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蜀人是最具有羽化飞仙幻想和神仙式文化想象力的，他们把对祖先的崇拜和对自然的崇拜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羽化飞仙’的观念和对神仙世界的信仰。”5月，四川省图书馆邀请到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做客《巴蜀讲坛》，以“巴蜀文脉的历史发展”为主题，展开了巴蜀仙源文化的探秘之旅。
　　独特的地理环境滋养出了巴蜀的仙源文化。“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今天不少去峨眉山的游客是被李白这句诗“种草”的。在另一首诗中，李白大笔一挥，“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仙山”“九天”让人联想到仙山琼阁，可见蜀国在李白看来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也难怪他要“隐居于岷山之阳”。
　　鸟是理解古蜀仙源文化的重要线索。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有学者认为，我们今天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之所以能看到大量鸟的形象，是因为蜀国崇山峻岭、道路险阻，而鸟是当时的先民所能见到的飞得最高、最远的动物。因而，古蜀人民认为鸟有一种神秘超凡的力量，也将之视为保护神。
　　据文献记载，五代蜀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皆羽化成仙。扬雄在《蜀王本纪》中写道：“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
　　蜀人对飞鸟的崇拜最早见于柏灌时期。《山海经》云：“有鸟焉，其状如鸠，名曰灌灌。”有学者推测，柏灌族就是以鹳鸡为图腾，或者说以鹳鸡为神鸟崇拜的部族，并因此而得名。
　　鱼凫王传说在湔山狩猎时他“得仙道”，鸟崇拜在这一时期得到强化。“鱼凫”的“凫”字的形象生动地说明鸟与古蜀人的特殊关系。三星堆遗址出土金杖上的鱼与鸟形象，玉璋上的鱼与鸟的形象，以及多地出现的鸟头勺把，皆为鱼凫时期鸟崇拜的标志。
　　至杜宇时期，鸟崇拜逐渐内化到仙道文化方面。“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写的就是杜宇化鹃的故事。谭继和介绍，从杜鹃鸟到杜鹃花，蜀人形成了一整套的杜鹃崇拜体系。比如杜甫《杜鹃》诗：“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后汉书》有写：“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在这里，神仙道术与鹤联系在一起。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资深媒体人奉友湘所著《蜀王全传》中为蜀王立传，其中说，蜀国多仙山，蜀境多碧水，蜀地多秘闻。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和陶制的酒具，说明当时王公贵族们嗜酒如命。而酿酒必然需要大量的粮食。因此，当时的粮食生产一定规模很大，质量很高。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标志着这个国家的强盛。
　　“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进一步印证了仙化故事和蜀国作为仙源文化故乡的说法”，谭继和表示，三星堆的文物中有不少鸟的形象，比如鸟首人身青铜像、人身鸟足像以及各种鹰头杜鹃等，而蜀人对仙道的崇拜就是从对鸟的崇拜开始。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有一只头戴羽冠的青铜鸟，高34厘米，铜鸟双眼浑圆，鸟喙长而尖，尾羽长垂。谭继和认为这是一只杜鹃鸟，正好和杜宇化鹃的传说相对应。而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上有線刻的鸟翅人体像，是最早的“羽人”的实证。
　　由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大部分文物涵盖着关于宇宙和飞翔的意蕴，跟“重土观念”强盛的华夏文明有分野，以致有人认为古代蜀国曾有外星人光顾。
　　对此，谭继和抛出了观点，他认为，这些文物体现了蜀人羽化飞仙的思想，正是后来道教的核心。特别是三星堆的A 型与B 型青铜面具，人额顶正中生出一高高竖起的勾云翼，更是人脑额幻想灵魂飞出人体而幻化为翼鸟的形象。
　　“魂为心之灵，魄为体之灵”，蜀人很早就有了灵魂的观念。通过其它文物可以推测出，羽人成仙后飞往日月——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和蟾蜍分别代表太阳和月亮的形象，展示出“日者天之魂，月者地之魂，谓之神明”的意义，这都是仙化飞升思维模式的产物。
　　“逍遥自在似神仙，行云流水随自然”。古蜀仙源文化与现代巴蜀人的休闲生活方式，有一种精神一以贯之，昭示着文化的传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