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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形成直、皖、奉三大系军阀。各军阀间为争夺地盘，扩充实力，因而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孙中山先后组织北伐均未如愿。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经过两年艰苦斗争,相继创建黄埔军校，成立国民政府，编组国民革命军，进行东征和南征。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一全中国的纲领。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出师北伐案。7月9日，广州5万军民在东较场举行了隆重的北伐誓师典礼。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出兵北伐。
北伐军在北伐进程中印制发行了7种军用钞票：中央银行湘赣桂通用券、中央银行湘赣桂三省通用券、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券、中央银行鄂湘赣三省大洋券、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直鲁豫陕四省通用国库券（武汉国民政府发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小洋辅币券（南京国民政府发行）。这些纸币的资料较分散，且还少见于文字。为此笔者专门查找史料，终在蒋介石北伐电报中找到了依据，通过电文的时间、内容，再结合北伐进程中所发事件的前后顺序和相关的历史资料，将其联系起来，这样就从看似不相关的事中，找到实际上都有关联的历史足迹。
谈到北伐不能不提到当年的中央银行行长、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仍兼广东商务厅长及中央党部商业部长，国民政府五常委之一的宋子文。他是个优秀的理财专家，也是个天生的敛钱高手。他从1924年借款筹建中央银行开始，到1926年底发行的纸币逾2000万元。1925年9月他出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用铁腕统一广东财政，改变了各军阀坐地征收，任意截留税收的做法（当时境内有十几个省的各色军队），各种收入与军费发放的权力都集中于财政部，一举扭转了广东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困境。他所做的这些都为北伐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自北伐开始后，身兼各种要职于一身的蒋介石，一改支持“削藩”统一财政的做法，又想恢复军阀财政，抢夺军费的发放权，但宋子文作为美国化的技术官僚，主张一切按制度、程序办事，为维护中央银行的信用，不予妥协。他们在抢夺与反抢夺之间的较量中，演绎出北伐军票的多种版本。
一、中央银行湘赣桂通用券（图1）
为了筹集北伐的经费，1926年5月25日广东省财政厅预收钱粮一年，各厘税征预饷一年。各县分摊军费共约二百万元。6月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有奖公债500万元，中央军政费用支出搭发公债两成；并决定粤汉路车费加五征收。7月13日广州总商会决定由各商行分别筹款五十万元为北伐费用。8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为开辟黄埔商港而发行第二次有奖公债一千万元，充作北伐军费。
中央银行1926年7月为了支持北伐军饷，发行中央银行湘赣桂通用券。并颁发国民政府革命军总司令部核准发行湘、赣、桂等省军用地名券的布告：
一、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所有出发各路部队，饷需浩繁，汇拨款项全用现银，携带不便，而行军所至湘、赣、桂三省，本行纸币尚未通行。兹为接济饷需，便利携带起见，特由本行呈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暨财政部核准，发行湘赣桂三省中行通用纸币200万元，以裕金融。
一、本行发行湘赣桂三省通用纸币二百万元，系将本行原有广东通用纸币加盖“中央银行湘、赣、桂三省通用纸币”字样戳记，以示区别，暂不另发新币以昭慎重。
一、本行现发行湘、赣、桂三省通用纸币，额数为二百万元，计分一元、五元、百元三种。百元一种仅搭发少数，以占十分之一为度，此外系一元、五元，以便行使，此项纸币，准备充足，信用昭著，湘赣桂三省商民对于此项纸币，务须一律通用，不得任意低拆。
一、湘赣桂三省通用纸币，务由本行赶印存储，以便拨发各军粮饷时，按照具领数目，搭发此项纸币，以便携带。
一、本行纸币发行后，须设立兑换机关，以便湘赣桂三省商民兑现，惟湘赣桂三省，本行尚未设有分行，用特呈请总司令部通令各军所在地，于各该司令部，经理处或军需处，附设纸币兑换机关，并由总司令部酌发现金若干，发交各军司令部专为兑现之需，不得挪作别用，倘遇军司令部迁移，原移驻地方已无兑现机关，并由总司令部通令各知事，对于三省中行纸币 ，准商民纳税完粮，以昭信用，其军部兑现办法，由总司令部另定饬遵，
一、湘赣桂三省已通用之本行纸币，有流通到粤省，无论何处人民均可携票到广东中央银行兑现，惟须酌量贴水，以示限制。
一、俟战事结束后，本行即派员赴该三省设立分行，以期扩充营业。
民国十五年七月①
此券现见有一、五、十、百元。公告发行额为200万元，因实物中十元券为公告中未注有，所以实发行数无法确定。
回收兑现情况：由于以上条例允许携票到广东中央银行贴水兑现，当时此票没等回收就早已倒流回广州贴水兑现了。未兑现者后于9月在长沙设立的兑换所兑现。此券回收彻底。
1926年7月27日蒋介石离开广州，8月11日晚到达长沙，7月刚发行的湘赣桂通用券，这时不存在缺少经费的问题，但蒋在8月14日就呈请国民政府，准发中央银行兑换券。此为印制“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起因（图2）。（此篇应与中央临时兑换券放在一起，由于要据电报文时间和发生事件的时间排列，因此分开，特此说明）
[呈曰：……窃计军事进行，不日即可达到武汉，局面既已扩大，所有军饷专恃广州运输接济，实多困难。除电呈钧府及商财政部从速准备设立中央银行分行外，兹为维持目的起见，拟准职部财政委员会议决，由财政部委托总司令部政务局，发行中央银行兑换券五百万元。即以武汉所募集之军饷三百万元，并湖北官钱局不动产二千一百万元作为基金，名义虽属中央银行，实际仍归地方兑换。一俟局势粗定，中央银行在湘鄂各处设立分行，再发行正式票币，陆续将原券收回，如此则军事有益，而与国家银行发行票币之权，亦无抵触，并拟定发行条例一份，随文賷呈。事属权宜，伏乞鉴核，准予备案施行，谨呈国民政府。附呈发行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条例一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 ②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
第一条 中央银行于湘鄂各省分行未成立以前，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呈准国民政府委托总司令部政务局及金库，发行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以资流通。
第二条 券额为大洋五百万元，准备十足随时兑现。
第三条 券面额分大洋一元、五元、十元三种。在国民政府管辖地域内，择交通便利地点分设兑换所。
第四条 本券自发行之日起，限六个月成立中央银行湘鄂分行，即由银行将本券随时收回。
第五条 本券在国民政府管辖地区内，各项税赋及各种交易一律通用。
第六条 本券盖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印信及政务局长金库长章，以昭信守。
第七条 本券如有伪造。以军法从事。
第八条 本条例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公布之日起施行
蒋中正 陈公博
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此条例为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票背面的条例，政务局局长陈公博的手签字，在蒋签名后面，要放大才看到。）
为什么这时急于发行由总司令部发行的钞票呢？由于蒋介石进入长沙后，发现湖南的政治、军事已由唐生智所掌握，在前一期作战中，唐生智的实力迅速扩张，按广东军队的编制已有10个师。蒋到长沙的次日也就是8月12日蒋召开军事会议，原在广州大本营已经计划好，以吴佩孚为主要敌人，北伐军占领长沙后，进兵武汉，再图江西。但这次蒋又要讨论北伐军先打湖北还是先打江西，或是湖北和江西同时打的问题。蒋介石自己想往长江下游发展，同时也想调唐打江西，借此把唐生智的部队调开，使其失去独占两湖的机会。唐生智则提出了鄂、赣并进，意在把蒋介石挤到江西去；而他若得武汉，就可以独霸两湖了。后在苏联顾问的坚持下，还是按原计划进行。蒋唐矛盾开始激化。
蒋说“军饷军额，为革命军之根本问题”，这时想要控制唐，也只能从经济上，在军饷上做文章。于是就有了以上的呈请报告，未经批准就印制了“中央临时兑换券”，想把发饷的控制权从财政部抢过来，宋子文在筹措巨额的军费、发行公债和发放军饷上是有一定计划比例的，不像蒋认为钞票是可乱印的。宋子文很清楚，纸币滥发会引发通货膨胀，不仅会影响中央银行的信用，还会影响国民政府的稳定，宋对于蒋抢权的要求予以拒绝。
二、中央银行湘赣桂三省通用券（图3）
宋不仅拒绝蒋发钞的要求，还用实际行动反驳了“军饷专恃广州运输接济，实多困难。”的说法，为节省时间，没经印刷厂，刻制“中央银行总行湘赣桂三省通用券”扁圆图章，直接在中央银行通用券上加盖，赶在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准备发行前将此券送到了前线，制止了蒋抢夺发饷权的借口。
蒋介石令于8月下旬宣布此次军券的兑现办法：
一、此项纸币额数为二百万元，计分一元、五元二种，所发纸币系将广州中央银行加盖湘赣桂三省通用纸币戳记，暂不另发新票。
二、此项纸币为搭发北伐军费之用，拟定各军具领经费，搭发三成，并由总司令部军需处储存准备现金，以备各部需款时，按照搭收纸币数，酌发一成，为各部附设兑换机关兑换之用。
三、此项纸币发行后.须设兑现机关，以便商民兑现，并由总部酌发现金，发交各部为兑现之需，不得移作别用，倘军部迁移，当地已无兑换机关，则由总司令通令各县，准商民以完粮纳税。
四、此项纸币兑现，限于商民，各军部队只许将购物品。③
此券现见有一、五、十元。公告发行额为200万元，因实物中十元券为公告中未注有，所以实发行数无法确定。
回收兑现情况：1926年9月21日在长沙理街前储蓄银行旧址设立兑换所开始兑现：一、每票币一元，换小洋十角；二、每票币二元换大洋一元，小角六角，铜元一百十文；三、票币三元，换大洋二元，小洋二角，铜元二百四十文；四、票币四元，换大洋三元，收进铜元一百二十文；五、票币五元，换大洋四元，小洋八角，铜元三百六十文。④这次兑现的时间不长就停止了。未兑现的直到1929年7月26日起至10月20日，允许持券人按票面大洋数目十足兑换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财政部此次计收回湘鄂赣三省通用毫洋券票面洋173 852.00，照八成折扣算，换出公债票额139 060.00。⑤此券回收彻底。
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券（未发行券）（图4）
9月3、6日蒋介石亲自指挥屡攻武昌城不克，9月6、7日唐生智的第八军顺利攻占了汉阳、汉口。9月12日武昌商会为城内人民免遭战祸，连日与国民革命军和守城吴佩孚军双方商洽办法。就在有可能进城之际，（上海《申报》1926年9月13日报道：蒋于九月十二日发布布告“所有军饷，除搭发中央银行毫洋币外，并核准中央银行发行湘赣桂三省通用毫洋票，及中央银行光洋临时兑换券。以资流通。”遭宋的反对，临时兑换券未发）。蒋9月12日给宋电：
[广州财政部宋部长鉴：<子密>电悉。中行关系政府根本，关怀岂独兄一人，但湘鄂皆以大元为本位，所发毫票，无法活动。现在总部尚有二百万元兑换券，在长沙印者不过五百万元，顷拟向汉口商会筹措二百万元。似此以二百万而兑五百万，当不虞竭肚蹶。外此，每月税收至少尚有二百万，不足，尚有不动产二千一百万元。如果中行大元票能速运鄂，兑换券尚可暂留不发。否则，前敌军需将成麻木。总之，此事当由中正负责，决不摇动本行，如何？尚希速复，并速派人至湘鄂筹备分行为盼。中正。文印。]⑥
蒋借口二百万湘赣桂三省通用券是毫票，让宋速再运大洋票，否则“由中正负责”印制发行军用票，你既然说会影响中央银行的信用，那我就为了“不摇动本行”，印制没有“中央银行”字样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券”五百万元，有税收和不动产作保证，准备进武昌城后发行（从8月11日蒋抵长沙，14日发报要求发行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26日就已印制好可发行的速度来看，这时军需券应是已印好或正在印制中，可能印时没想到战事会进展这么顺利，所以印制的时间定为十月）。
世事难料，第二日（9月13日）谈判失败，蒋下总攻击令，久攻不下。9月14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颁发了封锁武昌计划。蒋看此地也难有发展了，于是，蒋介石9月15日在江西方面告急的情况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到江西去，我们不要两湖了”。从此，蒋介石就打着亲临江西前线指挥作战的招牌，在江西别开地盘，希以南昌为据点与武汉唐生智对峙。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攻克前已成立了湖北财政委员会，后又成立了“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经理处”负责发放汉口方面的军费（凡在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等省作战的军队，受蒋介石指挥，由驻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发放军费）。⑦此次准备进武昌用的军需券也就失去了作用。一直未发行。
还有一种可能是经宋子文反对在武汉使用中央临时兑换券后，于9月12日蒋给宋电文（前面所提到的）后才印制没有中央银行字样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券”，准备在江西方面用，从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看，只动用了中央临时兑换券，未见军需券的踪迹。
这套军需券的背面印有布告：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布告 第号：
为布告事：照得吾军兴师北伐，得民众同情，不暮月而湘鄂赣三省次第克复。惟是大战甫定，余孽未靖，偃戈尚非其时，而后方运济饷糈，迢迢数千里，极感为难。兹为临时周转计，由本部发行五元、壹元、贰角、壹角军需券四种，完粮纳税、懋迁有无，其效无异现金，一俟战事结束，是项纸币悉由本部收回。如有奸商叛徒垄断折扣者，一经查觉，严究不贷，为此布告商民人等一体周知，切切此布。
中华民国十五年十月
总司令蒋中正
此券现见有一、二角、一、五元。
回收兑现情况：根据以上的情况的分析，再加上一直以来就没有任何此券流通和要求回收的文字纪录，而且此券的品像都较好或全新，所以笔者认为此券应未发行。此券应是随总司令部军需处北伐到南京后封存了，1949年随档案去台，后又流入民间。
四、中央银行鄂湘赣三省通用大洋券及公债券（图5、图6）
1926年9月20日蒋给宋电：
[广州。宋部长勋鉴：〈子密〉本日抵萍乡，明日即向袁州南昌前进。经济困难已极，大洋票及公债券何不整数寄来，必欲如此零星分寄，致不能有计划之使用，且失信用，岂兄至今犹未能深信，而必欲如此迟延耶？如何？盼复。中正。号。]⑧
从上次9月12日电文要大洋票到20日已收到少量大洋票和公债券，我们可得知“中央银行鄂湘赣三省通用大洋券”是在9月中旬发行的，暂未见有布告与兑现条例，此券除了加盖通心字外，与原中央银行通用券所不同的是用中文签名。电文中提到的公债，笔者认为应是在广州无人问津的民国十五年八月发行的“财政部第二次有奖公债”，由于经费紧缺，连公债都拿来抵费用(估计是给商会)。但这时宋还在死守“十足的准备金”制度，不敢乱发钞，这些都是蒋无法理解的。9月30日蒋给国民党中央常委代主席张静江、广州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发电：
[广州。张谭二主席钧鉴：并转宋部长勋鉴：十月份饷，尚未汇到，在鄂各军，或可设法，而在赣之一、二、三、六、十四各军，分文无着。今日总部只存万元，而前方催发伙食急如星火，窘迫至此，无以为计，中正惟有引咎自裁，以谢将士而已！如何？盼复。中正。陷。] ⑨
北伐战争，原先计划为4个月，北伐经费的筹措，亦以4个月为限。这时由于战事超过了原来的计划，缺少军费的问题已显现出来，好在10月10日攻克了武昌，有税收和武汉的官产作保证。宋子文这时惟有冒着中央银行信用崩溃的危险，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加大了鄂湘赣三省通用大洋券的发行。
此券现见有一、五、十元。发行额不详。
回收兑现情况：1927年1月20日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开办当日即发出通告，凡票面有鄂湘赣三省通用字样者，均可向约定的15家银行及2家钱庄无限制兑现。⑩后又停止兑现。1929年1月20日南京政府财政部布告：自是日起持券人按票面大洋数目，十足兑换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截止7月20日止。[11]财政部计自4月23日起至10月20日止，共收回中行汉钞及湘鄂赣三省通用大洋券票面洋3 852 770.00，换出公债票额洋3 852 770.00[12]。此券回收彻底。财政部第二次有奖公债暂未见回收资料，有待同好补充。
五、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图7）
由于蒋在北伐进程中，不断大量的收编军队，加大了军费的开支。以广东一省收入，根本无法供给七省饷糈，后方的广东给榨干了，宋子文难以满足蒋的要求。蒋要持续战争的进程，发行军票就成了筹措战时军费的主要手段。
1926年10月4日蒋下达进攻南昌的命令，10月6日电复长沙总部军需处长朱芾卅日函七事。
[长沙。朱处长大鉴：三十日函悉。复如下：……(二)大洋票币印就五百万元，全数解来江西，不必分解湖北，以宋部长尚未承认在汉使用，必多受其反对之影响。至长沙可挪用中央正币，亦不可留用此兑换券也。……中正。鱼] [13]
10月12日围攻南昌城失败，10月14日电复兵站总监部长俞飞鹏请示：
[……（三）贺师已搭发之大洋票，不必收回。……中正手批。寒。][14]
从以上两份报文看，可认为蒋在因缺饷而“惟有引咎自裁”的紧迫情况下，从长沙调来印好的大洋票准备攻进南昌后，在有税收和官产的保证下发行此券（在临时兑换券与军需券中选其一），后未攻进南昌，原准备让俞飞鹏收回搭发进城用的兑换券，后也不再收回。“临时兑换券”应是在此时开始流通。
1926年11月8日攻克南昌，蒋用废江钞来推行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11月15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颁布命令：停兑公债，原新发“复、兴、隆”钞票一律作废，旧钞则按二折、铜元票按五折使用，由南昌中央银行以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负责收兑，限一周内收回销毁。[15]由此引发了江西有名的江钞风潮，造成当时江西社会经济生活的空前动荡，金融业蒙受空前之打击。银行、钱庄现金损失殆尽，商店倒闭，贫民无力购买米盐。被讥为“复、兴、隆，一夜穷”。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
由于货币发行过度，各地的军票又无法兑现，加速了货币贬值，影响了中央银行的信用，宋子文一手创建，并引以为傲的广州中央银行就这样被蒋介石釜底抽了薪。宋只能扔下个烂摊子随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另建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发行新货币——中央银行十五年大洋券。宋对流通的军用票分为三等对待，1927年1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通告：一、鄂、湘、赣三省通用之大洋券、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开幕后，一律兑现；二、湘、赣、桂三省毫洋券，俟筹设三省分行后，再行收兑；三；总部发行之临时兑换券，另行收兑。[16]并令各地税所只准用中央银行加汉口新票和鄂湘赣三省通用大洋券交纳税收。本来商人可低价收购贬值的“临时兑换券”用来交税，如不准用来交税，这军票就更无人问津了。由此可看出宋子文对未经他发行票的痛恨，因他根本无法控制中央临时兑换券的发行数量。
蒋在江西也尝到滥发军票的苦果，全省的物价飞涨，“临时兑换券”没人要，1927年2月2日第三军七师王均部闹饷，在南昌市区开枪示威后，每个士兵发了三块现洋才平息此事。江西的商民也于1927年2月呈文国民政府请求整理赣省金融，这年的2月蒋介石、俞飞鹏、徐桴等发电以各种理由要求财政部收回此券，其中原兵站总监部长后为江西财政委员会主任俞飞鹏于1927年2月7日致财政部一电：
[呈为呈复事：本年1月26日奉钧部批职会呈赣省发现伪币，请迅拨发大洋券五百万元，以便收回临时兑换券，并请迅设中央分行，以利金融由。奉批开；呈悉。该会所请拨发中央银行大洋券，专备收回临时兑换券之用。该项兑换券究竟发出若干，未据声明，仰即确查详复，以凭核办。此批。等因。奉此。当查此项临时兑换券系在长沙行营临时印制，经我军携带来赣行使者，究竟其数若干，无案可稽。即经函请总司令部军需处将实在数目查明去后，兹准复称：查是券发出之额敝处亦无定案可稽。惟朱处长所编第一期作战军费收支对照表所列由湖北财政委员会缴入临时兑换券共计三百六十五万元，此殆为江西发出之数等因。函复到会。理合将遵查临时兑换券数目情形，具文呈复钧部，俯赐察核。谨呈 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 [17]
这里需注意的是前文所提到1926年10月14日蒋曾给俞飞鹏 “贺师已搭发之大洋票，不必收回。” 的电文，本已说明这军用票是由俞飞鹏负责发放的，但他装着好像还不知曾发此票和发行的数量，希望能借发现伪币要求拨款回收军票。笔者认为这是蒋借伪钞掩盖其无量发行军票，推卸责任。
随着战事推进，大量的中央临时兑换券又继续发行于浙江、上海、江苏。1927年5月宁汉分裂后，蒋介石命令江苏省财政厅，以汉口中央银行既已停止兑现其发行的纸币，应即一律停用，对“中央临时兑换券”亦予停止流通。[18]
此券现见一、五、十元。均为红号码，一元券还见有蓝号码。这本已说明除了原印的五百万元外，还再次印刷过，实际发行额不详。
回收兑现情况：此券流散于江西、湖南、浙江、江苏四省。江西：朱培德于1927年5月 6日报请财政部在赣设立分行，[19]发行原江西银行加盖“集中现金”字样券，验票盖印后低价回收（防外省的临时兑换券流入）。1927年秋江西省筹设江西裕民银行又用江西整理金融库券以2折收回江西银行加字券。宋子文于1928年11月发行民国十七年金融公债4 500万元，基本都用于收回武汉中央银行发行的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加盖“汉口”字样兑换券、五角辅币券、鄂湘赣三省大洋券等所有他经手发的钞票，但不是宋批准发行的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国库券等就未见有兑现的报道，直到1930年11月30日还见有报道：上海、杭州等地商民以该临时兑换券持券人联合会名义，向南京政府及蒋介石提出呼吁，要求将该项兑换券予以兑现收回。[20]湖南相对来说量少，暂未见回收资料。有待于同好的补充。
六、直鲁豫陕四省通用国库券（图8）
该券是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发行的国库券。1927年国民政府迁汉后，军费占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七、八十，庞大的军费，一直是国民政府的一块心病。支出如此浩大，收入情况却不佳。虽然采取了发行公债、征收附加税、发行新货币等增加财政收入的各项措施，都未成功，财政困难无法解决。在4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代理宋子文职务的张肇元报告（宋子文于3月28日到上海筹办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现在财政困难已极，“目前预算要一千二百万，湖北的收入还不到三百万，又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得到的事。”又提出了一个发行900万国库券的计划。就是让赴前线的军人带着新发的九百万国库券到河南、山东、直隶、陕西去使用。期限是6个月，4月15日发行，10月15日兑现，利息定为6厘，到期后可到这四省的中央银行兑现。最后会议决议：同意发行。
国民政府财政部国库券条例
第一条 国民政府财政部为补助国库调剂金融起见，发行国库券，以玖百万元为额。
第二条 此项库券分三个月发行，每月发行叁百万元，自发行日起满足六个月后由国库照付。
第三条 此项库券按年陆厘计息，到期时由持券人连同本金一并兑取。
第四条 此项库券分为壹元、伍元、拾元三种。
第五条 此项库券为不记名证券，如有遗失、毁灭概不挂失。
第六条 本条例自财政部命令公布日施行。
注：此条例在国库券背面
1927年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召开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20日部队陆续出发。与此同时冯玉祥也向东进发，冯玉祥部于5月26日攻克洛阳，30日占领郑州。唐生智部、张发奎部也分别于6月1、2日到达郑州、开封与冯玉祥部会师，四省国库券也带到河南。至此，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第一期任务胜利完成。正当北伐军胜利进军河南时，武汉政府内部的危机也急剧地发展。五月中下旬，夏斗寅、许克祥相继投蒋。6月10日，武汉国民党领袖汪精卫、谭延闿等人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决定将武汉国民革命军一律撤回武汉，把河南让给冯玉样，以争取冯玉祥反共讨蒋。郑州会议后，武汉政府的北伐军迅速撤军南返。
“宁汉分裂”后, 南京政府所盘踞的长江下游，对武汉实施经济封锁。武汉政府一直因军费浩大,税捐加重,发生了资金外逃,物价上涨,财政陷入困境。4月17日，武汉政府不得已颁布《现金集中条例》走上了靠发行纸币来维持开支的道路。到6月下旬，撤军工作全部结束。第四方面军回师武汉，把随军带走的大量四省国库券又带回武汉，而未加盖的国库券又在这时大批发出，武汉成了国库券的世界。到7月中旬，形势急转直下，国库券跌至二三折，商人拒收国库券，军人持券强行足价使用，商人收入之后不易脱手，乃高抬物价，加倍折合，后干脆闭门停业。至八月下旬，武汉已成百业停顿的死市。
加盖四省国库券现见有一、五、十元。加盖与未加盖的国库券原发行为900万元，后又续发439万元。合计1 339万元。其中加盖四省的国库券为少数，因第二次北伐的时间短，具体数字不详。
回收兑现情况:“宁汉合流”后，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27年9月宣布“整理”国库券的三项办法：决定在1927年11月15日，以抽签法回收国库券三百万元；11月11日以后，每月收回一百万元，至收完日为止。[21]后因中、中、交三行的“汉钞”10月12日起， 按照一元作现二角进行兑现，因兑现数日，弊端百出，武汉财政委员会于25日起，限制每人兑现不得逾十元，以致价格日落。30日每元仅现洋八九分。武汉财政委员会又宣布从10月31日起停止兑现。[22] “整理”国库券的三项办法也因此流产，又定了收回办法七条，其中决定借征武阳夏三镇房捐两个月，专为收回国库券之用，以国库券一元规定为现洋一角，商民缴纳房捐即给借款收条，将来另由政府调换相当之公债。[23]两种国库券先后收回了4 790 947元，还有8 599 053元未收回。[24]随军在河南流通的四省国库券应已倒流回武汉，因冯玉祥主政河南后没有它的市场。
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小洋辅币券（图9）
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所发的军票。蒋介石1927年8月13日宣布下野，并于8月16日通电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9月28日，东渡日本。蒋介石又于11月10日由日本返抵上海.1928年1月4日，蒋介石由沪返宁，正式复职。1月9日，蒋介石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1月20日，南京政府通过北伐全军战斗序列令，以何应钦指挥第一路军、冯玉祥指挥的国民军联军、阎锡山指挥的北方革命军，组成北伐军，由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统一指挥。4月7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宣言》，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发布北伐誓词，随即通令各军，分途向奉鲁军发起攻击。
宋子文于1928年1月7日就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此时的财政状况正像他与记者说所：现在收入每月仅二三百万，支出须1 100余万，相去甚远。当务之急就是为北伐紧急筹款，于是他发挥了敛钱能力，通过发行续发二、五附税国库券、公债、增加盐税等办法筹措军费，4月份战事展开后，宋平均4天就能拨款160万，奠定这次北伐胜利的经济基础。
4月2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徐州两地发行350万元小洋辅币券，[25]该券是“宁汉分裂”时原武汉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在上海被扣时已印好“宋子文、黄隆生”英文签名的一、二角辅币券。（1927年宁汉分裂时，中央银行在美订印民国十七年版的钞票被蒋扣于上海，武汉国民政府无钞可发，借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钞票加盖“汉口”发行，[26]所以这类加盖“汉口”字样的中国、交通银行钞票也应是属于中央银行钞票）。为什么不发大额券而发辅币券？不作大洋而作小洋辅币券用？笔者认为可能是宋子文据以往发行军票的经验所定的新方案，小洋辅币券的面额小易流通，容易被人所接受，而且容易沉淀于民间不急于兑现。再一种可能就是当时江南使用银角，小洋辅币券容易流通。（注：1935年发行了同样的辅币券，只是签名是杨晓波、李觉。）
此券现见有一、二角。发行额350万元。
回收兑现情况：1928年11月29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发布公告：前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将中央银行辅币券临时兑换所拨交本部接管，办理收兑在案，现在中央银行业已开业。此项辅币券兑现事宜，于本年12月7日起，应归中央银行办理。各地中国、交通两银行，于同日起一律代兑，嗣后此项辅币券随时可向中央银行、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兑现，每大洋一元，兑辅币券十二角。所有临时兑换所，于本年11月底撤消。[27]1931年4月1日中央银行发出公告：接财政部通知，为划一币制起见，对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发行之十二进（每十二角合银元一元）一角、二角两种中央银行辅币券，自本日起，应按照券面十进兑换，即每十角兑换大洋一元，在上海本行及各地分支行一律十足兑换。[28]此券回收彻底。
注释：
①《广东纸币史》第三篇7页。
②《蒋介石年谱》第641页。
③《银行周报》18辑民国十五年8月24日。
④《银行月刊》第6卷第9号，1926年9月25日。
⑤《财政部卷》3（二）/351之三。
⑥《蒋介石年谱》第680页。
⑦《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经理处回顾》。
⑧《蒋介石年谱》第694页。
⑨《蒋介石年谱》第709页。
⑩《国民革命事典》213页。
[11]《银行周报》第13卷4号杂2页。
[12]《财政部卷》3（二）/351之三。
[13]《蒋介石年谱》第722页。
[14]《蒋介石年谱》第729页。
[15]《国民革命事典》208页。
[16]《国民革命史》第345页。
[17]《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1473页。
[18]《银行周报》第11卷40号杂3页。
[19]《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1492页。
[20]《银行周报》第14卷45号4页。
[21]《银行周报》第十一卷第三十五号，1927年9月。
[22]《银行周报》第十一卷第四十三号，1927年11月。
[23]《银行周报》第十一卷第三十九号，1927年10月。
[24]余捷琼：“民国十六年武汉的集中现金风潮”。
[25]《银行周报》第12卷17号35页。
[26]《武汉近代货币史料》123页。
[27]《银行周报》第12卷47号26页。
[28]《银行周报》第15卷12号金融2页。
（责任编辑 高聪明）
北伐军在北伐进程中印制发行了7种军用钞票：中央银行湘赣桂通用券、中央银行湘赣桂三省通用券、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券、中央银行鄂湘赣三省大洋券、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直鲁豫陕四省通用国库券（武汉国民政府发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小洋辅币券（南京国民政府发行）。这些纸币的资料较分散，且还少见于文字。为此笔者专门查找史料，终在蒋介石北伐电报中找到了依据，通过电文的时间、内容，再结合北伐进程中所发事件的前后顺序和相关的历史资料，将其联系起来，这样就从看似不相关的事中，找到实际上都有关联的历史足迹。
谈到北伐不能不提到当年的中央银行行长、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仍兼广东商务厅长及中央党部商业部长，国民政府五常委之一的宋子文。他是个优秀的理财专家，也是个天生的敛钱高手。他从1924年借款筹建中央银行开始，到1926年底发行的纸币逾2000万元。1925年9月他出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用铁腕统一广东财政，改变了各军阀坐地征收，任意截留税收的做法（当时境内有十几个省的各色军队），各种收入与军费发放的权力都集中于财政部，一举扭转了广东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困境。他所做的这些都为北伐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自北伐开始后，身兼各种要职于一身的蒋介石，一改支持“削藩”统一财政的做法，又想恢复军阀财政，抢夺军费的发放权，但宋子文作为美国化的技术官僚，主张一切按制度、程序办事，为维护中央银行的信用，不予妥协。他们在抢夺与反抢夺之间的较量中，演绎出北伐军票的多种版本。
一、中央银行湘赣桂通用券（图1）
为了筹集北伐的经费，1926年5月25日广东省财政厅预收钱粮一年，各厘税征预饷一年。各县分摊军费共约二百万元。6月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有奖公债500万元，中央军政费用支出搭发公债两成；并决定粤汉路车费加五征收。7月13日广州总商会决定由各商行分别筹款五十万元为北伐费用。8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为开辟黄埔商港而发行第二次有奖公债一千万元，充作北伐军费。
中央银行1926年7月为了支持北伐军饷，发行中央银行湘赣桂通用券。并颁发国民政府革命军总司令部核准发行湘、赣、桂等省军用地名券的布告：
一、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所有出发各路部队，饷需浩繁，汇拨款项全用现银，携带不便，而行军所至湘、赣、桂三省，本行纸币尚未通行。兹为接济饷需，便利携带起见，特由本行呈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暨财政部核准，发行湘赣桂三省中行通用纸币200万元，以裕金融。
一、本行发行湘赣桂三省通用纸币二百万元，系将本行原有广东通用纸币加盖“中央银行湘、赣、桂三省通用纸币”字样戳记，以示区别，暂不另发新币以昭慎重。
一、本行现发行湘、赣、桂三省通用纸币，额数为二百万元，计分一元、五元、百元三种。百元一种仅搭发少数，以占十分之一为度，此外系一元、五元，以便行使，此项纸币，准备充足，信用昭著，湘赣桂三省商民对于此项纸币，务须一律通用，不得任意低拆。
一、湘赣桂三省通用纸币，务由本行赶印存储，以便拨发各军粮饷时，按照具领数目，搭发此项纸币，以便携带。
一、本行纸币发行后，须设立兑换机关，以便湘赣桂三省商民兑现，惟湘赣桂三省，本行尚未设有分行，用特呈请总司令部通令各军所在地，于各该司令部，经理处或军需处，附设纸币兑换机关，并由总司令部酌发现金若干，发交各军司令部专为兑现之需，不得挪作别用，倘遇军司令部迁移，原移驻地方已无兑现机关，并由总司令部通令各知事，对于三省中行纸币 ，准商民纳税完粮，以昭信用，其军部兑现办法，由总司令部另定饬遵，
一、湘赣桂三省已通用之本行纸币，有流通到粤省，无论何处人民均可携票到广东中央银行兑现，惟须酌量贴水，以示限制。
一、俟战事结束后，本行即派员赴该三省设立分行，以期扩充营业。
民国十五年七月①
此券现见有一、五、十、百元。公告发行额为200万元，因实物中十元券为公告中未注有，所以实发行数无法确定。
回收兑现情况：由于以上条例允许携票到广东中央银行贴水兑现，当时此票没等回收就早已倒流回广州贴水兑现了。未兑现者后于9月在长沙设立的兑换所兑现。此券回收彻底。
1926年7月27日蒋介石离开广州，8月11日晚到达长沙，7月刚发行的湘赣桂通用券，这时不存在缺少经费的问题，但蒋在8月14日就呈请国民政府，准发中央银行兑换券。此为印制“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起因（图2）。（此篇应与中央临时兑换券放在一起，由于要据电报文时间和发生事件的时间排列，因此分开，特此说明）
[呈曰：……窃计军事进行，不日即可达到武汉，局面既已扩大，所有军饷专恃广州运输接济，实多困难。除电呈钧府及商财政部从速准备设立中央银行分行外，兹为维持目的起见，拟准职部财政委员会议决，由财政部委托总司令部政务局，发行中央银行兑换券五百万元。即以武汉所募集之军饷三百万元，并湖北官钱局不动产二千一百万元作为基金，名义虽属中央银行，实际仍归地方兑换。一俟局势粗定，中央银行在湘鄂各处设立分行，再发行正式票币，陆续将原券收回，如此则军事有益，而与国家银行发行票币之权，亦无抵触，并拟定发行条例一份，随文賷呈。事属权宜，伏乞鉴核，准予备案施行，谨呈国民政府。附呈发行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条例一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 ②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
第一条 中央银行于湘鄂各省分行未成立以前，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呈准国民政府委托总司令部政务局及金库，发行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以资流通。
第二条 券额为大洋五百万元，准备十足随时兑现。
第三条 券面额分大洋一元、五元、十元三种。在国民政府管辖地域内，择交通便利地点分设兑换所。
第四条 本券自发行之日起，限六个月成立中央银行湘鄂分行，即由银行将本券随时收回。
第五条 本券在国民政府管辖地区内，各项税赋及各种交易一律通用。
第六条 本券盖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印信及政务局长金库长章，以昭信守。
第七条 本券如有伪造。以军法从事。
第八条 本条例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公布之日起施行
蒋中正 陈公博
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此条例为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票背面的条例，政务局局长陈公博的手签字，在蒋签名后面，要放大才看到。）
为什么这时急于发行由总司令部发行的钞票呢？由于蒋介石进入长沙后，发现湖南的政治、军事已由唐生智所掌握，在前一期作战中，唐生智的实力迅速扩张，按广东军队的编制已有10个师。蒋到长沙的次日也就是8月12日蒋召开军事会议，原在广州大本营已经计划好，以吴佩孚为主要敌人，北伐军占领长沙后，进兵武汉，再图江西。但这次蒋又要讨论北伐军先打湖北还是先打江西，或是湖北和江西同时打的问题。蒋介石自己想往长江下游发展，同时也想调唐打江西，借此把唐生智的部队调开，使其失去独占两湖的机会。唐生智则提出了鄂、赣并进，意在把蒋介石挤到江西去；而他若得武汉，就可以独霸两湖了。后在苏联顾问的坚持下，还是按原计划进行。蒋唐矛盾开始激化。
蒋说“军饷军额，为革命军之根本问题”，这时想要控制唐，也只能从经济上，在军饷上做文章。于是就有了以上的呈请报告，未经批准就印制了“中央临时兑换券”，想把发饷的控制权从财政部抢过来，宋子文在筹措巨额的军费、发行公债和发放军饷上是有一定计划比例的，不像蒋认为钞票是可乱印的。宋子文很清楚，纸币滥发会引发通货膨胀，不仅会影响中央银行的信用，还会影响国民政府的稳定，宋对于蒋抢权的要求予以拒绝。
二、中央银行湘赣桂三省通用券（图3）
宋不仅拒绝蒋发钞的要求，还用实际行动反驳了“军饷专恃广州运输接济，实多困难。”的说法，为节省时间，没经印刷厂，刻制“中央银行总行湘赣桂三省通用券”扁圆图章，直接在中央银行通用券上加盖，赶在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准备发行前将此券送到了前线，制止了蒋抢夺发饷权的借口。
蒋介石令于8月下旬宣布此次军券的兑现办法：
一、此项纸币额数为二百万元，计分一元、五元二种，所发纸币系将广州中央银行加盖湘赣桂三省通用纸币戳记，暂不另发新票。
二、此项纸币为搭发北伐军费之用，拟定各军具领经费，搭发三成，并由总司令部军需处储存准备现金，以备各部需款时，按照搭收纸币数，酌发一成，为各部附设兑换机关兑换之用。
三、此项纸币发行后.须设兑现机关，以便商民兑现，并由总部酌发现金，发交各部为兑现之需，不得移作别用，倘军部迁移，当地已无兑换机关，则由总司令通令各县，准商民以完粮纳税。
四、此项纸币兑现，限于商民，各军部队只许将购物品。③
此券现见有一、五、十元。公告发行额为200万元，因实物中十元券为公告中未注有，所以实发行数无法确定。
回收兑现情况：1926年9月21日在长沙理街前储蓄银行旧址设立兑换所开始兑现：一、每票币一元，换小洋十角；二、每票币二元换大洋一元，小角六角，铜元一百十文；三、票币三元，换大洋二元，小洋二角，铜元二百四十文；四、票币四元，换大洋三元，收进铜元一百二十文；五、票币五元，换大洋四元，小洋八角，铜元三百六十文。④这次兑现的时间不长就停止了。未兑现的直到1929年7月26日起至10月20日，允许持券人按票面大洋数目十足兑换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财政部此次计收回湘鄂赣三省通用毫洋券票面洋173 852.00，照八成折扣算，换出公债票额139 060.00。⑤此券回收彻底。
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券（未发行券）（图4）
9月3、6日蒋介石亲自指挥屡攻武昌城不克，9月6、7日唐生智的第八军顺利攻占了汉阳、汉口。9月12日武昌商会为城内人民免遭战祸，连日与国民革命军和守城吴佩孚军双方商洽办法。就在有可能进城之际，（上海《申报》1926年9月13日报道：蒋于九月十二日发布布告“所有军饷，除搭发中央银行毫洋币外，并核准中央银行发行湘赣桂三省通用毫洋票，及中央银行光洋临时兑换券。以资流通。”遭宋的反对，临时兑换券未发）。蒋9月12日给宋电：
[广州财政部宋部长鉴：<子密>电悉。中行关系政府根本，关怀岂独兄一人，但湘鄂皆以大元为本位，所发毫票，无法活动。现在总部尚有二百万元兑换券，在长沙印者不过五百万元，顷拟向汉口商会筹措二百万元。似此以二百万而兑五百万，当不虞竭肚蹶。外此，每月税收至少尚有二百万，不足，尚有不动产二千一百万元。如果中行大元票能速运鄂，兑换券尚可暂留不发。否则，前敌军需将成麻木。总之，此事当由中正负责，决不摇动本行，如何？尚希速复，并速派人至湘鄂筹备分行为盼。中正。文印。]⑥
蒋借口二百万湘赣桂三省通用券是毫票，让宋速再运大洋票，否则“由中正负责”印制发行军用票，你既然说会影响中央银行的信用，那我就为了“不摇动本行”，印制没有“中央银行”字样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券”五百万元，有税收和不动产作保证，准备进武昌城后发行（从8月11日蒋抵长沙，14日发报要求发行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26日就已印制好可发行的速度来看，这时军需券应是已印好或正在印制中，可能印时没想到战事会进展这么顺利，所以印制的时间定为十月）。
世事难料，第二日（9月13日）谈判失败，蒋下总攻击令，久攻不下。9月14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颁发了封锁武昌计划。蒋看此地也难有发展了，于是，蒋介石9月15日在江西方面告急的情况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到江西去，我们不要两湖了”。从此，蒋介石就打着亲临江西前线指挥作战的招牌，在江西别开地盘，希以南昌为据点与武汉唐生智对峙。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攻克前已成立了湖北财政委员会，后又成立了“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经理处”负责发放汉口方面的军费（凡在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等省作战的军队，受蒋介石指挥，由驻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发放军费）。⑦此次准备进武昌用的军需券也就失去了作用。一直未发行。
还有一种可能是经宋子文反对在武汉使用中央临时兑换券后，于9月12日蒋给宋电文（前面所提到的）后才印制没有中央银行字样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券”，准备在江西方面用，从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看，只动用了中央临时兑换券，未见军需券的踪迹。
这套军需券的背面印有布告：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布告 第号：
为布告事：照得吾军兴师北伐，得民众同情，不暮月而湘鄂赣三省次第克复。惟是大战甫定，余孽未靖，偃戈尚非其时，而后方运济饷糈，迢迢数千里，极感为难。兹为临时周转计，由本部发行五元、壹元、贰角、壹角军需券四种，完粮纳税、懋迁有无，其效无异现金，一俟战事结束，是项纸币悉由本部收回。如有奸商叛徒垄断折扣者，一经查觉，严究不贷，为此布告商民人等一体周知，切切此布。
中华民国十五年十月
总司令蒋中正
此券现见有一、二角、一、五元。
回收兑现情况：根据以上的情况的分析，再加上一直以来就没有任何此券流通和要求回收的文字纪录，而且此券的品像都较好或全新，所以笔者认为此券应未发行。此券应是随总司令部军需处北伐到南京后封存了，1949年随档案去台，后又流入民间。
四、中央银行鄂湘赣三省通用大洋券及公债券（图5、图6）
1926年9月20日蒋给宋电：
[广州。宋部长勋鉴：〈子密〉本日抵萍乡，明日即向袁州南昌前进。经济困难已极，大洋票及公债券何不整数寄来，必欲如此零星分寄，致不能有计划之使用，且失信用，岂兄至今犹未能深信，而必欲如此迟延耶？如何？盼复。中正。号。]⑧
从上次9月12日电文要大洋票到20日已收到少量大洋票和公债券，我们可得知“中央银行鄂湘赣三省通用大洋券”是在9月中旬发行的，暂未见有布告与兑现条例，此券除了加盖通心字外，与原中央银行通用券所不同的是用中文签名。电文中提到的公债，笔者认为应是在广州无人问津的民国十五年八月发行的“财政部第二次有奖公债”，由于经费紧缺，连公债都拿来抵费用(估计是给商会)。但这时宋还在死守“十足的准备金”制度，不敢乱发钞，这些都是蒋无法理解的。9月30日蒋给国民党中央常委代主席张静江、广州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发电：
[广州。张谭二主席钧鉴：并转宋部长勋鉴：十月份饷，尚未汇到，在鄂各军，或可设法，而在赣之一、二、三、六、十四各军，分文无着。今日总部只存万元，而前方催发伙食急如星火，窘迫至此，无以为计，中正惟有引咎自裁，以谢将士而已！如何？盼复。中正。陷。] ⑨
北伐战争，原先计划为4个月，北伐经费的筹措，亦以4个月为限。这时由于战事超过了原来的计划，缺少军费的问题已显现出来，好在10月10日攻克了武昌，有税收和武汉的官产作保证。宋子文这时惟有冒着中央银行信用崩溃的危险，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加大了鄂湘赣三省通用大洋券的发行。
此券现见有一、五、十元。发行额不详。
回收兑现情况：1927年1月20日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开办当日即发出通告，凡票面有鄂湘赣三省通用字样者，均可向约定的15家银行及2家钱庄无限制兑现。⑩后又停止兑现。1929年1月20日南京政府财政部布告：自是日起持券人按票面大洋数目，十足兑换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截止7月20日止。[11]财政部计自4月23日起至10月20日止，共收回中行汉钞及湘鄂赣三省通用大洋券票面洋3 852 770.00，换出公债票额洋3 852 770.00[12]。此券回收彻底。财政部第二次有奖公债暂未见回收资料，有待同好补充。
五、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图7）
由于蒋在北伐进程中，不断大量的收编军队，加大了军费的开支。以广东一省收入，根本无法供给七省饷糈，后方的广东给榨干了，宋子文难以满足蒋的要求。蒋要持续战争的进程，发行军票就成了筹措战时军费的主要手段。
1926年10月4日蒋下达进攻南昌的命令，10月6日电复长沙总部军需处长朱芾卅日函七事。
[长沙。朱处长大鉴：三十日函悉。复如下：……(二)大洋票币印就五百万元，全数解来江西，不必分解湖北，以宋部长尚未承认在汉使用，必多受其反对之影响。至长沙可挪用中央正币，亦不可留用此兑换券也。……中正。鱼] [13]
10月12日围攻南昌城失败，10月14日电复兵站总监部长俞飞鹏请示：
[……（三）贺师已搭发之大洋票，不必收回。……中正手批。寒。][14]
从以上两份报文看，可认为蒋在因缺饷而“惟有引咎自裁”的紧迫情况下，从长沙调来印好的大洋票准备攻进南昌后，在有税收和官产的保证下发行此券（在临时兑换券与军需券中选其一），后未攻进南昌，原准备让俞飞鹏收回搭发进城用的兑换券，后也不再收回。“临时兑换券”应是在此时开始流通。
1926年11月8日攻克南昌，蒋用废江钞来推行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11月15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颁布命令：停兑公债，原新发“复、兴、隆”钞票一律作废，旧钞则按二折、铜元票按五折使用，由南昌中央银行以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负责收兑，限一周内收回销毁。[15]由此引发了江西有名的江钞风潮，造成当时江西社会经济生活的空前动荡，金融业蒙受空前之打击。银行、钱庄现金损失殆尽，商店倒闭，贫民无力购买米盐。被讥为“复、兴、隆，一夜穷”。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
由于货币发行过度，各地的军票又无法兑现，加速了货币贬值，影响了中央银行的信用，宋子文一手创建，并引以为傲的广州中央银行就这样被蒋介石釜底抽了薪。宋只能扔下个烂摊子随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另建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发行新货币——中央银行十五年大洋券。宋对流通的军用票分为三等对待，1927年1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通告：一、鄂、湘、赣三省通用之大洋券、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开幕后，一律兑现；二、湘、赣、桂三省毫洋券，俟筹设三省分行后，再行收兑；三；总部发行之临时兑换券，另行收兑。[16]并令各地税所只准用中央银行加汉口新票和鄂湘赣三省通用大洋券交纳税收。本来商人可低价收购贬值的“临时兑换券”用来交税，如不准用来交税，这军票就更无人问津了。由此可看出宋子文对未经他发行票的痛恨，因他根本无法控制中央临时兑换券的发行数量。
蒋在江西也尝到滥发军票的苦果，全省的物价飞涨，“临时兑换券”没人要，1927年2月2日第三军七师王均部闹饷，在南昌市区开枪示威后，每个士兵发了三块现洋才平息此事。江西的商民也于1927年2月呈文国民政府请求整理赣省金融，这年的2月蒋介石、俞飞鹏、徐桴等发电以各种理由要求财政部收回此券，其中原兵站总监部长后为江西财政委员会主任俞飞鹏于1927年2月7日致财政部一电：
[呈为呈复事：本年1月26日奉钧部批职会呈赣省发现伪币，请迅拨发大洋券五百万元，以便收回临时兑换券，并请迅设中央分行，以利金融由。奉批开；呈悉。该会所请拨发中央银行大洋券，专备收回临时兑换券之用。该项兑换券究竟发出若干，未据声明，仰即确查详复，以凭核办。此批。等因。奉此。当查此项临时兑换券系在长沙行营临时印制，经我军携带来赣行使者，究竟其数若干，无案可稽。即经函请总司令部军需处将实在数目查明去后，兹准复称：查是券发出之额敝处亦无定案可稽。惟朱处长所编第一期作战军费收支对照表所列由湖北财政委员会缴入临时兑换券共计三百六十五万元，此殆为江西发出之数等因。函复到会。理合将遵查临时兑换券数目情形，具文呈复钧部，俯赐察核。谨呈 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 [17]
这里需注意的是前文所提到1926年10月14日蒋曾给俞飞鹏 “贺师已搭发之大洋票，不必收回。” 的电文，本已说明这军用票是由俞飞鹏负责发放的，但他装着好像还不知曾发此票和发行的数量，希望能借发现伪币要求拨款回收军票。笔者认为这是蒋借伪钞掩盖其无量发行军票，推卸责任。
随着战事推进，大量的中央临时兑换券又继续发行于浙江、上海、江苏。1927年5月宁汉分裂后，蒋介石命令江苏省财政厅，以汉口中央银行既已停止兑现其发行的纸币，应即一律停用，对“中央临时兑换券”亦予停止流通。[18]
此券现见一、五、十元。均为红号码，一元券还见有蓝号码。这本已说明除了原印的五百万元外，还再次印刷过，实际发行额不详。
回收兑现情况：此券流散于江西、湖南、浙江、江苏四省。江西：朱培德于1927年5月 6日报请财政部在赣设立分行，[19]发行原江西银行加盖“集中现金”字样券，验票盖印后低价回收（防外省的临时兑换券流入）。1927年秋江西省筹设江西裕民银行又用江西整理金融库券以2折收回江西银行加字券。宋子文于1928年11月发行民国十七年金融公债4 500万元，基本都用于收回武汉中央银行发行的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加盖“汉口”字样兑换券、五角辅币券、鄂湘赣三省大洋券等所有他经手发的钞票，但不是宋批准发行的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国库券等就未见有兑现的报道，直到1930年11月30日还见有报道：上海、杭州等地商民以该临时兑换券持券人联合会名义，向南京政府及蒋介石提出呼吁，要求将该项兑换券予以兑现收回。[20]湖南相对来说量少，暂未见回收资料。有待于同好的补充。
六、直鲁豫陕四省通用国库券（图8）
该券是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发行的国库券。1927年国民政府迁汉后，军费占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七、八十，庞大的军费，一直是国民政府的一块心病。支出如此浩大，收入情况却不佳。虽然采取了发行公债、征收附加税、发行新货币等增加财政收入的各项措施，都未成功，财政困难无法解决。在4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代理宋子文职务的张肇元报告（宋子文于3月28日到上海筹办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现在财政困难已极，“目前预算要一千二百万，湖北的收入还不到三百万，又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得到的事。”又提出了一个发行900万国库券的计划。就是让赴前线的军人带着新发的九百万国库券到河南、山东、直隶、陕西去使用。期限是6个月，4月15日发行，10月15日兑现，利息定为6厘，到期后可到这四省的中央银行兑现。最后会议决议：同意发行。
国民政府财政部国库券条例
第一条 国民政府财政部为补助国库调剂金融起见，发行国库券，以玖百万元为额。
第二条 此项库券分三个月发行，每月发行叁百万元，自发行日起满足六个月后由国库照付。
第三条 此项库券按年陆厘计息，到期时由持券人连同本金一并兑取。
第四条 此项库券分为壹元、伍元、拾元三种。
第五条 此项库券为不记名证券，如有遗失、毁灭概不挂失。
第六条 本条例自财政部命令公布日施行。
注：此条例在国库券背面
1927年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召开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20日部队陆续出发。与此同时冯玉祥也向东进发，冯玉祥部于5月26日攻克洛阳，30日占领郑州。唐生智部、张发奎部也分别于6月1、2日到达郑州、开封与冯玉祥部会师，四省国库券也带到河南。至此，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第一期任务胜利完成。正当北伐军胜利进军河南时，武汉政府内部的危机也急剧地发展。五月中下旬，夏斗寅、许克祥相继投蒋。6月10日，武汉国民党领袖汪精卫、谭延闿等人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决定将武汉国民革命军一律撤回武汉，把河南让给冯玉样，以争取冯玉祥反共讨蒋。郑州会议后，武汉政府的北伐军迅速撤军南返。
“宁汉分裂”后, 南京政府所盘踞的长江下游，对武汉实施经济封锁。武汉政府一直因军费浩大,税捐加重,发生了资金外逃,物价上涨,财政陷入困境。4月17日，武汉政府不得已颁布《现金集中条例》走上了靠发行纸币来维持开支的道路。到6月下旬，撤军工作全部结束。第四方面军回师武汉，把随军带走的大量四省国库券又带回武汉，而未加盖的国库券又在这时大批发出，武汉成了国库券的世界。到7月中旬，形势急转直下，国库券跌至二三折，商人拒收国库券，军人持券强行足价使用，商人收入之后不易脱手，乃高抬物价，加倍折合，后干脆闭门停业。至八月下旬，武汉已成百业停顿的死市。
加盖四省国库券现见有一、五、十元。加盖与未加盖的国库券原发行为900万元，后又续发439万元。合计1 339万元。其中加盖四省的国库券为少数，因第二次北伐的时间短，具体数字不详。
回收兑现情况:“宁汉合流”后，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27年9月宣布“整理”国库券的三项办法：决定在1927年11月15日，以抽签法回收国库券三百万元；11月11日以后，每月收回一百万元，至收完日为止。[21]后因中、中、交三行的“汉钞”10月12日起， 按照一元作现二角进行兑现，因兑现数日，弊端百出，武汉财政委员会于25日起，限制每人兑现不得逾十元，以致价格日落。30日每元仅现洋八九分。武汉财政委员会又宣布从10月31日起停止兑现。[22] “整理”国库券的三项办法也因此流产，又定了收回办法七条，其中决定借征武阳夏三镇房捐两个月，专为收回国库券之用，以国库券一元规定为现洋一角，商民缴纳房捐即给借款收条，将来另由政府调换相当之公债。[23]两种国库券先后收回了4 790 947元，还有8 599 053元未收回。[24]随军在河南流通的四省国库券应已倒流回武汉，因冯玉祥主政河南后没有它的市场。
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小洋辅币券（图9）
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所发的军票。蒋介石1927年8月13日宣布下野，并于8月16日通电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9月28日，东渡日本。蒋介石又于11月10日由日本返抵上海.1928年1月4日，蒋介石由沪返宁，正式复职。1月9日，蒋介石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1月20日，南京政府通过北伐全军战斗序列令，以何应钦指挥第一路军、冯玉祥指挥的国民军联军、阎锡山指挥的北方革命军，组成北伐军，由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统一指挥。4月7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宣言》，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发布北伐誓词，随即通令各军，分途向奉鲁军发起攻击。
宋子文于1928年1月7日就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此时的财政状况正像他与记者说所：现在收入每月仅二三百万，支出须1 100余万，相去甚远。当务之急就是为北伐紧急筹款，于是他发挥了敛钱能力，通过发行续发二、五附税国库券、公债、增加盐税等办法筹措军费，4月份战事展开后，宋平均4天就能拨款160万，奠定这次北伐胜利的经济基础。
4月2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徐州两地发行350万元小洋辅币券，[25]该券是“宁汉分裂”时原武汉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在上海被扣时已印好“宋子文、黄隆生”英文签名的一、二角辅币券。（1927年宁汉分裂时，中央银行在美订印民国十七年版的钞票被蒋扣于上海，武汉国民政府无钞可发，借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钞票加盖“汉口”发行，[26]所以这类加盖“汉口”字样的中国、交通银行钞票也应是属于中央银行钞票）。为什么不发大额券而发辅币券？不作大洋而作小洋辅币券用？笔者认为可能是宋子文据以往发行军票的经验所定的新方案，小洋辅币券的面额小易流通，容易被人所接受，而且容易沉淀于民间不急于兑现。再一种可能就是当时江南使用银角，小洋辅币券容易流通。（注：1935年发行了同样的辅币券，只是签名是杨晓波、李觉。）
此券现见有一、二角。发行额350万元。
回收兑现情况：1928年11月29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发布公告：前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将中央银行辅币券临时兑换所拨交本部接管，办理收兑在案，现在中央银行业已开业。此项辅币券兑现事宜，于本年12月7日起，应归中央银行办理。各地中国、交通两银行，于同日起一律代兑，嗣后此项辅币券随时可向中央银行、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兑现，每大洋一元，兑辅币券十二角。所有临时兑换所，于本年11月底撤消。[27]1931年4月1日中央银行发出公告：接财政部通知，为划一币制起见，对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发行之十二进（每十二角合银元一元）一角、二角两种中央银行辅币券，自本日起，应按照券面十进兑换，即每十角兑换大洋一元，在上海本行及各地分支行一律十足兑换。[28]此券回收彻底。
注释：
①《广东纸币史》第三篇7页。
②《蒋介石年谱》第641页。
③《银行周报》18辑民国十五年8月24日。
④《银行月刊》第6卷第9号，1926年9月25日。
⑤《财政部卷》3（二）/351之三。
⑥《蒋介石年谱》第680页。
⑦《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经理处回顾》。
⑧《蒋介石年谱》第694页。
⑨《蒋介石年谱》第709页。
⑩《国民革命事典》213页。
[11]《银行周报》第13卷4号杂2页。
[12]《财政部卷》3（二）/351之三。
[13]《蒋介石年谱》第722页。
[14]《蒋介石年谱》第729页。
[15]《国民革命事典》208页。
[16]《国民革命史》第345页。
[17]《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1473页。
[18]《银行周报》第11卷40号杂3页。
[19]《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1492页。
[20]《银行周报》第14卷45号4页。
[21]《银行周报》第十一卷第三十五号，1927年9月。
[22]《银行周报》第十一卷第四十三号，1927年11月。
[23]《银行周报》第十一卷第三十九号，1927年10月。
[24]余捷琼：“民国十六年武汉的集中现金风潮”。
[25]《银行周报》第12卷17号35页。
[26]《武汉近代货币史料》123页。
[27]《银行周报》第12卷47号26页。
[28]《银行周报》第15卷12号金融2页。
（责任编辑 高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