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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的今天，各个领域均呈现了多元化融合的态势。在我国歌坛上，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也同样出现了明显的相互渗透、借鉴与整合的现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深层次的思考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的相互借鉴与整合、融合中出现的问题及确立“中国唱法”的可行性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民族唱法 美声唱法 融合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4-0189-01
一、相互借鉴与整合
1.美声唱法借鉴民族唱法
美声唱法，即美好的唱法，我们可以理解为科学的、合理的唱法。它产生于17世纪的意大利，讲究声部的划分、声区的统一、共鸣的整体性等。美声唱法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传入我国，并逐渐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结合中国的发音咬字等特点，形成了中国的“美声唱法”。代表作品有：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叫我如何不想他》，黄自的《玫瑰三愿》、《长恨歌》等。在风起云涌的战争年代，更是催生了一批励志爱国的声乐作品，如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还有洗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
毛泽东提出：在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要以中国艺术为基础，不能离开人民的习惯、语言和历史等。所以中国的美声唱法是在借鉴民族唱法的基础上，在中国的土壤里植根成长起来的，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美声唱法。
2.民族唱法借鉴美声唱法
我国的民族唱法是上个世纪40、50年代在传统戏曲、民歌、山歌、小调等唱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不过短短的几十年的历史。建国以后，《白毛女》、《苍原》、《江姐》等民族舞剧与民族歌剧都是“洋为中用”的典范。
从不同时期标志性歌唱家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及唱法上来分析，可以看出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的融合进度。如从郭兰英的《谁不说俺家乡好》到彭丽媛的《我们是黄河泰山》，再从宋祖英的《永远跟党走》到常思思的《玛依拉变奏曲》，四代歌唱家的唱法有着明显的区别。郭兰英的唱法中有明显的晋剧和梆子的痕迹；彭丽媛的唱法中开始融入了一些美声因素，但从歌曲风格看还具有传统民歌的一些特点；宋祖英的唱法，加大了美声与民族唱法融合的力度，在肯尼迪音乐会上，她演唱的《茉莉花》美声唱法的痕迹尤为突出；常思思的唱法，尤其是在高音区基本与美声区别不大。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民族唱法的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声唱法的融合力度息息相关。
3.整合后的成果
由于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相互整合，出现了一些极具个人特色的歌唱家。如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她的音色宽厚明亮、高亢又不失灵巧。又如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她的音色宽厚，既能演唱花腔的歌曲，还能演唱民族歌曲，经典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仅从歌曲表现来说，有时真的很难分辨她们用的民族唱法还是美声唱法。男中音歌唱家佟铁鑫的唱法也与她们类似，有记者问他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唱法时，他曾经笑着回答：“也许我属于美声、民族、通俗唱法之外的第四种唱法吧！”其实他们就是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相互整合的证明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声音自然、通畅，深受人们的喜爱。
二、融合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建国以来，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民族唱法特别借鉴了美声唱法的精髓，弥补自己发声上的一些不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沈湘和金铁霖等声乐教育家，在继承民族语言、风格的基础上，对美声唱法进行了大胆、全面的借鉴，使民族唱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被声乐界称之为“科学唱法”。为了容易理解，我们将它称之为类似“民族”的美声唱腔。早期的实践者如宋祖英、阎维文等。他们的唱法确实为民族歌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也深受人们的喜爱。但随着他们取得的重大成功，之后的民族歌手纷纷效仿，就像生产流水线一样，大量的一模一样的被称为“科学”唱法的民歌手快速取代了那些有“个性化”的或被称为“大本嗓”的来自民间、具有鲜明泥土气息的声音，成为民族唱法的主流！很多歌手的声音如果不看面孔的话，与宋祖英和阎维文的声音一样，失去了个人的声音特点。以男民歌手为例，以李双江、蒋大为、胡松华、吴雁泽、郭颂等各具特色的百花齐放，变成阎维文的一枝独秀。民族歌坛的声音开始变得单调起来，仿佛只有阎维文和宋祖英两个声音！后进者只是以他们的声音为标准，而并非是超越。
声乐界开始出现了对“千人一声”的质疑声。这也是声乐教育家一直以来想解决的问题。
三、确立“中国唱法”的可行性
笔者认为，被称之为“科学唱法”的民族唱法并非不好，只是不应被夸大化，成为民族唱法的主流，形成单一的唱法。其实流行唱法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这样的问题。
1.以流行唱法定位为前车之鉴
在流行乐坛上，“民通”唱法曾盛行一时。在2004年第十一届青歌赛之前，“民通”是歌手参赛的主流风格，歌手的风格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在十一届青歌赛上，“民通”唱法遭到评委的全面“封杀”。现场获得高分数的歌手中鲜有民通唱将！著名音乐人、本届大赛评委李杰在谈到对“民通”唱法遭 “封杀”的现象时，直言不讳的说道：“我们希望能够挖掘出一批有个性的歌手，现在的参赛选手风格几乎千篇一律，‘民通’是歌手参赛的主流风格。要知道，这种曲风与中国流行歌坛的发展是相违背的，我们为什么还要鼓励它的存在和发展呢？”著名音乐人金兆均表示：‘民通’唱法曾经很时髦，但是现在我们不应该全面提倡这种唱法。在流行音乐职业化、市场化、个性化的今天，‘民通’唱法的生存环境很困难，虽然谭晶、李琼这样的优秀‘民通’歌手有过成功的先例，但我看以后的歌手不太可能超越她们的成绩。可以肯定的是，评委团已经不鼓励这种唱法了。”正是这些评委的坚持，并将原来的“通俗”唱法改为现在的“流行”唱法，流行乐坛的今天才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盛况！
2.“中国唱法”的提出及可行性
在第十四届青歌赛上，很多评委都表现出了对“科学”唱法的不同态度，特别是蒋大为先生更是提出了“中国唱法”的观点。值得大家来思考！孙丽萍在《中国唱法浅谈》中提出，“中国唱法”介于两种或三种唱法之间，是存在于边缘地带的一种唱法。我们将其进行组合，至少组合出三种唱法。第一种唱法介于美声与民族之间，特点是声音明亮、结实、集中、有穿透力，代表歌唱家有蒋大为、殷秀梅等；第二种唱法介于美声与通俗之间，特点是具备美声唱法的功底，有特别考究的声音，又有通俗歌曲的感染力，多为晚会型歌手，代表歌唱家有毛阿敏、韦唯等；第三种唱法介于民族与通俗之间，特点是用通俗唱法的技巧来演唱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作品，代表歌唱家有谭晶、祖海、李娜等。总的来说，这三种唱法都属于“中国唱法”的范畴，是我国几代声乐工作者不断努力探索中西方声乐艺术有机结合的成果。从发展来看，这三种唱法既有我国的民族风格，又有西洋科学发声方法，又带有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唱法的成分。将其合并为中国唱法将是我国声乐艺术发展的主要方向。
综上所述，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的融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在唱法上的研究也在逐渐成熟，已具有鼎力于世界各声乐流派之林的实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北京：人民日报1979.9.9
[2]李晓贰.《民族声乐演唱艺术》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
[3]管谨义.《西方声乐艺术史》 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3
[4]孙丽萍.《中国唱法浅谈》 《艺海》.2007.2
【关键词】民族唱法 美声唱法 融合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4-0189-01
一、相互借鉴与整合
1.美声唱法借鉴民族唱法
美声唱法，即美好的唱法，我们可以理解为科学的、合理的唱法。它产生于17世纪的意大利，讲究声部的划分、声区的统一、共鸣的整体性等。美声唱法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传入我国，并逐渐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结合中国的发音咬字等特点，形成了中国的“美声唱法”。代表作品有：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叫我如何不想他》，黄自的《玫瑰三愿》、《长恨歌》等。在风起云涌的战争年代，更是催生了一批励志爱国的声乐作品，如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还有洗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
毛泽东提出：在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要以中国艺术为基础，不能离开人民的习惯、语言和历史等。所以中国的美声唱法是在借鉴民族唱法的基础上，在中国的土壤里植根成长起来的，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美声唱法。
2.民族唱法借鉴美声唱法
我国的民族唱法是上个世纪40、50年代在传统戏曲、民歌、山歌、小调等唱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不过短短的几十年的历史。建国以后，《白毛女》、《苍原》、《江姐》等民族舞剧与民族歌剧都是“洋为中用”的典范。
从不同时期标志性歌唱家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及唱法上来分析，可以看出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的融合进度。如从郭兰英的《谁不说俺家乡好》到彭丽媛的《我们是黄河泰山》，再从宋祖英的《永远跟党走》到常思思的《玛依拉变奏曲》，四代歌唱家的唱法有着明显的区别。郭兰英的唱法中有明显的晋剧和梆子的痕迹；彭丽媛的唱法中开始融入了一些美声因素，但从歌曲风格看还具有传统民歌的一些特点；宋祖英的唱法，加大了美声与民族唱法融合的力度，在肯尼迪音乐会上，她演唱的《茉莉花》美声唱法的痕迹尤为突出；常思思的唱法，尤其是在高音区基本与美声区别不大。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民族唱法的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声唱法的融合力度息息相关。
3.整合后的成果
由于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相互整合，出现了一些极具个人特色的歌唱家。如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她的音色宽厚明亮、高亢又不失灵巧。又如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她的音色宽厚，既能演唱花腔的歌曲，还能演唱民族歌曲，经典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仅从歌曲表现来说，有时真的很难分辨她们用的民族唱法还是美声唱法。男中音歌唱家佟铁鑫的唱法也与她们类似，有记者问他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唱法时，他曾经笑着回答：“也许我属于美声、民族、通俗唱法之外的第四种唱法吧！”其实他们就是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相互整合的证明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声音自然、通畅，深受人们的喜爱。
二、融合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建国以来，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民族唱法特别借鉴了美声唱法的精髓，弥补自己发声上的一些不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沈湘和金铁霖等声乐教育家，在继承民族语言、风格的基础上，对美声唱法进行了大胆、全面的借鉴，使民族唱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被声乐界称之为“科学唱法”。为了容易理解，我们将它称之为类似“民族”的美声唱腔。早期的实践者如宋祖英、阎维文等。他们的唱法确实为民族歌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也深受人们的喜爱。但随着他们取得的重大成功，之后的民族歌手纷纷效仿，就像生产流水线一样，大量的一模一样的被称为“科学”唱法的民歌手快速取代了那些有“个性化”的或被称为“大本嗓”的来自民间、具有鲜明泥土气息的声音，成为民族唱法的主流！很多歌手的声音如果不看面孔的话，与宋祖英和阎维文的声音一样，失去了个人的声音特点。以男民歌手为例，以李双江、蒋大为、胡松华、吴雁泽、郭颂等各具特色的百花齐放，变成阎维文的一枝独秀。民族歌坛的声音开始变得单调起来，仿佛只有阎维文和宋祖英两个声音！后进者只是以他们的声音为标准，而并非是超越。
声乐界开始出现了对“千人一声”的质疑声。这也是声乐教育家一直以来想解决的问题。
三、确立“中国唱法”的可行性
笔者认为，被称之为“科学唱法”的民族唱法并非不好，只是不应被夸大化，成为民族唱法的主流，形成单一的唱法。其实流行唱法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这样的问题。
1.以流行唱法定位为前车之鉴
在流行乐坛上，“民通”唱法曾盛行一时。在2004年第十一届青歌赛之前，“民通”是歌手参赛的主流风格，歌手的风格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在十一届青歌赛上，“民通”唱法遭到评委的全面“封杀”。现场获得高分数的歌手中鲜有民通唱将！著名音乐人、本届大赛评委李杰在谈到对“民通”唱法遭 “封杀”的现象时，直言不讳的说道：“我们希望能够挖掘出一批有个性的歌手，现在的参赛选手风格几乎千篇一律，‘民通’是歌手参赛的主流风格。要知道，这种曲风与中国流行歌坛的发展是相违背的，我们为什么还要鼓励它的存在和发展呢？”著名音乐人金兆均表示：‘民通’唱法曾经很时髦，但是现在我们不应该全面提倡这种唱法。在流行音乐职业化、市场化、个性化的今天，‘民通’唱法的生存环境很困难，虽然谭晶、李琼这样的优秀‘民通’歌手有过成功的先例，但我看以后的歌手不太可能超越她们的成绩。可以肯定的是，评委团已经不鼓励这种唱法了。”正是这些评委的坚持，并将原来的“通俗”唱法改为现在的“流行”唱法，流行乐坛的今天才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盛况！
2.“中国唱法”的提出及可行性
在第十四届青歌赛上，很多评委都表现出了对“科学”唱法的不同态度，特别是蒋大为先生更是提出了“中国唱法”的观点。值得大家来思考！孙丽萍在《中国唱法浅谈》中提出，“中国唱法”介于两种或三种唱法之间，是存在于边缘地带的一种唱法。我们将其进行组合，至少组合出三种唱法。第一种唱法介于美声与民族之间，特点是声音明亮、结实、集中、有穿透力，代表歌唱家有蒋大为、殷秀梅等；第二种唱法介于美声与通俗之间，特点是具备美声唱法的功底，有特别考究的声音，又有通俗歌曲的感染力，多为晚会型歌手，代表歌唱家有毛阿敏、韦唯等；第三种唱法介于民族与通俗之间，特点是用通俗唱法的技巧来演唱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作品，代表歌唱家有谭晶、祖海、李娜等。总的来说，这三种唱法都属于“中国唱法”的范畴，是我国几代声乐工作者不断努力探索中西方声乐艺术有机结合的成果。从发展来看，这三种唱法既有我国的民族风格，又有西洋科学发声方法，又带有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唱法的成分。将其合并为中国唱法将是我国声乐艺术发展的主要方向。
综上所述，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的融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在唱法上的研究也在逐渐成熟，已具有鼎力于世界各声乐流派之林的实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北京：人民日报1979.9.9
[2]李晓贰.《民族声乐演唱艺术》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
[3]管谨义.《西方声乐艺术史》 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3
[4]孙丽萍.《中国唱法浅谈》 《艺海》.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