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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篇散文《父亲的生死时刻》，是一篇有着鲜明的口述史记叙性散文特点的作品。作者虽然以回忆、对话的不经意手法，追叙了“父亲”所经历的一场生死时刻，但是其作品内涵却涉及了人类信仰存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九解放”认知问题；国共两党军队民间口碑问题；口述史档案学价值问题。四个问题在作者和大姐问答和追叙中展开，显示出述者和作者对此重大历史和社会问题评价上的平和、客观、理性的求实惟事的澄明态度。
关键词：家事叙事 社会问题 公度取向 史学价值
刘家全先生a的散文《父亲的生死时刻》虽然为一篇文学场域常识常见的作品，其写作手法则有着口述史记叙性散文的鲜明要素。这篇看似质朴的万字作品，就其叙述内容来看却并非这么简单，因为它从一个侧面折射、暗合和对应了当前批评界的一个重要理论话题，即“公共阐释”；而《父亲的生死时刻》只不过是作家从文学创作实践，以作品文本的形式呈现出其理论命意而已。
“公共阐释”是当下中国理论批评界前沿热点话题，是重构中国式理论批评话语体系的新开端。“公共阐释”理论的对立面，是指极端化的个人阐述、非理性阐释、历史虚无主义阐释、无政府主义，以及过分倚重西方理论生搬硬套中国问题等不良的批评现象，或者叫理论批评的乱象。这种现象已严重搅乱了中国民众的正面思维，干扰了中国问题中国化解决的正确路径。从意识形态上层的所谓“精英”，到坊间一些口无遮拦的说者，以个人的极端意念任意歪曲历史真实，诋毁社会现实，颠覆正大问题，甚至就一些至理铭定的成语也予以流俗化肆意拆解，如“夫唱妇随”拆解为“丈夫去歌厅，老婆尾随跟踪”；“知足常乐”拆解为“知道有人请自己洗脚，心里就感到快乐”；“知书达礼”拆解为“仅知道书本知识是不够的，还要学会送礼”，等等庸俗放肆的想咋说便咋说的极端个人化无政府话语。面对整个理论批评界的乱象，“公共阐释”理论体系的重构就成为当务之急。构建公共阐释理论体系，就是构建意识形态形而上的中国理论批评公共阐释话语，和社会国民形而下的公共日常表达话语。这是一个重塑中国话语体系的新的理论时代的开始。“公共阐释”的核心问题在于它的阐释话语的“公共性、理性、公度性、澄明性、建构性、反思性”。这一新的理论体系的涵盖，囊括了整个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范围。比如说，莫言小说之“公共阐释”严重缺失的问题，“赵小李现象”（即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俗文化代名词）之“公共阐释”效应的严重错位问题，等等。在他们的创作和文字中，缺失的是真善美的情怀，存在的却是对现实的溢恶，对弱者的嘲讽和取乐。文学创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事业，无论你写什么，或小说或散文抑或鸿部微篇等等，无论你怎样写，或现实或现代抑或虚拟魔幻等等，都要蕴含作者对人类社会美好的情感寄寓，去“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都要符合马克思主义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不可分的辩证统一的认识论文艺观，而不是一味地极端化个人阐释。
散文《父亲的生死时刻》以其“父亲的生命时刻”为切口，以见证人“大姐”平实的口述为铺陈，其内容暗合了四个有关“公共阐释”性质的重大问题，这就是：人类信仰存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九解放”认知问题；国共两党军队民间口碑问题；口述史档案学价值问题。四个问题在作者和大姐问答间的追叙中展开，使得父亲个者的生命悲歌与壮歌尽显，并与历史史实的沉浮相得益彰，这就赢得了文本应有的文字内涵之张力，以及对纷繁史实真伪的进一步辨析和认知。从字里看，尽管作者仅仅只是记叙“父亲经历的一次极端危险的生命时刻”，并未能意识到这些记叙文字的深刻“意味”，但是其四个问题之真实口述与作者价值取向之判断，已经对接到了“公共阐释”论之“理性”“公度性”“澄明性”“反思性”的核心命题。也就是说，对父亲生命险中得安，及其他史实的记叙都秉持着一个客观的、唯物的、平静的史实追忆，而并未滑落至个人阐述的极端。这说明作者文化历史观的明哲与淡定，客观与端方，一个文化人应有素养的体现。
人类信仰存在问题的确是一个哲学命题，一个精神情感学话题。信仰在人类群体或个体的精神世界里，其能量究竟多大，在人类生命长河中其力度究竟几何？作品写到，父亲在仅凭猜疑便被国民党兵就地“正法”，生命危悬时刻，父亲却“挺胸走出去就那樣直直站着，一句话也不说，等着那一枪的到来”。当国民党兵的子弹打飞，又一声枪响起时，“父亲只觉得胸口火燎火燎的疼，但人还是站得直直的”，竟然没有怯惧和常人面对死亡来临的本能情态。在父亲仙逝五十余年后的今天，作为长子的作者疑虑不解，“他为什么不替自己喊冤辩护，就那样直挺挺地站着等死？”亲历父亲危难记忆犹新的大姐，将父亲生死的意外归于基督教信仰的支撑。“人有信仰，心有上帝，就活得有志气，不怕那些魔鬼小人，即使死也要死得有骨气。”这里涉及信仰与宗教之于人的精神心理的潜能作用。从哲学层面上说，人的人格精神的建构，有着四个层面的提升刻度，这就是人性精神、文化精神、价值精神和信仰精神；而信仰精神则有宏大的国家、民族坚信等层面，也有个人化的尊严、荣誉守护等层面，正是因为信仰作为人类个体化的心理基石，才使得人人于艰难艰辛的生存世事中坚强地、坚韧地、坚持地、尊严地、快乐地、希望地生活着。因此，人类信仰的存在问题无疑是唯物的、现实的，它植根于人类精神世界，其力度、强度和张力滋润着生命之树长青。父亲命危之际的“挺直”“站立”“闭眼”“一句话也不说”，正是信仰在心之尊严、荣誉、人格、声誉的守护和明示于本村乡人面前的一种“信仰死法”。与此同时，基督教之扬善抑恶，彰显真善美的教义与马克思主义伦理义理是相通的。大姐认为“只要信得心诚，就有上帝保护，也就有意想不到的神迹显现”。这是信仰于人的一种良好的幻化守护意念。其实所谓“神迹显现”，作品记叙中自有其陡转之因由，父亲的生命时刻也就由其乱世的生命悲歌，反转为盛世力尽奉献之生命壮歌了——首位共产党员的先锋性的壮歌。可贵的是，作品如此口述史的记叙，将信仰问题的文学阐释，置于一种理性和公度性的思维中，以映现出述者及作者的求实惟事的澄明态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主政下实现国家统一，再造民族大业，推动历史前行的伟大创举。人类历史前行的规律证明，统一是真理，是天道，是大道，任何政党抑或个人只要在统一的目标下有所作为，历史必会以重彩镌刻。且不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成吉思汗这样的封建开明大帝，他们的国家统一观，文治武功的一统大略历史无不给予恰当的界定。至于作品所提到的精英们的反思“既然现在分田，何必当初共产”的言论，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历史虚无论思维逻辑的混乱，一种狭隘的断代史观的伪言，一种不分此时与彼时的差异，不辨国情昨日与今日非同的主观臆断，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整体观和辩证观的。“四九解放”何为？是中国共产党道义的历史担当，解民倒悬，救民水火，耕者有其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何为，改变一穷二白，根除兵匪灾患，互助有吃穿。这就是“四九解放”史无前例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党对国家民族层面的历史担当，作为新政府民生生存层面的现实担当，两种担当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于历史转折重要关头的大智慧，大抉择，从而完成了为人民打江山、坐江山的初衷，因而也就赢得了百分之八十的穷人和百分之二十的富人的民意和民心，因而也才有了“父亲义无反顾地迎接大解放，拥抱新社会，投入时代的洪流，为此献身”。正如作品中大姐所见：“四九年的解放是应该的”，她认为“解放不仅穷人高兴，不少富人也拥护”。在“社会的确烂透了”的当时，“穷人过得很艰难，富人活得却危险，谁也好不到哪里去”。就连富人舅爷也认为“还是新社会好，虽然地被分了，但日子过得安稳，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土匪了”。
这就是来自历史在场者、亲历者和感知者的朴素情感的见证。他（她）们并未有高深的理论判断，也没有精英们个人极端阐释的巧舌煌言，有的只是史实、事实的比对和知味，正因为这些散落在民众中的口述史资讯的可贵，才使得一些过往的历史轶事有了真实的佐证。《父亲的生死时刻》其口述史文本的史学价值也就可见了。
另外，在作品中，作者以自家为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悖论。由于父亲的“雄心壮志”和“持家本领”，临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拥有可观的农业资产，“五十亩地”“大马车”“骡子”等。同时自家三兄弟也可分别从农、从商、从政，成就一番事业，成为“人上人”，“跻身于中国上流社会”。作者的如此推断完全是可能的。这使我想起了柳青的小说《创业史》，解放初梁三老汉分得了三十亩地，一头大马，老汉三代创业失败一心想做“四合院”长者的梦复苏，对儿子梁生宝说：“宝娃，你、我、你娘、你妹秀兰，咱们一家人拧成一股劲大干一场，秋后就能盖起三间瓦房。”然而儿子梁生宝笑笑说：“爹，你这个是没出息的过法。”儿子却一头扑在了互助组的工作上。于是，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与社会主义头几年里的矛盾纠葛在一起。这就是中国“四九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现实，何去何从，一种艰难的选择！值得赞赏的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选择了走集体富裕的道路，《父亲的生死时刻》的作者笔锋一转诘问到：“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社会会怎样？我们的国家又会怎样呢？”作者自然是清醒的，放弃个人富足，成就众者幸福之大局情怀，皆隐含于一个诘问之中。可见“四九解放”并非是问题的问题，而“既然现在分田，何必当初共产”言论，实为缺乏澄明性的个人极端化之伪问题。
《父亲的生死时刻》也涉及国共两党军队民间口碑问题。作品中，大姐的朴素说法认为“国民党中央军的确不行”，她不赞成过去说不行到极致，和现在又倒过来那么好的描写，这些大姐自然不谙其文学艺术因政治需要的顺便。其实，军队的民间口碑，首先取决于双方军队自身的行为，而自身行为又取决于双方建军的初衷，即为谁打仗，打什么仗。中国共产党自“八一”建军始就明确了“人民军队”“子弟兵”的宗旨，这一初衷作为党的军队建设的灵魂而铸为军魂。另外，从军队成分构成看，国民党军队其骨子里就含有地方军阀组合、混成的因素，利欲相争，各自为王，军阀之争本就无有正义而言。因而大姐认定“中央军整个不行，不光对穷人不行，对富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上司要“搜粮”，“当官的抢女人”，“当兵的抢物品”。她的结论是：“像这样，中央军怎么能打过解放军呢？打过了连老天爷都不答应！”甚至“连上帝都不答应”。一位基督信使的寥寥几语，就点穿了国民党军“不行”的要害和实质。不仅如此，作品还以解放军驻村的严明纪律，与国民党兵祸害马保长家人的败行，来对照两党军队的是与非、誉与过。大姐口述史的真实性，观感亲历的可信性，全然无有晚近影视文学中之时政附着需要的某些褒贬。历史面貌的杂糅就是这样，亲历者、见证人往往一个只言片语的佐证，就可能还原 一段历史的真相，证明一个“罪人”的清白。《父亲的生死时刻》以其散见的对话、回忆及追叙的写作方式，提供了特定时期一些值得重新思考的历史细碎问题，散而有“味”，“味”能启智，其可圈可点的史料也就别具一番哲思的空间。
《父亲的生死时刻》从文学创作文体分类看，属于“口述史”体式，而作为口述史学，则又属于历史学范畴，其形态与文字史学并列，其实质与文字史学一致。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它重在叙述人本身的亲历性、在场性和见证性的客观原生态价值，并使所述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从这一界定来看，《父亲的生死时刻》虽然记叙的是一个家庭的往事，但折射的却是国事的历史变迁，政党的民意臧否，社会的前行进步，父辈的励志壮歌，人的荣辱的守护等林林总总的历史轶事。作品中“大姐”的叙述明了坚信朴实，“父亲”生命悲歌及壮歌的激励，“马保长媳妇”舍命守护尊严的钦佩，“婆婆”基督信仰虔诚的可敬，“解放军”驻村严明勿扰的感慨，“中央军”扰民敛财败绩的昭然，精英官史与民间野史真伪落差的可叹，“四九解放”非理性阐释言论的视听混淆以及作者赞赏和认知“人民微史”和“野史”的史学价值，强调评说历史政治必有的历史观、唯物观和全局观，对“四九解放”后斗争哲学治国策略失范遗憾的情感惋惜，等等，都使得万言作品内涵饱满而凝重。
《父亲的生死时刻》其写作，章法篇构不拘一格，在“我”与“大姐”的促膝絮語，对话、回忆、追叙的平和寂静的氛围中展开，给叙述内容平添了过往生活原生态的乡朴感，历史氛围原貌的逼真感。一般来说，口述史大都在如此的氛围，如此的空间，相似的老人中进行而完成，其间没有正史的图谋预期，因而它的可信度、公度性、澄明性就更多了些揭示历史本相的档案学价值。与此同时，口述史撰写者也不免于情理之中，借此阐述个人的发现，或对口述者某些轶事的理解和判断。《父亲的生死时刻》正是于文末处，作者以坦然之心态，以大统归一全民富裕的胸怀，以良好的情感祝愿，以清晰的、理性的、富有公度性的见识，总结了自家弃于大富大贵，顺应时代归于平凡的心理超然和淡定，以及“为这场变革付出相当代价”的自豪快意。可以说，《父亲的生死时刻》，在家事于国事叙述的结合上，在“本我”于“大我”的叙事构架上有着较为完美的体现，不失为一篇口述史散文佳作，值得一读。
a 刘家全，文化学者，2018年“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陕西孔子学会会长，著有《中国精神论纲》《中国文化论章》专著，及长篇散文《欢欢的故事》。
参考文献：
[1] 王银辉.“公共阐释”的理论价值与有效性[J].西北大学学报，2018（3）.
[2] 刘家全.父亲的生死时刻[J].散文选刊，2019（19）.
作 者： 冯肖华，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陕西文学教学与研究。
编 辑：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家事叙事 社会问题 公度取向 史学价值
刘家全先生a的散文《父亲的生死时刻》虽然为一篇文学场域常识常见的作品，其写作手法则有着口述史记叙性散文的鲜明要素。这篇看似质朴的万字作品，就其叙述内容来看却并非这么简单，因为它从一个侧面折射、暗合和对应了当前批评界的一个重要理论话题，即“公共阐释”；而《父亲的生死时刻》只不过是作家从文学创作实践，以作品文本的形式呈现出其理论命意而已。
“公共阐释”是当下中国理论批评界前沿热点话题，是重构中国式理论批评话语体系的新开端。“公共阐释”理论的对立面，是指极端化的个人阐述、非理性阐释、历史虚无主义阐释、无政府主义，以及过分倚重西方理论生搬硬套中国问题等不良的批评现象，或者叫理论批评的乱象。这种现象已严重搅乱了中国民众的正面思维，干扰了中国问题中国化解决的正确路径。从意识形态上层的所谓“精英”，到坊间一些口无遮拦的说者，以个人的极端意念任意歪曲历史真实，诋毁社会现实，颠覆正大问题，甚至就一些至理铭定的成语也予以流俗化肆意拆解，如“夫唱妇随”拆解为“丈夫去歌厅，老婆尾随跟踪”；“知足常乐”拆解为“知道有人请自己洗脚，心里就感到快乐”；“知书达礼”拆解为“仅知道书本知识是不够的，还要学会送礼”，等等庸俗放肆的想咋说便咋说的极端个人化无政府话语。面对整个理论批评界的乱象，“公共阐释”理论体系的重构就成为当务之急。构建公共阐释理论体系，就是构建意识形态形而上的中国理论批评公共阐释话语，和社会国民形而下的公共日常表达话语。这是一个重塑中国话语体系的新的理论时代的开始。“公共阐释”的核心问题在于它的阐释话语的“公共性、理性、公度性、澄明性、建构性、反思性”。这一新的理论体系的涵盖，囊括了整个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范围。比如说，莫言小说之“公共阐释”严重缺失的问题，“赵小李现象”（即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俗文化代名词）之“公共阐释”效应的严重错位问题，等等。在他们的创作和文字中，缺失的是真善美的情怀，存在的却是对现实的溢恶，对弱者的嘲讽和取乐。文学创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事业，无论你写什么，或小说或散文抑或鸿部微篇等等，无论你怎样写，或现实或现代抑或虚拟魔幻等等，都要蕴含作者对人类社会美好的情感寄寓，去“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都要符合马克思主义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不可分的辩证统一的认识论文艺观，而不是一味地极端化个人阐释。
散文《父亲的生死时刻》以其“父亲的生命时刻”为切口，以见证人“大姐”平实的口述为铺陈，其内容暗合了四个有关“公共阐释”性质的重大问题，这就是：人类信仰存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九解放”认知问题；国共两党军队民间口碑问题；口述史档案学价值问题。四个问题在作者和大姐问答间的追叙中展开，使得父亲个者的生命悲歌与壮歌尽显，并与历史史实的沉浮相得益彰，这就赢得了文本应有的文字内涵之张力，以及对纷繁史实真伪的进一步辨析和认知。从字里看，尽管作者仅仅只是记叙“父亲经历的一次极端危险的生命时刻”，并未能意识到这些记叙文字的深刻“意味”，但是其四个问题之真实口述与作者价值取向之判断，已经对接到了“公共阐释”论之“理性”“公度性”“澄明性”“反思性”的核心命题。也就是说，对父亲生命险中得安，及其他史实的记叙都秉持着一个客观的、唯物的、平静的史实追忆，而并未滑落至个人阐述的极端。这说明作者文化历史观的明哲与淡定，客观与端方，一个文化人应有素养的体现。
人类信仰存在问题的确是一个哲学命题，一个精神情感学话题。信仰在人类群体或个体的精神世界里，其能量究竟多大，在人类生命长河中其力度究竟几何？作品写到，父亲在仅凭猜疑便被国民党兵就地“正法”，生命危悬时刻，父亲却“挺胸走出去就那樣直直站着，一句话也不说，等着那一枪的到来”。当国民党兵的子弹打飞，又一声枪响起时，“父亲只觉得胸口火燎火燎的疼，但人还是站得直直的”，竟然没有怯惧和常人面对死亡来临的本能情态。在父亲仙逝五十余年后的今天，作为长子的作者疑虑不解，“他为什么不替自己喊冤辩护，就那样直挺挺地站着等死？”亲历父亲危难记忆犹新的大姐，将父亲生死的意外归于基督教信仰的支撑。“人有信仰，心有上帝，就活得有志气，不怕那些魔鬼小人，即使死也要死得有骨气。”这里涉及信仰与宗教之于人的精神心理的潜能作用。从哲学层面上说，人的人格精神的建构，有着四个层面的提升刻度，这就是人性精神、文化精神、价值精神和信仰精神；而信仰精神则有宏大的国家、民族坚信等层面，也有个人化的尊严、荣誉守护等层面，正是因为信仰作为人类个体化的心理基石，才使得人人于艰难艰辛的生存世事中坚强地、坚韧地、坚持地、尊严地、快乐地、希望地生活着。因此，人类信仰的存在问题无疑是唯物的、现实的，它植根于人类精神世界，其力度、强度和张力滋润着生命之树长青。父亲命危之际的“挺直”“站立”“闭眼”“一句话也不说”，正是信仰在心之尊严、荣誉、人格、声誉的守护和明示于本村乡人面前的一种“信仰死法”。与此同时，基督教之扬善抑恶，彰显真善美的教义与马克思主义伦理义理是相通的。大姐认为“只要信得心诚，就有上帝保护，也就有意想不到的神迹显现”。这是信仰于人的一种良好的幻化守护意念。其实所谓“神迹显现”，作品记叙中自有其陡转之因由，父亲的生命时刻也就由其乱世的生命悲歌，反转为盛世力尽奉献之生命壮歌了——首位共产党员的先锋性的壮歌。可贵的是，作品如此口述史的记叙，将信仰问题的文学阐释，置于一种理性和公度性的思维中，以映现出述者及作者的求实惟事的澄明态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主政下实现国家统一，再造民族大业，推动历史前行的伟大创举。人类历史前行的规律证明，统一是真理，是天道，是大道，任何政党抑或个人只要在统一的目标下有所作为，历史必会以重彩镌刻。且不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成吉思汗这样的封建开明大帝，他们的国家统一观，文治武功的一统大略历史无不给予恰当的界定。至于作品所提到的精英们的反思“既然现在分田，何必当初共产”的言论，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历史虚无论思维逻辑的混乱，一种狭隘的断代史观的伪言，一种不分此时与彼时的差异，不辨国情昨日与今日非同的主观臆断，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整体观和辩证观的。“四九解放”何为？是中国共产党道义的历史担当，解民倒悬，救民水火，耕者有其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何为，改变一穷二白，根除兵匪灾患，互助有吃穿。这就是“四九解放”史无前例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党对国家民族层面的历史担当，作为新政府民生生存层面的现实担当，两种担当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于历史转折重要关头的大智慧，大抉择，从而完成了为人民打江山、坐江山的初衷，因而也就赢得了百分之八十的穷人和百分之二十的富人的民意和民心，因而也才有了“父亲义无反顾地迎接大解放，拥抱新社会，投入时代的洪流，为此献身”。正如作品中大姐所见：“四九年的解放是应该的”，她认为“解放不仅穷人高兴，不少富人也拥护”。在“社会的确烂透了”的当时，“穷人过得很艰难，富人活得却危险，谁也好不到哪里去”。就连富人舅爷也认为“还是新社会好，虽然地被分了，但日子过得安稳，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土匪了”。
这就是来自历史在场者、亲历者和感知者的朴素情感的见证。他（她）们并未有高深的理论判断，也没有精英们个人极端阐释的巧舌煌言，有的只是史实、事实的比对和知味，正因为这些散落在民众中的口述史资讯的可贵，才使得一些过往的历史轶事有了真实的佐证。《父亲的生死时刻》其口述史文本的史学价值也就可见了。
另外，在作品中，作者以自家为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悖论。由于父亲的“雄心壮志”和“持家本领”，临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拥有可观的农业资产，“五十亩地”“大马车”“骡子”等。同时自家三兄弟也可分别从农、从商、从政，成就一番事业，成为“人上人”，“跻身于中国上流社会”。作者的如此推断完全是可能的。这使我想起了柳青的小说《创业史》，解放初梁三老汉分得了三十亩地，一头大马，老汉三代创业失败一心想做“四合院”长者的梦复苏，对儿子梁生宝说：“宝娃，你、我、你娘、你妹秀兰，咱们一家人拧成一股劲大干一场，秋后就能盖起三间瓦房。”然而儿子梁生宝笑笑说：“爹，你这个是没出息的过法。”儿子却一头扑在了互助组的工作上。于是，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与社会主义头几年里的矛盾纠葛在一起。这就是中国“四九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现实，何去何从，一种艰难的选择！值得赞赏的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选择了走集体富裕的道路，《父亲的生死时刻》的作者笔锋一转诘问到：“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社会会怎样？我们的国家又会怎样呢？”作者自然是清醒的，放弃个人富足，成就众者幸福之大局情怀，皆隐含于一个诘问之中。可见“四九解放”并非是问题的问题，而“既然现在分田，何必当初共产”言论，实为缺乏澄明性的个人极端化之伪问题。
《父亲的生死时刻》也涉及国共两党军队民间口碑问题。作品中，大姐的朴素说法认为“国民党中央军的确不行”，她不赞成过去说不行到极致，和现在又倒过来那么好的描写，这些大姐自然不谙其文学艺术因政治需要的顺便。其实，军队的民间口碑，首先取决于双方军队自身的行为，而自身行为又取决于双方建军的初衷，即为谁打仗，打什么仗。中国共产党自“八一”建军始就明确了“人民军队”“子弟兵”的宗旨，这一初衷作为党的军队建设的灵魂而铸为军魂。另外，从军队成分构成看，国民党军队其骨子里就含有地方军阀组合、混成的因素，利欲相争，各自为王，军阀之争本就无有正义而言。因而大姐认定“中央军整个不行，不光对穷人不行，对富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上司要“搜粮”，“当官的抢女人”，“当兵的抢物品”。她的结论是：“像这样，中央军怎么能打过解放军呢？打过了连老天爷都不答应！”甚至“连上帝都不答应”。一位基督信使的寥寥几语，就点穿了国民党军“不行”的要害和实质。不仅如此，作品还以解放军驻村的严明纪律，与国民党兵祸害马保长家人的败行，来对照两党军队的是与非、誉与过。大姐口述史的真实性，观感亲历的可信性，全然无有晚近影视文学中之时政附着需要的某些褒贬。历史面貌的杂糅就是这样，亲历者、见证人往往一个只言片语的佐证，就可能还原 一段历史的真相，证明一个“罪人”的清白。《父亲的生死时刻》以其散见的对话、回忆及追叙的写作方式，提供了特定时期一些值得重新思考的历史细碎问题，散而有“味”，“味”能启智，其可圈可点的史料也就别具一番哲思的空间。
《父亲的生死时刻》从文学创作文体分类看，属于“口述史”体式，而作为口述史学，则又属于历史学范畴，其形态与文字史学并列，其实质与文字史学一致。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它重在叙述人本身的亲历性、在场性和见证性的客观原生态价值，并使所述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从这一界定来看，《父亲的生死时刻》虽然记叙的是一个家庭的往事，但折射的却是国事的历史变迁，政党的民意臧否，社会的前行进步，父辈的励志壮歌，人的荣辱的守护等林林总总的历史轶事。作品中“大姐”的叙述明了坚信朴实，“父亲”生命悲歌及壮歌的激励，“马保长媳妇”舍命守护尊严的钦佩，“婆婆”基督信仰虔诚的可敬，“解放军”驻村严明勿扰的感慨，“中央军”扰民敛财败绩的昭然，精英官史与民间野史真伪落差的可叹，“四九解放”非理性阐释言论的视听混淆以及作者赞赏和认知“人民微史”和“野史”的史学价值，强调评说历史政治必有的历史观、唯物观和全局观，对“四九解放”后斗争哲学治国策略失范遗憾的情感惋惜，等等，都使得万言作品内涵饱满而凝重。
《父亲的生死时刻》其写作，章法篇构不拘一格，在“我”与“大姐”的促膝絮語，对话、回忆、追叙的平和寂静的氛围中展开，给叙述内容平添了过往生活原生态的乡朴感，历史氛围原貌的逼真感。一般来说，口述史大都在如此的氛围，如此的空间，相似的老人中进行而完成，其间没有正史的图谋预期，因而它的可信度、公度性、澄明性就更多了些揭示历史本相的档案学价值。与此同时，口述史撰写者也不免于情理之中，借此阐述个人的发现，或对口述者某些轶事的理解和判断。《父亲的生死时刻》正是于文末处，作者以坦然之心态，以大统归一全民富裕的胸怀，以良好的情感祝愿，以清晰的、理性的、富有公度性的见识，总结了自家弃于大富大贵，顺应时代归于平凡的心理超然和淡定，以及“为这场变革付出相当代价”的自豪快意。可以说，《父亲的生死时刻》，在家事于国事叙述的结合上，在“本我”于“大我”的叙事构架上有着较为完美的体现，不失为一篇口述史散文佳作，值得一读。
a 刘家全，文化学者，2018年“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陕西孔子学会会长，著有《中国精神论纲》《中国文化论章》专著，及长篇散文《欢欢的故事》。
参考文献：
[1] 王银辉.“公共阐释”的理论价值与有效性[J].西北大学学报，2018（3）.
[2] 刘家全.父亲的生死时刻[J].散文选刊，2019（19）.
作 者： 冯肖华，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陕西文学教学与研究。
编 辑：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