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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壶酒,一个人,独坐在邻街餐馆的窗下,看大千世界的人间万象,是一种人生情趣。在熙熙攘攘的都市中,望人群如蝼蚁般奔忙,见车辆如过江之鲫穿行,更觉一个人的闲适之乐。古人说人生“难得寂寞”,这大概是人到晚年之后步入的一种境界。
昔日,我还没有独饮的酒习,常常是在频频的碰杯声中,走向感情的极致。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书斋里曾聚集了20多位友人,大家一一举杯,直到尽欢尽兴后才各自离去。随着生命年轮的增长,友人都进入了老年,那样开怀畅饮的相聚一去不复返了。
有一则酒事趣话。一日,我见一个开出租车的的哥把车停在了窗外,走进餐馆,恰好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他开口就要了一小瓶二锅头。我开始不安起来,酒精对于开车这个行当,显然是无形的杀手,于是我向服务员要了一瓶太子奶推到他的面前,同时用手指了指餐桌旁张贴着的宣传画———“司机一滴酒,行人千行泪”。这位中年司机顿时愣住了,苦笑着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天天疲于奔命,闲下来就想喝上两口。”我说:“我留下你的酒,你喝我要的这瓶奶,算是等价交换吧,怎样?”老的哥为了表示爽快,把那盒太子奶一饮而尽。
大概出于职业本能,我也不难分辨进餐馆里的客人,哪个是公款吃喝的官员,哪个是自掏腰包的庶民百姓,哪个是一夜暴富的小老板,哪个是败走商海的不幸儿……某些戴有乌纱帽的食客,举手投足之间总有一种“舍我者谁”的官气。有一天,我认识的一位文官带着同僚走进餐馆,让我看见了他淋漓尽致的人生表演。与同僚们喝到腾云驾雾之际,他先评文坛张三,又议文坛李四,说到得意之处时,便自吹自擂开了:“当个头头容易吗,要有应对上下的本事。文坛自古就是是非之地,今天文坛更是上下左右、八面来风的风口,哪边吹来的风,你都不能不加理睬,不然的话你头上的乌纱,就被刮到天边去了……”我不禁暗暗窃笑起来,这与我在会议上见到道貌岸然的他,判若两人。酒浆真是好东西,能让人去掉假面,还其原形。
细想起来,不独独是他,中国文人自古就有这毛病。被后世誉为诗仙的李白,在奉召进长安时,不是也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心灵自白吗,何况天下芸芸众生乎?但中国文学史上,也留下与钻营仕途的文人截然异同的肖像,晋时的陶渊明自摘乌纱之后,归隐田园喝自酿的美酒;《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婉拒朱元璋让他进朝为官的圣旨,当与大自然为伍的牧童。古人说得好,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因而人巿生就像城的立交桥那般,东、西、南、北、中,各走各的道。
然而当我们回首历史时,不难发现一个真理:能流传下来的好诗章,多投胎于落魄文人的胸腹之中。无论是李白还是白居易,抑或是骆宾王、刘长卿、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王昌龄、韩愈……他们在逆境中的诗作,大都超越了飞黄腾达之时,字句中更具有了悲悯人生的色泽。
为什么?因为他们从社会中心移位到了社會边缘,更加关注底层的艰难人生了。也许人在边缘,精神才更加清醒,眼睛更容不得沙尘。这是我临窗独饮时,脑海中突然迸发的人生悟语。在这个春日,写此酒话一章,以充实夕阳斜照的晚年。
昔日,我还没有独饮的酒习,常常是在频频的碰杯声中,走向感情的极致。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书斋里曾聚集了20多位友人,大家一一举杯,直到尽欢尽兴后才各自离去。随着生命年轮的增长,友人都进入了老年,那样开怀畅饮的相聚一去不复返了。
有一则酒事趣话。一日,我见一个开出租车的的哥把车停在了窗外,走进餐馆,恰好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他开口就要了一小瓶二锅头。我开始不安起来,酒精对于开车这个行当,显然是无形的杀手,于是我向服务员要了一瓶太子奶推到他的面前,同时用手指了指餐桌旁张贴着的宣传画———“司机一滴酒,行人千行泪”。这位中年司机顿时愣住了,苦笑着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天天疲于奔命,闲下来就想喝上两口。”我说:“我留下你的酒,你喝我要的这瓶奶,算是等价交换吧,怎样?”老的哥为了表示爽快,把那盒太子奶一饮而尽。
大概出于职业本能,我也不难分辨进餐馆里的客人,哪个是公款吃喝的官员,哪个是自掏腰包的庶民百姓,哪个是一夜暴富的小老板,哪个是败走商海的不幸儿……某些戴有乌纱帽的食客,举手投足之间总有一种“舍我者谁”的官气。有一天,我认识的一位文官带着同僚走进餐馆,让我看见了他淋漓尽致的人生表演。与同僚们喝到腾云驾雾之际,他先评文坛张三,又议文坛李四,说到得意之处时,便自吹自擂开了:“当个头头容易吗,要有应对上下的本事。文坛自古就是是非之地,今天文坛更是上下左右、八面来风的风口,哪边吹来的风,你都不能不加理睬,不然的话你头上的乌纱,就被刮到天边去了……”我不禁暗暗窃笑起来,这与我在会议上见到道貌岸然的他,判若两人。酒浆真是好东西,能让人去掉假面,还其原形。
细想起来,不独独是他,中国文人自古就有这毛病。被后世誉为诗仙的李白,在奉召进长安时,不是也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心灵自白吗,何况天下芸芸众生乎?但中国文学史上,也留下与钻营仕途的文人截然异同的肖像,晋时的陶渊明自摘乌纱之后,归隐田园喝自酿的美酒;《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婉拒朱元璋让他进朝为官的圣旨,当与大自然为伍的牧童。古人说得好,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因而人巿生就像城的立交桥那般,东、西、南、北、中,各走各的道。
然而当我们回首历史时,不难发现一个真理:能流传下来的好诗章,多投胎于落魄文人的胸腹之中。无论是李白还是白居易,抑或是骆宾王、刘长卿、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王昌龄、韩愈……他们在逆境中的诗作,大都超越了飞黄腾达之时,字句中更具有了悲悯人生的色泽。
为什么?因为他们从社会中心移位到了社會边缘,更加关注底层的艰难人生了。也许人在边缘,精神才更加清醒,眼睛更容不得沙尘。这是我临窗独饮时,脑海中突然迸发的人生悟语。在这个春日,写此酒话一章,以充实夕阳斜照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