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开始沉湎于钻研“语言与民俗”问题，并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有关“民俗语言学”著述，迄今约有二十年矣。期间，我发表的自认为比较重要的相关著述，一是1984年发表的被评论称之为“开创本学科的第一篇论文”的《民俗语言学发凡》；二是从1984年动笔开篇，1989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民俗语言学》；三是1991年发表的意在重新清理民俗语言学理论思路的学术论文——《民俗语言学新论》(载《民俗研究》1992年第1期，后收入邵敬敏主编的《文化语言学中国潮》，语文出版社1996年出版)。现在，十几年前那部《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如今也将出版。从“发凡”到“新论”，从《民俗语言学》到《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堪视为我在这个学术领域求索、拓荒与耕耘的标志性履痕。
　　值此《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行将仍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刊行之际，业已年逾“知天命之年”而又不甚理会“老之将至”依然故我的我，虽说未必很动情感而“感慨万千”，然总是有些话想交代一下。
　　
　　一
　　
　　大约十年前，我在《民俗语言学新论》的引言里谈到：“虽然她(民俗语言学)直接脱胎于民俗学与语言学的有机结合，但在人文科学领域所触及的却不仅仅限于这两个学科。而且，她的出现是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为现代科学背景和源头的。人们可以从各自的视点认识、利用她，但难以据此来完整、准确地阐释其学说的总体思想。近年里，一些学术文章或专科词典关于民俗语言学的说明，未免大都印有相关科学领域视点的痕迹。不断清理自身的理论，包括吸收新视点和必要的调整或否定，是科学发展与成熟的必然过程。在此，我们试图在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民俗语言学产生的科学背景及其基础理论，作一阶段性梳理和简要的阐释，相对初倡时的诸说而言，是为新论。”在这篇文章中，我重新对“民俗语言学”作了概括性阐述，那就是“以民俗语言和民俗语言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或可谓之民俗语言文化学。具体说，民俗语言学是综合运用语言学、民俗学及其他相关科学方法、材料，对语言、言语与社会习俗惯制等民间文化现象相互密切联系的形态(即民俗语言文化形态)、性质、规律、机制、源流等，进行双向、多方位考察研究，从而给予科学解释并指导应用的人文科学”。
　　近来，在进一步修改增订《民俗语言学》为《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之际，我再次试图用比较简明的语言来表述这个概念，于是“简而言之，所谓民俗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中的民俗现象和民俗中的语言现象，以及语言与民俗相互关系及运动规律的一门实证性人文科学”。可以说，这一“简而言之”的概念表述，历经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纪初，几乎将近二十年的探索与思考。
　　如今，还有一个老问题需要重新说明。那就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名称的“正名”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北师大钟敬文先生的一位研究生向我转达钟老的意见，“语言民俗学”才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老实讲，我一时颇感为难。因为，按照习惯说法，“语言民俗学”是从语言学视点和语言材料研究民俗学和民俗的；反之亦然，“民俗语言学”则应是从民俗学视点和民俗材料来研究语言学和语言。然而，用什么样的叫法来表示我们现实的这种双向、互动的学科呢?
　　我曾在1996年的一份答问录里谈到过这个事情。我强调，民俗语言学是综合运用浯言学、民俗学及其他相关科学方法、材料，对语言、言语与社会习俗惯制等民间文化现象相互密切联系的形态(即民俗语言文化形态)、性质、规律、机制、源流等，进行双向、多方位考察研究，从而给予科学解释并指导应用的人文科学。所谓“双向、多方位”，包含着“互动”与“相互”的含义。当时我谈到，民俗语言学“既从民俗学视点研究语言，亦从语言方面探讨民俗学问题，重点在于两者涵化的产物——民俗语言文化。因而，民俗语言学又可称之为‘民俗语言文化学”’。在此语境条件前提之下，显然不好按照以往业已习惯的“相互交叉式”命名方法的程式，严格区别为“民俗语言学”和“语言民俗学”。如果需要突出哪一个视点的时候，也只能用特定的语境加以限定。
　　
　　二
　　
　　对于“民俗语言文化”这一“语言民俗学”和“民俗语言学”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本体，以及在“民俗语言学”理论框架的构建中，我先后试图从微观上进行各个分支领域的具体探讨，期望为这一学科的建设打下数个坚实的基点。其结果，则是陆续出版了《杂纂七种》(校注)《副语言习俗》《中国民间秘密语》《神秘数——中华民族数文化》《俗语古今——中国俗语学》《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发表了《论宗教与民俗语言文化》《论民俗语言学的应用研究》《略论语言与民俗的双向交流》《关于禅籍俗语言的民俗语源问题》《民俗语源探析》《地域性民间流行习语研究之我见》《略论生活交际语言的雅与俗》《语言文字规范与辨风正俗》《汉字文化的非主流形态：民俗字——汉语民俗字学略论》《“口彩”略论》《计算机网络的民俗语言现象》《源远流长、返朴归真的计算机网络副语言习俗——网络言语交流中的身势情态语符号探析》《谎言辨析》等，一系列相关专题的论文。同时，主编、出版了《俚语隐语行话词典》《中国民俗语言学》《中国民俗语言文化丛书》《民俗语言文库》等合作性成果。这些，无疑地都充实着这门学科的建设，也为如今《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的适时问世营造了必要的前提话语环境，做了前期的理论准备。
　　同时，求索、研究民俗语言学的历程，使我获得一个已经成为习惯性的学术思维方式，就是从语言切人展开研究的研究方法。由此生发开去，其直接的收获，就是在关于中国典当史的研究，关于中国传统保安史的研究，关于中国传统广告艺术史的研究，关于中国经纪人史的研究，关于中华民族虎文化史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乞丐史的研究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社会生活史、民俗专门史的研究过程中，获益匪浅。例如，我从《金瓶梅词话》的有关描述及其用语考证认为，中国的传统保安业——镖行，至迟在明代就已经形成了，而并非以往有的著作所认为的肇始于清代。而且，还根据有关文献认定，“镖行”、“保镖”之“镖”，本字应是“标”，与“锦标“同源，均出自传统的民间“竞标”游艺民俗。而这一收获，反过来也进一步充实了关于民俗语言学的民俗语源问题的研究。
　　
　　三
　　
　　现在，应当交代一下初版的《民俗语言学》与如今增订版的《民俗语言学》有何异同。
　　囿于时间关系，不允许对初版的《民俗语言学》作比较理想的较大修改和删订，如适当改变结构和改换例证材料、插图等等。所作的，主要是这么几项。
　　一是换掉了原来的“绪论”，删去了原来的“余论”部分，把换掉的原来的“绪论”和删去的原有的“余论”均收入附编，既可展现原貌，又可供有关读者研究中参阅。
　　二是增加了部分章节，使得全书更为充实，更具有概论性质。在结构内容方面进行必要的充实，是这次修订的基点和重点。如增加了第五章《民俗语源探析》，第十一章《民间秘密语(隐语行话)》，第十八章《宗教与民俗语言文化》，第十九章《传统商业招徕标识与市声民俗》。
　　同时，在有关部分，分别充实了以节为单位的内容。如第二章的第五节《汉语民俗字学说略》，第九章的第四节《民间流行习语》和第五节《民间流行习语与社会时尚》，第十二章的第四节《返朴归真的计算机网络副语言习俗》，第十四章的第六节《计算机网络生活中的数语言习俗》，第十七章的第四节《数字化时代的言语时尚》。
　　增加的几节之中，有三节是与计算机网络民俗语言文化现象有关的内容。之所以没将其列为专章，主要考虑还难以构成比较完整的专章体系内容，因而根据具体内容分别充实到有关专章里去了。可以说，计算机网络出现的民俗语言文化现象，业已及时地进入了民俗语言学的研究视野。民俗语言学不仅是“历时的”学问，更是关注现实社会语言生活的“共时的”学科。 三是注意学术著作规范的惯例，进一步充实了附编的内容。主要就是《本书部分“关键词”(名词术语)检索》。
　　尽管《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还很不尽如人意，至少我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但在目前还没有一个更好的读本问世的情况下，仍然算是“暂付阙如”。虽然我本人一时很难再分出时间撰写同类专著，不过，我最期望的是能有其他人撰写的更新、更好的同类专著行世。“江山代有才人出”，学问之道尤其如此。我热切地盼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