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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网传视频(见2019年4月10日解放日报公众号《单霁翔今天退休了……》),是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介绍当年向吴邦国委员长汇报情况——
那天,吴邦国委员长来视察,仓库保管员把一方印抬了出来,很大,是乾隆皇帝85岁退位时用和田玉刻的。我问:“怎么把这方印拿出来了?”说:“这方印印壳坏了,跟委员长汇报一下。”接下来,我向委员长报告:“这方印,世界上最大的皇帝印,但是这个印壳因为保管不善,裂了,就是开胶了。”
委员长问:“为什么保管不善啊?”
我说:“地下库房是80年代建的,只能设定一个温度、一个湿度,这一个温度湿度只能按最娇贵的书画来设定,对其他文物不一定合适……”
委员长紧接着追问:“改善保管条件需要多少钱啊?”
我伸出4个指头,说“需要4个亿”。委员长不说话了,我一想我说多了。
幸亏委员长又问了一句:“你们地下库房保管多少件文物啊?”
我说:“90万件。”委员长说:“90万件文物啊厂我说:“22000平米的库房,世界最大的地下库房。”委员长说:“要90万件文物22000平米,花4个亿改善保管条件不算多……你赶快写一个报告。”
报告呈上去,委员长作了很重要一个批示:“上对祖先,下对于孙,我们这代人要负责,要把这件事在当代做了。”
由此单霁翔和他的团队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当领导来的时候,越是主要领导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看最不好的地方,看那些荒草萋萋的地方,看那些霉味扑鼻的地方,这样领导的责任心油然而生,就给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屡屡得逞。”
大家都知道,视察、检查、调研、听汇报是领导工作的基本方式,因而在官场职场的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检查与被检查、汇报与听汇报是常有的事。然而在如何接待、如何汇报问题上,情况却大不同:既报喜也报忧,只报喜不报忧。多报喜少报忧,制造假象把忧报成喜,主要报忧、反映问题。“单霁翔式汇报”,当属后者。
话说到此,有个情况必须插播一下: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领导都爱听好听的,故而汇报时讲成绩讲经验净说好的,尽量回避矛盾和问题,借以表白自己有多能,生怕讲问题挨批评,这事实上是低估了领导。
单霁翔有着北京市规划委主任、国家文物局长等履历,在较高层次上作过汇报也听过汇报,对领导视察检查调研听汇报等用意有真实的了解。真正明白领导深入实际是为了发现和解决问题,真正明白领导听汇报不都是只爱听好听的。真正明白领导是有责任感、使命感和想作为的。即使不百分之百,至少大部分领导希望通过视察调研听汇报等途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所作为。因此,单霁翔不怕担责任挨批评,敢于把保管不善、乾隆印壳坏了及其客观原因如实向委员长汇报。当委员长追问“改善保管条件需要多少钱”?他也敢毫不客气地说“4个亿”。委员长听了不说话了。他马上意识到“我说多了”。这个“我说多了”,应该不是话说多了,而是钱要多了。这是“单霁翔式汇报”敢于报忧解忧的重要之点。很多领导汇报到这个裉节就含糊了。就不敢据实需要张嘴了。就给点是点、见好就收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接下来,委员长“你们地下库房保管多少件文物”之问和单霁翔所答,都证明了领导视察听汇报的真实用意是了解隋况和解决问题,而绝不是来听好听的。
我想,多少年后,吴邦国委员长忆起此事,不仅不会责怪单霁翔,很可能非常感谢单霁翔汇报了真实情况和问题,使他恰当地做出了我们这代人应有的历史担当,从而使90万件文物得以妥善保护。试想,如果单霁翔不敢如实反映问题,领导就不可能作出对祖先和子孙负责任的批示,那么問题就得不到及时解决,文物就得不到妥善保护,最后必然是一个双输、多输的结局。
由此可见,单霁翔“越是主要领导来的时候,一定要给他看最不好的地方”的重要经验,是很有道理的。更有道理的是:任何一位领导,大都有“绝不让事情坏在自己手里”的担当。绝不可低估了领导有担当、想干事、求作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那天,吴邦国委员长来视察,仓库保管员把一方印抬了出来,很大,是乾隆皇帝85岁退位时用和田玉刻的。我问:“怎么把这方印拿出来了?”说:“这方印印壳坏了,跟委员长汇报一下。”接下来,我向委员长报告:“这方印,世界上最大的皇帝印,但是这个印壳因为保管不善,裂了,就是开胶了。”
委员长问:“为什么保管不善啊?”
我说:“地下库房是80年代建的,只能设定一个温度、一个湿度,这一个温度湿度只能按最娇贵的书画来设定,对其他文物不一定合适……”
委员长紧接着追问:“改善保管条件需要多少钱啊?”
我伸出4个指头,说“需要4个亿”。委员长不说话了,我一想我说多了。
幸亏委员长又问了一句:“你们地下库房保管多少件文物啊?”
我说:“90万件。”委员长说:“90万件文物啊厂我说:“22000平米的库房,世界最大的地下库房。”委员长说:“要90万件文物22000平米,花4个亿改善保管条件不算多……你赶快写一个报告。”
报告呈上去,委员长作了很重要一个批示:“上对祖先,下对于孙,我们这代人要负责,要把这件事在当代做了。”
由此单霁翔和他的团队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当领导来的时候,越是主要领导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看最不好的地方,看那些荒草萋萋的地方,看那些霉味扑鼻的地方,这样领导的责任心油然而生,就给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屡屡得逞。”
大家都知道,视察、检查、调研、听汇报是领导工作的基本方式,因而在官场职场的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检查与被检查、汇报与听汇报是常有的事。然而在如何接待、如何汇报问题上,情况却大不同:既报喜也报忧,只报喜不报忧。多报喜少报忧,制造假象把忧报成喜,主要报忧、反映问题。“单霁翔式汇报”,当属后者。
话说到此,有个情况必须插播一下: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领导都爱听好听的,故而汇报时讲成绩讲经验净说好的,尽量回避矛盾和问题,借以表白自己有多能,生怕讲问题挨批评,这事实上是低估了领导。
单霁翔有着北京市规划委主任、国家文物局长等履历,在较高层次上作过汇报也听过汇报,对领导视察检查调研听汇报等用意有真实的了解。真正明白领导深入实际是为了发现和解决问题,真正明白领导听汇报不都是只爱听好听的。真正明白领导是有责任感、使命感和想作为的。即使不百分之百,至少大部分领导希望通过视察调研听汇报等途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所作为。因此,单霁翔不怕担责任挨批评,敢于把保管不善、乾隆印壳坏了及其客观原因如实向委员长汇报。当委员长追问“改善保管条件需要多少钱”?他也敢毫不客气地说“4个亿”。委员长听了不说话了。他马上意识到“我说多了”。这个“我说多了”,应该不是话说多了,而是钱要多了。这是“单霁翔式汇报”敢于报忧解忧的重要之点。很多领导汇报到这个裉节就含糊了。就不敢据实需要张嘴了。就给点是点、见好就收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接下来,委员长“你们地下库房保管多少件文物”之问和单霁翔所答,都证明了领导视察听汇报的真实用意是了解隋况和解决问题,而绝不是来听好听的。
我想,多少年后,吴邦国委员长忆起此事,不仅不会责怪单霁翔,很可能非常感谢单霁翔汇报了真实情况和问题,使他恰当地做出了我们这代人应有的历史担当,从而使90万件文物得以妥善保护。试想,如果单霁翔不敢如实反映问题,领导就不可能作出对祖先和子孙负责任的批示,那么問题就得不到及时解决,文物就得不到妥善保护,最后必然是一个双输、多输的结局。
由此可见,单霁翔“越是主要领导来的时候,一定要给他看最不好的地方”的重要经验,是很有道理的。更有道理的是:任何一位领导,大都有“绝不让事情坏在自己手里”的担当。绝不可低估了领导有担当、想干事、求作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