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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政协会议又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为什么简称旧政协呢？这次会议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共同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旧政协会议。为了区别“旧政协”与“新政协”，后来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在政协召开之前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
旧政协会召开概况
为什么要召开旧政协会议？那是根据1945年8月间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43天后，共产党同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而决定召开的。
正因如此，中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胜利召开。
参加会议的共有5个方面的代表。1、中国国民党代表：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2、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3、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罗隆基、张君励、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4、中国青年党代表：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惠。5、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邵从恩、王云吾、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
会议分设5个小组：1、改组政府组；2、施政纲领组；3、军事组；4、国民大会组；5、宪法草案组。
旧政协会议期间斗争十分激烈，斗争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政治民主化问题；二是军队国家化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但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二）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制定《和平建国纲领》，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联合政府成立后，重新制定宪法草案，重选国大代表，召开国民大会；（四）实行地方自治；（五）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国民党方面则提出：“扩大政府”“《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等几个方案。他们对和平建国纲领实际上持反对态度，主张用他们原来的抗战建国方案。“扩大政府”的意图是吸收几个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来装点门面，并非改组为联合政府；《五五宪草》是国民党于1936年5月5日公布的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旧宪草；国民大会的代表则是十年前人民处于毫无权利、极不自由的情况下由国民党一党包办产生的，其中不少人已经投敌当了汉奸。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国民党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即军队一致、官兵一致。如果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解放区军队就应当交给联合政府，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联合政府。这一主张无疑是公正的，合理的。
从1月10日到31日，经过激烈的斗争，参加会议的各方共同签署了五项决议：1、政府组织案；2、国民大会案；3、和平建国纲领；4、军事问题案；5、宪法草案。这些统称为《政协决议》。
在达成这五项决议的过程中，共产党作了很大的让步。比如：在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中占一半即20个名额，只要求中共加民盟有三分之一的名额以保证在必要时的否决权，这是国民党口头上同意了的。中国共产党说服民盟承认旧国民大会代表有效，另增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代表700名，臺湾省和东北几省代表150名，要求中共和民盟的代表占总名额的四分之一，这也是国民党同意了的。特别是整编军队问题，中共方面同意了三人小组拟定的整军方案，即国民党与共方按5：1的比例整编，这将使人民武装力量受到限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也使我军在政治上得到美蒋的承认。同时在和平建国纲领中规定了地方自治权。实行地方自治则可保有人民的地方武装，如果国民党不按政协决议办事，我们仍然可以保存实力和他们抗争。
从重庆谈判到中国旧政协会议，一个停战协定，一个政协决议，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总的看来对人民是有利的。两个协议的墨迹未干，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撕毁，这当然是一件坏事，但是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在政治上输了道理，广大人民群众就看清了国民党蓄意发动内战的真实面目，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因此，以后的斗争就是破坏协议与反破坏协议的斗争。
宪法问题各执一词
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闭幕那天，宪法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政协在1月10日开会后，就五项问题开展了讨论，经过半个月的努力，问题都讨论出了眉目，基本上就可以得到协议了。
周恩来副主席于1月27日飞回延安请示，取得共产党领导上的许可后，于30日飞回重庆。
31日上午8时正召开综合小组会议，整理汇总各项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并解决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譬如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问题就是在那天才决定。综合小组会议从上午8点一直开到下午2点，这才对各项问题取得最后协议。
那时的民主同盟总部在重庆国府路300号，政协会场就在300号的东国民政府礼堂，而国民党中央党部就在300号的西边，相距不远。政协综合小组下午2点散会，国民党中央3点起开会一直开到6点，当时国民党官员譬如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在会上大吵大闹，捶胸顿足，大哭大叫。他们说：“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这些国民党官员对五项协议不满，对宪法尤其不满。蒋介石任他们大哭大闹，一言不发，最后蒋介石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好在是一个草案。这是党派协议，还待取决于全国人民，等开国民大会再说吧。”就这样五项决议总算全体通过。
关于宪政当时有三种形式和蓝本：（1）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宪政；（2）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所说的宪政；（3）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宪政。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国民党当然还要标榜孙先生的五权宪法，早已有了一个《五五宪草》作为蓝本；而民盟大多数人以及无党派的社会贤达多半倾向英美式宪政；共产党以及在思想上受共产党领导的救国会和农工党章伯钧本来并不要走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子，但他们都知道在当时要把苏联制度拿出来是不行的，所以他们也希望有一个英美式宪政就行，借以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的局面。周恩来副主席对马歇尔就曾说过：“我们愿意要英美式宪法，假如能像美国宪法那样，我们便满意了，只怕不可得。” 国民党人对政协宪草协议极力反对，大骂孙科、邵力子，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向中共和民盟提出修改宪草原则的要求。在旧政协会议期间宪草问题，各执一词，始终得不到统一。
停战军队各有盘算
关于停战问题，除民盟外，国共双方谁也不予理睬。1月25日，马歇尔就曾提议把东北地区也划入停战范围之内，由军调部调处停战，共方立即表示同意，而蒋介石不予答复，这样共方正好发展。到了三月共方已经有很大发展了，这时蒋介石急了才同意停战，却又提出五点来要共方同意后才停战。而共方只承认前三点，后两点坚决不接受，蒋介石很不满意，但马歇尔此时却认为停战、政协和整军都取得协议，事情差不多了，急于要回华盛顿报告一切，遂于3月11日把调停之事交托齐兰将军代理而径自回美国。国方代表张治中亦因受命要赴新疆，即将成行。共方代表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况，也于3月21日飞回延安休息。这样一来，谈判就停止了。蒋介石看到这个局面如此拖延下去是不行的，因此一面嘱咐张治中不忙走，一面托美方派专机接周恩来回重庆。
27日东北停战协定签字，就只是三点而非五点。蒋介石心中实在万分不痛快，因而尽管签字，却只是想用来约束共产党，他自己当初就不甘心遵守的。
3月下旬，苏军也从东北撤回国。因苏军留驻东北，蒋介石还有所顾忌，苏军一撤走，蒋介石肆无忌惮，于4月展开激烈的战事，蒋介石破坏东北停战协定而向共产党进攻。东北战事越打越凶，民主同盟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理，遂于4月10日在假座特园邀请周恩来和陈诚两方多人吃饭，由民盟出面要求停战，共军可以从一些大城市退出，共方还没有表示意见，陈诚就表示不能接受。
4月18日中共军队进入长春，蒋介石宣称：“共军必须退出长春，如不自行退出，我必拿下长春。”蒋介石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民盟这时从各个方面搞清楚了问题症结所在，于是就搞了一个解决长春问题的调停方案。但是由于马歇尔站在美国立场也想来压制共产党一下，默认蒋介石对共产党用兵，这样方案也就成了马后炮。
4月30日，马歇尔飞回南京，蒋介石飞回西安，5月3日周恩来飞回南京。5月8日民盟人员也飞回上海。从此之后，和谈就在北京和上海一带进行了。
整军问题是政协军事小组所谈的关键问题，其目的就是图谋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重庆政协军事小组的组成：共产党是周恩来和陆定一，国民党是张群和邵力子，民盟是梁漱溟和张东荪，青年党是曾琦和陈启天。在军事小组会上通过两个原则：军党分离和军政分离。
所谓军党分离，就是在军队中不得有党团组织，军人只许有党籍，但不许在军队中有党组织，也不许军人在驻地有党派活动。所谓军政分离，就是军队在驻地只能进行军事训练，既不负地方防务，也不得就地补给而由中央另行统一筹划。军队跟当地政治不发生任何关系，这就叫做军政分离。
关于军队的整编也分为两个步骤：先整编，后统编。把国共两军混合起来，一师三旅，一旅三团，在师、旅、团之中，国共两军掺和在一起，逐渐归一不分。不过在数量上国共两军还是有分别的，国军缩编为50个师，共军缩编为10个师，全国为60个师，以期做到军队不分党派、不分彼此，而趋于国家化。依照这个办法，开头整编时各师分别整编，国共显然可分。而根据军政分离这一原則，军队驻地就无大关系，因为军队无论驻扎在任何地方，只是进行训练，绝不能过问政治。
但蒋介石别有用心，却不如此理解，而是把军队摆在哪儿，认为很有关系。共产党的军队要驻在什么地方，蒋介石经常盘问，他最重视军队这个问题。由此完全可以看出蒋介石时刻敌视共产党的军队。
国民大会政府改组
宪法草案是由各方面共同起草的，而正式通过则是将来国民大会的事。所谓国民大会是制宪会议，是通过宪法的机构。原来国民党已办过一次国大选举，许多省份已办完，只有少数省份还没有办或没有办完。全国选举没有办完，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就停止选举了。
政协开会时，各党派认为那次选举事隔多年，不能算数，为一方面所包办，应重新举办公开大选。但蒋介石执意不肯，他曾对已经选出的国大代表说：“绝对不能取消你们，要取消你们先就取消我好了。”大家见蒋介石既然如此坚持，为顾全大局，只有委曲求全，表示让步，追认已选出的代表，拼成一个国民代表大会。这只是一个让步的办法，大家商榷的要点是增加代表人数。各民主党派希望由政协大会起草的宪法草案，能在国民大会通过。可是，国民党说宪法草案用不着由政协大会起草，就由宪草审议会（各党派都有人）起草好了，不拘形式，国民党这个意思，大家也承认了。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宪草的通过，不致于有太多的修改。这需要规定国民大会有四分之三的人数才能通过每一条宪法，假定中共和民盟所提出的代表人数能占四分之一以上，那就可以保证宪草原案的通过，不致于有重大修改，更谈不上有推翻原案的风险。中国民主同盟为了促进国内的和平，保持政协的原则和担保宪草原案的通过，也十分愿意同中共保持一致，在国民大会中形成四分之一以上的代表人数。国民大会的关键性问题就在于此。
关于政府改组的问题，是宪政筹备阶段就要由各方面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来进行，而不能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代替。说明白点，国民大会的召开，宪法的通过，是各方面共同的事情，而不是一党的事情，这样一来，当时的国民政府就得先改组了。根据政协原则，把武力交给国家，国内和平才能得到保障。但今天要共产党交出武力，必须有共产党生存活动的轨道，并予以保证才行。这个轨道就是宪政，必须有共产党承认接受的宪法，并保证其实施兑现，共产党才肯交出武力，这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彼此交换。民盟之所以要与中共配合行动，就是要保证宪法的实施。政府改组问题经过反复协商后勉强达到了后来通过的《政协决议案》中的《政府决议案》，但国民党一意孤行，大搞两面手段，撕毁政协通过的《五项决议案》，单独召开大会，制定宪法，发动内战，导致蒋家王朝走向灭亡。
中国旧政协会议的召开，否定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政策和法西斯独裁统治。虽然，政协决议遭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破坏，但是，它所表现的政治协商精神却对中国民主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重要的采取合法形式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是当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思想上的一个伟大胜利！
旧政协会召开概况
为什么要召开旧政协会议？那是根据1945年8月间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43天后，共产党同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而决定召开的。
正因如此，中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胜利召开。
参加会议的共有5个方面的代表。1、中国国民党代表：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2、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3、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罗隆基、张君励、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4、中国青年党代表：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惠。5、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邵从恩、王云吾、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
会议分设5个小组：1、改组政府组；2、施政纲领组；3、军事组；4、国民大会组；5、宪法草案组。
旧政协会议期间斗争十分激烈，斗争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政治民主化问题；二是军队国家化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但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二）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制定《和平建国纲领》，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联合政府成立后，重新制定宪法草案，重选国大代表，召开国民大会；（四）实行地方自治；（五）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国民党方面则提出：“扩大政府”“《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等几个方案。他们对和平建国纲领实际上持反对态度，主张用他们原来的抗战建国方案。“扩大政府”的意图是吸收几个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来装点门面，并非改组为联合政府；《五五宪草》是国民党于1936年5月5日公布的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旧宪草；国民大会的代表则是十年前人民处于毫无权利、极不自由的情况下由国民党一党包办产生的，其中不少人已经投敌当了汉奸。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国民党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即军队一致、官兵一致。如果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解放区军队就应当交给联合政府，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联合政府。这一主张无疑是公正的，合理的。
从1月10日到31日，经过激烈的斗争，参加会议的各方共同签署了五项决议：1、政府组织案；2、国民大会案；3、和平建国纲领；4、军事问题案；5、宪法草案。这些统称为《政协决议》。
在达成这五项决议的过程中，共产党作了很大的让步。比如：在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中占一半即20个名额，只要求中共加民盟有三分之一的名额以保证在必要时的否决权，这是国民党口头上同意了的。中国共产党说服民盟承认旧国民大会代表有效，另增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代表700名，臺湾省和东北几省代表150名，要求中共和民盟的代表占总名额的四分之一，这也是国民党同意了的。特别是整编军队问题，中共方面同意了三人小组拟定的整军方案，即国民党与共方按5：1的比例整编，这将使人民武装力量受到限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也使我军在政治上得到美蒋的承认。同时在和平建国纲领中规定了地方自治权。实行地方自治则可保有人民的地方武装，如果国民党不按政协决议办事，我们仍然可以保存实力和他们抗争。
从重庆谈判到中国旧政协会议，一个停战协定，一个政协决议，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总的看来对人民是有利的。两个协议的墨迹未干，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撕毁，这当然是一件坏事，但是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在政治上输了道理，广大人民群众就看清了国民党蓄意发动内战的真实面目，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因此，以后的斗争就是破坏协议与反破坏协议的斗争。
宪法问题各执一词
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闭幕那天，宪法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政协在1月10日开会后，就五项问题开展了讨论，经过半个月的努力，问题都讨论出了眉目，基本上就可以得到协议了。
周恩来副主席于1月27日飞回延安请示，取得共产党领导上的许可后，于30日飞回重庆。
31日上午8时正召开综合小组会议，整理汇总各项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并解决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譬如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问题就是在那天才决定。综合小组会议从上午8点一直开到下午2点，这才对各项问题取得最后协议。
那时的民主同盟总部在重庆国府路300号，政协会场就在300号的东国民政府礼堂，而国民党中央党部就在300号的西边，相距不远。政协综合小组下午2点散会，国民党中央3点起开会一直开到6点，当时国民党官员譬如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在会上大吵大闹，捶胸顿足，大哭大叫。他们说：“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这些国民党官员对五项协议不满，对宪法尤其不满。蒋介石任他们大哭大闹，一言不发，最后蒋介石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好在是一个草案。这是党派协议，还待取决于全国人民，等开国民大会再说吧。”就这样五项决议总算全体通过。
关于宪政当时有三种形式和蓝本：（1）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宪政；（2）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所说的宪政；（3）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宪政。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国民党当然还要标榜孙先生的五权宪法，早已有了一个《五五宪草》作为蓝本；而民盟大多数人以及无党派的社会贤达多半倾向英美式宪政；共产党以及在思想上受共产党领导的救国会和农工党章伯钧本来并不要走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子，但他们都知道在当时要把苏联制度拿出来是不行的，所以他们也希望有一个英美式宪政就行，借以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的局面。周恩来副主席对马歇尔就曾说过：“我们愿意要英美式宪法，假如能像美国宪法那样，我们便满意了，只怕不可得。” 国民党人对政协宪草协议极力反对，大骂孙科、邵力子，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向中共和民盟提出修改宪草原则的要求。在旧政协会议期间宪草问题，各执一词，始终得不到统一。
停战军队各有盘算
关于停战问题，除民盟外，国共双方谁也不予理睬。1月25日，马歇尔就曾提议把东北地区也划入停战范围之内，由军调部调处停战，共方立即表示同意，而蒋介石不予答复，这样共方正好发展。到了三月共方已经有很大发展了，这时蒋介石急了才同意停战，却又提出五点来要共方同意后才停战。而共方只承认前三点，后两点坚决不接受，蒋介石很不满意，但马歇尔此时却认为停战、政协和整军都取得协议，事情差不多了，急于要回华盛顿报告一切，遂于3月11日把调停之事交托齐兰将军代理而径自回美国。国方代表张治中亦因受命要赴新疆，即将成行。共方代表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况，也于3月21日飞回延安休息。这样一来，谈判就停止了。蒋介石看到这个局面如此拖延下去是不行的，因此一面嘱咐张治中不忙走，一面托美方派专机接周恩来回重庆。
27日东北停战协定签字，就只是三点而非五点。蒋介石心中实在万分不痛快，因而尽管签字，却只是想用来约束共产党，他自己当初就不甘心遵守的。
3月下旬，苏军也从东北撤回国。因苏军留驻东北，蒋介石还有所顾忌，苏军一撤走，蒋介石肆无忌惮，于4月展开激烈的战事，蒋介石破坏东北停战协定而向共产党进攻。东北战事越打越凶，民主同盟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理，遂于4月10日在假座特园邀请周恩来和陈诚两方多人吃饭，由民盟出面要求停战，共军可以从一些大城市退出，共方还没有表示意见，陈诚就表示不能接受。
4月18日中共军队进入长春，蒋介石宣称：“共军必须退出长春，如不自行退出，我必拿下长春。”蒋介石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民盟这时从各个方面搞清楚了问题症结所在，于是就搞了一个解决长春问题的调停方案。但是由于马歇尔站在美国立场也想来压制共产党一下，默认蒋介石对共产党用兵，这样方案也就成了马后炮。
4月30日，马歇尔飞回南京，蒋介石飞回西安，5月3日周恩来飞回南京。5月8日民盟人员也飞回上海。从此之后，和谈就在北京和上海一带进行了。
整军问题是政协军事小组所谈的关键问题，其目的就是图谋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重庆政协军事小组的组成：共产党是周恩来和陆定一，国民党是张群和邵力子，民盟是梁漱溟和张东荪，青年党是曾琦和陈启天。在军事小组会上通过两个原则：军党分离和军政分离。
所谓军党分离，就是在军队中不得有党团组织，军人只许有党籍，但不许在军队中有党组织，也不许军人在驻地有党派活动。所谓军政分离，就是军队在驻地只能进行军事训练，既不负地方防务，也不得就地补给而由中央另行统一筹划。军队跟当地政治不发生任何关系，这就叫做军政分离。
关于军队的整编也分为两个步骤：先整编，后统编。把国共两军混合起来，一师三旅，一旅三团，在师、旅、团之中，国共两军掺和在一起，逐渐归一不分。不过在数量上国共两军还是有分别的，国军缩编为50个师，共军缩编为10个师，全国为60个师，以期做到军队不分党派、不分彼此，而趋于国家化。依照这个办法，开头整编时各师分别整编，国共显然可分。而根据军政分离这一原則，军队驻地就无大关系，因为军队无论驻扎在任何地方，只是进行训练，绝不能过问政治。
但蒋介石别有用心，却不如此理解，而是把军队摆在哪儿，认为很有关系。共产党的军队要驻在什么地方，蒋介石经常盘问，他最重视军队这个问题。由此完全可以看出蒋介石时刻敌视共产党的军队。
国民大会政府改组
宪法草案是由各方面共同起草的，而正式通过则是将来国民大会的事。所谓国民大会是制宪会议，是通过宪法的机构。原来国民党已办过一次国大选举，许多省份已办完，只有少数省份还没有办或没有办完。全国选举没有办完，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就停止选举了。
政协开会时，各党派认为那次选举事隔多年，不能算数，为一方面所包办，应重新举办公开大选。但蒋介石执意不肯，他曾对已经选出的国大代表说：“绝对不能取消你们，要取消你们先就取消我好了。”大家见蒋介石既然如此坚持，为顾全大局，只有委曲求全，表示让步，追认已选出的代表，拼成一个国民代表大会。这只是一个让步的办法，大家商榷的要点是增加代表人数。各民主党派希望由政协大会起草的宪法草案，能在国民大会通过。可是，国民党说宪法草案用不着由政协大会起草，就由宪草审议会（各党派都有人）起草好了，不拘形式，国民党这个意思，大家也承认了。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宪草的通过，不致于有太多的修改。这需要规定国民大会有四分之三的人数才能通过每一条宪法，假定中共和民盟所提出的代表人数能占四分之一以上，那就可以保证宪草原案的通过，不致于有重大修改，更谈不上有推翻原案的风险。中国民主同盟为了促进国内的和平，保持政协的原则和担保宪草原案的通过，也十分愿意同中共保持一致，在国民大会中形成四分之一以上的代表人数。国民大会的关键性问题就在于此。
关于政府改组的问题，是宪政筹备阶段就要由各方面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来进行，而不能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代替。说明白点，国民大会的召开，宪法的通过，是各方面共同的事情，而不是一党的事情，这样一来，当时的国民政府就得先改组了。根据政协原则，把武力交给国家，国内和平才能得到保障。但今天要共产党交出武力，必须有共产党生存活动的轨道，并予以保证才行。这个轨道就是宪政，必须有共产党承认接受的宪法，并保证其实施兑现，共产党才肯交出武力，这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彼此交换。民盟之所以要与中共配合行动，就是要保证宪法的实施。政府改组问题经过反复协商后勉强达到了后来通过的《政协决议案》中的《政府决议案》，但国民党一意孤行，大搞两面手段，撕毁政协通过的《五项决议案》，单独召开大会，制定宪法，发动内战，导致蒋家王朝走向灭亡。
中国旧政协会议的召开，否定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政策和法西斯独裁统治。虽然，政协决议遭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破坏，但是，它所表现的政治协商精神却对中国民主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重要的采取合法形式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是当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思想上的一个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