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什么都不会写，我就写日记了。我打开日记本，心事滔滔倾泻。我觉得日记本里面有一个小人儿等着我，听我诉说。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小人儿就是我，我分裂成两个人就有了知音，不再孤独寂寞。我常常想念另一个我，写日记，就是为了跟他见面。
　　这样的日记我当然不愿意有第二个读者，可是迅翁说：“一个人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则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知道的一部分。”我永远难忘，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霸强行搜索我的书包，把整本日记抢走，不但自己看，而且在同学中间传阅，我觉得日记本中的小人儿受到侵犯，我不能保护我的知己，羞愧得无地自容。
　　以后多年，我在漂流中成长，一直没有多少私人空间可以贮藏自己的秘密，而窥探者如影随形，写日记好像成了一个人的弱点。我索性不再写日记，只随身携带袖珍记事本，记下我每天要做的事情，用词简略，常有缩写和代码，事过境迁以后，我自己也看不懂那些文字了。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句话：一个独立的人才会有日记。我终于熬到可以写日记的时候，可是怎么写，我突然很生疏。那时我和一些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写作，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他觉得写作等于把自己放在手术台上任人检视，不舒服，不习惯。我急忙对他说，你可以不写自己，写别人。教学相长，“写别人！”我也给自己开了一扇门，打开日记本，我看见的不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东西南北许多人，男女老幼许多人，士农工商许多人，狂狷智愚许多人。欢迎！我可以把那种怕人看见的日记，换成希望别人阅读的日记。
　　那几年，我驰骋于各种传播媒体和各种作品形式之间，也累了，什么都不想写，只想写那意到笔随的日记，不拘一格的日记，自己看，别人也看。写这样的日记，我得和读者大众有一个共同的“点”。读迅翁日记，他写收到某人的信，信是哪天寄出的，都要写上。他买领带，牙粉，洗脚，打麻将输了多少钱，也要写上。他写淹水，道上积潦二寸，没忘记加一句“而月已在天”。他记述坐船到天津，海岸，疆域，港口，国耻，岂能无动于衷，再从天津坐火车去北京，原野，桑麻，村落，人民疾苦，岂能视而不见，但他一个字也没写，他的日记也许是“自己看的日记”，心目中并没有我说的那个“点”。
　　写日记的人恐怕还是要有一点慧根。知名记者蔡坤龙，突然辞职回到嘉义故乡竞选里长，惹得新闻界谈论了很久。他当选里长以后开始写日记，写他和这一里人家共同的得失悲欢，这就需要文学技巧。写身边事你得当作文学作品来经营，文学作品使身边小事有价值，然后日记才有价值，阅读才有价值，这也是我说的那个“点”。
　　那种禁止别人窥探的日记，我愿称之为私密日记，那种准备公开出版的日记，我愿称之为共享日记。私密日记好比我在卧房里休息，共享日记好比我到客厅里待客，我还是那个我，我不认为穿睡衣上街就是性情，就是率真。写私密日記的确“最方便，最容易”，写共享日记就有许多讲究。诗人说地球用岩石写日记，树用年轮写日记，我很羡慕，我写日记，写人人可看的日记，就会想起袁子才的诗：“阿婆犹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