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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疟药物们
在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颁奖词中有这么一句：“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有效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这句话肯定了青蒿素在疟疾的治疗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要想具体了解它，我们还得从疟疾的治疗说起。
对于疟疾的治疗主要在三方面：首先，要针对症状最明显、病情最危险的阶段进行治疗，这一阶段就是病人冷热交替，病情危重的时候，而对付这一阶段的经典药物是奎宁，就是我们常说的金鸡纳霜，但是由于此药毒副作用较大，现在已不常用。目前临床一线药物叫做氯喹，以及它家族的其他“喹”，比如磷酸哌喹、阿莫地喹等；而我们今天的主角青蒿素也是在这一阶段发挥作用的。其次，除了针对症状外，我们还要消灭处于稳定期、藏在我们肝脏里面的疟原虫，这里能用的药只有一种——伯氨喹。最后，我们还要预防，控制疟疾发病，这里的用药是乙胺嘧啶，去非洲出差的人都要使用这种药物预防疟疾。
青蒿素与抗药疟疾
临床治疗上这三方面相辅相成，互相配伍，比如治疗普通的间日疟，通常采用氯喹+伯氨喹的方法，一个扑灭症状，一个连根拔起，一急一缓，相得益彰。由于疟疾历史实在太长，随着用药史的延长，疟原虫进化出了对抗我们人类传统的氯喹治疗的耐药性。这种耐药性有多严重呢？上世纪60年代最早发现少数恶性疟原虫产生了氯喹抗性，由于没有有效的药物控制，今天大部分恶性疟原虫都已具备了氯喹抗性，这使得氯喹逐渐退出了恶性疟原虫治疗一线药物的行列。在青蒿素诞生之前，具有氯喹抗性的恶性疟原虫一度无药可治，成为疟疾防治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光如此，疟疾家族中流行最广泛、发病率最高的间日疟原虫也于上世纪90年代最先在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两个地区被发现产生了氯喹抗性。之后陆续在亚洲的印度、缅甸、越南、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泰国，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南美洲地区的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均发现了具有氯喹抗性的间日疟原虫。这种耐药疟疾的泛滥使疟疾这一疾病再次受到了世界各国医务人员的重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截至2012年全球仍有大约34亿人处于罹患疟疾的危险之中，每年约发生2.07亿起疟疾病例，有66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大部分是5岁以下儿童。在疟疾的重灾区非洲，由于抗药疟疾的肆虐，非洲的疟疾患者数量较上世纪翻了一倍。而青蒿素的出现在对抗抗药疟疾方面居功至伟，它以及它的衍生物（蒿甲醚、青蒿琥酯、双氢青蒿素）在治疗抗药疟疾中起到了另辟蹊径的作用，其替代氯喹构成了青蒿素+伯氨喹的治疗方法，将抗药疟疾的治愈率提高到了95%以上，从而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
迟来的诺贝尔奖
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我国很多学者倾向于将1975年定为青蒿素的“生年”。为什么时隔40年屠呦呦才获得诺贝尔奖？这与很多因素有关。在青蒿素刚被发现的时候，我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前夕，这种科研成果大多作为机密不对外公布，直到1979年年底，才有一份英文科学文献登载了青蒿素临床试验成功的论文，但这篇论文按照我国的习惯做法采用了匿名发表的形式。所以直到1981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屠呦呦才第一次公布了青蒿素及其化学衍生物治疗疟疾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但即使这样，国际上对青蒿素的效果仍存在质疑，经过了长达16年的研究和审定，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马尼拉会议上制订了青蒿琥酯的标准剂量疗程，并于1999年将青蒿琥酯和蒿甲醚列入国际药典，这才标志着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得到了国际承认。由于我国当时在国际科研领域位薄言轻，且缺乏科研经验及经费支持，因此关于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后续相关研究相对较少。近十年来，随着我国医药学科研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很多学者陆续从青蒿资源、药物提取、生物合成、剂型研究、药理毒理、临床实践等多方面全面地证实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优势及实效性，加之抗药疟疾的日趋泛滥，国际上越来越认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在疟疾治疗中的重大意义。因此，才在2011年将有“诺贝尔风向标”之称的拉克斯奖颁发给屠呦呦以奖励她的青蒿素对人类的贡献，并最终于今年将迟到了40年的诺贝尔奖颁发给了屠呦呦。
返璞归真，方得始终
有人说，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过于“平凡”。为什么呢？先让我们看看近几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1年是“对先天免疫机制激活的发现及发现树突细胞及其在获得性免疫中的作用”；2012年是“发现成熟细胞可被重写成多功能细胞”；2013年是“细胞囊泡交通的运行与调节机制”；2014年是“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这4年的诺奖都与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有关。比起这些“高大上”的科研成果，今年3位获奖人的获奖理由与之前大相径庭，屠呦呦的青蒿素有效地治疗了疟疾，大村智和威廉·坎贝尔的发现有效地减少了盘尾丝虫病的发生，他们的研究与现在前沿医学的关系不大，如此说来确实有些“平凡”。
虽然前面学者的发现都走在学科前沿，代表了人类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和认识，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许若干年后，世界会因为他们今天的发现而改变；但对于今天如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来说，这些前沿的重大发现跟他们并没有太大关系，他们仍然正在遭受疾病的折磨——他们的国家国力落后，没有国际地位，很多人挣扎在温饱线上，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这些人并没有被世界抛弃，因为有这么一类学者，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研究着一些技术，一些未必能给他们自己带来名利，却能拯救数以千万计生命的技术。今年获奖的三位获奖学者就是这种人。
其实，早期的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的获得者很多都与传染病有关，这个奖关注的本来就是一个既能探索生命，又能减少人类死亡的领域，今年的获奖者们可谓医者仁心，实至名归！
在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颁奖词中有这么一句：“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有效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这句话肯定了青蒿素在疟疾的治疗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要想具体了解它，我们还得从疟疾的治疗说起。
对于疟疾的治疗主要在三方面：首先，要针对症状最明显、病情最危险的阶段进行治疗，这一阶段就是病人冷热交替，病情危重的时候，而对付这一阶段的经典药物是奎宁，就是我们常说的金鸡纳霜，但是由于此药毒副作用较大，现在已不常用。目前临床一线药物叫做氯喹，以及它家族的其他“喹”，比如磷酸哌喹、阿莫地喹等；而我们今天的主角青蒿素也是在这一阶段发挥作用的。其次，除了针对症状外，我们还要消灭处于稳定期、藏在我们肝脏里面的疟原虫，这里能用的药只有一种——伯氨喹。最后，我们还要预防，控制疟疾发病，这里的用药是乙胺嘧啶，去非洲出差的人都要使用这种药物预防疟疾。
青蒿素与抗药疟疾
临床治疗上这三方面相辅相成，互相配伍，比如治疗普通的间日疟，通常采用氯喹+伯氨喹的方法，一个扑灭症状，一个连根拔起，一急一缓，相得益彰。由于疟疾历史实在太长，随着用药史的延长，疟原虫进化出了对抗我们人类传统的氯喹治疗的耐药性。这种耐药性有多严重呢？上世纪60年代最早发现少数恶性疟原虫产生了氯喹抗性，由于没有有效的药物控制，今天大部分恶性疟原虫都已具备了氯喹抗性，这使得氯喹逐渐退出了恶性疟原虫治疗一线药物的行列。在青蒿素诞生之前，具有氯喹抗性的恶性疟原虫一度无药可治，成为疟疾防治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光如此，疟疾家族中流行最广泛、发病率最高的间日疟原虫也于上世纪90年代最先在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两个地区被发现产生了氯喹抗性。之后陆续在亚洲的印度、缅甸、越南、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泰国，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南美洲地区的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均发现了具有氯喹抗性的间日疟原虫。这种耐药疟疾的泛滥使疟疾这一疾病再次受到了世界各国医务人员的重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截至2012年全球仍有大约34亿人处于罹患疟疾的危险之中，每年约发生2.07亿起疟疾病例，有66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大部分是5岁以下儿童。在疟疾的重灾区非洲，由于抗药疟疾的肆虐，非洲的疟疾患者数量较上世纪翻了一倍。而青蒿素的出现在对抗抗药疟疾方面居功至伟，它以及它的衍生物（蒿甲醚、青蒿琥酯、双氢青蒿素）在治疗抗药疟疾中起到了另辟蹊径的作用，其替代氯喹构成了青蒿素+伯氨喹的治疗方法，将抗药疟疾的治愈率提高到了95%以上，从而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
迟来的诺贝尔奖
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我国很多学者倾向于将1975年定为青蒿素的“生年”。为什么时隔40年屠呦呦才获得诺贝尔奖？这与很多因素有关。在青蒿素刚被发现的时候，我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前夕，这种科研成果大多作为机密不对外公布，直到1979年年底，才有一份英文科学文献登载了青蒿素临床试验成功的论文，但这篇论文按照我国的习惯做法采用了匿名发表的形式。所以直到1981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屠呦呦才第一次公布了青蒿素及其化学衍生物治疗疟疾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但即使这样，国际上对青蒿素的效果仍存在质疑，经过了长达16年的研究和审定，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马尼拉会议上制订了青蒿琥酯的标准剂量疗程，并于1999年将青蒿琥酯和蒿甲醚列入国际药典，这才标志着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得到了国际承认。由于我国当时在国际科研领域位薄言轻，且缺乏科研经验及经费支持，因此关于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后续相关研究相对较少。近十年来，随着我国医药学科研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很多学者陆续从青蒿资源、药物提取、生物合成、剂型研究、药理毒理、临床实践等多方面全面地证实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优势及实效性，加之抗药疟疾的日趋泛滥，国际上越来越认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在疟疾治疗中的重大意义。因此，才在2011年将有“诺贝尔风向标”之称的拉克斯奖颁发给屠呦呦以奖励她的青蒿素对人类的贡献，并最终于今年将迟到了40年的诺贝尔奖颁发给了屠呦呦。
返璞归真，方得始终
有人说，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过于“平凡”。为什么呢？先让我们看看近几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1年是“对先天免疫机制激活的发现及发现树突细胞及其在获得性免疫中的作用”；2012年是“发现成熟细胞可被重写成多功能细胞”；2013年是“细胞囊泡交通的运行与调节机制”；2014年是“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这4年的诺奖都与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有关。比起这些“高大上”的科研成果，今年3位获奖人的获奖理由与之前大相径庭，屠呦呦的青蒿素有效地治疗了疟疾，大村智和威廉·坎贝尔的发现有效地减少了盘尾丝虫病的发生，他们的研究与现在前沿医学的关系不大，如此说来确实有些“平凡”。
虽然前面学者的发现都走在学科前沿，代表了人类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和认识，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许若干年后，世界会因为他们今天的发现而改变；但对于今天如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来说，这些前沿的重大发现跟他们并没有太大关系，他们仍然正在遭受疾病的折磨——他们的国家国力落后，没有国际地位，很多人挣扎在温饱线上，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这些人并没有被世界抛弃，因为有这么一类学者，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研究着一些技术，一些未必能给他们自己带来名利，却能拯救数以千万计生命的技术。今年获奖的三位获奖学者就是这种人。
其实，早期的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的获得者很多都与传染病有关，这个奖关注的本来就是一个既能探索生命，又能减少人类死亡的领域，今年的获奖者们可谓医者仁心，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