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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现在战火纷飞的各种难民营中，为了天灾人祸中的人们，她咆哮过联合国，怒吼过奥巴马。廖满嫦医生的另一个身份是无国界医生国际组织主席。2014年，廖满嫦带领着这个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组织奔走在蔓延着疾病恐慌的非洲大陆，并在联合国呼吁各国迅速采取行动来遏制埃博拉疫情的发展，被外界称为“埃博拉斗士”。
作为声名赫赫的儿科急诊医生，她的身影并没有太多出现在医院里，人们总能在战火纷飞的各种难民营中见到她。因为，她的另一个身份是“无国界医生”国际组织主席。
她带领着这个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组织，出现在任何需要医疗救助的国家，带给苦难中的人们慰藉。为了天灾人祸中的人们，她咆哮过联合国，怒吼过奥巴马。她说：“一位优秀的医者，不仅要有高超精湛的医术，更要有人文情怀。”她就是廖满嫦，由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出的2015年“全球百大思想者”之一。
人生还有梦想和远方
廖满嫦是移民二代，父母早年从广东台山移民加拿大魁北克，以经营餐馆为生。虽然家境一般，但父母会不时接济需要帮助的人。廖满嫦记忆最深的，是母亲帮助一个无钱付账的中年男子。
那天餐馆即将打烊，风寒料峭中进来一位中年男子，衣冠还算齐整但已明显破旧。男子坐下后，犹豫很久才点了一份阳春面，然后很慢很慢一筷子一筷子地吃，边吃边不时用余光扫视店内。7岁的廖满嫦正在吧台上做作业，突然母亲轻唤了她一声，让她出门告诉外出正在返回途中的父亲进店后订一份外卖，然后离开。廖满嫦带着疑惑照办了，直到那名男子摸索着全身准备结账时，她才明白母亲的意思。“刚才来的那位先生替您付账了，他家今天有喜事，想让您也沾沾喜气。”男子欢喜地走了，母亲的话却印在了廖满嫦心里，“任何时候，人都需要有尊严。”
廖满嫦喜欢医学，常会读一些有关战地医生的书。15岁那年，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走进她的人生。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医生，他尽其所能挽救生命。同事问医生：“你为什么非要去？什么促使你这么奋不顾身？”医生平静地说：“我从未对死亡习以为常。”
这个故事成了廖满嫦的人生坐标，“像一个对自己的约定，让我也不要对死亡麻木。虽然这些事可能离我很远，不会伤及我，但我有机会的时候，会努力挽救那些不应过早消逝的生命，为他们奋斗。”
于是，大学时廖满嫦选择了全球顶尖的麦吉尔大学医学院，随后又到纽约大学医学院担任儿童急症科研究员，并在麦吉尔大学获得卫生领导人员国际硕士学位。毕业后，她进入蒙特利尔大学担任教职。
次年，廖满嫦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前往非洲西北国家毛里塔尼亚，为其邻国马里的难民提供医疗护理。“4万人中只有我一名医生，每天超负荷运转，睡觉就是奢侈品。”
梦想照进现实，廖满嫦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与满足。多年后，医学院的同学故交们，或名利双收，或成果斐然，唯有廖满嫦常年行走在战火中，灰头土脸，甚至性命堪忧。问她是否曾后悔当初的选择，她淡淡地笑了，“有句话现在很火，‘人生不只是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说的是‘人生不只是苟且，还有梦想和远方’。”
世界的觉醒慢一步
成为无国界医生后，廖满嫦经历过海啸的印尼，遭受地震和霍乱的海地，战火纷飞冲突不断的肯尼亚、刚果、阿富汗、达尔富尔……无数极度危险的国家和地区都留下了她忙碌的身影。这期间的艰难苦楚，无法用言语尽述。
在刚果和苏丹，由于要时刻提防叛军攻击，廖满嫦睡觉都穿着鞋，稍有风吹草动，跳起身就能往屋外跑。在也门，炸弹声此起彼伏，遭遇的危险已无法用“最”来描述，流弹像节日里的烟火般，已是家常便饭。在索马里和乌干达，没日没夜地连轴转，一转就是八九个月……廖满嫦用医术与仁心，拯救了大量无辜生命。
一线经历让廖满嫦有了更多思考。渐渐地，她从一个只关注医疗技术研究的医生向管理者转身。加入无国界医生3年后，她成了该组织巴黎办事处项目经理，不仅服务于难民、病人，更积极为参与组织的工作者提供良好服务。
2013年6月，她当选无国界医生国际组织主席，成为这个人道主义救援组织的最高管理者。
2014年3月，西非地区多个国家爆发埃博拉病毒，廖满嫦马上组织成员赴西非实施医疗救助。“在最艰难的九个月里，我们的成员平均连续工作四周才休息一天。多数成员失去了家人、朋友，还要活在暴露于病毒中的恐惧里。”
让廖满嫦觉得“很难很难的”，是在救治过程中，她和团队感觉到埃博拉疫情凶猛异常，与此前其他疫情大不一样，便反复向联合国请求采取实际行动，阻止疫情发展扩散。然而这种前瞻意识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直到半年后，埃博拉病毒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而非仅对西非贫穷国家造成威胁之时，世界才开始觉醒。“那是我觉得最无力最艰难的时候。”
这一路走来，廖满嫦经历了太多危险，也还有更多危险之地等着她。仅2016年第一季度，她就前往中东，探访巴勒斯坦、黎巴嫩和约旦的叙利亚难民营。虽然无国界医生对于如何在冲突地区工作有着丰富经验和部署，但是“如果悲剧发生也没办法，毕竟那是战争”，廖满嫦轻描淡写地面对生命危险。
各种挑战都是殊荣
廖满嫦不畏惧死亡，却痛恨各种无端的“死亡绑架”——无国界医生国际组织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不断被战火伤害。
2014年1月，有5名工作人员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掳走，迫使无国界医生不得不关闭在“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医疗设施，大幅度缩减医疗救援人员。同年4月，中非共和国的医院遭受袭击，无国界医生国际组织失去了4名员工。而在越来越危险的环境一利比亚、南苏丹、索马里等等，如何更好开展工作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医院成为袭击目标，病人成为目标，救护车成为目标……这些原本应受到最起码尊重的仅存之地，不断地被侵犯。”
2015年10月，由美国主导的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对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士市的一家医院反复轰炸，造成42人丧生，其中有14名无国界医生员工、24名病人以及4名病人家属。
这是无国界医生成立44年来最大的伤亡事件。廖满嫦一次又一次提出抗议，要求美国展开独立国际调查，查清事件经过，同责有关人员。一周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正式电话道歉，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廖满嫦对此并不满意，她执着地呼吁国际社会对此进一步调查，并给出解决方案。
廖满嫦始终无法忘记那一幕。空袭后，她再次去了阿富汗，一位在空袭中肢体受损的同事质问她：“之前战事紧张时，你说过昆都士医疗中心是安全的，你知道我们会被轰炸吗？”残破的身体、质问的语气、盯着她的眼神，让她至今难忘。
痛心的事还有其他。在人道救援圈子中，无国界医生组织未必是受欢迎的。拥有财务自主权是该组织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方：其89%的资金来自个人和私人捐助者。这种因财务独立而具有的灵活性，也招致了批评。“自给自足很重要，这才使你拥有迅速反应的能力。以埃博拉疫情来说，这意味着，在其他人还在开会讨论时，我已抵达了疫区。”
在廖满嫦看来，整个人道救援体系都出了问题。她一年内要赶赴许多国家，不停出差使她对现实有着深入的了解。她讲了一个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故事：一个无家可归的妇女，坚强地自力更生养活自己，被视为成功的援助案例，结果发现真相是她当了妓女。“我们的人道救援体系需要被修复，需要进行一次现实检查，重新回到人道主义的宗旨上。”
董岩据《莫愁智慧女性》整理
作为声名赫赫的儿科急诊医生，她的身影并没有太多出现在医院里，人们总能在战火纷飞的各种难民营中见到她。因为，她的另一个身份是“无国界医生”国际组织主席。
她带领着这个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组织，出现在任何需要医疗救助的国家，带给苦难中的人们慰藉。为了天灾人祸中的人们，她咆哮过联合国，怒吼过奥巴马。她说：“一位优秀的医者，不仅要有高超精湛的医术，更要有人文情怀。”她就是廖满嫦，由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出的2015年“全球百大思想者”之一。
人生还有梦想和远方
廖满嫦是移民二代，父母早年从广东台山移民加拿大魁北克，以经营餐馆为生。虽然家境一般，但父母会不时接济需要帮助的人。廖满嫦记忆最深的，是母亲帮助一个无钱付账的中年男子。
那天餐馆即将打烊，风寒料峭中进来一位中年男子，衣冠还算齐整但已明显破旧。男子坐下后，犹豫很久才点了一份阳春面，然后很慢很慢一筷子一筷子地吃，边吃边不时用余光扫视店内。7岁的廖满嫦正在吧台上做作业，突然母亲轻唤了她一声，让她出门告诉外出正在返回途中的父亲进店后订一份外卖，然后离开。廖满嫦带着疑惑照办了，直到那名男子摸索着全身准备结账时，她才明白母亲的意思。“刚才来的那位先生替您付账了，他家今天有喜事，想让您也沾沾喜气。”男子欢喜地走了，母亲的话却印在了廖满嫦心里，“任何时候，人都需要有尊严。”
廖满嫦喜欢医学，常会读一些有关战地医生的书。15岁那年，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走进她的人生。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医生，他尽其所能挽救生命。同事问医生：“你为什么非要去？什么促使你这么奋不顾身？”医生平静地说：“我从未对死亡习以为常。”
这个故事成了廖满嫦的人生坐标，“像一个对自己的约定，让我也不要对死亡麻木。虽然这些事可能离我很远，不会伤及我，但我有机会的时候，会努力挽救那些不应过早消逝的生命，为他们奋斗。”
于是，大学时廖满嫦选择了全球顶尖的麦吉尔大学医学院，随后又到纽约大学医学院担任儿童急症科研究员，并在麦吉尔大学获得卫生领导人员国际硕士学位。毕业后，她进入蒙特利尔大学担任教职。
次年，廖满嫦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前往非洲西北国家毛里塔尼亚，为其邻国马里的难民提供医疗护理。“4万人中只有我一名医生，每天超负荷运转，睡觉就是奢侈品。”
梦想照进现实，廖满嫦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与满足。多年后，医学院的同学故交们，或名利双收，或成果斐然，唯有廖满嫦常年行走在战火中，灰头土脸，甚至性命堪忧。问她是否曾后悔当初的选择，她淡淡地笑了，“有句话现在很火，‘人生不只是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说的是‘人生不只是苟且，还有梦想和远方’。”
世界的觉醒慢一步
成为无国界医生后，廖满嫦经历过海啸的印尼，遭受地震和霍乱的海地，战火纷飞冲突不断的肯尼亚、刚果、阿富汗、达尔富尔……无数极度危险的国家和地区都留下了她忙碌的身影。这期间的艰难苦楚，无法用言语尽述。
在刚果和苏丹，由于要时刻提防叛军攻击，廖满嫦睡觉都穿着鞋，稍有风吹草动，跳起身就能往屋外跑。在也门，炸弹声此起彼伏，遭遇的危险已无法用“最”来描述，流弹像节日里的烟火般，已是家常便饭。在索马里和乌干达，没日没夜地连轴转，一转就是八九个月……廖满嫦用医术与仁心，拯救了大量无辜生命。
一线经历让廖满嫦有了更多思考。渐渐地，她从一个只关注医疗技术研究的医生向管理者转身。加入无国界医生3年后，她成了该组织巴黎办事处项目经理，不仅服务于难民、病人，更积极为参与组织的工作者提供良好服务。
2013年6月，她当选无国界医生国际组织主席，成为这个人道主义救援组织的最高管理者。
2014年3月，西非地区多个国家爆发埃博拉病毒，廖满嫦马上组织成员赴西非实施医疗救助。“在最艰难的九个月里，我们的成员平均连续工作四周才休息一天。多数成员失去了家人、朋友，还要活在暴露于病毒中的恐惧里。”
让廖满嫦觉得“很难很难的”，是在救治过程中，她和团队感觉到埃博拉疫情凶猛异常，与此前其他疫情大不一样，便反复向联合国请求采取实际行动，阻止疫情发展扩散。然而这种前瞻意识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直到半年后，埃博拉病毒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而非仅对西非贫穷国家造成威胁之时，世界才开始觉醒。“那是我觉得最无力最艰难的时候。”
这一路走来，廖满嫦经历了太多危险，也还有更多危险之地等着她。仅2016年第一季度，她就前往中东，探访巴勒斯坦、黎巴嫩和约旦的叙利亚难民营。虽然无国界医生对于如何在冲突地区工作有着丰富经验和部署，但是“如果悲剧发生也没办法，毕竟那是战争”，廖满嫦轻描淡写地面对生命危险。
各种挑战都是殊荣
廖满嫦不畏惧死亡，却痛恨各种无端的“死亡绑架”——无国界医生国际组织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不断被战火伤害。
2014年1月，有5名工作人员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掳走，迫使无国界医生不得不关闭在“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医疗设施，大幅度缩减医疗救援人员。同年4月，中非共和国的医院遭受袭击，无国界医生国际组织失去了4名员工。而在越来越危险的环境一利比亚、南苏丹、索马里等等，如何更好开展工作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医院成为袭击目标，病人成为目标，救护车成为目标……这些原本应受到最起码尊重的仅存之地，不断地被侵犯。”
2015年10月，由美国主导的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对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士市的一家医院反复轰炸，造成42人丧生，其中有14名无国界医生员工、24名病人以及4名病人家属。
这是无国界医生成立44年来最大的伤亡事件。廖满嫦一次又一次提出抗议，要求美国展开独立国际调查，查清事件经过，同责有关人员。一周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正式电话道歉，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廖满嫦对此并不满意，她执着地呼吁国际社会对此进一步调查，并给出解决方案。
廖满嫦始终无法忘记那一幕。空袭后，她再次去了阿富汗，一位在空袭中肢体受损的同事质问她：“之前战事紧张时，你说过昆都士医疗中心是安全的，你知道我们会被轰炸吗？”残破的身体、质问的语气、盯着她的眼神，让她至今难忘。
痛心的事还有其他。在人道救援圈子中，无国界医生组织未必是受欢迎的。拥有财务自主权是该组织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方：其89%的资金来自个人和私人捐助者。这种因财务独立而具有的灵活性，也招致了批评。“自给自足很重要，这才使你拥有迅速反应的能力。以埃博拉疫情来说，这意味着，在其他人还在开会讨论时，我已抵达了疫区。”
在廖满嫦看来，整个人道救援体系都出了问题。她一年内要赶赴许多国家，不停出差使她对现实有着深入的了解。她讲了一个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故事：一个无家可归的妇女，坚强地自力更生养活自己，被视为成功的援助案例，结果发现真相是她当了妓女。“我们的人道救援体系需要被修复，需要进行一次现实检查，重新回到人道主义的宗旨上。”
董岩据《莫愁智慧女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