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16日下午，我赶往北京海淀区西环路18号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去见舒乙先生。传达室的老人听清我的来意，立即拨通了电话，报告了情况。当白发老人把电话听筒递给我后，我头次听到舒乙的声音：“实在对不起，我们正在搞 ‘三讲’学习，我只能给您5分钟的时间，行不行呢 ？”我说 ：“行，只见个面就满足了！”他笑了，接着说：“那您就来我办公室先坐一会儿吧。”
　　久闻其名，久读其文，久通其信，我与舒乙神交久矣，但见面，握手，交谈，这还是头一次。老实说，我早就想亲眼见到老舍之子，我忘不了他的话，“文学不等于人，要真正了解一个作家，往往在读作品之外，还要了解他的为人和生活历程。”有生以来，头次进北京，除了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我最想见识见识的，便是中国现代文学馆了，它有资格称为堂堂中国文坛的先锋和险峰，这里的书库、文库、档案库的确有无限风光，这里的片言只语都是珍贵的文学宝石。我教了一辈子高中语文，也是作协的一员，能放过这个赏心悦目的好机会吗？
　　老舍有三子一女，舒乙是老二，1935年出生，曾留学列宁格勒林学院，是专攻木屑造酒精的化学工程师。1986年弃工从文，现任文学馆副馆长。文坛长者凡见过老舍的，众口同声都说舒乙的举止长相酷似老舍。所以，当我面对舒乙时，当他伸出右手与我紧紧握手时，我陶醉在老舍的光環之中。舒乙虽大我5岁，但身体硬朗结实，面庞酷似《老舍选集》扉页上的黑白照容貌。当时我头脑里忽然冒出一句“有其父必有其子”，弄得我差点笑出声来。待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落座后，他便转身出去忙开会去了。不久便听到他的发言，刚中有柔的声音和馆员们的说话声。他也许是考虑到我从湖南岳阳老远过来不容易，才挤出时间接待我的。他像老舍一样理解人，讲情义。
　　坐在狭小的办公室里等他开完重要会议再来面谈，我却一点不急，甚至巴不得多等半个小时。您不知道，舒乙的办公室杂乱无章，满桌满床满椅都是四面八方的来书。作家们将自己新出版的书急急忙忙地寄赠文学馆，足见文学馆在文人心中地位不低。
　　枯坐无聊，我于是像蚕儿见到桑叶，浏览书堆。一会儿，从床上几堆新书中，我欣喜地发现了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老舍选集》（上下本）和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小绿棍》。匆匆看完《序》与《前言》，我便将这3本新书放在一边，以便向舒乙索赠。在杂乱无章的办公桌上的书堆前，有一些书信和一张剪报与一张稿酬单，稿酬单是《文艺报》寄舒乙的，文发头版，稿费仅15元。这时我清楚地听到从会议室传来的话语：“李凖欠了不少医药费，公家一时报销不了，多亏舒乙从家里拿来1万元去交付。”李凖不就是写了《李双双小传》《老兵新传》和《黄河东流去》的作家吗？他是河南人。老舍身前也是热肠义胆乐于助人的。稿酬与药费的对比，令人心寒。老舍与舒乙父子的助人为乐，使人感慨良多。
　　讲评会结束后，舒乙返回了办公室，再次和我握手，落座。我说 ：“舒老师，见到您，真使我高兴！您的身体这么健旺，没出老相 。”舒乙微笑不语，望着我点了点头。我连忙递过自己的身份证，他接去仔细看了看，豁然笑道：“朱先泽老师就是您，好啊！”“您的母亲胡老先生，还健旺吗 ？”我问道。 “还好，还好。”舒乙答道。“天太热，不宜去打搅胡老了，请代我转告您的母亲，我很想念她老人家，向她老人家问安。”接着长话短说，单刀直入，我请求舒乙把《老舍选集》和他的《小绿棍》散文选集送给我作纪念。他二话没说，就将3本新书从床上拿到了手里。于是，我赶紧补充道：“您要在每本书的扉页上写出一句别出心裁的话，好吗？”
　　他凝神片刻，便在办公椅上落座，并从我手中接过钢笔，然后翻开书，埋头去题签了。一会儿，传来小车催人的笛声，是不是在唤他这位忙得不亦乐乎的副馆长呢？我来不及看他在书上写什么，急火火地用废报纸包好3本新书，便告辞了。舒乙斯文地再次和我握手，微笑，并向门边摊开左手，说了声：“请！”然后我们走到办公室的大厅门口。
　　满载而归，精神愉悦地走出文学馆大门，我轻轻地翻开新书释读妙语。《小绿棍》扉页上面写着：
　　先泽先生指教
　　我的书很渺小，我的书很杂乱，可是，我的心是热的，我也很努力。我希望我能对别人有用处，哪怕是一点点乐趣呢。
　　舒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