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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特殊问题是其中的一个教学重点和难点。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始终面临着两大特殊问题：一是来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状况，一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欧洲形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殊问题；历史机缘
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特殊问题是其中的一个教学重点和难点。只有将此问题讲深讲透，才能使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历史进程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等问题有透彻的认识和理解。本文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就此问题谈一点体会。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高高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整个历程早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革命胜利的历程还表明，中国革命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形式，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注意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历史性飞跃而产生的两个重大的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之所以能够不断进行重大的理论创新，这除了中华民族具有理论思维的传统外，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特殊问题密切相联。
要使产生于欧洲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适应经济上极为落后的中国的革命实际，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差不多花了20年时间才把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逐步改造成为适合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的艰苦与牺牲是难以言表的。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始终面临着两大特殊问题：一是来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状况，一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欧洲形式。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此前的国际共运所不曾遇到的。中国的国情与共产主义运动发源地的欧洲的状况有着很大的不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在中国的被压迫阶级中，农民阶级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紧紧地依靠农民；中国革命的对象之力量极其庞大，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仅依靠无产阶级是不行的，必须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反革命力量基本上集中在城市，弱小的无产阶级要想在城市迅速地摧毁反革命力量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到中国的广大农村去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大多数出身农民，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就有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建设所不同的特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步于非常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之上；等等，不一而足。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使得即使是死硬的教条主义者，也无法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或从别国的经验中进行简单的照搬。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对马克思主义书本和别国经验简单照搬的教条主义现象，严格说来，并不是照搬的问题，而是乱搬、胡搬的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立足于本国的实际，寻找新答案。否则，中国革命和建设便将寸步难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着的更为特殊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是用西方文字表现出来的。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把它翻译过来。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等等方面的差异，即使是最高明的翻译家，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中都不能不深深打上自己个人的或民族的烙印。或者说，中国人总是带着自己固有的观念来接受和传播外来文化，这就不能不发生外来文化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某种谬传。比如说西方的民主被介绍到中国就变成了“民之主”，而民之主就是管人民的人，因此，“民主”变成了“主民”了。
造成这种出入的原因很多，总不出对原文的理解和译文的选词造句。譬如原文词语有多义，翻译时采取了与作者不同的一义，或是原文词语只有确定的一义，翻译时却采取了容易产生歧义的某个多义词。[1]（P.103-104）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而在欧洲国家则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只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才能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真正的有效武器。1938午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他突出强调的是：“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特别是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他公开号召：“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P.534）在这里，毛泽东首先强调的并不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而是使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面临的上述两大特殊问题，使得对马克思主义书本采取简单照搬的方式变得几乎不可能。首先，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涉及中国的事情很少，我们没有得搬；其次，简单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文献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或个别结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而加以照搬，势必发生认识上、理解上的分歧。毛泽东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误解就是明显的例证；再次，只能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界流行一种说法，就是毛泽东早年曾是反教条主义的光辉旗手，晚年却陷入了对马克思主义在某些问题上个别结论的教条式理解的迷雾之中。这种说法，其实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在已经形成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背景下，毛泽东不可能教条式的迷信马克思主义在某些问题上的个别结论。他之所以援引马克思主义在某些问题上的个别结论，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个别结论，与他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想法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种援引更能印证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想法的正确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反之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面临的上述两大特殊问题，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来把握马克思主义；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主要包括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其中心就是要以辩证的唯物的观点来认识世界，其根本要求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运用到具体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内容很多，像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等。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它不会因为时间的变化而过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面临的上述两大特殊问题，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迫切的客观要求，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不竭动力。中国共产党长期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的理论创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之源泉所在。
参考文献：
[1]邵燕祥.非神化[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胡 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殊问题；历史机缘
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特殊问题是其中的一个教学重点和难点。只有将此问题讲深讲透，才能使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历史进程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等问题有透彻的认识和理解。本文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就此问题谈一点体会。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高高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整个历程早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革命胜利的历程还表明，中国革命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形式，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注意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历史性飞跃而产生的两个重大的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之所以能够不断进行重大的理论创新，这除了中华民族具有理论思维的传统外，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特殊问题密切相联。
要使产生于欧洲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适应经济上极为落后的中国的革命实际，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差不多花了20年时间才把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逐步改造成为适合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的艰苦与牺牲是难以言表的。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始终面临着两大特殊问题：一是来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状况，一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欧洲形式。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此前的国际共运所不曾遇到的。中国的国情与共产主义运动发源地的欧洲的状况有着很大的不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在中国的被压迫阶级中，农民阶级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紧紧地依靠农民；中国革命的对象之力量极其庞大，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仅依靠无产阶级是不行的，必须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反革命力量基本上集中在城市，弱小的无产阶级要想在城市迅速地摧毁反革命力量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到中国的广大农村去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大多数出身农民，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就有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建设所不同的特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步于非常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之上；等等，不一而足。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使得即使是死硬的教条主义者，也无法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或从别国的经验中进行简单的照搬。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对马克思主义书本和别国经验简单照搬的教条主义现象，严格说来，并不是照搬的问题，而是乱搬、胡搬的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立足于本国的实际，寻找新答案。否则，中国革命和建设便将寸步难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着的更为特殊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是用西方文字表现出来的。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把它翻译过来。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等等方面的差异，即使是最高明的翻译家，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中都不能不深深打上自己个人的或民族的烙印。或者说，中国人总是带着自己固有的观念来接受和传播外来文化，这就不能不发生外来文化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某种谬传。比如说西方的民主被介绍到中国就变成了“民之主”，而民之主就是管人民的人，因此，“民主”变成了“主民”了。
造成这种出入的原因很多，总不出对原文的理解和译文的选词造句。譬如原文词语有多义，翻译时采取了与作者不同的一义，或是原文词语只有确定的一义，翻译时却采取了容易产生歧义的某个多义词。[1]（P.103-104）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而在欧洲国家则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只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才能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真正的有效武器。1938午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他突出强调的是：“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特别是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他公开号召：“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P.534）在这里，毛泽东首先强调的并不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而是使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面临的上述两大特殊问题，使得对马克思主义书本采取简单照搬的方式变得几乎不可能。首先，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涉及中国的事情很少，我们没有得搬；其次，简单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文献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或个别结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而加以照搬，势必发生认识上、理解上的分歧。毛泽东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误解就是明显的例证；再次，只能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界流行一种说法，就是毛泽东早年曾是反教条主义的光辉旗手，晚年却陷入了对马克思主义在某些问题上个别结论的教条式理解的迷雾之中。这种说法，其实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在已经形成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背景下，毛泽东不可能教条式的迷信马克思主义在某些问题上的个别结论。他之所以援引马克思主义在某些问题上的个别结论，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个别结论，与他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想法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种援引更能印证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想法的正确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反之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面临的上述两大特殊问题，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来把握马克思主义；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主要包括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其中心就是要以辩证的唯物的观点来认识世界，其根本要求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运用到具体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内容很多，像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等。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它不会因为时间的变化而过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面临的上述两大特殊问题，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迫切的客观要求，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不竭动力。中国共产党长期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的理论创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之源泉所在。
参考文献：
[1]邵燕祥.非神化[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胡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