中表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40页）孙中山还在宴会上说：“让项城作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经营铁路设计，把铁路线延长二十万里，民国即可富强。”袁世凯则迎合孙中山的富国强兵的迫切愿望，说：“办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
9月9日，袁世凯以总统身份发布命令：“富强之策，全藉铁路交通，亟宜从速兴筑。兹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将拟筑之路先与各国商人商议借款招股事宜，按照将来参议院议决条例订定合同，报名政府批准，一面组织铁路总公司，以利进行。”（引自《政府公报》，命令第134号，1912年9月）
在京期间，孙中山和黄兴无论与袁世凯的会谈中，或公开场合的言论中，都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主张，积极地阐明对时局的观点。
关于南北方的冲突、中央与各省的关系，黄兴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演讲称：“共和成立，此五族共和，南北现已统一，而尚有以为仍未实行统一者，并非南北不愿统一实现，在政府无一定政策，南方各省无从遵守，故似未统一。若中央将此策拟定，则南北行政自然统一矣。即现在政府，对内对外问题，因无一定政策，诸事似甚敷衍。”
孙中山在答记者问时说：有关袁总统与参议院之多数党及各省都督的问题，“只须袁总统略为迁就，便可互相了解矣”。他认为，由中央简派各省都督，“即于中央不力。”“第一，中央派人，不见得尽是好的，而且难得见好。若都督与地方冲突起来，则地方人民抱怨中央，反生地方与中央之恶感，而且中央往往无相当之人可派。”“第二，都督即由民选，则地方上有不满意都督之处，他就来京依重中央的势力去牵制他。都督恐怕他们牵制，也就不能不借重中央。中央之权利，反能因此增大。”
关于借款，孙中山指出：“目下财政困难，势不能不出借款之一途。但用途宜加详审，数目不可太多耳。”（《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7页）黄兴在北京国民捐会欢迎会上明确地批评说：“现政府概用外债，余非谓外债之必不可用也，然据要求条件观之，已足亡国而有余。吾国成于革命，而亡于外债可乎？”“我政府专借外债，以消耗于无形，而不谋生产事业，殊甚非计。”（《黄兴集》，第272页）
关于裁军，孙中山强调，“宜南北同时举行”，反对只裁减南方军队。
关于军民分治，孙中山在回答袁世凯的询问时说：“惟须规定一妥善之法，务使分治得宜，两方具有完全之责。然军权亦不可尽归都督，须由军长与士兵分掌之，庶免仍蹈专制故智。”（《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7页）孙中山和黄兴都认为此事在短期内难于实行，主张民政长“民选”，实行“有限的中央集权”。
关于出兵解决西藏独立问题，孙中山对袁世凯说：“余极端反对以兵力从事，一旦激起外响，牵动内地，关系至大。故余主张两事：一、速颁待遇西藏条例。二、加尹昌衡宣慰使衔，只身入藏，宣布政府德意，令其自行取消独立。”（《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7-428页）
关于迁都问题，孙中山力主迁都，他指出：“北京以地势论，本可为民国首都，故自明迄清俱无迁移。”“无如庚子以后，国权丧失，形式[势]一变，南北险要，荡若平夷。甚至以一国都城之内，外人留居，特画区域，炮台高耸，兵队环集，是无异陷于外人势力包围之中，被束缚其手足。”“故兄弟谓北京万不可居，将来须急速迁移。至于地点，则长安、开封、太原、武昌、南京，无之不可。”“盖图存在能自强，如不自强，即远至成都，贼亦能往。不过目前择一离外国人稍远，免于就近受缚如北京之地者，自由练兵，从容活动耳。”“今日世界各国，乃武装的和平。无事时不知感觉，一旦有事，北京政府只有坐以待毙。兄弟来京，认此为最大问题，二三日后，即将与袁总统详细协商。”（《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5-426）
关于内阁人选问题，孙中山推举黄兴向袁世凯转达国民党理事会的建议，以赵秉均任国务总理，并推荐朱启钤、梁士诒分任内务、交通总长。
孙中山、黄兴与袁世凯的会谈，并未深入探讨民国的施政纲领问题。而袁世凯却试图从会谈中获得最大的政治宣传效益，他指派梁士诒主持起草了一个“内政大纲”，以袁、孙、黄、黎共同宣言的形式于9月25日公开发布。内政大纲共八条，又称“八大政纲”，其内容是：
（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进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采取中央集权主义，斟酌其余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上海《民立报》，1912年9月23日至25日）
此“政纲”颁布之时，孙中山已离京南下，没有表示反对意见。黄兴致电袁世凯，称：“昨承示内政大纲八条，关系民国前途，极为重要。兴才识疏浅，于政治素少研究。然顾念大局，允宜亟定方针，睹兹伟画，实所赞同。”（《黄兴集》，第276页）
三、不辞劳苦，关注民生建设
在京期间，孙中山满腔热忱地投入繁忙的工作中，与各界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增进感情，交流意见，宣传民生主义。
8月29日上午，孙中山出席北京广东公会召开的欢迎大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说，希望广东“对于政治应求良美，对于经济应求活动，对于军队应求拣[?]遣，保全地方治安，维持中央政府。”（《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0页）
下午3时，孙中山在王宠惠的陪同下到万牲园，出席全国铁路协会召开的欢迎会。孙中山发表了《建筑铁路之重要》的演说，指出：“富强之道，莫如扩张实行交通政策。世人皆知农、工、商、矿为富国之要图，不知无交通机关以运输之，则着着皆失败。……故今日欲谋富国之策，非扩充铁路不可。”他还举例详细解说自己关于“十年建筑二十万里铁路”的道理。随后，孙中山又在万牲园参加了北京邮政协会举行的欢迎会，并做了《谋邮政之发达，以富国便民》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0-422页）
当日，孙中山还出席了彭家珍、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等辛亥革命四烈士灵枢迁葬万牲园的仪式。
8月30日，孙中山在湖广会馆出席北京教育界召开的欢迎会，发表了《求建设之学问，为全国人民负责》的演说，指出：“盖学问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今破坏已完，建设伊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诸君今日于学问一途，尚当改良宗旨，着眼于文明，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则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才智者既研究各种学问，有政治之能力，有政治之权势，则当用其学问为平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诸君须知此后求学方针，乃期为全国人民负责任，非为一己攘利权。”（《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2-423页）
8月31日，孙中山出席参议院举行的欢迎会，他发表讲话，阐明民国首都不应设在北京的主张。
9月，孙中山不顾劳累，依然在京频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赴京期间，孙中山专门抽出时间，实地考察由詹天佑主持设计的、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
9月6日下午，孙中山游览了十三陵，当晚宿于列车上。
7日晨4时，孙中山乘车离京，于10时30分抵达张家口。
他出席了张家口各界举行的欢迎大会，在演说中再次呼吁“五族一家”，指出：“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革去专制，建设共和，人人脱去奴隶圈，均享自由平等之幸福，实中国四千年来历史所未有。……但共和国家，既以人民为主体，则国家为人人共有之国家；既为人人共有之国家，则国家之权利，人人当共享，而国家之义务，人人亦当共担。界无分乎军、学、农、工、商，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51页）
下午1时30分，孙中山离开张家口， 在宣化稍作停留，再到八达岭，停车参观铁路。当晚，孙中山在南口住宿。
9月8日上午10时，孙中山到达清河，参观织呢厂。工人们在大楼前扎起一座牌楼，两侧贴出一副对联，一边是“恭祝民国万岁”，另一边是“欢迎中山先生”。厂内的工人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到处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下午，孙中山返回京城。
孙中山在京期间，曾收到山西都督阎锡山邀请他访问山西的电报。9月1日，孙中山回电称：“此次来京，本拟游晋，以领诸同志大教。乃先辱蒙电招，感激无似。一俟事竣，即当奉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30-431页）随后，阎锡山派代表到京，专程迎接孙中山赴晋。为答谢阎锡山的热诚邀请，并考察正太铁路、山西煤矿，以及娘子关等地的状况，孙中山决定17日离京前往太原。
9月17日，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举行了欢送孙中山的隆重仪式。代国务总理赵秉均和各部总长都到车站为孙中山送行。袁世凯还特派程克等人专程护送孙中山赴晋。
中午12时，孙中山及其随行人员魏宸组、胡秉柯、居正、朱卓文、张继、刘信等登上列车，站台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孙中山向送行的人们不断挥手致谢。12时20分，孙中山一行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山西。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孙中山从8月24日至9月17日，在北京停留25天。其中，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与袁世凯的13次会谈，议题涉及国家面临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以及边疆形势等诸多问题。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每次会谈，均由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一人陪同。梁士诒在所著《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中透露：“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孙中山）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
会谈中，袁世凯摆出诚恳的样子，显得十分“谦逊”，以获取孙中山的好感。袁一再表示：“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诉党派竞争之苦”，声称：“俟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对孙中山的话，袁世凯常称：“所言极是”，即使两人偶有认识相异之处，袁也认真地表示：“贵论宏大，可以参考。”
一次会谈后，孙中山在回行馆的路上问梁士诒：“我与项城谈话，所见略同。我之政见，彼亦多能领会。惟有一事，我到今尚疑，君为我释之。”孙接着说：“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改革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特不反对，且肯定认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者也。”梁士诒回答：“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者之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在北方，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者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也。” （廖大伟：《1912初试共和》，第153页）
孙中山确对袁世凯留下了“绝无可疑之余地” 的良好印象，称赞袁“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国民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45页）“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5页）他对同志表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总统为恶。黄兴与袁世凯会晤后也曾表示：袁“热心维持民国”，“实为今日第一人物”，对袁“经营国事，不辞劳怨”，“实所钦服”。（《黄兴集》，第301页）
于是，孙中山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与袁世凯交谈得颇为投机。孙中山推崇袁说：“国民瞩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68页）此间，孙中山曾在与人谈话中表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40页）孙中山还在宴会上说：“让项城作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经营铁路设计，把铁路线延长二十万里，民国即可富强。”袁世凯则迎合孙中山的富国强兵的迫切愿望，说：“办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
9月9日，袁世凯以总统身份发布命令：“富强之策，全藉铁路交通，亟宜从速兴筑。兹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将拟筑之路先与各国商人商议借款招股事宜，按照将来参议院议决条例订定合同，报名政府批准，一面组织铁路总公司，以利进行。”（引自《政府公报》，命令第134号，1912年9月）
在京期间，孙中山和黄兴无论与袁世凯的会谈中，或公开场合的言论中，都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主张，积极地阐明对时局的观点。
关于南北方的冲突、中央与各省的关系，黄兴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演讲称：“共和成立，此五族共和，南北现已统一，而尚有以为仍未实行统一者，并非南北不愿统一实现，在政府无一定政策，南方各省无从遵守，故似未统一。若中央将此策拟定，则南北行政自然统一矣。即现在政府，对内对外问题，因无一定政策，诸事似甚敷衍。”
孙中山在答记者问时说：有关袁总统与参议院之多数党及各省都督的问题，“只须袁总统略为迁就，便可互相了解矣”。他认为，由中央简派各省都督，“即于中央不力。”“第一，中央派人，不见得尽是好的，而且难得见好。若都督与地方冲突起来，则地方人民抱怨中央，反生地方与中央之恶感，而且中央往往无相当之人可派。”“第二，都督即由民选，则地方上有不满意都督之处，他就来京依重中央的势力去牵制他。都督恐怕他们牵制，也就不能不借重中央。中央之权利，反能因此增大。”
关于借款，孙中山指出：“目下财政困难，势不能不出借款之一途。但用途宜加详审，数目不可太多耳。”（《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7页）黄兴在北京国民捐会欢迎会上明确地批评说：“现政府概用外债，余非谓外债之必不可用也，然据要求条件观之，已足亡国而有余。吾国成于革命，而亡于外债可乎？”“我政府专借外债，以消耗于无形，而不谋生产事业，殊甚非计。”（《黄兴集》，第272页）
关于裁军，孙中山强调，“宜南北同时举行”，反对只裁减南方军队。
关于军民分治，孙中山在回答袁世凯的询问时说：“惟须规定一妥善之法，务使分治得宜，两方具有完全之责。然军权亦不可尽归都督，须由军长与士兵分掌之，庶免仍蹈专制故智。”（《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7页）孙中山和黄兴都认为此事在短期内难于实行，主张民政长“民选”，实行“有限的中央集权”。
关于出兵解决西藏独立问题，孙中山对袁世凯说：“余极端反对以兵力从事，一旦激起外响，牵动内地，关系至大。故余主张两事：一、速颁待遇西藏条例。二、加尹昌衡宣慰使衔，只身入藏，宣布政府德意，令其自行取消独立。”（《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7-428页）
关于迁都问题，孙中山力主迁都，他指出：“北京以地势论，本可为民国首都，故自明迄清俱无迁移。”“无如庚子以后，国权丧失，形式[势]一变，南北险要，荡若平夷。甚至以一国都城之内，外人留居，特画区域，炮台高耸，兵队环集，是无异陷于外人势力包围之中，被束缚其手足。”“故兄弟谓北京万不可居，将来须急速迁移。至于地点，则长安、开封、太原、武昌、南京，无之不可。”“盖图存在能自强，如不自强，即远至成都，贼亦能往。不过目前择一离外国人稍远，免于就近受缚如北京之地者，自由练兵，从容活动耳。”“今日世界各国，乃武装的和平。无事时不知感觉，一旦有事，北京政府只有坐以待毙。兄弟来京，认此为最大问题，二三日后，即将与袁总统详细协商。”（《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5-426）
关于内阁人选问题，孙中山推举黄兴向袁世凯转达国民党理事会的建议，以赵秉均任国务总理，并推荐朱启钤、梁士诒分任内务、交通总长。
孙中山、黄兴与袁世凯的会谈，并未深入探讨民国的施政纲领问题。而袁世凯却试图从会谈中获得最大的政治宣传效益，他指派梁士诒主持起草了一个“内政大纲”，以袁、孙、黄、黎共同宣言的形式于9月25日公开发布。内政大纲共八条，又称“八大政纲”，其内容是：
（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进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采取中央集权主义，斟酌其余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上海《民立报》，1912年9月23日至25日）
此“政纲”颁布之时，孙中山已离京南下，没有表示反对意见。黄兴致电袁世凯，称：“昨承示内政大纲八条，关系民国前途，极为重要。兴才识疏浅，于政治素少研究。然顾念大局，允宜亟定方针，睹兹伟画，实所赞同。”（《黄兴集》，第276页）
三、不辞劳苦，关注民生建设
在京期间，孙中山满腔热忱地投入繁忙的工作中，与各界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增进感情，交流意见，宣传民生主义。
8月29日上午，孙中山出席北京广东公会召开的欢迎大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说，希望广东“对于政治应求良美，对于经济应求活动，对于军队应求拣[?]遣，保全地方治安，维持中央政府。”（《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0页）
下午3时，孙中山在王宠惠的陪同下到万牲园，出席全国铁路协会召开的欢迎会。孙中山发表了《建筑铁路之重要》的演说，指出：“富强之道，莫如扩张实行交通政策。世人皆知农、工、商、矿为富国之要图，不知无交通机关以运输之，则着着皆失败。……故今日欲谋富国之策，非扩充铁路不可。”他还举例详细解说自己关于“十年建筑二十万里铁路”的道理。随后，孙中山又在万牲园参加了北京邮政协会举行的欢迎会，并做了《谋邮政之发达，以富国便民》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0-422页）
当日，孙中山还出席了彭家珍、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等辛亥革命四烈士灵枢迁葬万牲园的仪式。
8月30日，孙中山在湖广会馆出席北京教育界召开的欢迎会，发表了《求建设之学问，为全国人民负责》的演说，指出：“盖学问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今破坏已完，建设伊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诸君今日于学问一途，尚当改良宗旨，着眼于文明，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则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才智者既研究各种学问，有政治之能力，有政治之权势，则当用其学问为平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诸君须知此后求学方针，乃期为全国人民负责任，非为一己攘利权。”（《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2-423页）
8月31日，孙中山出席参议院举行的欢迎会，他发表讲话，阐明民国首都不应设在北京的主张。
9月，孙中山不顾劳累，依然在京频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赴京期间，孙中山专门抽出时间，实地考察由詹天佑主持设计的、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
9月6日下午，孙中山游览了十三陵，当晚宿于列车上。
7日晨4时，孙中山乘车离京，于10时30分抵达张家口。
他出席了张家口各界举行的欢迎大会，在演说中再次呼吁“五族一家”，指出：“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革去专制，建设共和，人人脱去奴隶圈，均享自由平等之幸福，实中国四千年来历史所未有。……但共和国家，既以人民为主体，则国家为人人共有之国家；既为人人共有之国家，则国家之权利，人人当共享，而国家之义务，人人亦当共担。界无分乎军、学、农、工、商，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51页）
下午1时30分，孙中山离开张家口， 在宣化稍作停留，再到八达岭，停车参观铁路。当晚，孙中山在南口住宿。
9月8日上午10时，孙中山到达清河，参观织呢厂。工人们在大楼前扎起一座牌楼，两侧贴出一副对联，一边是“恭祝民国万岁”，另一边是“欢迎中山先生”。厂内的工人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到处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下午，孙中山返回京城。
孙中山在京期间，曾收到山西都督阎锡山邀请他访问山西的电报。9月1日，孙中山回电称：“此次来京，本拟游晋，以领诸同志大教。乃先辱蒙电招，感激无似。一俟事竣，即当奉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30-431页）随后，阎锡山派代表到京，专程迎接孙中山赴晋。为答谢阎锡山的热诚邀请，并考察正太铁路、山西煤矿，以及娘子关等地的状况，孙中山决定17日离京前往太原。
9月17日，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举行了欢送孙中山的隆重仪式。代国务总理赵秉均和各部总长都到车站为孙中山送行。袁世凯还特派程克等人专程护送孙中山赴晋。
中午12时，孙中山及其随行人员魏宸组、胡秉柯、居正、朱卓文、张继、刘信等登上列车，站台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孙中山向送行的人们不断挥手致谢。12时20分，孙中山一行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山西。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