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提戈涅》写作于公元前4世纪，故事背景在公元前十几世纪的忒拜城，是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典范之作，而《棠棣之花》是取材于战国时期刺客聂政与其姐聂嫈的传说的中国现代社会悲剧。安提戈涅具有高贵的皇族血统，聂嫈只是一个普通民众，无论是两部戏剧还是两位主角，初看之下毫无相通的地方。可诞生于不同民族文化之中的两部作品却出现了极度相似的情节：两位主角都因兄弟之死而主动赴死，这使得安提戈涅与聂嫈两个艺术形象具备了可比性。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俄狄浦斯王的女儿安提戈涅违反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安葬哥哥波吕克涅斯，最终被克瑞翁处死。不同于《史记》中只将聂嫈作为衬托聂政形象的存在，郭沫若于1941年完成的历史悲剧《棠棣之花》里聂嫈与聂政的“戏份”不分伯仲，形象更为丰满。聂嫈在母亲墓前送别弟弟聂政，后者除掉韩国宰相后毁容自杀，韩侯暴其尸于市。姐姐聂嫈与酒家女春妮千里赶赴韩国，在为聂政扬名后自尽，为他殉葬。
　　安提戈涅与聂嫈的为兄弟主动赴死的行为背后，是她们共同的反抗精神。安提戈涅反抗强权与命运的不公正，聂嫈反抗社会的黑暗与统治者的封建暴政。安提戈涅遵循人性，维护神权，因此无法接受克瑞翁不得安葬哥哥的禁令。在强权压制天理的情况下，安提戈涅勇敢地选择了反抗克瑞翁。聂嫈的反抗意识更多是被郭沫若赋予的，第一幕中，聂嫈支持聂政行刺，在聂政不忍离去的时候，聂嫈主动劝说聂政“莫辜负天下苍生”，聂嫈和弟弟一样心怀家国大义，甚至比后者更为坚定，她为弟弟扬名不仅仅是为了家族名誉，更是为了宣扬他的抗争精神以启发群众，反对统治者。另外，二人身上也都带有明显的反父权观念。聂嫈大胆地男扮女装走进酒家，以男子的身份打听弟弟下落，身份暴露时也能受到周围人的尊敬。安提戈涅被抓住时，克瑞翁说：“要是她获得了胜利，不受惩罚，那我成了女人，她反而是男子汉了。”之后克瑞翁果然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男女平权并不是安提戈涅与聂嫈的主要追求，但在作者对她们行为的设计中，不难看出作者对女性的赞扬、尊重以及一定的反父权观念。
　　虽然安提戈涅与聂嫈有这么多相同之处，但仔细比较后会发现，二人的精神世界截然不同。她们比较明显的差异在于各自对待生命的态度：安提戈涅重视个人的生命，而聂嫈淡薄生死，完全不考虑个人安危。
　　聂嫈在第一幕中就说过“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她的目的是替伸张正义的弟弟扬名，而其实这不需要通过自尽来达到。聂嫈本可以尝试在替弟弟扬名后隐姓埋名，躲避追捕，但她却主动放弃了机会，死亡在这里成为了向众人昭明心志的一种轰轰烈烈的手段。在送别聂政时她说：“我明知前途有多大的牺牲，但我却是十分地欢送你”，也可佐证在聂嫈的心中，实现“义”的理想要远比个人生死重要。
　　生活于古希腊文明中的安提戈涅则与聂嫈有很大不同。安提戈涅虽然在行动前就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心理准备，但却认为自己遵循天神的指令，本不应该迎来孤独死亡的命运。虽然她一直表示愿意承担风险，认为“充其量是光荣的死”，但事实上也在尽力避免死亡的命运。安提戈涅第一次安葬哥哥时小心翼翼避开耳目，直到守兵们设下圈套，安提戈涅才不得已被捉住。在被押送到石穴前，安提戈涅也直接向死去的波吕克涅斯哭诉。安提戈涅仅只是在感叹命运的悲惨，而非后悔安葬哥哥的行为，后悔遵从神法。学者肖四新认为“她虽惋惜自己的不公平命运（她认为葬兄 而被判死刑有失正义），但她在信念上却从未有丝毫动摇之心”。
　　安提戈涅非常珍视自己的生命，始终保持着冷静、理智的处事风格，以一种甚至让人感到冰冷的理性抗争自己走向死亡的命运。而在聂嫈身上，处处洋溢着激情澎湃的力量，她情绪饱满，充满热血，就像一个冲在革命前线的无畏战士。安提戈涅和聂嫈对待他人态度的差异也非常值得讨论。在面对他人时，安提戈涅冷酷到近乎绝情，而聂嫈则表现出了很强的同理心，在实质上，这与二人对待生命态度的不同是相符合的。
　　在安提戈涅与克瑞翁对质时，伊斯墨涅表示愿意与安提戈涅共同承担分担罪过，安提戈涅却冷漠地拒绝，坚定地表示：“你愿意生，我愿意死。”面对意见不合的妹妹，安提戈涅表现出了明显的排斥与不满。个人的理想此时超越了世俗观念，被放置到安提戈涅思想中的最高处。为此，他人的感受与意见都可以被忽略，世俗的亲情伦理也可以牺牲。《棠棣之花》中正好有一个可以与伊斯墨涅相比较的角色——酒家女春姑。当春姑要殉情时，聂嫈却劝她看在母亲尚且在世的份上留下性命赡养母亲，也可以为聂政扬名。在聂嫈看来，比个人的生死更为重要的是忠孝道义。
　　结合郭沫若在日本求学期间曾广泛接触过包括莎士比亚、易卜生、歌德在内的外国作家的文学创作的经历与具体文本，我们不难发现，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中在人物形象、思想情节等方面都存在对西方戏剧的借鉴。而古希腊悲剧对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等人的戏剧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二者间是明显的源流关系。换句话说，《安提戈涅》作为一部十分重要的古希腊悲剧，很有可能间接的影响了郭沫若《棠棣之花》的创作。聂嫈在郭沫若的笔下带有“娜拉”的气质，多了些西方色彩的反叛，但中国传统的忠孝、道义精神仍然流淌在她的血液里。
　　聂嫈正直感性，情绪丰富，她有着更激进的“舍生取义”精神，是中国传统道义观念的典型象征。聂嫈和聂政之所以不顾一切牺牲自我，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已经逝世，第一幕里聂政先祭拜亡母，再踏上刺杀之路的情节也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体现。一个人可以为了实现道义毫不犹豫地赴死，也要为了报答父母而好好生存，但无论如何，生命本身似乎是不属于个人的。聂嫈的行为背后体现的是古代中国宗法制的传统道德观念与淡化个人得失的家国意识。与聂嫈相比，安提戈涅是孤独的。她个性鲜明、勇敢理智，具有强烈的个人自主意识，却不为平庸的世界所包容，她身上的理性精神只能被世人仰望。另一方面，安提戈涅身上也没有聂嫈那么强烈的社会道德感。波吕克涅斯是危害城邦的叛国者，但即便是这样，安提戈涅仍然选择冒着生命危险安葬哥哥，在索福克勒斯的笔下，任何个人作为人的尊严与荣誉都应当得到尊重。
　　古希腊民族精神宣扬理性至上、推崇个人的自由主义，中国民族精神则弘扬集體意义上的“仁、义、礼、智、信”。尽管差异巨大，安提戈涅与聂嫈在遭遇苦难时都做到了保持自身崇高的气节、保持理想与向敌对势力斗争的勇气，
　　安提戈涅与聂嫈这两位因兄弟之死而主动赴难的奇女子，一个如冰雪般冷静理智，一个如烈焰班激情澎湃，却在面对痛苦与厄运是同样富有强烈的抗争精神，永不向所反抗的对象屈服。她们的理想和愿望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普遍愿望和共同追求，她们的精神信念是全人类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  罗雅琳.危机时刻的美学与政治——以郭沫若历史剧《棠棣之花》为中心[J].文学评论，2019（05）：98-106.
　　[2]  陈丽娟.法理与人性的冲突——对《安提戈涅》的重新解读[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08）：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