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在赵匡义和赵普等众将的拥戴下黄袍加身，发动“陈桥兵变”。这年正月初五下午，赵匡胤废去柴宗训，称帝，建国号为宋，定都汴京，史称北宋，建年号为“建隆”。建国后赵匡胤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提倡文人政治，开创了中国的文治盛世，历史上的宋太祖是一位英明仁慈的皇帝。
然而，历史上宋朝的国防却非常的虚弱，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宋军队缺乏战斗力
宋朝建国之时，所统治的地方只有黄河、淮河流域一带，宋朝北面有北汉和契丹，西面有后蜀，南面有南唐、吴越、荆南、湖南、南汉各国，周边每一个国家都有独立的势力，而且他们也都在虎视眈眈地窥视着宋朝。
北边的辽国是宋朝的大敌，已经先宋立国有了50多年的历史。那时的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内蒙大部、辽宁乃至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辽人手里。北方藩篱尽撤，而宋代又建都开封，开封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黄河边。太行山以东一马平川，是个大平原，辽国骑兵从北一路南下，三几天工夫就可饮马黄河边。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所以宋代立国时是无险可守的，也即是说，大宋刚一开国，其国防就是岌岌可危。
有人说，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这话并非没有道理。宋朝的国防武装力量主要有四种：
一是禁兵，也称禁军，是朝廷直接掌握的正规军，其兵员从全国范围内召募，服兵役没有期限。这种禁军是怎么招募来的呢？禁军的挑选，身高、体重都有明确的规定。募兵人在全国招兵时事先制定一个活的兵样，量身征召。后来用木头做成一个人的模子，送到各地方各队伍中去。合这个标准的，就送去中央当禁兵；不合这标准的，留在地方军队。这就为招兵之人钻空子留下了余地。
二是厢兵。厢是城厢之义，厢军是指驻在各地方城厢的，是隶属州府的地方性部队，兵员从本州县范围内召募。这些兵，并不需要他们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们做。厢兵的训练很少，有兵之名，无兵之实，大都没有战斗力，只能服杂务劳役。
三是蕃兵，他们是边境地区的守兵，由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壮丁编组而成，担任边防的戍守任务。
四是乡兵，亦称民兵，或称士兵，是由各地民众为保卫乡土自动组成的，也有的是奉官家之命组成的。其成员在内地是按户抽壮丁，就地编组而成，不离本业，不支官饷，农隙进行训练，作为防守地方之兵。但由于训练较少，形不成战斗力。
宋朝的这些军队多老弱残兵。军队不能上阵打仗，便把他们像罪犯般当劳役用。其时凡当兵的，都要在面上刺花字，称为配军，以防他们开小差。平时有人犯了法要刺配充军，如《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一类人，脸上刺了字，送到某地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人家骂他贼配军，原因就在此。实际上，面上刺花字，被叫做配军并非赵匡胤首创，远从五代时就已经兴起。
不仅如此，在宋太祖时，因防兵卒骄惰，又防再有黄袍加在他人身上发生，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之制。再加上地方厢军基本上是个摆设，各边防守须派中央禁军去。但亦不能让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调中央，又隔些时再调至山西，这与汉唐戍兵退役不同。宋代是没有退役的，禁军不在边防，即在中央。
如是轮番调防，军人只感是不断的兴师动众，长途跋涉、劳苦不堪，因此朝廷又要多送他们钱。宋代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结果，宋代就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军队老是在路上跑，军队一批批调防，而将官却还是在那里原地不动，这样一来把将官和军队分开了，“兵不习将，将不习兵”，其目的是达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以防“陈桥兵变”重演。
然而，“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却是一把双刃剑。宋太祖担心军人拥兵自重，施出此计，然而缓急之际，兵将不相习，这就难以有效调动运用，无法形成战斗力。史书记载，“辽军已过黄河,宋军还在商议战和之计、防守之策”，就是具体的体现。
不仅兵将不相习，而且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这样一来，“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如是说。狄青因是行伍出身，所以得军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黄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予重用。
“尚文轻武”而非文武兼重
宋代开国时，中国社会承袭唐末五代，已饱受军人之祸，所以，宋代自开国就“尚文轻武”。史料记载，赵匡胤虽是一员武将，却很喜爱读书，常手不释卷。他跟从周世宗柴荣平江淮（今淮河流域）时，有人向周世宗告密说，赵匡胤用几辆车运载自己的私物，“其中皆财宝”。世宗派人去检查，结果发现车中却只有几千卷书籍。世宗问他：“你是武将，要书有什么用？！”赵匡胤回答说：“我没有好的计谋贡献给陛下，只能多读些书以增加自己的见识。”
赵匡胤称帝后，非常尊重和重用读书人。有一次，他遇到一个疑难问题，问宰相赵普，赵普回答不出。再问读书人，学士陶毂、窦仪准确地回答出了。赵匡胤深有体会地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对于读书不多的文臣、武将，赵匡胤也总是鼓励他们要多读书，以弥补自己的不足，赵普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才变得手不释卷。
据说，宋太祖临死立遗嘱告诉后人：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的子孙牢守此家训，“尊文臣、士大夫而轻武”。直到南宋，其后人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
岂止不杀，与历朝历代相比，宋王室实在是更懂得优奖文人的。因此，宋太祖开国百十年后，中原文化就能从唐末五代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慢慢地复兴起来。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此条件下奠定基础的。这个朝代的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提倡和发扬儒家的历史传统，所以华夏文明就能很好的继续维持下去，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正因宋代人“尚文轻武”的传统，所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就从那时传下来，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宋仁宗时，《儒林公议》中引尹洙语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及矣。”在唐代能进凌烟阁的功劳，到了宋代，在世人眼里，即使有“恢复幽、蓟，凯歌劳还”之大功，其荣耀还不及大宋一个公务员考试第一名的人。
再如名将狄青，他以卓越的战功而成为宋仁宗时期的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但由于他是行伍出身，常常受到文臣们的嘲讽和排挤。他的名望与身份，也大大低于当时与他平级的枢密使韩琦。韩琦以进士出身出任武职，看不起军人，说什么：“东华门外以状元及第唱出者乃好儿。”对此，狄青心里也很明白，他自己就对别人说：“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后来，范仲淹教他读《春秋》，并告诫他：“为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以此话劝勉狄青。
宋人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
宋太祖奉行“文以靖国”这一理念，实行“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设立“誓牌”，尊孔崇儒，完善科举，创设殿试，知人善任，厚禄养廉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受推崇的一代文治之君，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夫专权的黑暗局面，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以至于后人有称“宋朝是文人的乐园”的称誉。但是，因为过于强调“右文抑武”这一基本国策，“不张挞伐”，又使得宋朝国防与兵力十分的虚弱，令敌国骄气日盛。
在檀渊之盟带来长时间的边疆安宁之后，统治者不仅在经济繁荣中安于现状，并迷信以金钱换和平的万能魅力。北宋神宗年间，西夏屡次寇边，朝廷不张挞伐却赐岁币试图安抚，难怪当时边将上奏：“朝廷素事姑息，所以狡虏生心，敢尔狂悖，今若再赐岁币，是益令玩视，愈亵国威。”
苏辙曾总结过：“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其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从那以后，只有进士出身才被视为惟一的正途，惹得“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穷”。一般老百姓虽然经常要为国家提供兵源，但他们仍坚信“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谚。中国古代那些“劝学文”、“劝学诗”，就是从宋代开始多了起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在这时应运而生的。“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首诗据说还出自宋真宗的“御笔”。“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更是成了不知被多少腐儒牢记不忘的座右铭。
宋人价值取向的巨大变化，加之南宋的地理环境、区域文化等因素，如诗人们唱的：“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也是从宋代开始，白面书生开始成为中国男性的一种典型形象。现在人们认为，汉民族的性格温文柔美、沉潜内向，好静不好动，好文不好武，这样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固然是历史积淀而成，但其定型应该说主要是从宋代开始的。
宋太祖的“重文轻武”，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前朝“重武轻文”。然而，由“重文轻武”引出的文人治国，又确立了大宋300多年防范武臣的“祖宗家法”。宋太祖的本意虽非真正的重视读书人，但重用文人却是一个事实。再经太宗、真宗、仁宗几朝的“右文抑武”之后，武人的形象真正的跌落下去了。这一点折射到当时人们的观念上，就成了“重文轻武”的价值取向。“重文轻武”从一种施政措施变成了普通的社会意识，使得“尚文”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被大大强化了。
可以这么说，宋初的开国国策中最为失败的地方不啻为崇文贬武。赵匡胤推行“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国策，使得强盛的大宋王朝过度注重文儒之风，从而导致国内兵弱，朝廷懦弱；军事上过于强干弱枝，使地方军战斗力低下，最终沦落到割地纳贡，与敌国开仗经常出现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宋太祖可以称得上是五代十国野蛮政治的终结者，又是后世历朝文明政治的开拓者；同时，他实施的基本国策又为大宋的覆灭早早的埋下了伏笔。
然而，历史上宋朝的国防却非常的虚弱，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宋军队缺乏战斗力
宋朝建国之时，所统治的地方只有黄河、淮河流域一带，宋朝北面有北汉和契丹，西面有后蜀，南面有南唐、吴越、荆南、湖南、南汉各国，周边每一个国家都有独立的势力，而且他们也都在虎视眈眈地窥视着宋朝。
北边的辽国是宋朝的大敌，已经先宋立国有了50多年的历史。那时的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内蒙大部、辽宁乃至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辽人手里。北方藩篱尽撤，而宋代又建都开封，开封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黄河边。太行山以东一马平川，是个大平原，辽国骑兵从北一路南下，三几天工夫就可饮马黄河边。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所以宋代立国时是无险可守的，也即是说，大宋刚一开国，其国防就是岌岌可危。
有人说，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这话并非没有道理。宋朝的国防武装力量主要有四种：
一是禁兵，也称禁军，是朝廷直接掌握的正规军，其兵员从全国范围内召募，服兵役没有期限。这种禁军是怎么招募来的呢？禁军的挑选，身高、体重都有明确的规定。募兵人在全国招兵时事先制定一个活的兵样，量身征召。后来用木头做成一个人的模子，送到各地方各队伍中去。合这个标准的，就送去中央当禁兵；不合这标准的，留在地方军队。这就为招兵之人钻空子留下了余地。
二是厢兵。厢是城厢之义，厢军是指驻在各地方城厢的，是隶属州府的地方性部队，兵员从本州县范围内召募。这些兵，并不需要他们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们做。厢兵的训练很少，有兵之名，无兵之实，大都没有战斗力，只能服杂务劳役。
三是蕃兵，他们是边境地区的守兵，由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壮丁编组而成，担任边防的戍守任务。
四是乡兵，亦称民兵，或称士兵，是由各地民众为保卫乡土自动组成的，也有的是奉官家之命组成的。其成员在内地是按户抽壮丁，就地编组而成，不离本业，不支官饷，农隙进行训练，作为防守地方之兵。但由于训练较少，形不成战斗力。
宋朝的这些军队多老弱残兵。军队不能上阵打仗，便把他们像罪犯般当劳役用。其时凡当兵的，都要在面上刺花字，称为配军，以防他们开小差。平时有人犯了法要刺配充军，如《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一类人，脸上刺了字，送到某地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人家骂他贼配军，原因就在此。实际上，面上刺花字，被叫做配军并非赵匡胤首创，远从五代时就已经兴起。
不仅如此，在宋太祖时，因防兵卒骄惰，又防再有黄袍加在他人身上发生，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之制。再加上地方厢军基本上是个摆设，各边防守须派中央禁军去。但亦不能让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调中央，又隔些时再调至山西，这与汉唐戍兵退役不同。宋代是没有退役的，禁军不在边防，即在中央。
如是轮番调防，军人只感是不断的兴师动众，长途跋涉、劳苦不堪，因此朝廷又要多送他们钱。宋代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结果，宋代就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军队老是在路上跑，军队一批批调防，而将官却还是在那里原地不动，这样一来把将官和军队分开了，“兵不习将，将不习兵”，其目的是达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以防“陈桥兵变”重演。
然而，“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却是一把双刃剑。宋太祖担心军人拥兵自重，施出此计，然而缓急之际，兵将不相习，这就难以有效调动运用，无法形成战斗力。史书记载，“辽军已过黄河,宋军还在商议战和之计、防守之策”，就是具体的体现。
不仅兵将不相习，而且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这样一来，“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如是说。狄青因是行伍出身，所以得军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黄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予重用。
“尚文轻武”而非文武兼重
宋代开国时，中国社会承袭唐末五代，已饱受军人之祸，所以，宋代自开国就“尚文轻武”。史料记载，赵匡胤虽是一员武将，却很喜爱读书，常手不释卷。他跟从周世宗柴荣平江淮（今淮河流域）时，有人向周世宗告密说，赵匡胤用几辆车运载自己的私物，“其中皆财宝”。世宗派人去检查，结果发现车中却只有几千卷书籍。世宗问他：“你是武将，要书有什么用？！”赵匡胤回答说：“我没有好的计谋贡献给陛下，只能多读些书以增加自己的见识。”
赵匡胤称帝后，非常尊重和重用读书人。有一次，他遇到一个疑难问题，问宰相赵普，赵普回答不出。再问读书人，学士陶毂、窦仪准确地回答出了。赵匡胤深有体会地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对于读书不多的文臣、武将，赵匡胤也总是鼓励他们要多读书，以弥补自己的不足，赵普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才变得手不释卷。
据说，宋太祖临死立遗嘱告诉后人：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的子孙牢守此家训，“尊文臣、士大夫而轻武”。直到南宋，其后人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
岂止不杀，与历朝历代相比，宋王室实在是更懂得优奖文人的。因此，宋太祖开国百十年后，中原文化就能从唐末五代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慢慢地复兴起来。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此条件下奠定基础的。这个朝代的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提倡和发扬儒家的历史传统，所以华夏文明就能很好的继续维持下去，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正因宋代人“尚文轻武”的传统，所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就从那时传下来，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宋仁宗时，《儒林公议》中引尹洙语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及矣。”在唐代能进凌烟阁的功劳，到了宋代，在世人眼里，即使有“恢复幽、蓟，凯歌劳还”之大功，其荣耀还不及大宋一个公务员考试第一名的人。
再如名将狄青，他以卓越的战功而成为宋仁宗时期的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但由于他是行伍出身，常常受到文臣们的嘲讽和排挤。他的名望与身份，也大大低于当时与他平级的枢密使韩琦。韩琦以进士出身出任武职，看不起军人，说什么：“东华门外以状元及第唱出者乃好儿。”对此，狄青心里也很明白，他自己就对别人说：“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后来，范仲淹教他读《春秋》，并告诫他：“为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以此话劝勉狄青。
宋人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
宋太祖奉行“文以靖国”这一理念，实行“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设立“誓牌”，尊孔崇儒，完善科举，创设殿试，知人善任，厚禄养廉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受推崇的一代文治之君，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夫专权的黑暗局面，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以至于后人有称“宋朝是文人的乐园”的称誉。但是，因为过于强调“右文抑武”这一基本国策，“不张挞伐”，又使得宋朝国防与兵力十分的虚弱，令敌国骄气日盛。
在檀渊之盟带来长时间的边疆安宁之后，统治者不仅在经济繁荣中安于现状，并迷信以金钱换和平的万能魅力。北宋神宗年间，西夏屡次寇边，朝廷不张挞伐却赐岁币试图安抚，难怪当时边将上奏：“朝廷素事姑息，所以狡虏生心，敢尔狂悖，今若再赐岁币，是益令玩视，愈亵国威。”
苏辙曾总结过：“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其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从那以后，只有进士出身才被视为惟一的正途，惹得“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穷”。一般老百姓虽然经常要为国家提供兵源，但他们仍坚信“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谚。中国古代那些“劝学文”、“劝学诗”，就是从宋代开始多了起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在这时应运而生的。“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首诗据说还出自宋真宗的“御笔”。“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更是成了不知被多少腐儒牢记不忘的座右铭。
宋人价值取向的巨大变化，加之南宋的地理环境、区域文化等因素，如诗人们唱的：“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也是从宋代开始，白面书生开始成为中国男性的一种典型形象。现在人们认为，汉民族的性格温文柔美、沉潜内向，好静不好动，好文不好武，这样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固然是历史积淀而成，但其定型应该说主要是从宋代开始的。
宋太祖的“重文轻武”，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前朝“重武轻文”。然而，由“重文轻武”引出的文人治国，又确立了大宋300多年防范武臣的“祖宗家法”。宋太祖的本意虽非真正的重视读书人，但重用文人却是一个事实。再经太宗、真宗、仁宗几朝的“右文抑武”之后，武人的形象真正的跌落下去了。这一点折射到当时人们的观念上，就成了“重文轻武”的价值取向。“重文轻武”从一种施政措施变成了普通的社会意识，使得“尚文”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被大大强化了。
可以这么说，宋初的开国国策中最为失败的地方不啻为崇文贬武。赵匡胤推行“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国策，使得强盛的大宋王朝过度注重文儒之风，从而导致国内兵弱，朝廷懦弱；军事上过于强干弱枝，使地方军战斗力低下，最终沦落到割地纳贡，与敌国开仗经常出现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宋太祖可以称得上是五代十国野蛮政治的终结者，又是后世历朝文明政治的开拓者；同时，他实施的基本国策又为大宋的覆灭早早的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