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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萧红系列电影的上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位风格独特的女作家。萧红一直以来都是一位充满着悲剧意识的作家，其代表作《生死场》将视角对准东北偏僻乡村中农民的生活状态，以拯救国民愚昧的灵魂。苦难和抗拒、生存和毁灭在这东北大地上持续上演。
关键词：萧红；《生死场》；悲剧；生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02
最近几年，随着电影《萧红》、《黄金时代》的热映，大众开始了解这位风格独特的女作家。在当时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中，女性作家总是写儿女情长的哀伤故事或是才子佳人的浪漫小说，而萧红则要完全打破这种现象，同样是以女性视角，却要掌握宏大的题材。因而，在二十世纪的女作家中，萧红实在算得上是一股清流，更因其作品的时代性而成为“抗日作家”的代表。
作家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以自己笔下的人物或故事来唤醒民众，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作家开始进行自觉地“悲剧创作”，文学作品中充满着强烈的悲剧意识，这当中尤以“东北作家群”的萧红为代表，其代表作《生死场》更是她创作史上的一个巅峰。
一、悲剧内涵
在常规认识中，“悲剧”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戏剧的主要类型之一。是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结局为基本特点。二是比喻悲惨不幸的遭遇。而在作家及文学理论家的口中，悲剧则有着更多的含义。鲁迅认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蔡仪则认为悲剧“是表现社会的必然和必然的冲突的美”[2]，也就是说，尽力表现社会本质上的意识形态，就是悲剧。这种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相同——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3]而萧红作为女性作家，本身就有着更为敏锐的感受和细腻的生活体验，能以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感情去关注普罗大众在人生过程中的苦难和不幸，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式”风格。
鲁迅曾经对比过寻常的悲剧和英雄式的悲剧，认为生活中前者常有，而后者则较少。萧红在《生死场》中就描绘了自己所熟知的乡土社会的生存图景，从而使小说充满浓浓的悲剧意识，曾“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和惊动。[4]
二、生死悲剧
战争背景下的农民，从来生命中不存在温馨快乐，只存在欲望与折磨，种种的死亡画面不过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残酷的大自然和残暴的地主是他们生命中最难以承受的劫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难发现，文中经常出现“坟场”、“乱坟岗子”等意象，生命在这里如草芥般低贱，没有谁是鲜活生命力的代表。人们只能向死而生，向生而死。
小孩子应该是最具活力的生命符号，在冰心的诗句里“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万千的天使，要起来歌颂小孩子”[5]，但在萧红的笔下，小孩子依然没有生命的价值，甚至被自己的家人亲手毁灭。对于王婆来说村庄上的小孩子是用刀子和钩子从女人肚子里搅出来的，生产过程是血腥的无情的；王阿嫂与五姑姑姐姐的孩子都在出生后不久夭折；而最令人心惊的还是金枝的孩子——才来到人世间不久便被自己的父亲摔死。在这里，人和动物的相似性愈加凸显——无情、冷漠甚至与兽类相近。
在《生死场》中，“生”、“死”都变得毫无价值，村庄里的一切只是在静静地轮回，丝毫没有新生所带来的生命力。人们为生而死，为死而生。文本中看不到丝毫生命的气息，这个“生命”指的不是人是否活着，而是指他们的活力、欲望甚至对于生命的看重都早已消失不见，他们甚至变为了灵魂空虚的傀儡。
在电影《肖生克的救赎》中有一句台词：“人生有两件事，或忙着生，或忙着死”。当生活无望、精神寂寞，并且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时，一些人可能就会选择死亡。当然不同的是，电影的主人公最终实现了梦想，找到了人生价值，而《生死场》中的芸芸大众却依旧浑浑噩噩，能够觉醒的只是少数。
三、生存悲剧
每一个生命本体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充满活力与朝气，甚至充满原始欲望。而萧红笔下的《生死场》却看不到丝毫生命的气息，这个“生命”指的不是人是否活着，而是指他们的活力、欲望甚至对于生命的看重都早已消失不见，他们甚至变为了灵魂空虚的傀儡。人们在这片大地上无所谓地“生”、无所谓地“死”，人们对死亡那种最原始、最基本的恐惧在这里几乎消失殆尽。
人和动物在文学作品中很少进行直接比较，更不会称其外貌、行为、生育具有一致性。而在《生死场》中，作者则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人的动物性。胡风在为《生死场》写的后记中也说道：“蚊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6]文中形容麻面婆说话像猪说话一样，发着猪声，而且更进一步地讽刺道说也许麻面婆的喉咙组织和猪相同。写到二里半时则是他的“面孔和马脸一样长”，而王婆讲话时则像只可怕的“猫头鹰”。甚至在第六章《刑罚的日子》里，人竟和动物一起生产。人和动物不仅生存条件相似，本性也相似，即两者具有“同质性”。农民早已将生活要求降到最低，甚至失去“人性”，和牲畜一样混沌度日。
除此之外，物超过了人的价值——王婆的孩子摔死时她最初也觉得心发颤，但后来终归是孩子没有麦虫重要。金枝的母亲则更是如此，当她的女儿和菜根放在一起时她便会毫不犹豫地去选择菜根。农民对粮食、牲口近乎变态的重视与热爱，其实恰好反映出他们的悲哀。在无法改变的大时代下，贫穷使人性变得扭曲，人们不再是环境和动物的主人，而是臣服于他们，成为他们的奴隶，人的意识荡然无存，这便是底层人民生存的悲剧。
四、女性悲剧
女性作家总是倾向于通过塑造性格丰满的女性形象来表达自己的认知及诉求，无论是张爱玲书中的曹七巧、白流苏，丁玲笔下的梦珂、莎菲，还是王安忆描写的王琦瑶、富萍，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着女性作家对于这个世界的期盼、愤怒或是悲叹。
爱情可以说是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内容，甚至成为女性的代名词。但是在《生死场》中，真正的爱情从不曾出现，男人与女人之间只有“性”没有“爱”，女人只是被迫接受的对象，是生育工具，更是一个单薄的性别符号。文中的金枝就是典型的例子，成业用歌声打开了金枝的心，更用强壮的身体粗暴地占有了她，金枝作为人的价值与尊严早已消失殆尽。后来，去了大都市的金枝躲过了日军的侵害，却没有躲过中国男人的暴行。波伏娃作为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一直认为理想的性爱应是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完美交融，并形成完美的统一。相对于技巧，更需要的是灵与肉相互慷慨地给予。而在生活中，萧红一直遭受着男女之间不平等的对待，所以她才会哀叹道：“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生儿育女一直都被认作是最美好的事情，然而在《生死场》中这却代表着痛苦与毁灭。萧红生过两次孩子，但都是不愉快的经历。正因为她的这种经历，所以在《生死场》中女性的生育被称为“刑罚的日子”，甚至在描述女性生育的场景时萧红用到了“吞下毒药、弄断双腿、踢翻窗台”等词汇来形容生育时的痛苦，女性在书中只是单纯地被当作生育工具，不存在价值与人格。
鲁迅曾说：“女人只有母性、女儿性，却没有‘妻性’，所谓‘妻性’完全是后天的，社會制度造成的。”[7]自古以来，女子要遵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从来不会被当作独立的人。《生死场》中的妇女“仿佛是在父权社会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金枝从都市中回来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恨中国人呢？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恨。”在这里，萧红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束缚女性发展的封建礼教以及几千年不曾改变的男权社会。
参考文献：
[1]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J].语丝，1925，1（15）.
[2]萧红.萧红全集-散文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88-90.
[3]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46.
[4]许广平.追忆萧红[J].文艺复兴，1946，1，（6）.
[5]艾克曼.歌德谈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9.
[6]萧红.生死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7.
[7]鲁迅.南腔北调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95-96.
关键词：萧红；《生死场》；悲剧；生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02
最近几年，随着电影《萧红》、《黄金时代》的热映，大众开始了解这位风格独特的女作家。在当时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中，女性作家总是写儿女情长的哀伤故事或是才子佳人的浪漫小说，而萧红则要完全打破这种现象，同样是以女性视角，却要掌握宏大的题材。因而，在二十世纪的女作家中，萧红实在算得上是一股清流，更因其作品的时代性而成为“抗日作家”的代表。
作家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以自己笔下的人物或故事来唤醒民众，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作家开始进行自觉地“悲剧创作”，文学作品中充满着强烈的悲剧意识，这当中尤以“东北作家群”的萧红为代表，其代表作《生死场》更是她创作史上的一个巅峰。
一、悲剧内涵
在常规认识中，“悲剧”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戏剧的主要类型之一。是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结局为基本特点。二是比喻悲惨不幸的遭遇。而在作家及文学理论家的口中，悲剧则有着更多的含义。鲁迅认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蔡仪则认为悲剧“是表现社会的必然和必然的冲突的美”[2]，也就是说，尽力表现社会本质上的意识形态，就是悲剧。这种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相同——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3]而萧红作为女性作家，本身就有着更为敏锐的感受和细腻的生活体验，能以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感情去关注普罗大众在人生过程中的苦难和不幸，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式”风格。
鲁迅曾经对比过寻常的悲剧和英雄式的悲剧，认为生活中前者常有，而后者则较少。萧红在《生死场》中就描绘了自己所熟知的乡土社会的生存图景，从而使小说充满浓浓的悲剧意识，曾“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和惊动。[4]
二、生死悲剧
战争背景下的农民，从来生命中不存在温馨快乐，只存在欲望与折磨，种种的死亡画面不过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残酷的大自然和残暴的地主是他们生命中最难以承受的劫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难发现，文中经常出现“坟场”、“乱坟岗子”等意象，生命在这里如草芥般低贱，没有谁是鲜活生命力的代表。人们只能向死而生，向生而死。
小孩子应该是最具活力的生命符号，在冰心的诗句里“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万千的天使，要起来歌颂小孩子”[5]，但在萧红的笔下，小孩子依然没有生命的价值，甚至被自己的家人亲手毁灭。对于王婆来说村庄上的小孩子是用刀子和钩子从女人肚子里搅出来的，生产过程是血腥的无情的；王阿嫂与五姑姑姐姐的孩子都在出生后不久夭折；而最令人心惊的还是金枝的孩子——才来到人世间不久便被自己的父亲摔死。在这里，人和动物的相似性愈加凸显——无情、冷漠甚至与兽类相近。
在《生死场》中，“生”、“死”都变得毫无价值，村庄里的一切只是在静静地轮回，丝毫没有新生所带来的生命力。人们为生而死，为死而生。文本中看不到丝毫生命的气息，这个“生命”指的不是人是否活着，而是指他们的活力、欲望甚至对于生命的看重都早已消失不见，他们甚至变为了灵魂空虚的傀儡。
在电影《肖生克的救赎》中有一句台词：“人生有两件事，或忙着生，或忙着死”。当生活无望、精神寂寞，并且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时，一些人可能就会选择死亡。当然不同的是，电影的主人公最终实现了梦想，找到了人生价值，而《生死场》中的芸芸大众却依旧浑浑噩噩，能够觉醒的只是少数。
三、生存悲剧
每一个生命本体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充满活力与朝气，甚至充满原始欲望。而萧红笔下的《生死场》却看不到丝毫生命的气息，这个“生命”指的不是人是否活着，而是指他们的活力、欲望甚至对于生命的看重都早已消失不见，他们甚至变为了灵魂空虚的傀儡。人们在这片大地上无所谓地“生”、无所谓地“死”，人们对死亡那种最原始、最基本的恐惧在这里几乎消失殆尽。
人和动物在文学作品中很少进行直接比较，更不会称其外貌、行为、生育具有一致性。而在《生死场》中，作者则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人的动物性。胡风在为《生死场》写的后记中也说道：“蚊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6]文中形容麻面婆说话像猪说话一样，发着猪声，而且更进一步地讽刺道说也许麻面婆的喉咙组织和猪相同。写到二里半时则是他的“面孔和马脸一样长”，而王婆讲话时则像只可怕的“猫头鹰”。甚至在第六章《刑罚的日子》里，人竟和动物一起生产。人和动物不仅生存条件相似，本性也相似，即两者具有“同质性”。农民早已将生活要求降到最低，甚至失去“人性”，和牲畜一样混沌度日。
除此之外，物超过了人的价值——王婆的孩子摔死时她最初也觉得心发颤，但后来终归是孩子没有麦虫重要。金枝的母亲则更是如此，当她的女儿和菜根放在一起时她便会毫不犹豫地去选择菜根。农民对粮食、牲口近乎变态的重视与热爱，其实恰好反映出他们的悲哀。在无法改变的大时代下，贫穷使人性变得扭曲，人们不再是环境和动物的主人，而是臣服于他们，成为他们的奴隶，人的意识荡然无存，这便是底层人民生存的悲剧。
四、女性悲剧
女性作家总是倾向于通过塑造性格丰满的女性形象来表达自己的认知及诉求，无论是张爱玲书中的曹七巧、白流苏，丁玲笔下的梦珂、莎菲，还是王安忆描写的王琦瑶、富萍，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着女性作家对于这个世界的期盼、愤怒或是悲叹。
爱情可以说是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内容，甚至成为女性的代名词。但是在《生死场》中，真正的爱情从不曾出现，男人与女人之间只有“性”没有“爱”，女人只是被迫接受的对象，是生育工具，更是一个单薄的性别符号。文中的金枝就是典型的例子，成业用歌声打开了金枝的心，更用强壮的身体粗暴地占有了她，金枝作为人的价值与尊严早已消失殆尽。后来，去了大都市的金枝躲过了日军的侵害，却没有躲过中国男人的暴行。波伏娃作为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一直认为理想的性爱应是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完美交融，并形成完美的统一。相对于技巧，更需要的是灵与肉相互慷慨地给予。而在生活中，萧红一直遭受着男女之间不平等的对待，所以她才会哀叹道：“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生儿育女一直都被认作是最美好的事情，然而在《生死场》中这却代表着痛苦与毁灭。萧红生过两次孩子，但都是不愉快的经历。正因为她的这种经历，所以在《生死场》中女性的生育被称为“刑罚的日子”，甚至在描述女性生育的场景时萧红用到了“吞下毒药、弄断双腿、踢翻窗台”等词汇来形容生育时的痛苦，女性在书中只是单纯地被当作生育工具，不存在价值与人格。
鲁迅曾说：“女人只有母性、女儿性，却没有‘妻性’，所谓‘妻性’完全是后天的，社會制度造成的。”[7]自古以来，女子要遵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从来不会被当作独立的人。《生死场》中的妇女“仿佛是在父权社会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金枝从都市中回来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恨中国人呢？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恨。”在这里，萧红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束缚女性发展的封建礼教以及几千年不曾改变的男权社会。
参考文献：
[1]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J].语丝，1925，1（15）.
[2]萧红.萧红全集-散文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88-90.
[3]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46.
[4]许广平.追忆萧红[J].文艺复兴，1946，1，（6）.
[5]艾克曼.歌德谈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9.
[6]萧红.生死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7.
[7]鲁迅.南腔北调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9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