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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有逻辑的，人的教育行为总是遵循一定的逻辑，并为此逻辑之下的言行不断地进行着论证。因此，面对一个教育案例，我们如果能从其背后的逻辑入手，就容易产生不一样的思维碰撞。那么，此案例中“班服风波”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只分析案例中学生接受教育的逻辑。大致是学生自我呈现发展的现状，必然是有的好一些、有的弱一些；然后便是正确与错误间的“路线斗争”，这涉及到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甚至是师师之间的教育交往；在此基础上，适时导入一个震撼事件，使情节逆转，以形成良好的教育契机；最后必然是正义战胜邪恶，好的学生变得更好，不好的学生也会痛改前非，于是，教育河山一片大好。正如案例中所言“班服风波虽已平息，但它带来的凝聚力却会永远地留存在学生心中”。然而，仔细想来，这现实的教育逻辑真的合理、有效吗？在这个案例中，至少有如下问题值得再推敲一下。
其一，预设的前提一定是正确的吗？案例中的基本前提是班服是必须的（因为其他班级都买了），而且每个人都应该基于对集体的忠诚而不能有丝毫迟疑地去维护这一必须。仔细想来，大合唱确实需要给人一种团结的力量、集体的美感，它可以借助统一的服装、整齐的歌声、规范的动作等来加以实现。然而问题在于，统一的服装只是配角，是形式层面上的东西，它可以呈现大合唱的集体美感，但是不能代替、更不能等同于集体美感。因此，这个案例的逻辑误差在于：教育价值的指向性不等于教育行为的指向性，我们不能以教育行为的指向性来代替教育价值的指向性。换言之，大合唱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是唱出气势、唱出美感，而不是一味的形式上的整齐划一。这个逻辑前提的误差其实还隐藏着一个普遍的教育绩效观，那就是“做了总比不做好，形式上的做比内容上的做更重要，因为它更容易被看到”，至于做的好与坏、努力的多与寡并不重要。其实，它们的逻辑误差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以形式代替了内容。
其二，压力一定能转化为动力吗？在后进生的转化过程中，我们通常的教育逻辑便是以美好的愿景、榜样让他们因相形见绌而感受到压力，然后再辅之以外在的监督，最终促使他们痛改前非。然而，问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压力一定能转化为动力吗？任何一种行为的形成都有其自身的存在依据，而一种行为的改变则需要一定的情境和条件。当一个人因为美好的愿景，而选择从善如流、见贤思齐时，这个人必定是一个有眼光、有智慧的人；当一个人因为对自身的厌恶感，而激发出更强的荣誉感，进而弃恶从善、痛改前非，那么他拥有的就不仅是智慧与眼光了，更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胸襟！对此，成人未必能做到，更不要说是小学生了。因此，这个案例在教育过程中的逻辑误差在于：内外因的转化是需要条件的，即使有了条件也不一定就能形成转化。换言之，对不愿买班服同学的教育，看似是合唱取得第二名的成绩使然，也是身边同学的旁敲侧击使然。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个案例中的教育是否成功，是存疑的。当然，这涉及教育的名利观问题。简言之，取得合唱成绩、学生作文发表，是否意味着学生的转化成功？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教育取得了显性的成果，那就是成功了。可是，问题在于教育所追求的最大的名与利乃是学生。在这个案例中，学生在哪里呢？他收获的除了同学对他的冷嘲热讽和因此而产生的深深罪恶感，似乎无他。
其三，交往一定是正义战胜邪恶吗？每个人都喜欢白雪公主把恶皇后的苹果核咳出，都喜欢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教育亦然，我们都喜欢教育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后的“柳暗花明”，但很多时候，教育却是在山穷水尽之际戛然而止。正如案例中的班服风波，就买班服这一事件而言，几个“刺头”说到底最终并没有买班服；就学生的教育而言，“后进生”也只是止于“惭愧、内疚、后悔”。因此，在以后的教育工作中，如果再遇到类似事件该怎么办并没有结论，或许这正是编辑老师选择此案例来讨论的重要动因。然而，问题在于，整个案例给人的却是一种教育获得成功的喜悦感。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就是案例以单一性的愿景模糊了事件的多样性存在。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人是一种多样性的存在，社会是多姿多彩的社会。教育亦然，教育对象是多样性的真实存在，任何试图单一化他们的教育行为都是值得怀疑的。
案例中的梁老师在处理班服事件中的做法和最后的反思无疑是值得尊敬的，“教育不是替代、告诉……让学生经历震撼、感悟的过程，这样的教育才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然而问题在于，不替代、不告诉不是教育的本真，教育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诉说。教育的诉说可以是狭义的语言诉说，也可以是广义上的文化传递、活动体验、课程参与等，关键在于诉说什么、采取怎样的方式诉说以及诉说得如何。因此，真正的教育不能止于“不替代、不告诉”“经历震撼、感悟”，而是要探讨学生通过体验感悟到什么，这种感悟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以后采取怎样的方式，创设什么平台，促使学生形成健康有益的感悟，并积极践行。
（江苏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 李宏亮）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只分析案例中学生接受教育的逻辑。大致是学生自我呈现发展的现状，必然是有的好一些、有的弱一些；然后便是正确与错误间的“路线斗争”，这涉及到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甚至是师师之间的教育交往；在此基础上，适时导入一个震撼事件，使情节逆转，以形成良好的教育契机；最后必然是正义战胜邪恶，好的学生变得更好，不好的学生也会痛改前非，于是，教育河山一片大好。正如案例中所言“班服风波虽已平息，但它带来的凝聚力却会永远地留存在学生心中”。然而，仔细想来，这现实的教育逻辑真的合理、有效吗？在这个案例中，至少有如下问题值得再推敲一下。
其一，预设的前提一定是正确的吗？案例中的基本前提是班服是必须的（因为其他班级都买了），而且每个人都应该基于对集体的忠诚而不能有丝毫迟疑地去维护这一必须。仔细想来，大合唱确实需要给人一种团结的力量、集体的美感，它可以借助统一的服装、整齐的歌声、规范的动作等来加以实现。然而问题在于，统一的服装只是配角，是形式层面上的东西，它可以呈现大合唱的集体美感，但是不能代替、更不能等同于集体美感。因此，这个案例的逻辑误差在于：教育价值的指向性不等于教育行为的指向性，我们不能以教育行为的指向性来代替教育价值的指向性。换言之，大合唱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是唱出气势、唱出美感，而不是一味的形式上的整齐划一。这个逻辑前提的误差其实还隐藏着一个普遍的教育绩效观，那就是“做了总比不做好，形式上的做比内容上的做更重要，因为它更容易被看到”，至于做的好与坏、努力的多与寡并不重要。其实，它们的逻辑误差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以形式代替了内容。
其二，压力一定能转化为动力吗？在后进生的转化过程中，我们通常的教育逻辑便是以美好的愿景、榜样让他们因相形见绌而感受到压力，然后再辅之以外在的监督，最终促使他们痛改前非。然而，问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压力一定能转化为动力吗？任何一种行为的形成都有其自身的存在依据，而一种行为的改变则需要一定的情境和条件。当一个人因为美好的愿景，而选择从善如流、见贤思齐时，这个人必定是一个有眼光、有智慧的人；当一个人因为对自身的厌恶感，而激发出更强的荣誉感，进而弃恶从善、痛改前非，那么他拥有的就不仅是智慧与眼光了，更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胸襟！对此，成人未必能做到，更不要说是小学生了。因此，这个案例在教育过程中的逻辑误差在于：内外因的转化是需要条件的，即使有了条件也不一定就能形成转化。换言之，对不愿买班服同学的教育，看似是合唱取得第二名的成绩使然，也是身边同学的旁敲侧击使然。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个案例中的教育是否成功，是存疑的。当然，这涉及教育的名利观问题。简言之，取得合唱成绩、学生作文发表，是否意味着学生的转化成功？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教育取得了显性的成果，那就是成功了。可是，问题在于教育所追求的最大的名与利乃是学生。在这个案例中，学生在哪里呢？他收获的除了同学对他的冷嘲热讽和因此而产生的深深罪恶感，似乎无他。
其三，交往一定是正义战胜邪恶吗？每个人都喜欢白雪公主把恶皇后的苹果核咳出，都喜欢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教育亦然，我们都喜欢教育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后的“柳暗花明”，但很多时候，教育却是在山穷水尽之际戛然而止。正如案例中的班服风波，就买班服这一事件而言，几个“刺头”说到底最终并没有买班服；就学生的教育而言，“后进生”也只是止于“惭愧、内疚、后悔”。因此，在以后的教育工作中，如果再遇到类似事件该怎么办并没有结论，或许这正是编辑老师选择此案例来讨论的重要动因。然而，问题在于，整个案例给人的却是一种教育获得成功的喜悦感。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就是案例以单一性的愿景模糊了事件的多样性存在。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人是一种多样性的存在，社会是多姿多彩的社会。教育亦然，教育对象是多样性的真实存在，任何试图单一化他们的教育行为都是值得怀疑的。
案例中的梁老师在处理班服事件中的做法和最后的反思无疑是值得尊敬的，“教育不是替代、告诉……让学生经历震撼、感悟的过程，这样的教育才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然而问题在于，不替代、不告诉不是教育的本真，教育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诉说。教育的诉说可以是狭义的语言诉说，也可以是广义上的文化传递、活动体验、课程参与等，关键在于诉说什么、采取怎样的方式诉说以及诉说得如何。因此，真正的教育不能止于“不替代、不告诉”“经历震撼、感悟”，而是要探讨学生通过体验感悟到什么，这种感悟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以后采取怎样的方式，创设什么平台，促使学生形成健康有益的感悟，并积极践行。
（江苏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 李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