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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学建筑的他被调剂到了中药专业，“这就是上天安排的，我不后悔。建筑与医药，都是民生很大的一块，与老百姓都息息相关。”
刚落座，工作人员泡上一杯茶，碧绿色很快成了杯中的主色调，蜷曲的叶子舒展着，缕缕茉莉般的清香随之萦绕上来。
把盏香茗，任丝丝幽香飘荡。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中药资源中心主任黄璐琦与记者对面而坐，边品茶，边聊中药人生。啜一口，细细地品味着茶的苦涩甘甜。笑谈着人生得与失，娓娓道来学术之路的苦与乐。人生如茶，甘苦都是滋味……
领衔摸清中药资源“家底”
2011年1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这是自1983年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后，对国内各省现存中药资源进行的一次“大摸底”。黄璐琦被任命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
时隔近30年，原有数据已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的科学决策，与此同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技术手段的突破也日新月异。摸清国内中药资源基本现状，成为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对于藏在深山里的中药，又能有哪些新的认识？在环境的巨变下，哪些品种已经面临濒危？这些都摆在中医药人的面前。
作为专家组组长，黄璐琦除了在北京日常的繁杂工作，以及各地的学术会议、交流考察外，带领各地资源普查队员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进行技术指导、监督检查，成了他近几年来工作的主旋律。几年间，细算下来，黄璐琦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野外跟中药“面对面”地打交道。随着各地普查队员，他走过了全国60余个普查试点县。“这对于我来说是一段太珍贵的经历了！”他感叹道。哪种中药材是否道地、在何地分布、数量多少，他都了然于胸，谈起来如数家珍。
在河南安阳汤阴县考察时，黄璐琦发现在当地伏道扁鹊庙院周围有不少艾叶，回来查阅李时珍《本草纲目》，里边记载：“艾叶以汤阴复道者为佳”。这里的“复道”是否就是“伏道”？黄璐琦通过梳理艾叶道地沿革，考证“伏道”地名，同时结合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实地所得资料，得出“复道”一词首次出现于宋代苏颂《本草图经》，历代沿用，但所指均不甚清楚，至《本草纲目》始出现“汤阴”与“复道”并提。伏道为扁鹊墓地之一，商周时即存在，沿袭至今，未曾变化，汤阴艾因伏道扁鹊庙而得名，可推测李时珍认为“复道”即是“伏道”，北艾产地应为“汤阴伏道”。
在西藏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带，考察过程中黄璐琦以科学家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发现了苦味枸杞，与平时多见的甘甜味道的枸杞大有不同。查阅《本草原始》，发现确有“枸杞子，味苦”的记载。在人迹罕至的高原地区，植物生长多年来未经过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野生的枸杞原本就是苦味，经人工驯化、选择后变为现在的甘味。“相关研究基本完成了，我打算根据这些整理出论文。这些发现对今后的研究都有启发作用。”黄璐琦说。掌叶大黄的叶子可开发成蔬菜、三七种植问题的解决思路……这些都成为他的新课题。
此次922个县级普查点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在野外工作的队员达到上万名。现在，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发现2个新属25个新物种，汇总得到1.3万多种药用资源的种类和分布等信息，中药资源种类数已超过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分子生药学创建的前前后后
1992年，黄璐琦成为北京医科大学一名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和著名药用植物学家诚静容。“这些导师在为学做人方面都对我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曾担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楼之岑院士，严谨治学的精神让我敬仰。”
在进行栝楼属植物分类学研究时，黄璐琦发现有很多问题用传统技术和方法已经无法很好地解决，而分子水平的研究则很可能为这门古老学科带来新的生机。
1995年，年仅27岁的黄璐琦以《展望分子生物技术在生药学中的应用》为题将自己长期以来的思考发表在《中国中药杂志》上，文中首次提出了“分子生药学”的概念。这在当时沉闷许久的生药学研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一支充满活力的创新团队在他身边迅速形成。
以黄璐琦研究团队为核心，在很多中医药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大力协作下，国内第一部从基因水平研究生药学的著作《分子生药学》得以问世，并标志着一门崭新的生药学分支学科——分子生药学在国内诞生。此后，此书成为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等高校的研究生教材。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在黄璐琦和他的团队不懈努力下，分子生药学现已成为研究方向稳定、技术水平领先、理论思想创新、学术影响广泛、学科队伍合理的具有国内外领先水平、规范化的创新学科。
2006年，38岁的黄璐琦申请了国家973项目的课题“中药药性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而这一年是国家“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首次设立中医药研究专项，黄璐琦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开始中药学的创新研究，并成为“973项目”年轻的首席科学家。做课题的时候，黄璐琦待在家里的时间很少，不足20平方米的实验室成为他的常驻基地。有时候，为了做一个实验，他可能直到凌晨才能回家。“如果你问门口的保安人员，单位里谁下班最晚，那么保安一定会说是黄老师。”黄璐琦的一个学生这样描述他的工作状态。
素有“书乡”、“茶乡”之称的江西婺源，是黄璐琦的出生地。黄璐琦的母亲金青是中医师、新安医学学派传承人，黄璐琦从小便跟随母亲出诊，并且帮助采集草药，耳濡目染地学了一些中医知识。
当年，婺源县城不大，黄璐琦跟着母亲从街头到巷尾走过时，不时地听到沿途不少百姓见到就问好：“金医师好！”这时，医师的职业荣誉感在黄璐琦心底油然而生，原来医师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工作，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得出色，就会赢得充分的尊敬，能体验职业荣誉感与幸福感。黄璐琦说，父亲曾希望自己学建筑，因为家里也有一个学医的姐姐。1985年高考，怀着一个建筑师的梦想，黄璐琦在高考志愿表上填写了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可是，命运偏偏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没有被这个专业录取，反而被调剂到江西中医学院中药专业。“这就是天意，上天安排的，我不后悔。建筑与医药，都是民生很大的一块，与老百姓都息息相关。”子承母业的黄璐琦，为此投身中医药领域。过去对母亲从事职业的骄傲自豪，逐渐变为了自己对所学专业的热爱。
偶像是医圣李时珍
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全国中医药权威机构中国中医科学院，师从同仁堂的创始家族——乐家第十三世传人乐崇熙攻读硕士学位。
“我29岁任中药研究所所长，31岁开始担任博导，因为年轻，于是所里推选我从九届起加入全国青联，并且是中直机关青联常委，后来我又成为北京市青联副主席。我和青联组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青联帮助、培养、支持了我，我也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愿意尽力为大家服务。当年作为医药卫生组的委员，我曾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利用经常搞野外普查有些经验的优势，联合同组的医药企业委员每年外出调研度假一次。”黄璐琦的实验室集结了近30位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学历、不同年龄段的成员，这种学术互补性极强的人员组合方式在中医药学界并不多见。
采访期间，记者问及黄璐琦有偶像否，他笑言是医圣李时珍。这么多年来，黄璐琦对照李时珍的事迹践行着，在科研的路上知难而进，迎难而上。
采访结束，走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所在楼一层，医药学家李时珍的塑像赫然耸立在大厅中央。这哪里是一尊塑像，也不单单是纪念物，分明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物化，感召和激励的是一代代中药人的进取之心。“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黄璐琦和他的团队深谙此道，以心践之，致力于中药资源研究和保护。
刚落座，工作人员泡上一杯茶，碧绿色很快成了杯中的主色调，蜷曲的叶子舒展着，缕缕茉莉般的清香随之萦绕上来。
把盏香茗，任丝丝幽香飘荡。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中药资源中心主任黄璐琦与记者对面而坐，边品茶，边聊中药人生。啜一口，细细地品味着茶的苦涩甘甜。笑谈着人生得与失，娓娓道来学术之路的苦与乐。人生如茶，甘苦都是滋味……
领衔摸清中药资源“家底”
2011年1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这是自1983年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后，对国内各省现存中药资源进行的一次“大摸底”。黄璐琦被任命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
时隔近30年，原有数据已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的科学决策，与此同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技术手段的突破也日新月异。摸清国内中药资源基本现状，成为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对于藏在深山里的中药，又能有哪些新的认识？在环境的巨变下，哪些品种已经面临濒危？这些都摆在中医药人的面前。
作为专家组组长，黄璐琦除了在北京日常的繁杂工作，以及各地的学术会议、交流考察外，带领各地资源普查队员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进行技术指导、监督检查，成了他近几年来工作的主旋律。几年间，细算下来，黄璐琦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野外跟中药“面对面”地打交道。随着各地普查队员，他走过了全国60余个普查试点县。“这对于我来说是一段太珍贵的经历了！”他感叹道。哪种中药材是否道地、在何地分布、数量多少，他都了然于胸，谈起来如数家珍。
在河南安阳汤阴县考察时，黄璐琦发现在当地伏道扁鹊庙院周围有不少艾叶，回来查阅李时珍《本草纲目》，里边记载：“艾叶以汤阴复道者为佳”。这里的“复道”是否就是“伏道”？黄璐琦通过梳理艾叶道地沿革，考证“伏道”地名，同时结合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实地所得资料，得出“复道”一词首次出现于宋代苏颂《本草图经》，历代沿用，但所指均不甚清楚，至《本草纲目》始出现“汤阴”与“复道”并提。伏道为扁鹊墓地之一，商周时即存在，沿袭至今，未曾变化，汤阴艾因伏道扁鹊庙而得名，可推测李时珍认为“复道”即是“伏道”，北艾产地应为“汤阴伏道”。
在西藏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带，考察过程中黄璐琦以科学家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发现了苦味枸杞，与平时多见的甘甜味道的枸杞大有不同。查阅《本草原始》，发现确有“枸杞子，味苦”的记载。在人迹罕至的高原地区，植物生长多年来未经过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野生的枸杞原本就是苦味，经人工驯化、选择后变为现在的甘味。“相关研究基本完成了，我打算根据这些整理出论文。这些发现对今后的研究都有启发作用。”黄璐琦说。掌叶大黄的叶子可开发成蔬菜、三七种植问题的解决思路……这些都成为他的新课题。
此次922个县级普查点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在野外工作的队员达到上万名。现在，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发现2个新属25个新物种，汇总得到1.3万多种药用资源的种类和分布等信息，中药资源种类数已超过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分子生药学创建的前前后后
1992年，黄璐琦成为北京医科大学一名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和著名药用植物学家诚静容。“这些导师在为学做人方面都对我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曾担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楼之岑院士，严谨治学的精神让我敬仰。”
在进行栝楼属植物分类学研究时，黄璐琦发现有很多问题用传统技术和方法已经无法很好地解决，而分子水平的研究则很可能为这门古老学科带来新的生机。
1995年，年仅27岁的黄璐琦以《展望分子生物技术在生药学中的应用》为题将自己长期以来的思考发表在《中国中药杂志》上，文中首次提出了“分子生药学”的概念。这在当时沉闷许久的生药学研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一支充满活力的创新团队在他身边迅速形成。
以黄璐琦研究团队为核心，在很多中医药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大力协作下，国内第一部从基因水平研究生药学的著作《分子生药学》得以问世，并标志着一门崭新的生药学分支学科——分子生药学在国内诞生。此后，此书成为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等高校的研究生教材。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在黄璐琦和他的团队不懈努力下，分子生药学现已成为研究方向稳定、技术水平领先、理论思想创新、学术影响广泛、学科队伍合理的具有国内外领先水平、规范化的创新学科。
2006年，38岁的黄璐琦申请了国家973项目的课题“中药药性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而这一年是国家“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首次设立中医药研究专项，黄璐琦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开始中药学的创新研究，并成为“973项目”年轻的首席科学家。做课题的时候，黄璐琦待在家里的时间很少，不足20平方米的实验室成为他的常驻基地。有时候，为了做一个实验，他可能直到凌晨才能回家。“如果你问门口的保安人员，单位里谁下班最晚，那么保安一定会说是黄老师。”黄璐琦的一个学生这样描述他的工作状态。
素有“书乡”、“茶乡”之称的江西婺源，是黄璐琦的出生地。黄璐琦的母亲金青是中医师、新安医学学派传承人，黄璐琦从小便跟随母亲出诊，并且帮助采集草药，耳濡目染地学了一些中医知识。
当年，婺源县城不大，黄璐琦跟着母亲从街头到巷尾走过时，不时地听到沿途不少百姓见到就问好：“金医师好！”这时，医师的职业荣誉感在黄璐琦心底油然而生，原来医师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工作，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得出色，就会赢得充分的尊敬，能体验职业荣誉感与幸福感。黄璐琦说，父亲曾希望自己学建筑，因为家里也有一个学医的姐姐。1985年高考，怀着一个建筑师的梦想，黄璐琦在高考志愿表上填写了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可是，命运偏偏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没有被这个专业录取，反而被调剂到江西中医学院中药专业。“这就是天意，上天安排的，我不后悔。建筑与医药，都是民生很大的一块，与老百姓都息息相关。”子承母业的黄璐琦，为此投身中医药领域。过去对母亲从事职业的骄傲自豪，逐渐变为了自己对所学专业的热爱。
偶像是医圣李时珍
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全国中医药权威机构中国中医科学院，师从同仁堂的创始家族——乐家第十三世传人乐崇熙攻读硕士学位。
“我29岁任中药研究所所长，31岁开始担任博导，因为年轻，于是所里推选我从九届起加入全国青联，并且是中直机关青联常委，后来我又成为北京市青联副主席。我和青联组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青联帮助、培养、支持了我，我也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愿意尽力为大家服务。当年作为医药卫生组的委员，我曾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利用经常搞野外普查有些经验的优势，联合同组的医药企业委员每年外出调研度假一次。”黄璐琦的实验室集结了近30位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学历、不同年龄段的成员，这种学术互补性极强的人员组合方式在中医药学界并不多见。
采访期间，记者问及黄璐琦有偶像否，他笑言是医圣李时珍。这么多年来，黄璐琦对照李时珍的事迹践行着，在科研的路上知难而进，迎难而上。
采访结束，走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所在楼一层，医药学家李时珍的塑像赫然耸立在大厅中央。这哪里是一尊塑像，也不单单是纪念物，分明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物化，感召和激励的是一代代中药人的进取之心。“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黄璐琦和他的团队深谙此道，以心践之，致力于中药资源研究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