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1830年代从专制法国来到民主美国考察，很惊讶地发现，美国政府拥有的发现罪行、追捕罪犯的手段极少，警察数量也远不及法国，但罪犯漏网的却非常少，“原因在于每个人都认为提供犯罪的证据和擒拿罪犯，与自己的利害攸关”。
　　美国人认为出任公职是在行使公民权利，居民乐于帮助、支援警察的工作。托克维尔曾亲眼看到一个发生了重大案件的县的居民，为追捕犯人自动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与之相反，在当时普遍处于专制奴役下的欧洲，警察被视为政权的代表，罪犯被警察抓住纯属自己倒霉，居民乐得旁观看热闹。
　　今天的美国情形如何？就官方数据看，美国的犯罪率远远高于中国，破案率远远低于中国，要是按数据生活，美国人民可真是苦啊，我们这些暂住者作为“弱势群体”，日子更不会好过。但我的实际经验却与数据对不上：车门几乎不锁，就算想装防盗窗和防盗门都不知道上哪买去。当然，本地朋友会善意地提醒，去大城市要注意了，在芝加哥玩的时候夜里不要到黑人区逛。
　　就笔者的有限见闻，与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相比，美国人热衷支持警察工作、自觉维护社区治安的“古风”似乎犹未全失—
　　
　　故事一
　　吾友感情受挫，在路边小树林里大哭而返，刚走上公路，“噌噌”两辆警车停在身边，他眼圈还红着，茫茫然看着下车走近的警察。“有人告诉我们，有人在树林里非常悲伤，请问是你吗？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还好吗？”本来觉得没人爱的他，这下也顾不得伤心了，赶紧告诉警察：“I am ok！”后来讲起来他还调侃：“在国内，不抱着倾家荡产的决心谁敢抱起被汽车碾过的孩子？美国人民善良啊，担心我太脆弱吊死在哪棵树上。”
　　
　　故事二
　　一对来自国内某名校的教授夫妇，来美不几日发生家暴丑聞。而且不是男打女，而是女打男。他们自己在国内可能早就习惯了“打情骂俏”，没成想，美国邻居不习惯，而且还报警了，女教授被抓进去两个月。他们不敢让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知道，怕他们报告国内的单位，也不好意思让朋友知道，最后，只好求助当地的华人教会，由教会安排人帮他们照看孩子，牧师和师母每周去探望她。被打的老公很体贴，什么也没多说，只冲牧师抱怨了一句：“美国的房子隔音太差了！”
　　
　　故事三
　　本地一老乡，颇和善，常相约一起钓鱼。某日却说起，要去申请取消犯罪记录。原来，几年前他带着4岁的孩子去超市买电池，看到孩子在后座上睡得正香不忍叫醒，自忖反正几分钟就搞定，结果他一出来就见到警察站在他的车前。因为美国不允许把幼儿独自留在车内，以免窒息而死，超市的其他顾客泊车时看到孩子在车里就报了警。
　　来美国前，以为美国人人都带着耳机走在街上，旁边的人掉沟里他还照走他的路，哪可能有这样的好事之徒？类似的事好像中国倒是不少，比如夫妻吵架时一语不慎，被邻居以“侮辱伟大领袖”检举了；某女怀了二胎被居委会大妈上报了。在古代，有人随口吟了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被人告发，招来满清官府的杀身之祸；周厉王的时候，因为统治者的特务手段，人民为免除麻烦在街上遇见熟人连招呼都不打，只能“道路以目”。
　　仔细一想，中美两国的好事者，好的却不是一回事。当外界压力挤压个体的生存空间，人们选择互相伤害讨好统治者以求自保；一旦外界压力削弱，人们又冷漠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因为之前的“关心”并非关心，而是互为监督，人们都知道说不定哪天压力袭来，和善的远亲近邻们难免又一夜变脸。要么是丛林似的血腥撕咬，要么是荒漠似的生机贫瘠。人与人的关系被权力彻底毒化，所以萨特的“他人即地狱”在某些人心里迅速获得共鸣。
　　托克维尔看到的居民“提供犯罪的证据”、“帮助警察的工作”，这至少需要人们在公务人员面前有足够的安全感，对于公共事务有充分的参与意识和参与保证。不然，即使不幸就发生在身边，“人民群众期盼平安和谐的愿望”也只能靠祈求自己幸运和对待别人的遭遇麻木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