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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余年来，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关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问题”“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等主要概念不断得到诠释，研究者在强调问题意识/问题导向重要性的同时，亦意识到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存在局限性。当前对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方法单一、跟风式、标签化的问题，个别关键领域尚存研究空白，亟须拓宽和深化。
[关键词] 问题意识；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 翟洪峰，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秀芳，法学博士，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近些年来，对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研究方兴未艾，尤其在这两个概念出现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以及黨和国家文献中后，学界和政界对它们的研究掀起热潮。
一、 对相关主要概念的研究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毛泽东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问题的理解得到多数学者们的认可和接受。也有学者从各自专业领域界定“问题”的含义。林定夷就对把问题理解为“事物的矛盾”的经典看法质疑，认为“这种说法实在过于含糊而不确切”[3]71，他把“问题”定义为“某个给定的智能活动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3]73。刘永富认为“问题就是有待消除的不一致（主要是相应的预设与相应的现状不一致）或不满（主要是对‘相应的预设与相应的现状不一致’不满）”[4]。何明认为，“问题”一词的原意包含言语文本和事实经验两个指向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层面，前者指需要思考、回答、讨论、解释的题目或语句，后者指需要讨论或处置的疑难事。[5]21刘燕认为，问题是人思维的产物，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遇到的困惑、矛盾和疑难。[6]曹锦清认为，所谓问题，就是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反差以及由这个反差而引起的心理困惑。[7]罗志荣认为，应该从不同角度揭示问题的含义：从哲学角度看，问题是事物存在的矛盾；从历史角度看，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和口号；从日常工作生活角度看，问题还可以有多种理解。[8]42
学界和政界对问题意识也有不同理解。张理海、魏宽勇认为，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对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的真诚承认以及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9]79李思民认为，所谓问题意识，是对事物“内在理性”的一种突破，指人以质疑索解的态度审视主客观世界所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10]李启明认为，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自觉地认识问题的程度。[11]88俞吾金认为，所谓问题意识，就是人对自己周围的各种现象，尤其是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不采取轻信的态度，而总是自觉地抱着一种怀疑的、思索的、弄清楚问题的积极态度。[12]宋进认为，问题意识是指人们自觉地认识问题的程度。[13]56王仕国认为，问题意识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是人们对存在问题的能动性、探索性和前瞻性反应，它不仅是一种面向本体和前提的思，更是面向现实生活世界的思。[14]李双套认为，从哲学上来说，问题意识是一种问题观，就是如何“观”问题，也就是关于如何发现问题、看待问题、理解问题、提出问题解决方案的一整套观点、思路、态度和想法。[15]杨自沿认为，所谓问题意识，就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对疑难或难以解决的实践及理论问题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并由此驱使人们积极思维并不断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想方法及状态。[16]方志远认为，问题意识是人们在认知自然、认知社会、认知自我的过程中积极寻找问题并试图解释或者解决这些问题所产生的意图或动机。[17]83房高寿、吴星试图为问题意识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认为问题意识是指“主体在进行认识活动时，通过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深刻洞察、怀疑、批判等多种方式，产生了认知冲突，经过深入思考后仍困惑不解时，出现了一种具有强烈的探索情境的真实问题或想做出发现式创新的一种心理状态”[18]25。原文如此，显然这句话存在语法问题，正确的说法可能是：“出现了一种强烈的探索情境真实的问题或想做出发现式创新的心理状态。”——笔者注。
相比较“问题”和“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含义尚未得到专业性解释，往往取其字面意义，即“问题导向就是以解决问题为方向”[8]45，“问题导向，就是以发现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为根本指向，以解决重大问题为根本着力点，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进”[19]15。
有些学者还探讨了问题和问题意识的特征和内在结构。李启明认为，问题意识具有下列特征：网络结构、连续不断、不可避免、不分大小、蕴含启示。[11]88何明认为，问题具有四个最基本的特征，即应对的必需性、应对内容的非给定性、应对结果的非确定性和应对过程的能动性。[5]21宋进认为，问题意识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即客观性、预测性、批判性。[13]56在问题意识的结构问题上，大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问题意识由思考问题的意识、提出问题的意识、分析问题原因的意识、解决问题的意识等环节组成，这种看法以于立波、王景德为代表[20]，宋进和陈红娟的观点与此大同小异。第二种看法认为，问题意识包含四要素，即主客体要素、需要要素、强化要素、动力要素。[18]25第三种看法以崔平为代表，他指出：对问题观念的专题性反思表明，问题具有内在批判结构，它由一个提问概念和一组认识对象内容构成，其中提问概念决定问题的内容，而认识对象的存在形态决定问题的性质。提问可以分成生活提问和逻辑提问，两者具有不同的问题开发力量与效率。逻辑提问比生活提问具有更大的提问力量，两者构成具有互补关系的提问整体。[21]
二、 对两对主要关系的研究
学者们不仅研究了“问题”“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等主要概念，强调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在科学研究、经营管理、领导工作和教学活动等人类认知和社会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还敏锐地察觉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并非万能神药，它们也存在局限性，需要与其他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协同工作，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1. 问题意识与非问题意识的关系
方志远提出和分析了问题意识的是是非非。他认为，问题意识是基本的科学精神，是人们不断探求未知、不断破解难题的强大动力。无问题意识便无科学技术的进步，无问题意识便无学术研究的推进，无问题意识便进不了学术之门。但是，过于强烈的问题意识违背了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容易导致忽略过程直奔结果、关注细节忽略大局，特别是容易助长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和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在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在强调问题意识的同时，还要倡导一些非问题意识。这里的非问题意识，并非不要问题意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问题意识，关注问题之外的事物，关注看似并非问题却是问题所由发生的事物，在欣赏过程中发现问题，在培育和升华情怀中超越问题，可能更符合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性质和特点。[17]81
2. 问题意識与体系意识的关系
这是一对得到学者们热烈关注和深入探讨的关系。在这对关系中，学者们普遍使用“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来表述关系的一方，而在关系另一方的表述上，则具有个性化色彩。例如，孙正聿使用“体系意识”，刘大椿使用“体系本位意识”，贾连庆使用“框架导向”，劳凯声使用“学科逻辑”，陈红娟使用“整体建构”，崔明浩使用“整体性”，显然这些是一组含义相同或相近的概念，为叙述方便，这里选择“体系意识”作为其代表。学者们从各自从事的研究领域出发，依据自己对本专业领域所存问题的“检查”和“诊断”，提出了各自的“药方”，这些“药方”对问题意识和体系意识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和处理。
孙正聿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形态的演变，把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分为三个阶段，即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阶段、80年代的反思教科书的哲学改革阶段和90年代的后教科书哲学阶段，前两个阶段带有明显的体系意识，第三个阶段则体现出问题意识。[22]他基本是在事实层面考察和探讨新中国的哲学史，基本无涉价值判断。
刘大椿、贾连庆、劳凯声不同程度地批判了体系意识，强调或提倡问题意识。刘大椿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体系本位意识，其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消极作用。由于体系本位意识的作用，人们往往更注重从学理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也就是从一种较为封闭、静止的观念和较为狭窄的视野来着眼和构思学术研究。在此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而构成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完全被忽略。必须要矫正这种严重的定位倒错，而向问题意识转变。[23]贾连庆比较了企业管理中问题导向和框架导向两种基本思路，认为其主要区别是切入点不同：前者从具体的问题切入，衡量的标准是问题是否解决；后者从框架和体系切入，衡量的标准是框架和体系的完善和科学。他认为大部分企业存在重体制、框架和形式而忽视内在机制的倾向。他强调问题导向的重要性，认为问题导向式策略就是要在追求彻底性的过程中，“连根”带出一系列问题，并最终映射到体系、框架问题和根本的管理问题。[24]劳凯声提出，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学术逻辑，即学科逻辑和问题逻辑。他无意对两者作出价值判断，两种逻辑对于学科的发展都有不可取代的功能。他比较了两者的区别：前者是一种演绎的逻辑，以学科为本位，强调学科的规范性，重视理论体系的建构；后者是一种归纳的逻辑，以问题为本位，强调问题的解决，关注选择和行动。两相比较，学科逻辑具有典型的近代科学观的色彩，后者一再受到他的批判，他更宣称：“作为社会现象的问题的研究者，我更强调研究者的问题意识。”[25]
与上述几位学者不同，陈红娟倾向于批判问题意识，强调体系意识。她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答一定时期内凸显的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范式。问题意识能够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关注实践、贴近实践，始终与中国社会实际需求息息相关。但是问题意识的主导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对问题的过度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整体建构的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对未成为理论主题的实体问题和不以实体形式表现出来的次问题的“视而不见”，导致一定时期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些领域内“失语”。要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需要实现问题意识与整体建构的有效链接。[26]13
在问题意识和体系意识的关系上，崔明浩的看法独具一格，他提出整体性是原则，问题导向是方法，认为“整体性原则和问题导向方法，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所谓整体性原则，就是要完整地而不是零散地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基本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所谓问题导向方法，就是要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把握时代特色、国情演变、人民诉求，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体现在回答和解决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中，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7]
三、 对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习近平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28]这一论断得到学者们热烈响应和高度认同，他们从各个角度和方面阐发了这一论断。
一是从整体上阐释。陈先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是坚持问题导向的典范，“他们的全部著作，没有不是为解决他们时代的大问题而作的”[29]。陈雪雪明确提出，“没有问题，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绕开问题，实际上是非马克思主义”，“不抓住问题，就无从发展马克思主义”。[30]
二是从具体学科上阐释。从已发表的研究成果看，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学科领域加以阐释。
张理海、魏宽勇明确提出，“哲学的问题意识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9]80。马克思坚定不移地认为，任何哲学理论都是针对每个时代的人们在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所进行的思考。他们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什么时候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清醒的问题意识，我们就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什么时候我们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遭受挫折甚至倒退。”[9]81鞠德峰考察和分析了传统形而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问题意识上存在根本差异：前者将哲学置于与客观现实世界相隔绝的纯抽象化“本体”追问中探寻世界的意义和目的，最终遭到了“拒斥”；后者则注目与人类实践密切相关的现实发展，关注时代变化和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并不懈追求“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哲学时代。[31]87他进而提出：“现实地提问和解答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在新世纪里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条件。”[31]91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论述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功能和作用，是研究中的一大热点。研究者一致认同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例如，陈红娟指出：一定时期内在实践中不断积累与沉淀形成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发展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问题一问一答的‘问题式’对话从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26]13。她甚至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答一定时期内凸显的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范式”[26]13。尹汉宁则直接以“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动力”为题展开论述。他从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论证了自己的主要观点。从历史维度看，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过程，其理论结果就是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理论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是问题导向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动力的理论依据。[32]陈殿林认为，问题意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鲜明特色，凸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自觉。[33]邹祥勇指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正是以问题为导向，我国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程中逐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9]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界和学界一致认为，强调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特点。例如，韩庆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执政风格上，在积极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时，总是强调问题意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和总目标的中国梦，可以说是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事关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提出的；中国道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总目标、总任务之根本路径问题的深刻思考。[34]贾立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科学严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35]
研究者不仅探讨了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疾呼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中同样要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格。第二，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问题意识淡薄或能力不足的困境”，具体而言，在一定范围内仍存在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仅仅当作“纯粹思维”研究的现象，以现实问题不具理论性和思辨性为由而忽视、蔑视甚至排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只关注“哲学中的问题”，而看不到“问题中的哲学”。[36]69第三，这是当前“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功力，多出高水平成果的当务之急”，具体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需要基于问题导向，堅持理论研究的人民立场需要确立问题导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提炼中国经验以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强化问题导向。[37]他们还指出了培养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途径和方法。例如，黄刚提出，要以端正和优化学风和党风来培养研究者的问题意识，还要将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与其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和群众意识联系起来。[36]72-73李德顺也特别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创造出来的一种在实践中富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它是什么样子，不是什么样子，要由我们自己来定义，不要仰仗别人，包括洋人和古人。”[38]
四、 现有研究之评估
综上所述，学界和政界对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该领域的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起步晚，但研究密度与时俱增。作为科学哲学或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问题”这个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但中国人对它的研究则晚得多。20世纪80年代，林定夷探讨过“科学研究中的问题”，但在其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未能给“问题”下定义。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状况在中国知网上有非常直观的体现。分别以“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为题在中国知网检索期刊论文，结果见表1和表2。显而易见，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前，国内以“问题意识”/“问题导向”为题的论文付之阙如。从80年代末开始，才零星出现以此为题的期刊论文。这种冷清的状况自进入21世纪后始有明显改观。尤其对问题导向的探讨更是在2014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从之前的两位数猛增至三位数。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坚持问题导向”，这些表述势必深刻影响政界和学界。领导人的论述推动全国产生一波研究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高潮，研究密度空前增加，这种态势还将会延续下去。
第二，研究层次和视角多元化。目前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层次，即通论型研究和个论型研究。前者是把对问题、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研究从具体学科和具体领域中抽象出来，形成关于它们的一般性知识，可以名之为“问题学”。这种类型的研究成果往往出自科学哲学或科学方法论的治学者，以林定夷为代表。后者则是从各个学科或业务领域开展研究，往往带有浓厚的学科本位色彩，研究人员既有知识分子也有政界人士。涉及的学科大致有：（1）教育心理学，探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问题意识话题，如《创新教育与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关于学生问题意识培养的思考》，等等；（2）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在前文中已有叙述；（3）管理学，如贾连庆对问题导向和框架导向之关系的探讨；（4）历史学，如方志远关于问题意识与非问题意识之关系的探讨；（5）领导科学，如于立波、王景德的《试论领导者的问题意识》，王志山的《领导干部要强化问题意识》，杨自沿的《领导干部要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等等。其中，于立波、王志山、杨自沿均为政界人士。当然，由于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任何科学或学科都存在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问题，因此对它们的讨论几乎是全学科性的，由此产生的文献无疑汗牛充栋，一一解读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第三，研究内容有所深化，质量有所提升。近20年来，对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研究快速升温，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形成研究高峰，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不乏精品佳作，尤其像《问题与科学研究——问题学之探究》这样的力作。在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这项研究在内容上至少取得如下进展：一是对主要概念的界定更加简练而精准，如林定夷对“问题”的界定、方志远对“问题意识”的界定。尽管迄今尚无一种定义为学界所普遍认可和接受，但依然存在基本的共识。比如，都认为问题在本质上是一种差距、矛盾、不一致，都认为问题意识是一种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由此产生了学术对话或切磋的基础。二是区分了真问题/伪问题和正确的问题/错误的问题，揭示了问题的特征。三是认识到问题意识具有结构性，是由若干互相衔接、互相制约的环节构成的。
当然，如同任何别的研究领域一样，目前对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研究也存在缺点和薄弱之处。
第一，存在虚假繁荣的现象。这些年来，围绕这个领域发表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但能够提出真知灼见、予人启示的精品力作并不多见，存在较为严重的低水平重复的问题。
第二，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前文已述，就总体而言，该领域的研究具有多学科、多视野的特点，但具体到单一作品而言，则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方法单一的缺点，主要表现为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理论演绎多、实证分析少。方法的单一必然导致论证乏力、论点苍白。
第三，存在跟风式、标签化现象。学术研究源于生活实践，那种刻舟求剑式的研究注定缺乏生命力，所以学术研究必须与时俱进，在注重政治引领性的当代中国，尤其如此。但这并非意味着学术研究可以牺牲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亦步亦趋地紧跟政治形势，随时准备接受最新的政治话语，并以这些政治话语重构自身的知识体系。“问题意识”/“问题导向”这两个概念自从出现在党和国家文献中以来，很快就在全社会传播开来，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均以使用这两个概念为时尚。试想，在党和国家正式提出这两个概念之前，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难道不是一直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吗？
第四，现有研究依然存在一些薄弱甚至空白环节或领域。（1）对“问题导向”概念的探讨十分薄弱，或许有人认为这一概念的含义不言而喻，不证自明，因而不需要大费周章。显然，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2）对问题导向与问题意识关系的研究尚属空白。现有的研究成果尤其宣传性成果带有把两者混为一谈的倾向。（3）对习近平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十分薄弱。习近平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思想和实践研究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亟须引起政界和学界的应有重视，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多是些宣传性的文字，即便是这样的文字也不多见。
对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研究是一项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工作，我们应当立足现有基础，充分汲取现有研究成果，同时正视现有研究的缺点和不足，进一步端正学风，保持学术和政治的适当张力，综合运用多种研究工具和方法，戒急戒躁，稳扎稳打，切实把这项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推进新的境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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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李德顺.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强调问题意识[N].北京日报，2011-04-18（18）.
（编辑：蔡万焕）
[关键词] 问题意识；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 翟洪峰，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秀芳，法学博士，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近些年来，对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研究方兴未艾，尤其在这两个概念出现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以及黨和国家文献中后，学界和政界对它们的研究掀起热潮。
一、 对相关主要概念的研究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毛泽东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问题的理解得到多数学者们的认可和接受。也有学者从各自专业领域界定“问题”的含义。林定夷就对把问题理解为“事物的矛盾”的经典看法质疑，认为“这种说法实在过于含糊而不确切”[3]71，他把“问题”定义为“某个给定的智能活动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3]73。刘永富认为“问题就是有待消除的不一致（主要是相应的预设与相应的现状不一致）或不满（主要是对‘相应的预设与相应的现状不一致’不满）”[4]。何明认为，“问题”一词的原意包含言语文本和事实经验两个指向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层面，前者指需要思考、回答、讨论、解释的题目或语句，后者指需要讨论或处置的疑难事。[5]21刘燕认为，问题是人思维的产物，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遇到的困惑、矛盾和疑难。[6]曹锦清认为，所谓问题，就是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反差以及由这个反差而引起的心理困惑。[7]罗志荣认为，应该从不同角度揭示问题的含义：从哲学角度看，问题是事物存在的矛盾；从历史角度看，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和口号；从日常工作生活角度看，问题还可以有多种理解。[8]42
学界和政界对问题意识也有不同理解。张理海、魏宽勇认为，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对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的真诚承认以及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9]79李思民认为，所谓问题意识，是对事物“内在理性”的一种突破，指人以质疑索解的态度审视主客观世界所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10]李启明认为，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自觉地认识问题的程度。[11]88俞吾金认为，所谓问题意识，就是人对自己周围的各种现象，尤其是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不采取轻信的态度，而总是自觉地抱着一种怀疑的、思索的、弄清楚问题的积极态度。[12]宋进认为，问题意识是指人们自觉地认识问题的程度。[13]56王仕国认为，问题意识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是人们对存在问题的能动性、探索性和前瞻性反应，它不仅是一种面向本体和前提的思，更是面向现实生活世界的思。[14]李双套认为，从哲学上来说，问题意识是一种问题观，就是如何“观”问题，也就是关于如何发现问题、看待问题、理解问题、提出问题解决方案的一整套观点、思路、态度和想法。[15]杨自沿认为，所谓问题意识，就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对疑难或难以解决的实践及理论问题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并由此驱使人们积极思维并不断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想方法及状态。[16]方志远认为，问题意识是人们在认知自然、认知社会、认知自我的过程中积极寻找问题并试图解释或者解决这些问题所产生的意图或动机。[17]83房高寿、吴星试图为问题意识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认为问题意识是指“主体在进行认识活动时，通过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深刻洞察、怀疑、批判等多种方式，产生了认知冲突，经过深入思考后仍困惑不解时，出现了一种具有强烈的探索情境的真实问题或想做出发现式创新的一种心理状态”[18]25。原文如此，显然这句话存在语法问题，正确的说法可能是：“出现了一种强烈的探索情境真实的问题或想做出发现式创新的心理状态。”——笔者注。
相比较“问题”和“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含义尚未得到专业性解释，往往取其字面意义，即“问题导向就是以解决问题为方向”[8]45，“问题导向，就是以发现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为根本指向，以解决重大问题为根本着力点，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进”[19]15。
有些学者还探讨了问题和问题意识的特征和内在结构。李启明认为，问题意识具有下列特征：网络结构、连续不断、不可避免、不分大小、蕴含启示。[11]88何明认为，问题具有四个最基本的特征，即应对的必需性、应对内容的非给定性、应对结果的非确定性和应对过程的能动性。[5]21宋进认为，问题意识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即客观性、预测性、批判性。[13]56在问题意识的结构问题上，大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问题意识由思考问题的意识、提出问题的意识、分析问题原因的意识、解决问题的意识等环节组成，这种看法以于立波、王景德为代表[20]，宋进和陈红娟的观点与此大同小异。第二种看法认为，问题意识包含四要素，即主客体要素、需要要素、强化要素、动力要素。[18]25第三种看法以崔平为代表，他指出：对问题观念的专题性反思表明，问题具有内在批判结构，它由一个提问概念和一组认识对象内容构成，其中提问概念决定问题的内容，而认识对象的存在形态决定问题的性质。提问可以分成生活提问和逻辑提问，两者具有不同的问题开发力量与效率。逻辑提问比生活提问具有更大的提问力量，两者构成具有互补关系的提问整体。[21]
二、 对两对主要关系的研究
学者们不仅研究了“问题”“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等主要概念，强调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在科学研究、经营管理、领导工作和教学活动等人类认知和社会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还敏锐地察觉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并非万能神药，它们也存在局限性，需要与其他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协同工作，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1. 问题意识与非问题意识的关系
方志远提出和分析了问题意识的是是非非。他认为，问题意识是基本的科学精神，是人们不断探求未知、不断破解难题的强大动力。无问题意识便无科学技术的进步，无问题意识便无学术研究的推进，无问题意识便进不了学术之门。但是，过于强烈的问题意识违背了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容易导致忽略过程直奔结果、关注细节忽略大局，特别是容易助长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和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在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在强调问题意识的同时，还要倡导一些非问题意识。这里的非问题意识，并非不要问题意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问题意识，关注问题之外的事物，关注看似并非问题却是问题所由发生的事物，在欣赏过程中发现问题，在培育和升华情怀中超越问题，可能更符合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性质和特点。[17]81
2. 问题意識与体系意识的关系
这是一对得到学者们热烈关注和深入探讨的关系。在这对关系中，学者们普遍使用“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来表述关系的一方，而在关系另一方的表述上，则具有个性化色彩。例如，孙正聿使用“体系意识”，刘大椿使用“体系本位意识”，贾连庆使用“框架导向”，劳凯声使用“学科逻辑”，陈红娟使用“整体建构”，崔明浩使用“整体性”，显然这些是一组含义相同或相近的概念，为叙述方便，这里选择“体系意识”作为其代表。学者们从各自从事的研究领域出发，依据自己对本专业领域所存问题的“检查”和“诊断”，提出了各自的“药方”，这些“药方”对问题意识和体系意识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和处理。
孙正聿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形态的演变，把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分为三个阶段，即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阶段、80年代的反思教科书的哲学改革阶段和90年代的后教科书哲学阶段，前两个阶段带有明显的体系意识，第三个阶段则体现出问题意识。[22]他基本是在事实层面考察和探讨新中国的哲学史，基本无涉价值判断。
刘大椿、贾连庆、劳凯声不同程度地批判了体系意识，强调或提倡问题意识。刘大椿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体系本位意识，其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消极作用。由于体系本位意识的作用，人们往往更注重从学理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也就是从一种较为封闭、静止的观念和较为狭窄的视野来着眼和构思学术研究。在此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而构成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完全被忽略。必须要矫正这种严重的定位倒错，而向问题意识转变。[23]贾连庆比较了企业管理中问题导向和框架导向两种基本思路，认为其主要区别是切入点不同：前者从具体的问题切入，衡量的标准是问题是否解决；后者从框架和体系切入，衡量的标准是框架和体系的完善和科学。他认为大部分企业存在重体制、框架和形式而忽视内在机制的倾向。他强调问题导向的重要性，认为问题导向式策略就是要在追求彻底性的过程中，“连根”带出一系列问题，并最终映射到体系、框架问题和根本的管理问题。[24]劳凯声提出，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学术逻辑，即学科逻辑和问题逻辑。他无意对两者作出价值判断，两种逻辑对于学科的发展都有不可取代的功能。他比较了两者的区别：前者是一种演绎的逻辑，以学科为本位，强调学科的规范性，重视理论体系的建构；后者是一种归纳的逻辑，以问题为本位，强调问题的解决，关注选择和行动。两相比较，学科逻辑具有典型的近代科学观的色彩，后者一再受到他的批判，他更宣称：“作为社会现象的问题的研究者，我更强调研究者的问题意识。”[25]
与上述几位学者不同，陈红娟倾向于批判问题意识，强调体系意识。她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答一定时期内凸显的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范式。问题意识能够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关注实践、贴近实践，始终与中国社会实际需求息息相关。但是问题意识的主导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对问题的过度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整体建构的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对未成为理论主题的实体问题和不以实体形式表现出来的次问题的“视而不见”，导致一定时期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些领域内“失语”。要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需要实现问题意识与整体建构的有效链接。[26]13
在问题意识和体系意识的关系上，崔明浩的看法独具一格，他提出整体性是原则，问题导向是方法，认为“整体性原则和问题导向方法，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所谓整体性原则，就是要完整地而不是零散地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基本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所谓问题导向方法，就是要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把握时代特色、国情演变、人民诉求，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体现在回答和解决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中，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7]
三、 对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习近平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28]这一论断得到学者们热烈响应和高度认同，他们从各个角度和方面阐发了这一论断。
一是从整体上阐释。陈先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是坚持问题导向的典范，“他们的全部著作，没有不是为解决他们时代的大问题而作的”[29]。陈雪雪明确提出，“没有问题，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绕开问题，实际上是非马克思主义”，“不抓住问题，就无从发展马克思主义”。[30]
二是从具体学科上阐释。从已发表的研究成果看，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学科领域加以阐释。
张理海、魏宽勇明确提出，“哲学的问题意识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9]80。马克思坚定不移地认为，任何哲学理论都是针对每个时代的人们在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所进行的思考。他们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什么时候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清醒的问题意识，我们就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什么时候我们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遭受挫折甚至倒退。”[9]81鞠德峰考察和分析了传统形而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问题意识上存在根本差异：前者将哲学置于与客观现实世界相隔绝的纯抽象化“本体”追问中探寻世界的意义和目的，最终遭到了“拒斥”；后者则注目与人类实践密切相关的现实发展，关注时代变化和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并不懈追求“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哲学时代。[31]87他进而提出：“现实地提问和解答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在新世纪里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条件。”[31]91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论述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功能和作用，是研究中的一大热点。研究者一致认同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例如，陈红娟指出：一定时期内在实践中不断积累与沉淀形成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发展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问题一问一答的‘问题式’对话从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26]13。她甚至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答一定时期内凸显的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范式”[26]13。尹汉宁则直接以“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动力”为题展开论述。他从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论证了自己的主要观点。从历史维度看，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过程，其理论结果就是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理论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是问题导向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动力的理论依据。[32]陈殿林认为，问题意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鲜明特色，凸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自觉。[33]邹祥勇指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正是以问题为导向，我国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程中逐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9]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界和学界一致认为，强调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特点。例如，韩庆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执政风格上，在积极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时，总是强调问题意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和总目标的中国梦，可以说是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事关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提出的；中国道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总目标、总任务之根本路径问题的深刻思考。[34]贾立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科学严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35]
研究者不仅探讨了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疾呼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中同样要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格。第二，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问题意识淡薄或能力不足的困境”，具体而言，在一定范围内仍存在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仅仅当作“纯粹思维”研究的现象，以现实问题不具理论性和思辨性为由而忽视、蔑视甚至排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只关注“哲学中的问题”，而看不到“问题中的哲学”。[36]69第三，这是当前“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功力，多出高水平成果的当务之急”，具体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需要基于问题导向，堅持理论研究的人民立场需要确立问题导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提炼中国经验以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强化问题导向。[37]他们还指出了培养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途径和方法。例如，黄刚提出，要以端正和优化学风和党风来培养研究者的问题意识，还要将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与其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和群众意识联系起来。[36]72-73李德顺也特别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创造出来的一种在实践中富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它是什么样子，不是什么样子，要由我们自己来定义，不要仰仗别人，包括洋人和古人。”[38]
四、 现有研究之评估
综上所述，学界和政界对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该领域的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起步晚，但研究密度与时俱增。作为科学哲学或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问题”这个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但中国人对它的研究则晚得多。20世纪80年代，林定夷探讨过“科学研究中的问题”，但在其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未能给“问题”下定义。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状况在中国知网上有非常直观的体现。分别以“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为题在中国知网检索期刊论文，结果见表1和表2。显而易见，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前，国内以“问题意识”/“问题导向”为题的论文付之阙如。从80年代末开始，才零星出现以此为题的期刊论文。这种冷清的状况自进入21世纪后始有明显改观。尤其对问题导向的探讨更是在2014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从之前的两位数猛增至三位数。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坚持问题导向”，这些表述势必深刻影响政界和学界。领导人的论述推动全国产生一波研究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高潮，研究密度空前增加，这种态势还将会延续下去。
第二，研究层次和视角多元化。目前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层次，即通论型研究和个论型研究。前者是把对问题、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研究从具体学科和具体领域中抽象出来，形成关于它们的一般性知识，可以名之为“问题学”。这种类型的研究成果往往出自科学哲学或科学方法论的治学者，以林定夷为代表。后者则是从各个学科或业务领域开展研究，往往带有浓厚的学科本位色彩，研究人员既有知识分子也有政界人士。涉及的学科大致有：（1）教育心理学，探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问题意识话题，如《创新教育与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关于学生问题意识培养的思考》，等等；（2）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在前文中已有叙述；（3）管理学，如贾连庆对问题导向和框架导向之关系的探讨；（4）历史学，如方志远关于问题意识与非问题意识之关系的探讨；（5）领导科学，如于立波、王景德的《试论领导者的问题意识》，王志山的《领导干部要强化问题意识》，杨自沿的《领导干部要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等等。其中，于立波、王志山、杨自沿均为政界人士。当然，由于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任何科学或学科都存在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问题，因此对它们的讨论几乎是全学科性的，由此产生的文献无疑汗牛充栋，一一解读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第三，研究内容有所深化，质量有所提升。近20年来，对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研究快速升温，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形成研究高峰，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不乏精品佳作，尤其像《问题与科学研究——问题学之探究》这样的力作。在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这项研究在内容上至少取得如下进展：一是对主要概念的界定更加简练而精准，如林定夷对“问题”的界定、方志远对“问题意识”的界定。尽管迄今尚无一种定义为学界所普遍认可和接受，但依然存在基本的共识。比如，都认为问题在本质上是一种差距、矛盾、不一致，都认为问题意识是一种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由此产生了学术对话或切磋的基础。二是区分了真问题/伪问题和正确的问题/错误的问题，揭示了问题的特征。三是认识到问题意识具有结构性，是由若干互相衔接、互相制约的环节构成的。
当然，如同任何别的研究领域一样，目前对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研究也存在缺点和薄弱之处。
第一，存在虚假繁荣的现象。这些年来，围绕这个领域发表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但能够提出真知灼见、予人启示的精品力作并不多见，存在较为严重的低水平重复的问题。
第二，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前文已述，就总体而言，该领域的研究具有多学科、多视野的特点，但具体到单一作品而言，则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方法单一的缺点，主要表现为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理论演绎多、实证分析少。方法的单一必然导致论证乏力、论点苍白。
第三，存在跟风式、标签化现象。学术研究源于生活实践，那种刻舟求剑式的研究注定缺乏生命力，所以学术研究必须与时俱进，在注重政治引领性的当代中国，尤其如此。但这并非意味着学术研究可以牺牲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亦步亦趋地紧跟政治形势，随时准备接受最新的政治话语，并以这些政治话语重构自身的知识体系。“问题意识”/“问题导向”这两个概念自从出现在党和国家文献中以来，很快就在全社会传播开来，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均以使用这两个概念为时尚。试想，在党和国家正式提出这两个概念之前，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难道不是一直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吗？
第四，现有研究依然存在一些薄弱甚至空白环节或领域。（1）对“问题导向”概念的探讨十分薄弱，或许有人认为这一概念的含义不言而喻，不证自明，因而不需要大费周章。显然，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2）对问题导向与问题意识关系的研究尚属空白。现有的研究成果尤其宣传性成果带有把两者混为一谈的倾向。（3）对习近平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十分薄弱。习近平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思想和实践研究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亟须引起政界和学界的应有重视，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多是些宣传性的文字，即便是这样的文字也不多见。
对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研究是一项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工作，我们应当立足现有基础，充分汲取现有研究成果，同时正视现有研究的缺点和不足，进一步端正学风，保持学术和政治的适当张力，综合运用多种研究工具和方法，戒急戒躁，稳扎稳打，切实把这项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推进新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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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万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