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战争控制是战争指导者对战争的发生、发展、规模、强度及后果等有意识地加以限制和约束的行为。《管子》中的战争控制艺术对于指导当前军队实施战略胜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管子》战争控制艺术的思想主要包括:“慎谋保国”,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作为战争控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国富者兵强”,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营造利于战争控制的条件和形势;“兵未出,计先行”,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实施整体控制。
　　关键词:军事思想;《管子》;战争控制
　　
　　《管子》是战国诸子中的重要著作,相传由中国战国时期稷下学派的人编辑而成,假托管仲所著,总结了管子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历史经验。它蕴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其中的战争控制思想对于指导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战争控制是战争指导者对战争的发生、发展、规模、强度及后果等有意识地加以限制和约束的行为。
　　一、“慎谋保国”,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作为战争控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国家利益是确定战略指导的根本依据,战争控制要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利益。国家的根本利益一般通过国家政治和对外政策体现出来。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服从政治需要,这既是对战争的总体控制,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具体表现。《管子》对战争控制问题的视角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管子》认为,军队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关键,不能废除。《管子》说: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王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参患》)它表明,决定君主尊卑、国家安危的因素中,强大的军事力量最为关键,君卑国危是由于军事力量弱小的缘故。《管子》对军队的职能“外以诛暴,内以禁邪”的定义在先秦的军事著作中是很少见得,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指出了军队存在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管子》认为战争要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其在论述战争的危害性的同时,提出了“慎谋保国”的基本观点。《管子》说,夫兵事者,诡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失谋而攻,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兵法篇》)这句话是说,战争是变幻莫测的,进行战争是一种冒险的行动,“不义”、“不理”、“不时”的战争尽管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和经济上的利益,但并不意味着就是好事。智谋千虑,必有一失,一旦败军于千里之外,国家也就跟着危亡了。所以,《管子》强调:“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七法》篇)《管子》所说的“理”,就是事物发展的道理,也就是规律性;所谓“义”,即正义,进行战争要顺乎民心。对战争的危害性要“禁藏于胸胁之内,而祸避于千里之外,能以此治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禁藏篇》)这就是《管子》的先慎于己而后“治彼”,“以己知人”的“慎谋保国”的战争控制艺术。我们可以把《管子》的作者对于战争控制的观点概括为:首先强调“慎谋”,在慎谋的基础上重战,归宿是保国。《管子》这种慎战思想,在当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为使国家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要尽可能把诉诸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目前,我国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尽管周边的态势不甚稳定(比如C字包围说),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是处于战争准备时期,因此,我们要珍惜时代赋予我们的有利条件,抓紧进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从而担负起对内对外的历史使命。
　　二、“国富者兵强”,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营造利于战争控制的条件和形势
　　任何战争归根到底都是由经济利益引起的,而一定社会的经济力量又是战争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对战争的胜负具有重大的影响。要实现战争控制,不能仅凭主观愿望,必须具备成熟的条件和有利的形势。因此,平时要进行充分的准备,积累进行战争控制的实力,遏制战争的爆发。
　　《管子》把物质财富是否充裕看作是战争胜负的根本条件。认为发展生产是富国强兵的根本途径,只有生产发展了,才能粮多财厚,国用充足,军队才能强大,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否则,“国贫用不足,则兵弱士不厉;兵弱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也”。(《七法》篇)
　　《管子》把农业生产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由于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形成了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而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社会。《管子》对战争同经济关系的考察,在他那个时代的局限中首先是从重视农业生产着手的。《管子》认为衡量一个国家众民、强兵、地广、国富的标志就看农业生产搞的如何。作者在《治国篇》中集中表述了这一思想:“国富多粟生于农”,“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未作,止奇巧而利农事”。就是说,国富才能兵强,兵强才能战胜,战胜才能地广。而国富、兵强、战胜、地广“必生于粟”,“多粟生于农”。所以,“家事”是“众民、强兵、广地、富国的基础。进行战争不仅依赖生产的发展,经济的巩固,国家集中控制命脉也是一个重要条件。《管子•国蓄篇》中说:“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说明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战争胜负的重大問题。道理非常明白,“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今交刃接兵而后利之,则战之自败也”。(《参患篇》)用兵一次,几乎耗尽几代积累的财富,如果战争开始后才筹集资金,就等于自己首先失败了。所以,“利出一孔”还是备战的重要方面。
　　《管子》不但认识到战争胜负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条件,而且朦胧地猜测到消除战争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纵观近代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因此,《管子》强调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营造利于战争控制的条件和形势对于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兵未出,计先行”,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实施整体控制
　　战争是交战双方展开的综合较量。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外交、地理、文化、心理等因素对战争都有着独特的作用和影响。很难单纯从军事角度对战争实施有效的控制。成功的战争控制都是运用多种方式整体作用的结果。要充分发挥多种方式对战争的影响和牵制作用,尽量增大已方对战争的控制力和敌方进行战争的阻力,实现对战争的整体控制。
　　《管子》重视谋略在战争控制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立于谋,故能实,不可侵也”。(《玄宫》)把谋略看作是“不可侵”的先决条件。提出了“争强之国,必先争谋”,(《霸言篇》)“明谋而适胜”的主张,强调作战指导者运筹帷幄的判断艺术,军事决策的灵活性是“胜敌国”、“霸诸侯”的关键。军队能“小征而大匡”,根本的道理就在于“计先定于内”,先胜而后求战,也就是在战前运用谋略实施战争控制。《管子》在《七法篇》中说:故凡攻伐之道,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也。
　　在《参患篇》中作者进一步强调:“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时,不空地利、用日维梦,其数必出于计”。显然,《管子》所讲的计,是指运筹谋算,是战争指导者对军事行动中“数”和“形”这些客观情况进行精心组织和施工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计”是“数”和“形”的主观形式;敌我双方客观存在的“数”和“形”是“计”的客观内容。通过“计”或谋这一主观形式揭示“数”和“形”的内在本质,从而把握军事行动的数量关系知道战争进程。《管子》把对敌我双方“数”和“形”计划谋算的结果叫做“计数”。所以,计数就是在对敌我双方客观全面分析、比较、计划谋算的基础上形成的战争指导计划的作战原理,是作为观念形态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也是比“计”更深层的概念。因此,《管子》把“计数”摆在“为兵”的七个基本原则的位置上加以阐发,认为“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七律篇》)“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乎水险也”。(《七律篇》)就是说,不懂得运用计谋对战争实行有效控制,就好像没有船桨而想渡过急流险滩一样危险。
　　在战时,要争取主动,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为实施战争控制赢得足够的活动余地,使战争控制具有坚实可靠的基础。《管子》要求带兵人要对敌我双方情况要达到“小以吾不识,则天下不足识”的境界。具体说来,对于地方要做到“四明”、“八观”。明敌情,明敌将,明敌政,明敌士为“四明”。(《参患篇》)同时,还要派间谍深入敌国“深察其谋”,“使图其计”。从“饥饱”、“贫富”、“侈俭”、“虚实”、“强弱”、“治乱”、“兴废”、“存亡”八个方面对“观人之国”进行考察和分析,获得真实的情报,这样“人主毋所匿其情”。(《八观篇》)在充分掌握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上,对战争进行控制,使敌人无隙可乘,兵未出便稳操胜券,然后兴兵打仗,就可以实现“十战十胜百战百胜”的军事目的。
　　从《管子》的计谋思想中我们可以领悟出战争控制艺术,战争中要围绕国家利益,对战争目的、战争力量、战场空间、战争手段、战争节奏等进行整体控制,使国家的根本利益与一般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等相互协调和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