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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乘法”，令产业转移形成自发性、规模化的转承之势，是关键所在
王顶堤，一个原本地处天津南开区、西青区交界处的普通城中村，正在迎来命运的改变。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下，这个城中村有望取代北京“动批”（动物园批发市场）、天津“大胡同”，成为京津冀区域内又一个大型商贸中心。
这并非孤例。
近两年，在北京积极协调、疏解、转移，津冀城区竞相承接的背景下，京津冀产业一体化发展在多个层面有序推进，一批产业企业和数以万计的人口正随之迁移发展。
然而，如何做好“乘法”，令产业转移形成自发性、规模化的转承之势，才是关键所在。
“外地的市场越做越大”
2015年10月，王顶堤商贸城正式开业。此前在京津城区零散分布的多个家居、酒店用品、服装鞋帽等商品批发中心，陆续迁至这里，按照门类各自成“城”。
其中，“四季青服装鞋帽城”、“汇成国际食品商贸城”，正着力打造整个华北地区服装鞋帽和粮油产品的一级批发集散中心。
“一旦王顶堤的牌子叫响、聚拢了人气，我们的生意就能再红火起来。”从北京天意批发市场搬到王顶堤的服装批发商户王仁志信心满满。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考虑到规模效应和辐射范围，北京天意的多家商户几经权衡，最终选择绕过河北香河、白沟、保定等多个承接地，组团落户在王顶堤。
王顶堤商贸城得以迅速崛起，是京津冀区域商贸格局重塑、北京批发市场密集外迁的结果。
而作为产业和人口疏解的重要切入点，北京动物园、大红门、天意等220个区域性批发市场，正加速转移至津冀多个承接点，呈现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以来最直观的变化。
截至2015年底，北京“动批”商圈内13家批发市场已有9家开始疏解转型，共完成撤市12.6万平方米，升级8万平方米，日均客流量从5万人下降至1万人左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近日在北京多个商品批发市场看到，搬迁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
与两年前相比，目前商户们对待疏解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京津翼产业一体化发展在多个层面有序推进。图为河北承德市双滦区—处中国移动营业厅
刘富民在北京“动批”商圈的天皓成服装批发市场经商已经7年有余。根据疏解规划，天皓成须彻底外迁。由于对外迁经营缺乏信心，2014年11月，刘富民花费高额租金，将店铺搬到临近的万容天地服装批发市场，后者在政府规划中属于“原地升级”的范畴。
“但动批已经不是原来的动批了。”刘富民说，尽管颇费周折后留在了“动批”商圈，可近两年随着大量商户外迁，这里的人气已大不如前，“外地的批发市场反倒越做越大，留下的商户，迟早也会主动搬迁出去”。
缩小公共服务差距是关键
外迁批发市场，是北京贯彻落实协同发展、缓解“大城市病”的“先手棋”。
这步“先手棋”，是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发展，优化分布的一部分。
京津冀三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不小的差距，这恰恰为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能。产业协同既能带动区域发展“补短板”，也可为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提供迂回空间。
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京津冀人均GDP分别为10.58万元、10.69万元和4.03万元，河北省尚不足京津两座直辖市的一半;三地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48458元、34101元、26152元。
从产业结构来看，北京第三产业独大，天津二三产业各占半壁江山，河北则是“农业大省”、“钢铁大省”。由于产业结构不一、各自比较优势突出，三地存在较大互补空间，未来可形成“北京研发、天津转化、河北配套”的格局。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分析：北京云集了全国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学科门类齐全、研发实力超群，但产业化空间逼仄;天津长期以工业立市，传统和现代工业基础雄厚，利于产业化;河北则幅员辽阔、产业工人资源丰富。他认为，“三地产业协同，具备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基础。”
在此逻辑下，近两年来，京津冀产业转移明显提速。
对首都北京而言，针对功能和产业做减法，是贯彻落实协同发展的关键。
本刊记者获悉，自2014年以来，各类京企在津、冀投资项目分别达到865个、6431个，资金分别达到2403亿元、5686亿元，来自北京的多个工业项目和创新企业先后在津冀落户，京津冀产业板块正重新布局。
不过，在产业跨省市转移与承接的过程中，一些问题也浮出水面。
目前在天津武清上班的周玉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考虑到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他选择把家人安置在北京，自己早出晚归，工作在武清、夜宿北京。
与周玉明作出相同选择的人不在少数。
专家们普遍认为，与迁出地北京相比，大多数迁入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尚存距离，甚至还很不完善，这是左右协同发展实际效果的重要因素。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河北曹妃甸园区的一些企业反映，有相当部分人才流回到京津，“原因是当地公共服务跟不上，员工不希望子孙后代就这样生活下去。”
因此，缩小京津冀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切实平衡各种资源等，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
但是，公共服务的发展和完善有其自身规律，与产业外迁相比，需要更多的时间。
一体化还需协调机制
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近两年来，北京向津冀疏解、转移的“减法”做得多，京津冀区域产业优势互补、加强协作的“乘法”相对少，这是当前京津冀三地产业谋求协同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
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关于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错位发展的问题，纲要已经非常明确，但真正落实功能定位、发挥比较优势、优化产业布局，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原因之一，是传统发展思维仍然影响较大，对“协同”的理解有待深化。
比如，部分地方官员对本地的协同定位、对区域产业协作的整体思路还没有全面深入了解，这也影响了当地融入区域产业链的进程。
再比如，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有些地方理解为产业承接，因此出现了哄抢批发市场、密集建设科技新城等现象。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开大学教授刘秉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京津冀定位于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并非一般的城市群，但“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区域协同规划，目前在实际工作中还尚未起到显著的指导作用。
有关专家认为，目前“协同”不足，除了思维观念的影响，另一个需要改善的方面是，在具体层面，要推进形成涵养京津冀协同“大局观”的体制机制。
根据协同发展的战略设想，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程度势必高于长三角、珠三角，但具体如何落实到位，仍需要体制机制上的破与立。
前文提及的国家发改委人士说，目前京津冀三地只形成了推动协同、自上而下的工作机制，但在组织层面等方面，支撑区域协同发展的内部体制机制还没有形成。
专家认为，作为参照，长三角、珠三角目前产业协作水平高于京津冀地区，其经验或可为京津冀借鉴。例如，在这两个地区，一些自发、商讨性质的协调机制，包括常务副省长及以下多个层面的常态化联席会议等，在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协调机制也应不局限于政府内部。
王顶堤，一个原本地处天津南开区、西青区交界处的普通城中村，正在迎来命运的改变。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下，这个城中村有望取代北京“动批”（动物园批发市场）、天津“大胡同”，成为京津冀区域内又一个大型商贸中心。
这并非孤例。
近两年，在北京积极协调、疏解、转移，津冀城区竞相承接的背景下，京津冀产业一体化发展在多个层面有序推进，一批产业企业和数以万计的人口正随之迁移发展。
然而，如何做好“乘法”，令产业转移形成自发性、规模化的转承之势，才是关键所在。
“外地的市场越做越大”
2015年10月，王顶堤商贸城正式开业。此前在京津城区零散分布的多个家居、酒店用品、服装鞋帽等商品批发中心，陆续迁至这里，按照门类各自成“城”。
其中，“四季青服装鞋帽城”、“汇成国际食品商贸城”，正着力打造整个华北地区服装鞋帽和粮油产品的一级批发集散中心。
“一旦王顶堤的牌子叫响、聚拢了人气，我们的生意就能再红火起来。”从北京天意批发市场搬到王顶堤的服装批发商户王仁志信心满满。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考虑到规模效应和辐射范围，北京天意的多家商户几经权衡，最终选择绕过河北香河、白沟、保定等多个承接地，组团落户在王顶堤。
王顶堤商贸城得以迅速崛起，是京津冀区域商贸格局重塑、北京批发市场密集外迁的结果。
而作为产业和人口疏解的重要切入点，北京动物园、大红门、天意等220个区域性批发市场，正加速转移至津冀多个承接点，呈现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以来最直观的变化。
截至2015年底，北京“动批”商圈内13家批发市场已有9家开始疏解转型，共完成撤市12.6万平方米，升级8万平方米，日均客流量从5万人下降至1万人左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近日在北京多个商品批发市场看到，搬迁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
与两年前相比，目前商户们对待疏解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刘富民在北京“动批”商圈的天皓成服装批发市场经商已经7年有余。根据疏解规划，天皓成须彻底外迁。由于对外迁经营缺乏信心，2014年11月，刘富民花费高额租金，将店铺搬到临近的万容天地服装批发市场，后者在政府规划中属于“原地升级”的范畴。
“但动批已经不是原来的动批了。”刘富民说，尽管颇费周折后留在了“动批”商圈，可近两年随着大量商户外迁，这里的人气已大不如前，“外地的批发市场反倒越做越大，留下的商户，迟早也会主动搬迁出去”。
缩小公共服务差距是关键
外迁批发市场，是北京贯彻落实协同发展、缓解“大城市病”的“先手棋”。
这步“先手棋”，是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发展，优化分布的一部分。
京津冀三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不小的差距，这恰恰为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能。产业协同既能带动区域发展“补短板”，也可为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提供迂回空间。
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京津冀人均GDP分别为10.58万元、10.69万元和4.03万元，河北省尚不足京津两座直辖市的一半;三地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48458元、34101元、26152元。
从产业结构来看，北京第三产业独大，天津二三产业各占半壁江山，河北则是“农业大省”、“钢铁大省”。由于产业结构不一、各自比较优势突出，三地存在较大互补空间，未来可形成“北京研发、天津转化、河北配套”的格局。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分析：北京云集了全国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学科门类齐全、研发实力超群，但产业化空间逼仄;天津长期以工业立市，传统和现代工业基础雄厚，利于产业化;河北则幅员辽阔、产业工人资源丰富。他认为，“三地产业协同，具备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基础。”
在此逻辑下，近两年来，京津冀产业转移明显提速。
对首都北京而言，针对功能和产业做减法，是贯彻落实协同发展的关键。
本刊记者获悉，自2014年以来，各类京企在津、冀投资项目分别达到865个、6431个，资金分别达到2403亿元、5686亿元，来自北京的多个工业项目和创新企业先后在津冀落户，京津冀产业板块正重新布局。
不过，在产业跨省市转移与承接的过程中，一些问题也浮出水面。
目前在天津武清上班的周玉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考虑到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他选择把家人安置在北京，自己早出晚归，工作在武清、夜宿北京。
与周玉明作出相同选择的人不在少数。
专家们普遍认为，与迁出地北京相比，大多数迁入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尚存距离，甚至还很不完善，这是左右协同发展实际效果的重要因素。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河北曹妃甸园区的一些企业反映，有相当部分人才流回到京津，“原因是当地公共服务跟不上，员工不希望子孙后代就这样生活下去。”
因此，缩小京津冀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切实平衡各种资源等，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
但是，公共服务的发展和完善有其自身规律，与产业外迁相比，需要更多的时间。
一体化还需协调机制
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近两年来，北京向津冀疏解、转移的“减法”做得多，京津冀区域产业优势互补、加强协作的“乘法”相对少，这是当前京津冀三地产业谋求协同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
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关于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错位发展的问题，纲要已经非常明确，但真正落实功能定位、发挥比较优势、优化产业布局，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原因之一，是传统发展思维仍然影响较大，对“协同”的理解有待深化。
比如，部分地方官员对本地的协同定位、对区域产业协作的整体思路还没有全面深入了解，这也影响了当地融入区域产业链的进程。
再比如，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有些地方理解为产业承接，因此出现了哄抢批发市场、密集建设科技新城等现象。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开大学教授刘秉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京津冀定位于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并非一般的城市群，但“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区域协同规划，目前在实际工作中还尚未起到显著的指导作用。
有关专家认为，目前“协同”不足，除了思维观念的影响，另一个需要改善的方面是，在具体层面，要推进形成涵养京津冀协同“大局观”的体制机制。
根据协同发展的战略设想，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程度势必高于长三角、珠三角，但具体如何落实到位，仍需要体制机制上的破与立。
前文提及的国家发改委人士说，目前京津冀三地只形成了推动协同、自上而下的工作机制，但在组织层面等方面，支撑区域协同发展的内部体制机制还没有形成。
专家认为，作为参照，长三角、珠三角目前产业协作水平高于京津冀地区，其经验或可为京津冀借鉴。例如，在这两个地区，一些自发、商讨性质的协调机制，包括常务副省长及以下多个层面的常态化联席会议等，在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协调机制也应不局限于政府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