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南风窗》登载了一篇该刊记者对台湾学者傅佩荣的专访，标题醒目地告知大家：“重新把孔子的解释权拿回来”。既然说是“拿回来”，那肯定是一度被别人拿走了。被谁拿走了呢？按傅先生的说法，一是“新加坡曾经用儒家经典当作初中教材”，不过“失败”了；二是“韩国人说孔子理直气壮，好像孔子就是韩国人一样”。
　　笔者远没有傅佩荣博士博学，但怎么也想不通：对于一门学问来说，还有个“解释权”归谁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选作“教材”，也一直“理直气壮”地谈论马克思主义，但从没听说德国人扬言要把“马克思的解释权”要回去。一种学说的解释权，不是当今某些商家对消费者的承诺中那种霸道的“最终解释权”， 这一“权利”是绝不能偷换成“权力”的。
　　儒家学说流传了2500多年，解释者如恒河沙数，中国的外国的都有，以谁的解释为准？总不能以权力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来判断吧？傅先生说新加坡“想利用儒家，所以失败了”。这倒是道出了点儿解释不清的原因，因为一味地从各自的功利主义出发，解释自然各异。自汉代以降，尊孔者无一不是在利用孔子，以大一统的思想来维护其大一统的独裁与专制。其文化统治越是专横残酷，其尊孔祭孔就越是热闹非凡。因此，要想真正接近儒学的本来面貌，就应当首先将儒学从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让其回归到学术研究的层面上去。
　　再回到所谓的“解释权”上来。试问，有谁敢说他对儒学的解释完全符合孔子的原意？我国包括《论语》在内的经典，多为语录体，仅以其中的一句话或一段语录来阐述一种观念，怕很难阐释清楚。倘若再进一步断章取义，就越发让人不明白了。比如《论语》中的“和为贵”，我们一向解释成“和平”、“和谐”或者“和睦”，宋代大儒朱熹却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这样注释：“和者，从容不迫之意。”那么，究竟谁的解释更符合《论语》的原意呢？我们不妨看看《论语》原文：“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从有子这段话的整个语境来看，朱子之解无疑更确切。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典籍，尤其是四书五经，基本上是没有逻辑的。记得四五年前，鲍鹏山先生曾陆续发表文章，指出并批评了孔子和孟子学说中一些不合逻辑的地方。其在《孟子的逻辑》一文中有个有趣的结尾：将孟子关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那段文章，整个颠倒过来，表述为“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用的全是孟子的原话，只不过顺序颠倒过来，其表述的意思也就整个相反了，可同样说得句句在“理”。一个观念，如果正过来说是“理”，反过来说还是“理”，这个“理”还能是正确的“理”吗？然而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把它当作圣人的教诲来学习和传播，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是否合理是否正确！为什么？就是因为“解释权”掌握在把持着话语权的人手中，一旦“解释权”掌握在某些所谓的“权威”手里，就成了专横独断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
　　历史毕竟前进了数千年，对于今天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我们大可不必非得从孔孟的学说中去寻找根据，似乎也没有谁在这方面跟我们争什么“原创”的“专利”。我们不是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一些普适性的观念，只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就接受下来，何必非要钻到故纸堆里去，找出些牵强附会的字句来，说明我们老祖宗早已有之；或者再找出些似是而非的货色来，让21世纪的现代人顶礼膜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