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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柳士军和张荣兴在其论文《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话语建构》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为学理基础，提倡在未来中国文学创作中构建莎士比亚中国化话语，从内容到形式上使莎士比亚“中国化”。然其对“莎士比亚化”“莎士比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概念界定不清，存在着自相矛盾、逻辑推理错误，学理基础不存在因果关联，以及现实意义不大等问题。从文化传播和文学鉴赏来看，将莎士比亚“中国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莎士比亚中国化”或许应该理解为对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体系的构建，主要研究、归纳、总结国人在翻译、评论与编演莎士比亚戏剧时中国传统文化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以此厘清中国人研究莎士比亚戏剧时所尝试的方法、理念，彰显中国与众不同的莎士比亚研究特色。对史的归整或许应是柳士军和张荣光所提出的莎士比亚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与要旨所在。
关键词：莎士比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1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3-0079-05
柳士军和张荣兴在《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话语建构》，提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论断，欲对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从学理层面上进行系统化、理论化归纳，从而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莎学研究话语体系。两位学者的探索精神与创新勇气确实可嘉，然在细读之后，发现其论断存在诸多欠妥之处。鉴于此，本文拟针对文中的不足，以“莎士比亚化”“莎士比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基本概念的界定为切入点，分析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化作为构建莎士比亚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学理基础所存在的问题，以厘清莎士比亚中国化的内涵，为世界莎学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一、概念界定问题
柳士军等在《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话语建构》一文中首先指出，从莎士比亚译介到中国的第一天开始，莎士比亚中国化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但究竟什么是莎士比亚中国化，纵观全文，作者一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只是笼统地认为，莎士比亚中国化，首先是内容的中国化，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立足中国实践，实现中国文学创作莎士比亚化;其次是形式的中国化，即构建坚持中国文化传统、符合中国思维习惯的中国话语。依此论断推论，莎士比亚译介至中国之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然而，从莎士比亚和马克思主义二者被介绍至中国的时间上来看，莎士比亚第一次以“沙士比阿”之名出现在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中，时间是1839年，远远早于1848年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更早于又半个世纪后陈望道将其翻译成中文，在中国面世。故其以上表述违背事实，是不正确的。
对于所谓“自从莎士比亚译介到中国的第一天开始，莎士比亚中国化就已经开始形成了”的说法实难让人苟同。难道中国人翻译介绍莎士比亚戏剧（以下简称“莎剧”）就等同于莎士比亚中国化吗？众所周知，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文化浸染过程，不是一时一刹就能完成的。若认同此说，所有被译介至中国的外来作品从其被翻译的第一天开始就都是其中国化的开端了？中国的歌德研究、雨果研究是否都可以被称为歌德中国化、雨果中国化？同理相推，其他国度的莎士比亚研究是否也可被称为莎士比亚德国化、法国化、日本化……？该论断明显缺乏推论的科学性和学术的严谨性。
其次，在该文中，作者以“莎士比亚化”为出发点，认为既然国内外莎士比亚化研究非常成熟，研究成果也很丰硕，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莎士比亚中国化”就应运而生了。但“莎士比亞化”与“莎士比亚中国化”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
“莎士比亚化”最早是马克思在1859年《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提出的。在该信中，马克思对莎士比亚大加赞赏，呼吁不要“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了莎士比亚”;或提倡“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化”。马克思这里提到的“莎士比亚化”，实质上是指文学创作手法上的现实主义，就是要求剧作家在对现实生活和现实历史细节进行描写时，“要能够发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冲突，而不要只是些主观的淋漓尽致的演说”，而柳士军等所说的“莎士比亚中国化”则归属于文艺创作导向的范畴。所以，二者在字面表述上虽似乎有某种相似，但二者之间确无实质性关联，更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与因果关系。但是，柳士军等演绎出的从“莎士比亚化”到“莎士比亚中国化”的逻辑关系易使读者对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产生疑问。虽同为“化”的体现，但马克思主义归属意识形态，莎剧是文化遗产，二者之间无直接的因果关联性，不能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了，就可以提倡莎士比亚中国化。故其以上推断无据可依。
此外，若按照柳士军等提出的“实现中国文学创作莎士比亚化”的逻辑推理，未来的中国文学将会出现清一色的现实主义创作，文坛上亦会涌现出大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其他文学创作手法都要销声匿迹了。显然，这有悖于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指导方针，也不利于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再次，柳士军等把“自从莎士比亚译介到中国的第一天开始，莎士比亚中国化就已经开始形成了”的既定命题与“一个新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莎士比亚中国化’在中国是否成为可能？”的新问题相提并论也实属不妥。当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考量时，不难发现其前后论断的自相矛盾：既然莎士比亚中国化在译介的第一天就已经“形成”了，今日还有再论莎士比亚中国化可能性的必要吗？如此一来，其推论的不合理性和结论的荒谬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内容中国化”的提法也易让人生疑。柳士军等是要提倡在中国舞台上演出莎剧之时，必须把莎士比亚故事完全移植到中国某朝某代吗？如此一来，“内容中国化”之后的莎剧是莎士比亚故事还是中国故事？其目的与意义何在？是用来学习莎士比亚对人性永恒主题深入人心的艺术表现手法，还是单纯为读者讲述一个莎士比亚式的中国故事？其答案让人费解。 二、学理基础问题
柳士军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构建莎士比亚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第一个学理基础。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而言之，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离不开中国的具体语境;第二，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写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味道。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文艺创作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在该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这一时期的莎剧演出多以大众化、平民化为宗旨，李健吾把莎氏《麦克白》与中国元曲《赵氏孤儿》糅合而创作的六幕悲剧《王德明》是典型代表。但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传播到我国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国革命形势走向成熟的产物。现如今的中国处于和平发展时期，情形完全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要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很好地阐释了开放、多元文化时代对待西方经典文化应持有的正确态度。我们当然可以吸纳莎剧中的精华部分为我所用，借用莎氏来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但此法只能算是一种选择，不可武断地、全面地对莎剧进行强制性的中国式替代，因为在弘扬中国文化的同时我们还应尊重他国的思想文化，而不可随意改编，仅着眼于利用。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是作者阐述莎士比亚中国化的第二个重要学理基础。把此学理基础与第一个学理基础进行简单对照，不难发现其中存在自相矛盾的说辞。作者一方面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方面的指导，莎剧在中国的改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已经为国内所喜闻乐道，以此来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莎剧融合之后的莎士比亚中国化已经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又口口声声说，笔者重点描叙的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也会在吸收新养分的过程中不断优化，过去的传统文化如仁义礼智信等，都会在不断变化的时空中进一步丰富它们的内涵。那么，对莎士比亚进行中国化时是应该张扬传统文化，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后再进行莎士比亚中国化？对此，作者并未明确作出回答，这就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即使不深究两个学理基础本身存在的自相矛盾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本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跟莎士比亚中国化如何进程合并？答案显然是困难的，因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联。
三、现实意义问题
莎剧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代表之一，被林则徐等改良主义者引进至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开启民智、改变社会。初次引进莎剧时，闭关锁国之中的中国国民对一个漂洋过海而来的西方文艺理解不足，只有借助中国文化元素方可使其走进普通大众的视野。可见，莎剧初入中国时，只是一种文化介绍，符合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亦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诉求使然。即便如此，赋予外来文化过多本土化的做法，必定会对原著带来或多或少的误读、误解、误传，从而遮蔽其本真面貌，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互鉴，并易招致西方学界的批评。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美国莎学家J.L.Murray，他曾对此大加指责，认为中国人通常对莎剧进行随意的挪用和改编，旨在为各自的目的服务。西方人虽然只看中国莎剧演绎的结果而不去深究其成因，不排除其存有偏颇，但也道出了我国早期莎剧存在的问题。如果说当初译介莎剧进行本土化改编处理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今天这些理由就不能再是理由了。
今日之中国，与世界全面接轨，英语普及程度之高非19世纪之初可比，去西方国家旅游如同在国内走走那么简单方便，大众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已不再陌生，对莎士比亚的认知度也相当高，即使阅读全英文的莎氏剧本或欣赏英语演出亦无太大障碍。既然没有了语言、文化认知障碍，借助中国文化元素阐释莎剧的早期理由也不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世界，互联网高度发达，距离被无限度拉近，文化差异性更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原汁原味的莎剧也许更受追捧。所以，对莎士比亚进行中国化改造的必要性不大。但必须承认，若确有合理需要，适当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中国化阐释的做法也并非完全不可。
四、关于莎士比亚中国化的思考
任何外来文化的传播都会存在本土化问题，这是符合文化交流规律的，莎剧在中国的接受与流变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更易直接交流，本土化程度逐渐式微。此种背景下若再一味地强调本土化即存在着功利性的目的，是对莎剧进行改头换面还是借用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文化传播的正常途径应该是自由的、自然的、因时而变的，任何借外力干预改变其走向的做法都是有悖于文化发展规律的。在莎士比亚被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中，相信其被本土化或中国化还会继续，因为有需求就有市场，这在中国开放、多元的文化体制下文化传播的一种角度、一种途径，无可厚非，但极力提倡中国化是不可取的，亦是不合时宜的。在文学鉴赏上，社会进步的表现应是保持其原样，而非强制性地去改变它。对于作为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莎剧，我们应将其作为文艺本体来欣赏，汲取其舞台艺术手法与对爱恨情仇生死离别等人性深刻剖析方面的养分，而不应是出于功利性的需求。总之，文明进步的标准是让文化自然发展，如果强行改变其发展轨迹，必有其一定的目的可图，强调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将莎士比亚“中国化”是不合时宜的。
“莎士比亚中国化”或许应该被理解为对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体系的构建：主要研究国人在翻译、评论与编演莎剧时中国传统文化对莎剧的影响，以此厘清中国人研究莎剧时所尝试的方法、理念，彰显中国与众不同的莎剧研究特色，具體阐释现象背后存在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为世界莎学研究贡献一份独特的中国风画卷。对史的归整或许应是柳士军等提出的莎士比亚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与要旨所在。
关键词：莎士比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1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3-0079-05
柳士军和张荣兴在《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话语建构》，提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论断，欲对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从学理层面上进行系统化、理论化归纳，从而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莎学研究话语体系。两位学者的探索精神与创新勇气确实可嘉，然在细读之后，发现其论断存在诸多欠妥之处。鉴于此，本文拟针对文中的不足，以“莎士比亚化”“莎士比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基本概念的界定为切入点，分析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化作为构建莎士比亚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学理基础所存在的问题，以厘清莎士比亚中国化的内涵，为世界莎学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一、概念界定问题
柳士军等在《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话语建构》一文中首先指出，从莎士比亚译介到中国的第一天开始，莎士比亚中国化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但究竟什么是莎士比亚中国化，纵观全文，作者一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只是笼统地认为，莎士比亚中国化，首先是内容的中国化，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立足中国实践，实现中国文学创作莎士比亚化;其次是形式的中国化，即构建坚持中国文化传统、符合中国思维习惯的中国话语。依此论断推论，莎士比亚译介至中国之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然而，从莎士比亚和马克思主义二者被介绍至中国的时间上来看，莎士比亚第一次以“沙士比阿”之名出现在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中，时间是1839年，远远早于1848年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更早于又半个世纪后陈望道将其翻译成中文，在中国面世。故其以上表述违背事实，是不正确的。
对于所谓“自从莎士比亚译介到中国的第一天开始，莎士比亚中国化就已经开始形成了”的说法实难让人苟同。难道中国人翻译介绍莎士比亚戏剧（以下简称“莎剧”）就等同于莎士比亚中国化吗？众所周知，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文化浸染过程，不是一时一刹就能完成的。若认同此说，所有被译介至中国的外来作品从其被翻译的第一天开始就都是其中国化的开端了？中国的歌德研究、雨果研究是否都可以被称为歌德中国化、雨果中国化？同理相推，其他国度的莎士比亚研究是否也可被称为莎士比亚德国化、法国化、日本化……？该论断明显缺乏推论的科学性和学术的严谨性。
其次，在该文中，作者以“莎士比亚化”为出发点，认为既然国内外莎士比亚化研究非常成熟，研究成果也很丰硕，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莎士比亚中国化”就应运而生了。但“莎士比亞化”与“莎士比亚中国化”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
“莎士比亚化”最早是马克思在1859年《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提出的。在该信中，马克思对莎士比亚大加赞赏，呼吁不要“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了莎士比亚”;或提倡“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化”。马克思这里提到的“莎士比亚化”，实质上是指文学创作手法上的现实主义，就是要求剧作家在对现实生活和现实历史细节进行描写时，“要能够发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冲突，而不要只是些主观的淋漓尽致的演说”，而柳士军等所说的“莎士比亚中国化”则归属于文艺创作导向的范畴。所以，二者在字面表述上虽似乎有某种相似，但二者之间确无实质性关联，更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与因果关系。但是，柳士军等演绎出的从“莎士比亚化”到“莎士比亚中国化”的逻辑关系易使读者对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产生疑问。虽同为“化”的体现，但马克思主义归属意识形态，莎剧是文化遗产，二者之间无直接的因果关联性，不能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了，就可以提倡莎士比亚中国化。故其以上推断无据可依。
此外，若按照柳士军等提出的“实现中国文学创作莎士比亚化”的逻辑推理，未来的中国文学将会出现清一色的现实主义创作，文坛上亦会涌现出大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其他文学创作手法都要销声匿迹了。显然，这有悖于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指导方针，也不利于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再次，柳士军等把“自从莎士比亚译介到中国的第一天开始，莎士比亚中国化就已经开始形成了”的既定命题与“一个新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莎士比亚中国化’在中国是否成为可能？”的新问题相提并论也实属不妥。当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考量时，不难发现其前后论断的自相矛盾：既然莎士比亚中国化在译介的第一天就已经“形成”了，今日还有再论莎士比亚中国化可能性的必要吗？如此一来，其推论的不合理性和结论的荒谬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内容中国化”的提法也易让人生疑。柳士军等是要提倡在中国舞台上演出莎剧之时，必须把莎士比亚故事完全移植到中国某朝某代吗？如此一来，“内容中国化”之后的莎剧是莎士比亚故事还是中国故事？其目的与意义何在？是用来学习莎士比亚对人性永恒主题深入人心的艺术表现手法，还是单纯为读者讲述一个莎士比亚式的中国故事？其答案让人费解。 二、学理基础问题
柳士军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构建莎士比亚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第一个学理基础。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而言之，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离不开中国的具体语境;第二，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写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味道。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文艺创作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在该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这一时期的莎剧演出多以大众化、平民化为宗旨，李健吾把莎氏《麦克白》与中国元曲《赵氏孤儿》糅合而创作的六幕悲剧《王德明》是典型代表。但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传播到我国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国革命形势走向成熟的产物。现如今的中国处于和平发展时期，情形完全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要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很好地阐释了开放、多元文化时代对待西方经典文化应持有的正确态度。我们当然可以吸纳莎剧中的精华部分为我所用，借用莎氏来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但此法只能算是一种选择，不可武断地、全面地对莎剧进行强制性的中国式替代，因为在弘扬中国文化的同时我们还应尊重他国的思想文化，而不可随意改编，仅着眼于利用。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是作者阐述莎士比亚中国化的第二个重要学理基础。把此学理基础与第一个学理基础进行简单对照，不难发现其中存在自相矛盾的说辞。作者一方面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方面的指导，莎剧在中国的改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已经为国内所喜闻乐道，以此来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莎剧融合之后的莎士比亚中国化已经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又口口声声说，笔者重点描叙的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也会在吸收新养分的过程中不断优化，过去的传统文化如仁义礼智信等，都会在不断变化的时空中进一步丰富它们的内涵。那么，对莎士比亚进行中国化时是应该张扬传统文化，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后再进行莎士比亚中国化？对此，作者并未明确作出回答，这就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即使不深究两个学理基础本身存在的自相矛盾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本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跟莎士比亚中国化如何进程合并？答案显然是困难的，因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联。
三、现实意义问题
莎剧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代表之一，被林则徐等改良主义者引进至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开启民智、改变社会。初次引进莎剧时，闭关锁国之中的中国国民对一个漂洋过海而来的西方文艺理解不足，只有借助中国文化元素方可使其走进普通大众的视野。可见，莎剧初入中国时，只是一种文化介绍，符合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亦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诉求使然。即便如此，赋予外来文化过多本土化的做法，必定会对原著带来或多或少的误读、误解、误传，从而遮蔽其本真面貌，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互鉴，并易招致西方学界的批评。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美国莎学家J.L.Murray，他曾对此大加指责，认为中国人通常对莎剧进行随意的挪用和改编，旨在为各自的目的服务。西方人虽然只看中国莎剧演绎的结果而不去深究其成因，不排除其存有偏颇，但也道出了我国早期莎剧存在的问题。如果说当初译介莎剧进行本土化改编处理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今天这些理由就不能再是理由了。
今日之中国，与世界全面接轨，英语普及程度之高非19世纪之初可比，去西方国家旅游如同在国内走走那么简单方便，大众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已不再陌生，对莎士比亚的认知度也相当高，即使阅读全英文的莎氏剧本或欣赏英语演出亦无太大障碍。既然没有了语言、文化认知障碍，借助中国文化元素阐释莎剧的早期理由也不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世界，互联网高度发达，距离被无限度拉近，文化差异性更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原汁原味的莎剧也许更受追捧。所以，对莎士比亚进行中国化改造的必要性不大。但必须承认，若确有合理需要，适当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中国化阐释的做法也并非完全不可。
四、关于莎士比亚中国化的思考
任何外来文化的传播都会存在本土化问题，这是符合文化交流规律的，莎剧在中国的接受与流变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更易直接交流，本土化程度逐渐式微。此种背景下若再一味地强调本土化即存在着功利性的目的，是对莎剧进行改头换面还是借用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文化传播的正常途径应该是自由的、自然的、因时而变的，任何借外力干预改变其走向的做法都是有悖于文化发展规律的。在莎士比亚被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中，相信其被本土化或中国化还会继续，因为有需求就有市场，这在中国开放、多元的文化体制下文化传播的一种角度、一种途径，无可厚非，但极力提倡中国化是不可取的，亦是不合时宜的。在文学鉴赏上，社会进步的表现应是保持其原样，而非强制性地去改变它。对于作为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莎剧，我们应将其作为文艺本体来欣赏，汲取其舞台艺术手法与对爱恨情仇生死离别等人性深刻剖析方面的养分，而不应是出于功利性的需求。总之，文明进步的标准是让文化自然发展，如果强行改变其发展轨迹，必有其一定的目的可图，强调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将莎士比亚“中国化”是不合时宜的。
“莎士比亚中国化”或许应该被理解为对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体系的构建：主要研究国人在翻译、评论与编演莎剧时中国传统文化对莎剧的影响，以此厘清中国人研究莎剧时所尝试的方法、理念，彰显中国与众不同的莎剧研究特色，具體阐释现象背后存在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为世界莎学研究贡献一份独特的中国风画卷。对史的归整或许应是柳士军等提出的莎士比亚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与要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