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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时期，按照我个人的观点，是指1915-1945年之间约30年的时间。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家，祖父是他们中的一员。今天就从我的祖父说起。
早期海归科学家的传统文化教育背景
我的祖父王琎先生曾在1922-1934年间担任《科学》杂志主编，1930-1933年间担任中国科学社社长，1928-1934年间担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他也曾是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人们在介绍他的履历时，通常介绍他是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生，美国利哈伊大学学士和明尼苏达大学硕士，然而人们往往忽略的是，正是同一个王琎，曾有过十年科举的教育背景。事实上，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早年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有科举时代受教育的背景。今天的媒体在介绍这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家时，也常常忽略他们的传统文化教育经历。其实正是他们在西方留学之前的这段受教育经历，成就了他们的一种特殊知识结构和文化品质，使他们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代具有新旧兼学、学贯中西素质的中国人，也决定了他们处理科学和传统的态度。
王琎的哥哥王埏是早年与李四光同期公派留学英国的留学生，回国后不久身患重病。王琎从小和哥哥感情深厚，在看望弥留中的兄长后，心情十分沉重，在日记中感叹人生苦短，同时也告诫自己，生命越是短，对家对社会的责任越是重，一定要多努力，才能对得起社会、亲友和祖宗。
王琎在日记中，有一段还专门回顾自己四十岁前思想的变化过程，提醒自己，要注意修养，要用朱熹在《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修身养性。
在修齐治平的精神追求下，王琎忘我地工作。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查谦是王瑾}在1920年代东南大学的老友，也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骨干。我曾在“文革”期间拜访过当时已经中风的查先生。他在回忆王琏时曾说，我们当时都很尊敬季梁（王珊）先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组织中国科学社，办《科学》杂志，全是尽义务，但他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查谦先生还特别指出，当年中国科学社开会都是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进行。我从王珊的日记中也注意到，王琎当年带着他在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的两个助手柳大纲和姚国殉编辑《科学》杂志时，大量的工作时间也都是在晚上进行。
王琎是发现华罗庚的伯乐。1929年，王琎在收到年轻的华罗庚寄来的稿件后，热情地鼓励他，为他提建议，不但发表了华罗庚的文章，还把他的情况介绍给了中国科学社的老友熊庆来，成就了一个天才的人生。
虽然王琎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但他也受过多年西方文明和科学实验的熏陶。一天，他在做完定性分析实验回到家后，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当天的实验过程，注意到在当天的试验中，硼砂的存在对于化学反应有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思索这个现象是否与复杂化学分解有关，一方面表示还要继续推敲。他写道：“有用第一铁青酸钾加以盐酸，则试金属第三类时不得铁，其加硝酸者则试得铁（浓硝酸），惟同时有硼砂存在时，则加硝酸后或试得铁，或试不得铁，结果各异。此现象与复杂游子之分解有关，其原理颇可研究。”
王琎回国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一直就是像上面提到的这样，不断坚持自己提出问题，又亲自拿试管做细致周密的分析化学试验。他把自己在美国实验室学到的分析金属成分的方法，用到中国古钱的分析方面，成功地完成了用古金属成分为中国冶金史断代的研究成果，开创了中国分析化学的科学时代。这一成果振奋了当时全国知识界。在1925年的中国科学社北京年会上，当时中国科学社的社长翁文灏就在开幕致辞中，专门提到王琎古钱分析的研究成果。1930年代初期，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他的《中国通史》一书中也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王琎和他的冶金史断代学说，这也是后来王珊被蔡元培和杨杏佛邀请参加创建中央研究院和担任首任化学所所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科学和传统在王琎的事业中相得益彰，这是中国第一代科学家对待科学和传统态度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他们接受过中西两种文明系统的学习和熏陶，他们认识到，中国近代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对待宇宙万物的进取态度和探索真理的科学方法。这种缺失是精神层面的，这就是他们要提倡科学精神，提倡理性对待传统的文明梦。
从文明梦联想到屠呦呦
话说到这里，我想借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这个热门话题，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家的文明梦做一个诠释。
科学的发现靠个人的努力和机遇，更需要依靠个人偶然的灵感。然而这种偶然，是一种必然中的偶然。屠呦呦在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后，诚恳地表示自己的成就归功于集体多年的努力。屠呦呦“偶然”成功背后的这个“必然”，就是近百年来几代中国生药学的前辈们怀着文明梦的理想，孜孜不倦地用分析化学的科学方法研究中药遗产的科学态度和研究氛围。
1920年代，在五四运动反传统和反对国粹的潮流中，中国也出现了企图否定中药的舆论。早期的海归留学生、中国生药学泰斗赵烯黄就曾挺身抗争：他比喻中药就像我国未开采的矿藏，应当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发掘提高。他曾预言：一部《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药物，不知含有多少没有发现的化学成分，随着今后科学的进步，可以预见，一部《本草纲目》将会成为世界药学者的实验场（大意）。
早在1929年，赵繘黄就是王琎领导的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的四位研究员之一。他在化学所的五年多里开展本草学和生药学研究，期间他编写出版了《新本草图志》。
屠呦呦1951年进北京大学医学院，1955年进中医研究院。赵炳黄当时正好就是这两个单位生药学的学术权威。屠呦呦的导师楼之芩评价赵烯黄的《现代本草生药学》为中国最早的生药学著作。药物学家张昌绍尊称赵烯黄是对中国贡献最大的生药学家。
1953年赵繘黄撰著出版的38万余字的《本草新诠》，系统介绍了我国历代的78部重要本草著作，是研习本草的入门书。他私人藏有80余部、近千册的历代主要本草著作的善本或珍本，在他1960年去世后，家人根据他的遗嘱，将全部藏书赠给了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
还不得不提到另一位生药学大师——赵承嘏。赵承嘏是蔡元培在1928年筹备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批受邀的筹备委员。1930年代初，王琎在邀请赵承嘏加入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没有成功后，曾邀请赵到化学研究所做过生药研究的报告。赵承嘏曾任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所长。饶毅博士在中药科学史的研究文章中也提到过1940年代的这位有国际影响的中国重量级中药研究前辈。
最近我在王琎日记中惊讶地发现，赵烯黄和赵承嘏都是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早期重要骨干。赵承嘏曾经是1920年代中国科学社南京社友会的会长。赵繘黄当年曾是《科学》杂志的主要编辑成员。他们都是王琎在中国科学社的同志和老友。
屠呦呦的出现是偶然事件，而早期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所引领的科学事业正是这个偶然事件的必然基础。这说明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对于现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影响弥久不衰。历史和实践都一致肯定了他们的努力所代表的。正是中国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因此，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我国第一代科学家对科学和传统关系的态度，尤其值得今天的中国人认真深入地研究和反思。
早期海归科学家的传统文化教育背景
我的祖父王琎先生曾在1922-1934年间担任《科学》杂志主编，1930-1933年间担任中国科学社社长，1928-1934年间担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他也曾是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人们在介绍他的履历时，通常介绍他是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生，美国利哈伊大学学士和明尼苏达大学硕士，然而人们往往忽略的是，正是同一个王琎，曾有过十年科举的教育背景。事实上，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早年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有科举时代受教育的背景。今天的媒体在介绍这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家时，也常常忽略他们的传统文化教育经历。其实正是他们在西方留学之前的这段受教育经历，成就了他们的一种特殊知识结构和文化品质，使他们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代具有新旧兼学、学贯中西素质的中国人，也决定了他们处理科学和传统的态度。
王琎的哥哥王埏是早年与李四光同期公派留学英国的留学生，回国后不久身患重病。王琎从小和哥哥感情深厚，在看望弥留中的兄长后，心情十分沉重，在日记中感叹人生苦短，同时也告诫自己，生命越是短，对家对社会的责任越是重，一定要多努力，才能对得起社会、亲友和祖宗。
王琎在日记中，有一段还专门回顾自己四十岁前思想的变化过程，提醒自己，要注意修养，要用朱熹在《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修身养性。
在修齐治平的精神追求下，王琎忘我地工作。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查谦是王瑾}在1920年代东南大学的老友，也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骨干。我曾在“文革”期间拜访过当时已经中风的查先生。他在回忆王琏时曾说，我们当时都很尊敬季梁（王珊）先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组织中国科学社，办《科学》杂志，全是尽义务，但他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查谦先生还特别指出，当年中国科学社开会都是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进行。我从王珊的日记中也注意到，王琎当年带着他在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的两个助手柳大纲和姚国殉编辑《科学》杂志时，大量的工作时间也都是在晚上进行。
王琎是发现华罗庚的伯乐。1929年，王琎在收到年轻的华罗庚寄来的稿件后，热情地鼓励他，为他提建议，不但发表了华罗庚的文章，还把他的情况介绍给了中国科学社的老友熊庆来，成就了一个天才的人生。
虽然王琎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但他也受过多年西方文明和科学实验的熏陶。一天，他在做完定性分析实验回到家后，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当天的实验过程，注意到在当天的试验中，硼砂的存在对于化学反应有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思索这个现象是否与复杂化学分解有关，一方面表示还要继续推敲。他写道：“有用第一铁青酸钾加以盐酸，则试金属第三类时不得铁，其加硝酸者则试得铁（浓硝酸），惟同时有硼砂存在时，则加硝酸后或试得铁，或试不得铁，结果各异。此现象与复杂游子之分解有关，其原理颇可研究。”
王琎回国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一直就是像上面提到的这样，不断坚持自己提出问题，又亲自拿试管做细致周密的分析化学试验。他把自己在美国实验室学到的分析金属成分的方法，用到中国古钱的分析方面，成功地完成了用古金属成分为中国冶金史断代的研究成果，开创了中国分析化学的科学时代。这一成果振奋了当时全国知识界。在1925年的中国科学社北京年会上，当时中国科学社的社长翁文灏就在开幕致辞中，专门提到王琎古钱分析的研究成果。1930年代初期，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他的《中国通史》一书中也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王琎和他的冶金史断代学说，这也是后来王珊被蔡元培和杨杏佛邀请参加创建中央研究院和担任首任化学所所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科学和传统在王琎的事业中相得益彰，这是中国第一代科学家对待科学和传统态度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他们接受过中西两种文明系统的学习和熏陶，他们认识到，中国近代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对待宇宙万物的进取态度和探索真理的科学方法。这种缺失是精神层面的，这就是他们要提倡科学精神，提倡理性对待传统的文明梦。
从文明梦联想到屠呦呦
话说到这里，我想借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这个热门话题，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家的文明梦做一个诠释。
科学的发现靠个人的努力和机遇，更需要依靠个人偶然的灵感。然而这种偶然，是一种必然中的偶然。屠呦呦在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后，诚恳地表示自己的成就归功于集体多年的努力。屠呦呦“偶然”成功背后的这个“必然”，就是近百年来几代中国生药学的前辈们怀着文明梦的理想，孜孜不倦地用分析化学的科学方法研究中药遗产的科学态度和研究氛围。
1920年代，在五四运动反传统和反对国粹的潮流中，中国也出现了企图否定中药的舆论。早期的海归留学生、中国生药学泰斗赵烯黄就曾挺身抗争：他比喻中药就像我国未开采的矿藏，应当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发掘提高。他曾预言：一部《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药物，不知含有多少没有发现的化学成分，随着今后科学的进步，可以预见，一部《本草纲目》将会成为世界药学者的实验场（大意）。
早在1929年，赵繘黄就是王琎领导的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的四位研究员之一。他在化学所的五年多里开展本草学和生药学研究，期间他编写出版了《新本草图志》。
屠呦呦1951年进北京大学医学院，1955年进中医研究院。赵炳黄当时正好就是这两个单位生药学的学术权威。屠呦呦的导师楼之芩评价赵烯黄的《现代本草生药学》为中国最早的生药学著作。药物学家张昌绍尊称赵烯黄是对中国贡献最大的生药学家。
1953年赵繘黄撰著出版的38万余字的《本草新诠》，系统介绍了我国历代的78部重要本草著作，是研习本草的入门书。他私人藏有80余部、近千册的历代主要本草著作的善本或珍本，在他1960年去世后，家人根据他的遗嘱，将全部藏书赠给了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
还不得不提到另一位生药学大师——赵承嘏。赵承嘏是蔡元培在1928年筹备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批受邀的筹备委员。1930年代初，王琎在邀请赵承嘏加入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没有成功后，曾邀请赵到化学研究所做过生药研究的报告。赵承嘏曾任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所长。饶毅博士在中药科学史的研究文章中也提到过1940年代的这位有国际影响的中国重量级中药研究前辈。
最近我在王琎日记中惊讶地发现，赵烯黄和赵承嘏都是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早期重要骨干。赵承嘏曾经是1920年代中国科学社南京社友会的会长。赵繘黄当年曾是《科学》杂志的主要编辑成员。他们都是王琎在中国科学社的同志和老友。
屠呦呦的出现是偶然事件，而早期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所引领的科学事业正是这个偶然事件的必然基础。这说明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对于现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影响弥久不衰。历史和实践都一致肯定了他们的努力所代表的。正是中国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因此，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我国第一代科学家对科学和传统关系的态度，尤其值得今天的中国人认真深入地研究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