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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南发，1952年生，祖籍福建晋江，新加坡资深报人、诗人、鉴赏家。曾先后担任《南洋商报》记者和副刊主编，《快报》助理总编辑，《联合早报》执行编辑和副总编辑，《新明日报》总编辑，新加坡报业控股属下杂志出版集团董事。现为华文报集团三大编辑部统筹总编辑，主管《新明日报》、《联合晚报》及联合新闻部。
上世纪80年代初主编文艺副刊，开展版面设计与计划编辑新风潮，并策划多次国际华文文艺营，负责多项报章转型改革。
早年从事诗歌创作，70年代参与校园歌曲创作实验，以诗入乐，为新马青年作者自创词曲风潮先河，所写《传灯》传诵新马各地，为南洋华社精神歌曲之一。近年研究中国书画文史。
《收藏·拍卖》：你在哪里访问了启功先生？
杜南发：在新加坡，那是1997年初，是他最后一次来新加坡的时候。启功挺有意思，学问丰富。他的鉴定，我觉得最精彩的还是在学问上的观点，古人对文字非常讲究，这是当时的规矩，也是规律，能根据古人的规矩看书画，比较合理，但如今已不容易了。
《收藏·拍卖》：你认识的几位鉴定大家各有什么特点？
杜南发：启功的鉴定，最大的特点是学问，其他那些老鉴定家没有达到那种水平，可说是位学问型。杨仁恺的特点是看得多，他当年在全国书画鉴定组的老专家里是最勤的一位，也多次出国，老人家大概是国内外到过最多地方的一个，因此看画的数量应该最多，可说是见识型。谢稚柳本身就是画家，他对笔墨有研究，特别是跟在张大干身边的那些年，当然也看过很多古画，真真假假的花样也熟悉，他也去了敦煌，对唐画也碰过，是个实战派。徐邦达主要是跟随过吴湖帆和张珩两位大家，后来又在故宫工作，他们这几个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经历就对他们在书画鉴定上产生了作用。
《收藏·拍卖》：2011年6月22日至7月31日，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现代文人书画手札特辰’，都是潘耀明收藏的名人手迹。潘先生说，这些东西在这个时代不太可能了，现在都用email，以前都是写信。
杜南发：那是事实。现在生活形态已因新科技的出现而改变，信札的作用早已被email取代，所以今天即使有人写信，也已经是生活情趣大过于实际功能。因此近现代的手札，大概是流传千年的信札形式最后一批实用文物，尤其是文人和名人信札，更是一种具有浓厚人文价值的文物，反映了一种文化形式的变迁和总结。
《收藏·拍卖》：你收藏那些物件是作为爱好？
杜南发：我不敢说收藏，纯粹是爱好，所以是比较随缘的态度。我相信缘分，如果有缘，喜欢的东西就会在你能力的范围内得到。所以我参加拍卖会都会设定一个明确价位，给自己的限额是在这个价位上最多再加一口就停止，当然经常会因此对心仪物品失之交臂，但我认为这就是无缘，或是缘分没到，自己尽了力，或许感到可惜，但不会遗憾。毕竟在这个时代，缘分往往已经不是机遇而是财力，但搞到耗财伤身就没意思了，那不是爱好，而是投机或投资，即使是后者，也得根据经济规律判断，不能冲动蛮干。
我总觉得，文物的味道就在文化，讲究的是人文之美的体会，没有这点认识，不如去买黄金股票。
《收藏·拍卖》：你收集的主要是文人的书画？
杜南发：我喜欢有文化内涵的文物，特别是具有文史意义的记录。书画是一部分，后来比较兴趣于文人书法，包括信札，我觉得这里呈现的是一个文化的世界，读着这些书法和文字，除了欣赏书法水平，还可以感受文字性情，像一首诗一样。有段时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清宫文献，如奏折等，考证这些历史实物，可以补历史的一些空白，很有意思。
《收藏·拍卖》：有没有收集一些有交往的文化人的书法？
杜南发：这些前辈师友相赠的书画或来往信札，有些是当年保留，有些却是没有意识地留下来了，多年后才偶然发现，如金庸、古龙、三毛、蔡志忠、余光中、郑愁予、林清玄等，都是带有我生命经历和感情的记录。
《收藏·拍卖》：金庸好像晚年也喜欢学佛。
杜南发：金庸的兴趣其实很广，他在1980年前后一度想学梵文，因为当时他想了解佛学，也认真去读了一阵子，后来发现梵文也没有那么容易，大概就没有继续下去。但他想通过梵文来认识佛学的看法是对的，因为佛学传入中国后，已演变为汉式佛学，和印度原始佛学已有不同，当然再深究下去，梵文也仅是原始佛教的语言之一，还有所谓古代半摩揭陀语、巴利文等等。或许也因为如此，中国汉式佛学后来会才提出“一心念佛”和“直指本心”的观念，跳出文字障的纠缠。
我去年去了广州光孝寺，为了到著名的“风幡之辩”现场，所谓幡动、风动、心动是干百年来的热门论题，但敦煌唐代手钞本《坛经》记录的是以上皆非，而是“法本无动不动”。所以一切只是当下情境，情转境变，原不必拘泥。
我的好朋友蔡志忠也告诉我说，释迦牟尼最重要的佛法就是“觉悟”，能让自己明白，就是悟，就行了。
《收藏·拍卖》：这可能跟六祖的思想更接近：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杜南发：是的，这可能也的确比较接近佛法的“觉悟”说。但大家也应该知道，神秀和六祖的两派禅法，其实是殊途同归，只是方法不同，是对象和当机的问题，没有高低之别。严格说来神秀禅的苦修渐进法，比较务实，比较可以检验，六祖禅是要真正高慧根的人才能领悟，但容易被人利用，例如一个人弄虚作假，说他悟了，你也不容易验证。
当然要做到真正的悟，是很难的。连庄子也做不到，他太太去世，家人哀泣，他却笑着鼓盆而歌，表面上好像他已经十分豁达，完全看开，其实鼓盆而歌还是一种动情的宣泄。
我觉得真正的豁达就是顺其自然，因为来去生死，本来就是自然的事。但明白这点很容易，事到临头，往往是另一回事。
《收藏·拍卖》：新加坡有一位广洽法师，他和丰子恺都是弘一法师的学生？
杜南发：对，但两人师事弘一法师的时间不同，丰子恺是他早年的学生，广洽是在厦门的南普陀才和弘一结缘，弘一法师在办闽南佛学院，他是督学，随侍弘一处理生活琐事，前后有十多年。我父亲和广洽是方外之交，有一回广洽告诉我说他和丰子恺一样，都是从小沾不得荤，因此很投缘，两人分居浙闽两地，虽因为处理弘一的事而很早就通信，但直到弘一去世多年后才见面。广洽战前就到南洋，两人终身保持联系，丰子恺经常书画相赠，数量很多，广洽全都用心保存下来。我认为他保存弘一法师和丰子恺的书画，并不完全是为了收藏的价值，而是一种尊重师友情谊的观念。当年他在新加坡，经常把丰子恺的书画送给喜欢的人，甚至还代人写信向丰子恺索画，他认为这是一种结缘，就和弘一法师当年以书法与人结缘一样。 《收藏·拍卖》：你收的这幅丰子恺画作上，他女儿丰一吟写的字怎么跟她父亲很像？
杜南发：这是丰一吟在新加坡蘑萄院见到此画后，感慨思亲，特别为我题写的，我后来把她的题书裱在画下，让他们父女书画同聚，她很高兴，说还没有人这么做。她的书画是临仿其父的，乍看很像，但一比较还是很容易分辨出来，两人的笔法神韵，都有不同味道，可说形似神异。
《收藏·拍卖》：你收的溥儒的书法很特别，董桥很喜欢他的作品。
杜南发：溥儒的字有两种，一种是比较潇洒的行书，另外一种是比较工整的成亲王楷书体，那是晚清王室贵族学习的标准书法。但我较不喜欢成亲王体，没性格，他写这种行草，秀逸疏劲，有其独特风格，看起来比较随意，有文人的味道，能显示他的性情，流露着他那种悠闲自适的贵族气质。
《收藏·拍卖》：你认不认识溥儒的弟子江兆申？
杜南发：他曾到新加坡办展览，主办单位原来想安排我和他见面，因听说他对画展没有大事宣传很不满意，我觉得此老似乎颇有脾气，刚好我得出国，就没约见。我觉得他的山水画有自己的面目，笔墨设色可得“秀润清俊”四字，亦颇有拙稚之趣，但他的画看几件会觉得很精彩，看多了就会有点平，艺术要讲厚度，他的东西厚度好像不够。
《收藏·拍卖》：你收了何绍基的对联，董桥说他小时候是练何绍基的。
杜南发：何绍基对晚清民国书法影响很大，南洋许多老一辈除了学正宗的颜柳王体之外，都喜欢学他的行书，因为有另外一种味道。当然也有人不喜欢他，觉得太散了一点，不正宗。他在变化中有很强的个性，柔中有刚，显得潇洒，而有些人在求变中会显得有点造作，像郑板桥。
《收藏·拍卖》：郑板桥有他自己的风格。
杜南发：当然，而且风格强烈，但看起来会显得造作，所谓“乱石铺街”，正说明随处可见他用心铺陈的痕迹。我觉得艺术创作还是要讲性情，能随性最好，太过执着容易造作。
或许只有弘一法师例外，因为他修的是律宗，讲究一丝不苟，他写字是一种修行，看他的书法，一般人说是没有火气，我感觉那只是表面，他书法真正精彩处其实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追求，是很认真的安静，犹如禅修，表现的是定力和投入，说是清静似水，却非止水，而是静水流深，生机无限。
《收藏·拍卖》：你这里收有郑孝胥的书法。我访问过张充和，当年张充和曾对胡适说：“你的字有点像郑孝胥的。”胡适说：“对，我是学过郑孝胥的，你怎么知道？”张充和说：“我写字的，一看就知道。”胡适说：“当初那一辈人都学郑孝胥，很潇洒的。”
杜南发：胡适说得很明白，郑孝胥的书法在民初名气很大，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物都请他写题签，也加强了他对年轻人的影响，在他的日记中就有胡适、徐志摩等新青年常到他家“来观作字”的记录，胡适也曾求他书写其父的墓碣文字，他的书法受郑的影响是很自然的。郑孝胥书法个性鲜明，尤其以他的捺笔最具特色，在晚清实有一席之地，只是后人常以“人品”代“书品”对他作评价。
《收藏·拍卖》：你这里也有周作人的书法，他和郑孝胥二人所谓的“气节”问题耐人寻味。
杜南发：这两人的气节问题，是上世纪中期以后的主流评价，但经过时间的沉淀，或许可以有比较客观的看法，以郑孝胥而言，或许就应从“遗老心态”的角度去看，他以清朝为正统，到满洲国去帮他效忠的皇帝，为了维护小朝廷和日本人周旋，其思想观念或许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愚忠，但和汪精卫还是大有不同。我觉得评价历史人物，应有这点考虑，才会比较全面。
周作人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更多的是性格问题。周作人在一个伪政权当官，我觉得这个决定当然是错误的，但他并没有为非作歹，只是认识不清，性格懦弱，做了糊涂事。一般可能不太注意的一点，就是此事发生在他的人生消极时期，他早期的思想原是新潮的，后来的转变，可能和他的好友李大钊有关。李大钊被张作霖枪杀后，没有人敢给他收尸，收尸的是周作人，这点显示他有勇敢仗义的一面，但或许是吓怕了，或许是对人性感到灰心，此后他就从积极转为消极，性格也很被动。
还有一点，他当个小官的错误，却几乎变成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可能也是受盛名所累，或许也和鲁迅有关。这是一种爱之深变责之切的心态，他的下海，使鲁迅的信徒受不了，鲁迅的敌人更恨不得拿他来报复。我觉得如果他不是鲁迅的弟弟的话，后果可能就没那么严重。至少当年蒋介石把他列入南京审讯的汉奸名单，就说过他是鲁迅之弟而断不能赦的话。如果以罪行论，他和其他汉奸实在相差甚远。
早期我也不太喜欢周作人，现在倒很喜欢他的文字，淡中有味。他的书法最大特色是“稚拙”，这种有点随性的风格，似乎说明了无论积极消极，他在艺术上的思维和心态，依然是我行我素，坚决不改。
《收藏·拍卖》：曹聚仁跟周氏兄弟都有关系。
杜南发：对，曹聚仁在上海时期就和鲁迅有交往，周作人晚年的东西都寄到香港给曹聚仁和鲍耀明，还有新加坡郑子瑜三人。有趣的是曹聚仁和鲍耀明都当过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通讯员，都是我的前辈同事。还有一件趣事，就是周作人晚年亲自托人投稿的一篇《十山笔谈》，1980年辗转来到我手上，由我发稿发表在《南洋商报》上，后来我发现，这段因缘，可能使我成为发表周作人生前最后一篇投稿的编辑。
《收藏·拍卖》：郑子瑜为什么跟很多名家很熟？
杜南发：郑子瑜是一个学者，在诗韵、修辞学上很有成就，难得的是他没有大学毕业，学问完全是自修的。他研究黄遵宪，那时候叫“黄学”，他是“黄学”里面一个重要的学者，曾被邀请到日本讲学，跟日本的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内藤虎次郎、青木正儿都很熟，家里还有这些人送他的字。他和周作人、俞平伯、王瑶等学者的交往，也多是学问上的，多数是通信，有些并没有见过面。他是个用心做学问的人，我跟他聊得很愉快。有机会能够碰到这些老人结交是很难得的机缘，如果你早来五年的话，这些人都还在，但这些都是缘。 《收藏·拍卖》：为什么你的书《美的足迹》里写每一件书画都写了其流传故事？
杜南发：虽然中国传统书画上有一个说法叫“流传有序”，但过去好像很少人认真去论述这些书画里面每一个流传的故事，最多就是在题跋上写了这幅画经手藏家的名字，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语焉不详或流于片断。至少在我写《美的足迹》这本书的时候，所见到的资料，有完整论述的很少，仅偶有个别文章提及。
我当时有个感觉，认为一幅画其实有两重生命，一是画作本身的艺术生命，这比较为人所熟悉：另一则是画作在人间流传的历史生命，就是围绕着一幅画所发生的真实故事，摘要的故事，能够让一幅作品的形象，突然立体而真实起来。在现代社会里，这方面的论述，似乎更能够让人们对画作产生更大的兴趣，也增加了作品艺术之外的内涵深度。那时资料很少，我多方收集，特别注重历史背景和找出人物生平，串连起来，在《联合早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出版《美的足迹》一书。后来我发现上海博物馆举办轰动一时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的介绍文书，有许多文字相信是参考取材自此，显示大家对这种角度欣赏与研究书画的认同。早年的中外拍卖目录都没有介绍书画流传的文字，后来也越来越重视这部分，累积了大量资料，去芜存菁，将来可以整理成为一部重要书画流传史，对画家影响的研究也有用处。
《收藏·拍卖》：你也访问了很多新加坡收藏家，南洋的收藏有什么特色？
杜南发：第一，因为新加坡历史不长，1819年才开埠，大约相当于清朝嘉庆年间，更早是有从马六甲过来的一些华族移民，但他们带过来的主要是陶瓷等器物，所以这里的古画收藏缺乏历史条件。到抗战前后，才开始有人带古画过来，但良莠不齐，1949年前后，大陆出来的人，主要去台湾、香港、美国，没什么知名的大藏家到新加坡来。张大干曾经想来，也亲自到新马走过，但最后他选择去了巴西。如果张大干来，肯定会把他的收藏带来。因为早期真正的大藏家都没有到南洋来，所以南洋收藏的古画数量较少。
第二，早期新加坡的移民多数都是来谋生，以经商为主，文化人不多。未了一个郁达夫，就成为名人。徐悲鸿的好朋友黄曼士，他帮徐悲鸿，当时徐悲鸿并未成名，只是一位年轻画家，所以完全是一种帮忙的性质。我将之定位成一种友情的资助。虽然徐悲鸿跟他讲：“我的画以后会很值钱啊。”可是每个画家都这么说，所以黄曼士也不是为了徐悲鸿的画值钱而帮忙。反而徐悲鸿帮他收集很多扇子。新加坡一些藏家没受过什么教育，南洋做苦力出身，后来经商致富。搞收藏多数是基于民族感情，对中国的感情而有了对文化的爱好，所以收藏比较缺乏主题，往往是兼收并蓄。
第三，新加坡收藏的机缘，主要有两个重要时段，一是上世纪30～50年代，及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刚开始发展，许多当代画家和作品都大量南来，如李可染、陆俨少、程十发、吴冠中这些画家的价格都不贵，所以新加坡收藏家就买了很多。当然，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东西都流回去了，我觉得现在回流的已经超过一半了。
《收藏·拍卖》：现在中国大陆的艺术品市场热得不得了。
杜南发：市场太过狂热，就是泡沫，那是市场规律。但单就书画而言，市场过热出现的一大问题，就是作品真伪和价格运作的各种假象，作品价值和市场价值已经脱钩，很多卖高价钱的画不见得就是对的，而是背后很多人为操作的结果。
当过量资金涌进中国书画市场，肆意运作，已经不是单纯的第一市场或第二市场的概念。因为资金量太大了，就有很多运作的空间，有点像是金融衍生产品，对收藏市场，当然是坏大过于好，因为当进入一个炒作市场，就像股票炒作一样，那个东西可以远远超过应有的价值，这种情况下，理性的收藏家是不太可能会介入的，而一旦价格崩盘，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对艺术价值的破坏，艺术最大的好处是让人得到一种美的感觉，是一种精神的提升。如果我们看一件张大干的画，只看到多少个零，价值两亿一定比一亿好。那么，艺术的真正作用就不存在了。艺术给你美的感觉，不像我们瞪着黄金看，看到眼睛都花掉了，也不会觉得美，只会觉得贵重。但艺术品本来就是要给人美的感受，当你眼里看的艺术品都是数目字，艺术性就大大减弱了。
当然事情总有正反两面，书画价值高了，人们对它的重视度也跟着提高，不会像以前那样弃之如敝履，任意破坏，这对文化的保存是有好处的。
上世纪80年代初主编文艺副刊，开展版面设计与计划编辑新风潮，并策划多次国际华文文艺营，负责多项报章转型改革。
早年从事诗歌创作，70年代参与校园歌曲创作实验，以诗入乐，为新马青年作者自创词曲风潮先河，所写《传灯》传诵新马各地，为南洋华社精神歌曲之一。近年研究中国书画文史。
《收藏·拍卖》：你在哪里访问了启功先生？
杜南发：在新加坡，那是1997年初，是他最后一次来新加坡的时候。启功挺有意思，学问丰富。他的鉴定，我觉得最精彩的还是在学问上的观点，古人对文字非常讲究，这是当时的规矩，也是规律，能根据古人的规矩看书画，比较合理，但如今已不容易了。
《收藏·拍卖》：你认识的几位鉴定大家各有什么特点？
杜南发：启功的鉴定，最大的特点是学问，其他那些老鉴定家没有达到那种水平，可说是位学问型。杨仁恺的特点是看得多，他当年在全国书画鉴定组的老专家里是最勤的一位，也多次出国，老人家大概是国内外到过最多地方的一个，因此看画的数量应该最多，可说是见识型。谢稚柳本身就是画家，他对笔墨有研究，特别是跟在张大干身边的那些年，当然也看过很多古画，真真假假的花样也熟悉，他也去了敦煌，对唐画也碰过，是个实战派。徐邦达主要是跟随过吴湖帆和张珩两位大家，后来又在故宫工作，他们这几个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经历就对他们在书画鉴定上产生了作用。
《收藏·拍卖》：2011年6月22日至7月31日，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现代文人书画手札特辰’，都是潘耀明收藏的名人手迹。潘先生说，这些东西在这个时代不太可能了，现在都用email，以前都是写信。
杜南发：那是事实。现在生活形态已因新科技的出现而改变，信札的作用早已被email取代，所以今天即使有人写信，也已经是生活情趣大过于实际功能。因此近现代的手札，大概是流传千年的信札形式最后一批实用文物，尤其是文人和名人信札，更是一种具有浓厚人文价值的文物，反映了一种文化形式的变迁和总结。
《收藏·拍卖》：你收藏那些物件是作为爱好？
杜南发：我不敢说收藏，纯粹是爱好，所以是比较随缘的态度。我相信缘分，如果有缘，喜欢的东西就会在你能力的范围内得到。所以我参加拍卖会都会设定一个明确价位，给自己的限额是在这个价位上最多再加一口就停止，当然经常会因此对心仪物品失之交臂，但我认为这就是无缘，或是缘分没到，自己尽了力，或许感到可惜，但不会遗憾。毕竟在这个时代，缘分往往已经不是机遇而是财力，但搞到耗财伤身就没意思了，那不是爱好，而是投机或投资，即使是后者，也得根据经济规律判断，不能冲动蛮干。
我总觉得，文物的味道就在文化，讲究的是人文之美的体会，没有这点认识，不如去买黄金股票。
《收藏·拍卖》：你收集的主要是文人的书画？
杜南发：我喜欢有文化内涵的文物，特别是具有文史意义的记录。书画是一部分，后来比较兴趣于文人书法，包括信札，我觉得这里呈现的是一个文化的世界，读着这些书法和文字，除了欣赏书法水平，还可以感受文字性情，像一首诗一样。有段时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清宫文献，如奏折等，考证这些历史实物，可以补历史的一些空白，很有意思。
《收藏·拍卖》：有没有收集一些有交往的文化人的书法？
杜南发：这些前辈师友相赠的书画或来往信札，有些是当年保留，有些却是没有意识地留下来了，多年后才偶然发现，如金庸、古龙、三毛、蔡志忠、余光中、郑愁予、林清玄等，都是带有我生命经历和感情的记录。
《收藏·拍卖》：金庸好像晚年也喜欢学佛。
杜南发：金庸的兴趣其实很广，他在1980年前后一度想学梵文，因为当时他想了解佛学，也认真去读了一阵子，后来发现梵文也没有那么容易，大概就没有继续下去。但他想通过梵文来认识佛学的看法是对的，因为佛学传入中国后，已演变为汉式佛学，和印度原始佛学已有不同，当然再深究下去，梵文也仅是原始佛教的语言之一，还有所谓古代半摩揭陀语、巴利文等等。或许也因为如此，中国汉式佛学后来会才提出“一心念佛”和“直指本心”的观念，跳出文字障的纠缠。
我去年去了广州光孝寺，为了到著名的“风幡之辩”现场，所谓幡动、风动、心动是干百年来的热门论题，但敦煌唐代手钞本《坛经》记录的是以上皆非，而是“法本无动不动”。所以一切只是当下情境，情转境变，原不必拘泥。
我的好朋友蔡志忠也告诉我说，释迦牟尼最重要的佛法就是“觉悟”，能让自己明白，就是悟，就行了。
《收藏·拍卖》：这可能跟六祖的思想更接近：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杜南发：是的，这可能也的确比较接近佛法的“觉悟”说。但大家也应该知道，神秀和六祖的两派禅法，其实是殊途同归，只是方法不同，是对象和当机的问题，没有高低之别。严格说来神秀禅的苦修渐进法，比较务实，比较可以检验，六祖禅是要真正高慧根的人才能领悟，但容易被人利用，例如一个人弄虚作假，说他悟了，你也不容易验证。
当然要做到真正的悟，是很难的。连庄子也做不到，他太太去世，家人哀泣，他却笑着鼓盆而歌，表面上好像他已经十分豁达，完全看开，其实鼓盆而歌还是一种动情的宣泄。
我觉得真正的豁达就是顺其自然，因为来去生死，本来就是自然的事。但明白这点很容易，事到临头，往往是另一回事。
《收藏·拍卖》：新加坡有一位广洽法师，他和丰子恺都是弘一法师的学生？
杜南发：对，但两人师事弘一法师的时间不同，丰子恺是他早年的学生，广洽是在厦门的南普陀才和弘一结缘，弘一法师在办闽南佛学院，他是督学，随侍弘一处理生活琐事，前后有十多年。我父亲和广洽是方外之交，有一回广洽告诉我说他和丰子恺一样，都是从小沾不得荤，因此很投缘，两人分居浙闽两地，虽因为处理弘一的事而很早就通信，但直到弘一去世多年后才见面。广洽战前就到南洋，两人终身保持联系，丰子恺经常书画相赠，数量很多，广洽全都用心保存下来。我认为他保存弘一法师和丰子恺的书画，并不完全是为了收藏的价值，而是一种尊重师友情谊的观念。当年他在新加坡，经常把丰子恺的书画送给喜欢的人，甚至还代人写信向丰子恺索画，他认为这是一种结缘，就和弘一法师当年以书法与人结缘一样。 《收藏·拍卖》：你收的这幅丰子恺画作上，他女儿丰一吟写的字怎么跟她父亲很像？
杜南发：这是丰一吟在新加坡蘑萄院见到此画后，感慨思亲，特别为我题写的，我后来把她的题书裱在画下，让他们父女书画同聚，她很高兴，说还没有人这么做。她的书画是临仿其父的，乍看很像，但一比较还是很容易分辨出来，两人的笔法神韵，都有不同味道，可说形似神异。
《收藏·拍卖》：你收的溥儒的书法很特别，董桥很喜欢他的作品。
杜南发：溥儒的字有两种，一种是比较潇洒的行书，另外一种是比较工整的成亲王楷书体，那是晚清王室贵族学习的标准书法。但我较不喜欢成亲王体，没性格，他写这种行草，秀逸疏劲，有其独特风格，看起来比较随意，有文人的味道，能显示他的性情，流露着他那种悠闲自适的贵族气质。
《收藏·拍卖》：你认不认识溥儒的弟子江兆申？
杜南发：他曾到新加坡办展览，主办单位原来想安排我和他见面，因听说他对画展没有大事宣传很不满意，我觉得此老似乎颇有脾气，刚好我得出国，就没约见。我觉得他的山水画有自己的面目，笔墨设色可得“秀润清俊”四字，亦颇有拙稚之趣，但他的画看几件会觉得很精彩，看多了就会有点平，艺术要讲厚度，他的东西厚度好像不够。
《收藏·拍卖》：你收了何绍基的对联，董桥说他小时候是练何绍基的。
杜南发：何绍基对晚清民国书法影响很大，南洋许多老一辈除了学正宗的颜柳王体之外，都喜欢学他的行书，因为有另外一种味道。当然也有人不喜欢他，觉得太散了一点，不正宗。他在变化中有很强的个性，柔中有刚，显得潇洒，而有些人在求变中会显得有点造作，像郑板桥。
《收藏·拍卖》：郑板桥有他自己的风格。
杜南发：当然，而且风格强烈，但看起来会显得造作，所谓“乱石铺街”，正说明随处可见他用心铺陈的痕迹。我觉得艺术创作还是要讲性情，能随性最好，太过执着容易造作。
或许只有弘一法师例外，因为他修的是律宗，讲究一丝不苟，他写字是一种修行，看他的书法，一般人说是没有火气，我感觉那只是表面，他书法真正精彩处其实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追求，是很认真的安静，犹如禅修，表现的是定力和投入，说是清静似水，却非止水，而是静水流深，生机无限。
《收藏·拍卖》：你这里收有郑孝胥的书法。我访问过张充和，当年张充和曾对胡适说：“你的字有点像郑孝胥的。”胡适说：“对，我是学过郑孝胥的，你怎么知道？”张充和说：“我写字的，一看就知道。”胡适说：“当初那一辈人都学郑孝胥，很潇洒的。”
杜南发：胡适说得很明白，郑孝胥的书法在民初名气很大，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物都请他写题签，也加强了他对年轻人的影响，在他的日记中就有胡适、徐志摩等新青年常到他家“来观作字”的记录，胡适也曾求他书写其父的墓碣文字，他的书法受郑的影响是很自然的。郑孝胥书法个性鲜明，尤其以他的捺笔最具特色，在晚清实有一席之地，只是后人常以“人品”代“书品”对他作评价。
《收藏·拍卖》：你这里也有周作人的书法，他和郑孝胥二人所谓的“气节”问题耐人寻味。
杜南发：这两人的气节问题，是上世纪中期以后的主流评价，但经过时间的沉淀，或许可以有比较客观的看法，以郑孝胥而言，或许就应从“遗老心态”的角度去看，他以清朝为正统，到满洲国去帮他效忠的皇帝，为了维护小朝廷和日本人周旋，其思想观念或许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愚忠，但和汪精卫还是大有不同。我觉得评价历史人物，应有这点考虑，才会比较全面。
周作人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更多的是性格问题。周作人在一个伪政权当官，我觉得这个决定当然是错误的，但他并没有为非作歹，只是认识不清，性格懦弱，做了糊涂事。一般可能不太注意的一点，就是此事发生在他的人生消极时期，他早期的思想原是新潮的，后来的转变，可能和他的好友李大钊有关。李大钊被张作霖枪杀后，没有人敢给他收尸，收尸的是周作人，这点显示他有勇敢仗义的一面，但或许是吓怕了，或许是对人性感到灰心，此后他就从积极转为消极，性格也很被动。
还有一点，他当个小官的错误，却几乎变成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可能也是受盛名所累，或许也和鲁迅有关。这是一种爱之深变责之切的心态，他的下海，使鲁迅的信徒受不了，鲁迅的敌人更恨不得拿他来报复。我觉得如果他不是鲁迅的弟弟的话，后果可能就没那么严重。至少当年蒋介石把他列入南京审讯的汉奸名单，就说过他是鲁迅之弟而断不能赦的话。如果以罪行论，他和其他汉奸实在相差甚远。
早期我也不太喜欢周作人，现在倒很喜欢他的文字，淡中有味。他的书法最大特色是“稚拙”，这种有点随性的风格，似乎说明了无论积极消极，他在艺术上的思维和心态，依然是我行我素，坚决不改。
《收藏·拍卖》：曹聚仁跟周氏兄弟都有关系。
杜南发：对，曹聚仁在上海时期就和鲁迅有交往，周作人晚年的东西都寄到香港给曹聚仁和鲍耀明，还有新加坡郑子瑜三人。有趣的是曹聚仁和鲍耀明都当过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通讯员，都是我的前辈同事。还有一件趣事，就是周作人晚年亲自托人投稿的一篇《十山笔谈》，1980年辗转来到我手上，由我发稿发表在《南洋商报》上，后来我发现，这段因缘，可能使我成为发表周作人生前最后一篇投稿的编辑。
《收藏·拍卖》：郑子瑜为什么跟很多名家很熟？
杜南发：郑子瑜是一个学者，在诗韵、修辞学上很有成就，难得的是他没有大学毕业，学问完全是自修的。他研究黄遵宪，那时候叫“黄学”，他是“黄学”里面一个重要的学者，曾被邀请到日本讲学，跟日本的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内藤虎次郎、青木正儿都很熟，家里还有这些人送他的字。他和周作人、俞平伯、王瑶等学者的交往，也多是学问上的，多数是通信，有些并没有见过面。他是个用心做学问的人，我跟他聊得很愉快。有机会能够碰到这些老人结交是很难得的机缘，如果你早来五年的话，这些人都还在，但这些都是缘。 《收藏·拍卖》：为什么你的书《美的足迹》里写每一件书画都写了其流传故事？
杜南发：虽然中国传统书画上有一个说法叫“流传有序”，但过去好像很少人认真去论述这些书画里面每一个流传的故事，最多就是在题跋上写了这幅画经手藏家的名字，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语焉不详或流于片断。至少在我写《美的足迹》这本书的时候，所见到的资料，有完整论述的很少，仅偶有个别文章提及。
我当时有个感觉，认为一幅画其实有两重生命，一是画作本身的艺术生命，这比较为人所熟悉：另一则是画作在人间流传的历史生命，就是围绕着一幅画所发生的真实故事，摘要的故事，能够让一幅作品的形象，突然立体而真实起来。在现代社会里，这方面的论述，似乎更能够让人们对画作产生更大的兴趣，也增加了作品艺术之外的内涵深度。那时资料很少，我多方收集，特别注重历史背景和找出人物生平，串连起来，在《联合早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出版《美的足迹》一书。后来我发现上海博物馆举办轰动一时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的介绍文书，有许多文字相信是参考取材自此，显示大家对这种角度欣赏与研究书画的认同。早年的中外拍卖目录都没有介绍书画流传的文字，后来也越来越重视这部分，累积了大量资料，去芜存菁，将来可以整理成为一部重要书画流传史，对画家影响的研究也有用处。
《收藏·拍卖》：你也访问了很多新加坡收藏家，南洋的收藏有什么特色？
杜南发：第一，因为新加坡历史不长，1819年才开埠，大约相当于清朝嘉庆年间，更早是有从马六甲过来的一些华族移民，但他们带过来的主要是陶瓷等器物，所以这里的古画收藏缺乏历史条件。到抗战前后，才开始有人带古画过来，但良莠不齐，1949年前后，大陆出来的人，主要去台湾、香港、美国，没什么知名的大藏家到新加坡来。张大干曾经想来，也亲自到新马走过，但最后他选择去了巴西。如果张大干来，肯定会把他的收藏带来。因为早期真正的大藏家都没有到南洋来，所以南洋收藏的古画数量较少。
第二，早期新加坡的移民多数都是来谋生，以经商为主，文化人不多。未了一个郁达夫，就成为名人。徐悲鸿的好朋友黄曼士，他帮徐悲鸿，当时徐悲鸿并未成名，只是一位年轻画家，所以完全是一种帮忙的性质。我将之定位成一种友情的资助。虽然徐悲鸿跟他讲：“我的画以后会很值钱啊。”可是每个画家都这么说，所以黄曼士也不是为了徐悲鸿的画值钱而帮忙。反而徐悲鸿帮他收集很多扇子。新加坡一些藏家没受过什么教育，南洋做苦力出身，后来经商致富。搞收藏多数是基于民族感情，对中国的感情而有了对文化的爱好，所以收藏比较缺乏主题，往往是兼收并蓄。
第三，新加坡收藏的机缘，主要有两个重要时段，一是上世纪30～50年代，及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刚开始发展，许多当代画家和作品都大量南来，如李可染、陆俨少、程十发、吴冠中这些画家的价格都不贵，所以新加坡收藏家就买了很多。当然，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东西都流回去了，我觉得现在回流的已经超过一半了。
《收藏·拍卖》：现在中国大陆的艺术品市场热得不得了。
杜南发：市场太过狂热，就是泡沫，那是市场规律。但单就书画而言，市场过热出现的一大问题，就是作品真伪和价格运作的各种假象，作品价值和市场价值已经脱钩，很多卖高价钱的画不见得就是对的，而是背后很多人为操作的结果。
当过量资金涌进中国书画市场，肆意运作，已经不是单纯的第一市场或第二市场的概念。因为资金量太大了，就有很多运作的空间，有点像是金融衍生产品，对收藏市场，当然是坏大过于好，因为当进入一个炒作市场，就像股票炒作一样，那个东西可以远远超过应有的价值，这种情况下，理性的收藏家是不太可能会介入的，而一旦价格崩盘，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对艺术价值的破坏，艺术最大的好处是让人得到一种美的感觉，是一种精神的提升。如果我们看一件张大干的画，只看到多少个零，价值两亿一定比一亿好。那么，艺术的真正作用就不存在了。艺术给你美的感觉，不像我们瞪着黄金看，看到眼睛都花掉了，也不会觉得美，只会觉得贵重。但艺术品本来就是要给人美的感受，当你眼里看的艺术品都是数目字，艺术性就大大减弱了。
当然事情总有正反两面，书画价值高了，人们对它的重视度也跟着提高，不会像以前那样弃之如敝履，任意破坏，这对文化的保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