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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巩固政治稳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模式”循环结构。然而，它正在面临新的挑战。
关于“中国模式(China model，或称中国模型)”的讨论正在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话题。我们研究中国模型，就是系统研究中国迄今持续高速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动力过程。中国持续高速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上，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块是如何通过自身或通过相互作用，推动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的。
在战略最高层，政治、经济和社会不是平行单线发展的，也不是机械加总的，而是有机、有战略性的逻辑联系。因此，我试着把这个战略框架(或综合发展模型)表示为如下页的一个循环过程(图1)。
在宏观上，中国模型是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巩固政治稳定。当然，这个模型也有它自身的缺陷，但相对于并列的、单向性的模型，它更实际一些，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发展和战略。
政治解决权力问题，经济解决效率问题，社会解决和谐问题，制度解决规范问题。与此相应，在操作上，我们可以化解为三个相互依赖的模型：即政治模型、经济模型和社会模型。制度应该是一个分别研究的过程，但这里我们把它混杂在其余的模型中讨论。就其目标而言，不妨这样概括：政治模型的目标是政治稳定；经济模型的目标是增长；而社会模型的目标可以说是和谐。
政治稳定模型 政治自然是关于权力：权力的获得、分配和保持。中国政治模型的目标是保持政治稳定。
中国政治稳定模型有四个主要参数：合法性、利益整合(权力分配)、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而从这四个方面解决政治稳定问题，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基本的政治模型。其目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稳定，其主要途径是逐步解决合法性、利益整合、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这四个主要问题。
政治学界对中国政治的权力分配、政府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模型的改革和发展，有不少著述，它们对政治稳定的作用不言自明，这里不予赘述。这里仅仅讨论合法性和利益整合问题，因为这两者与中国整体发展模型中的经济和社会因素直接相关，而且对中国模式战略模型的未来走向也有重要意义。
合法性是政治稳定的主要基础。在中国，这个合法性主要来自政治过程之外，比如意识形态或统治的绩效。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自“文革”以后，它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依赖于政绩。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政绩主要来自中国发展模型的另外两根柱石：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即，中国政治稳定的合法性动力是外生性的(Exogenous)。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邓小平何以将经济发展说成是一个“政治目标”。
当然，与任何政治实体一样，政治稳定不能完全由外在因素决定，而必须有政治的内生动力。在中国，政治稳定的内生动力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统治效率，二是利益整合、广纳精英，三是统治秩序(包括权力的交替和分配)。其中，利益整合和广纳精英是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面临的新问题。
总结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政治稳定模型可以表示为以下关系：政治稳定=f(合法性，利益整合，行政效率，权力交替机制)+随机因素。其中，合法性的取得主要来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妥善解决。从实践中看，这个政治稳定模型十分成功。经济发展带动了国强民富，利益整合开通了通往政权中心的道路，相当成功的权力平稳交替以及不断提高的行政效率，使近十年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没有发生重大问题。
经济增长模型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尽管有许多因素，但核心是两个：一是改革以解放生产力，二是开放以充分利用国际生产要素有利中国的分配。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型中，体制改革不是根本目标，根本目标是经济增长。体制改革是通过解决和疏导经济激励问题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所以，经济增长的动力过程是：体制改革改善经济激励，激励提高生产力，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体制改革的内容、方向、速度，都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否则就无法理解中国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进度。
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形式上谈的是体制问题，但核心仍是生产力。是通过调整经济激励，包括价格体制和分配体制两个方面来调动积极性，从而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引进市场机制，是试图通过价格机制来调动生产积极性，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是从分配体制上提高生产的经济性。所以，中国经济模型的提出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战略的问题。
与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改革或转型不是意识形态的要求，其目标不是要实现市场转型，而是解决短缺经济问题。经济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因素，因此，解放生产力成为基本目标。
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开放，即加入国际市场和国际竞争。特别是1993年后的改革开放同步于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共识”和对市场机制的高度信心，事实上为中国开放政策的成功创造了一个罕见的机会。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因此，使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
总结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型是：经济增长=f(以改革提高生产力和效率，以开放获得外资和市场，政府行政效率)+其他因素
社会和谐模型 社会模型是三个模型中最新也是最弱的环节，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因素在中国的发展模型中并不是一个重要内容。改革初期，人们甚至认为社会似乎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会自然、自行解决的问题。其次，有研究说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发展指标中，经济指标持续上升，政治指标比较平稳，但社会指标却有逐渐下滑的趋势；再次，如何确定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模型因素，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提到中心位置。
改革开放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变迁：技术发展和游戏规则变化引起了技能重构(skill－reconfiguration)，期望参照体系的急剧变化引起相对贫困和社会地位对换。此外，市场机制必然导致的两极分化，而与市场机制不完善又促进了权钱合一等，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对立和利益冲突。而日新月异的变化，加快了知识更新和技能退化，又增加了个人的经济风险和生活前途的不确定性。
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在中国的发展模型中，严峻的社会问题会成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因素。应该说，在中国的发展模型正在创造改善社会和谐的客观环境。迄今中国社会和谐模型可以概括为以下框架：
社会和谐=f(经济利益分配，政治利益整合，社保制度)+随机因素。其中，经济利益的分配缩小社会问题的物质诱因，政治利益整合和参与开通民怨上达的渠道，而社会安保制度则有助于减小个人的经济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分配和社保也有助于经济发展模型的转型。而政治开明，也有政治稳定的意义。
总而言之，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模型的主要目标是
关于“中国模式(China model，或称中国模型)”的讨论正在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话题。我们研究中国模型，就是系统研究中国迄今持续高速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动力过程。中国持续高速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上，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块是如何通过自身或通过相互作用，推动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的。
在战略最高层，政治、经济和社会不是平行单线发展的，也不是机械加总的，而是有机、有战略性的逻辑联系。因此，我试着把这个战略框架(或综合发展模型)表示为如下页的一个循环过程(图1)。
在宏观上，中国模型是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巩固政治稳定。当然，这个模型也有它自身的缺陷，但相对于并列的、单向性的模型，它更实际一些，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发展和战略。
政治解决权力问题，经济解决效率问题，社会解决和谐问题，制度解决规范问题。与此相应，在操作上，我们可以化解为三个相互依赖的模型：即政治模型、经济模型和社会模型。制度应该是一个分别研究的过程，但这里我们把它混杂在其余的模型中讨论。就其目标而言，不妨这样概括：政治模型的目标是政治稳定；经济模型的目标是增长；而社会模型的目标可以说是和谐。
政治稳定模型 政治自然是关于权力：权力的获得、分配和保持。中国政治模型的目标是保持政治稳定。
中国政治稳定模型有四个主要参数：合法性、利益整合(权力分配)、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而从这四个方面解决政治稳定问题，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基本的政治模型。其目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稳定，其主要途径是逐步解决合法性、利益整合、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这四个主要问题。
政治学界对中国政治的权力分配、政府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模型的改革和发展，有不少著述，它们对政治稳定的作用不言自明，这里不予赘述。这里仅仅讨论合法性和利益整合问题，因为这两者与中国整体发展模型中的经济和社会因素直接相关，而且对中国模式战略模型的未来走向也有重要意义。
合法性是政治稳定的主要基础。在中国，这个合法性主要来自政治过程之外，比如意识形态或统治的绩效。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自“文革”以后，它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依赖于政绩。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政绩主要来自中国发展模型的另外两根柱石：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即，中国政治稳定的合法性动力是外生性的(Exogenous)。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邓小平何以将经济发展说成是一个“政治目标”。
当然，与任何政治实体一样，政治稳定不能完全由外在因素决定，而必须有政治的内生动力。在中国，政治稳定的内生动力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统治效率，二是利益整合、广纳精英，三是统治秩序(包括权力的交替和分配)。其中，利益整合和广纳精英是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面临的新问题。
总结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政治稳定模型可以表示为以下关系：政治稳定=f(合法性，利益整合，行政效率，权力交替机制)+随机因素。其中，合法性的取得主要来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妥善解决。从实践中看，这个政治稳定模型十分成功。经济发展带动了国强民富，利益整合开通了通往政权中心的道路，相当成功的权力平稳交替以及不断提高的行政效率，使近十年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没有发生重大问题。
经济增长模型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尽管有许多因素，但核心是两个：一是改革以解放生产力，二是开放以充分利用国际生产要素有利中国的分配。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型中，体制改革不是根本目标，根本目标是经济增长。体制改革是通过解决和疏导经济激励问题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所以，经济增长的动力过程是：体制改革改善经济激励，激励提高生产力，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体制改革的内容、方向、速度，都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否则就无法理解中国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进度。
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形式上谈的是体制问题，但核心仍是生产力。是通过调整经济激励，包括价格体制和分配体制两个方面来调动积极性，从而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引进市场机制，是试图通过价格机制来调动生产积极性，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是从分配体制上提高生产的经济性。所以，中国经济模型的提出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战略的问题。
与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改革或转型不是意识形态的要求，其目标不是要实现市场转型，而是解决短缺经济问题。经济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因素，因此，解放生产力成为基本目标。
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开放，即加入国际市场和国际竞争。特别是1993年后的改革开放同步于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共识”和对市场机制的高度信心，事实上为中国开放政策的成功创造了一个罕见的机会。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因此，使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
总结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型是：经济增长=f(以改革提高生产力和效率，以开放获得外资和市场，政府行政效率)+其他因素
社会和谐模型 社会模型是三个模型中最新也是最弱的环节，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因素在中国的发展模型中并不是一个重要内容。改革初期，人们甚至认为社会似乎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会自然、自行解决的问题。其次，有研究说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发展指标中，经济指标持续上升，政治指标比较平稳，但社会指标却有逐渐下滑的趋势；再次，如何确定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模型因素，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提到中心位置。
改革开放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变迁：技术发展和游戏规则变化引起了技能重构(skill－reconfiguration)，期望参照体系的急剧变化引起相对贫困和社会地位对换。此外，市场机制必然导致的两极分化，而与市场机制不完善又促进了权钱合一等，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对立和利益冲突。而日新月异的变化，加快了知识更新和技能退化，又增加了个人的经济风险和生活前途的不确定性。
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在中国的发展模型中，严峻的社会问题会成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因素。应该说，在中国的发展模型正在创造改善社会和谐的客观环境。迄今中国社会和谐模型可以概括为以下框架：
社会和谐=f(经济利益分配，政治利益整合，社保制度)+随机因素。其中，经济利益的分配缩小社会问题的物质诱因，政治利益整合和参与开通民怨上达的渠道，而社会安保制度则有助于减小个人的经济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分配和社保也有助于经济发展模型的转型。而政治开明，也有政治稳定的意义。
总而言之，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模型的主要目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