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关于二十世纪末香港和深圳的传奇故事中，一位小个子的中国人无可或缺。今天，深圳莲花山上立起了高高的邓小平塑像，个头不高的他需游人仰视才能一览其风采。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那时候，笔者就住在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莲花山下。住处的西边是庞大的货柜车昼夜车水马龙的皇岗路，这条路连接着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皇岗口岸，口岸对面就是香港元朗落马洲，住处东边是新建的彩田路。彩田路与皇岗路这两条平行的道路之间的距离应该不到300米。
对于深圳这个“城市年龄”只有十几岁，年轻的移民城市来说，香港回归将是“深圳历史”开篇的重大事件。在7月1日来临之前，关于香港回归的各种小道消息在深圳的上空飞舞着。在这些小道消息中，和自己相关度最大的是关于驻港部队行动路线的猜测——在7月1日零点主权移交之前的几个小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的车队就要从深圳基地出发，经彩田路、皇岗口岸进驻香港。
1997年6月30日，深港两地大雨倾盆。对于大多数深圳人而言，所有的“庆祝计划”不得不临时改弦易辙，大雨让急于目睹历史时刻的人们把庆典的场所从街头巷尾转移到客厅的电视机前。电视转播使得与香港回归近在咫尺的深圳，与远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变得没有丝毫区别。
就是这次香港回归的电视转播，让很多人记住了凤凰卫视。
回归前，中央电视台的宣传力度是最大的。至今笔者还记得当时在英事达文化传播总公司任职、后来创办5DS五谛风格动画的张镝飞(迪克)为央视“香港回归庆典”制作的激动人心的片头。那时候，电视节目包装刚刚兴起，新鲜的色彩、构成、三维元素，光效的确令人耳目一新。
其次就是来自香港的凤凰卫视。笔者天生不是一个对语言敏感的人，在深圳生活多年，粤语除了“你好”这类最简单的日常用语之外，一概置若罔闻，因此香港的翡翠、明珠、本港、国际四个电视频道一直与笔者无缘。也正因如此，凤凰卫视这个来自香港的普通话频道便成了笔者获得第一手的、准确的香港资讯的唯一电视媒体。
当6月30日的大雨把自己逼到电视机前的时候，手中的遥控器便不停地在CCTV和凤凰卫视之间切换，间或也切到那几个香港的粤语和英语频道，看看他们是否会有独家爆料。就在这种频繁的切换中，笔者喜欢上了凤凰卫视。
与中央电视台“正规军作战”方式的筹备严密，按部就班相比，刚开播一年多的凤凰卫视完全是“游击队”的作风。下面这段文字是当时凤凰卫视《香港回归世纪报道，60小时播不停》的两大总主持人之一吴小莉的亲身感受：
6月30日至7月2日，凤凰卫视全台总动员，连续六十小时以独特的风格、全方位、多角度连续报道香港回归前后实况，直播中英政府交接全过程。
(6月30日中午12点直播开始后的前几个小时，按着节目脚本走下来，还算顺利)，下午4点45分，现场正在进行末代港督彭定康告别港督府的仪式，耳机突然传来“中国政府代表团专机降落启德机场，我们要加入这个画面，小莉，文涛作点解释。”
3分钟后，耳机再度传来“等待时间太长，我们再切回你们，到告别仪式现场”。这是第一个没法事前预料，没法按着节目脚本流程走的情况，却不是最后一个，而是一个开始。
此后，所有的时间和脚本都乱了，下面要播什么?得现场指挥和导播们商量，有哪个预先做好的段子长度适合，又可以随时切换到各地重要场景，我们主场主持人的任务就是一面嘴里说着临时编的词，耳朵还要听着导播随时更换的最新指示：“小莉、文涛，我们收到添马舰的讯号，下面别去《真心快乐》MTV，先到添马舰。”
“天安门广场现场收到了，转现场！”
“不行，广美的讯号还过不来，先到万众同心大汇演。”
由于现场状况太多，除了开头一两小时外，根本没有什么脚本、大纲可言。几经磨练，到后来我和文涛每到回现场前，彼此只问“谁先说！”“你先说！”“谁去影片?”“我去。”就5、4、3、2、1开场了。
60小时下来，我只记得自己不断上现场，“接招”补状况，做临时翻译员。有时间我就休息、补眠，眼睛睁开了就看着电视或是当天的报纸，补充新资料、新话题。
除了数量不超过10名的外景记者和主持人在香港会展中心等地的现场信号外，其它画面均来自不确定的公共信号。与转播得“天衣无缝”的中央电视台相比，实力并不雄厚的凤凰卫视更像一个带着观众玩“寻找香港回归现场新闻和画面游戏”的游戏带领者——找散布在香港这颗东方之珠中的外景记者和主持人，找回归庆典的热点，找来自北京、深圳各地的不知道何时能够接通的卫星信号。电视屏幕上的主持人与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样，并不知道下一秒钟会播出什么画面，太多的不确定性强烈吸引着观众和主持人一起“玩”下去。
1997年6月30日的夜晚，大雨阻挡了阳台和彩田路之间的视线，笔者至今无法确认驻港部队的车辆是否曾与自己擦身而过，但是电视转播把关于香港回归更丰富的影像和声音带到了自己的眼前。
就在凤凰卫视带着观众玩“找画面”游戏的时候，这家电视媒体的老板正在玩DV。吴小莉回忆到：“简陋的后台，老板坐阵指挥，他手里拿着一台小DV，纪录着正在直播的凤凰同仁。”
“老板”就是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1997年7月1日那天，他用的那台DV的型号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凤凰卫视一档和DV相关的电视栏目却清晰地镌刻在中国民间影像的发展史上。
这档全球华人电视台第一档DV栏目的名字，相信大家已经耳熟能详——《DV新世代》(不是《DV新时代》，很多没有看过这个栏目的朋友经常会写错)。其实，这个节目的全称是《中华青年影像大战：DV新世代》。这个节目的策划人喜大狼(喜宏)是这样定位这个节目的；
……于是，我们开办一个节目，你发现，你拍摄，你记忆，我们展示你的记忆，我们，和所有的人都会发现：没有一个人相同，没有一个人的记忆相同。
大师出自民间，外行领导革命；打破规则才能进步，张扬个性才有风格。
那个DV，那个业余、简单并且廉价的DV，应运而生之后，应当长大，应当繁衍。
我DV，故我在。
从2002年1月7日《DV新世代》开播。到同年7月在北京做的半年度颁奖典礼，就展映了140多部两岸三地青年DV爱好者的作品，收视率也一路走高。“老板”刘长乐也高调表示即使没有广告商的支持，凤凰卫视也要将《中华青年影像大展：DV新世代》栏目作为一项投资，长久地开办下去。虽然直到2004年初该节目停播之际也没有找到赞助商，但是笔者并不认为凤凰卫视输了这招棋。透过DV，凤凰卫视又带着全世界的华人青年玩了一次“大家都来做电视节目”的游戏，赚够了眼球，又赚得了名声，可谓一石多留鸟。
凤凰卫视不但引领华人青年用DV拍自己的片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凤凰的记者和主持人也拿起了DV，包括一些大型节目，比如拍摄纪录片剧集《唐人街》。凤凰卫视新闻总监吕宁思曾为现代记者列出了“十三大条件”，其中一条就是会使用DV摄影机，他说“有志于当电视记者的年轻人，应该至少会简单使用DV摄影机，这是起码的要求”；另外一条则要求记者不但会使用手提电脑，并且熟练进行电脑操作，能在电脑上简单剪辑电视片而且可以通过互联网把电视片传给总部。
在深圳生活了八年的笔者一直有一个愿望——写一首关于深圳这座奇迹般崛起在香港旁边的城市的诗，可惜至今激荡在脑海中的只有一句话：“城市在地下蛰伏着……”。曾经的岁月，力量在中国人的心中蛰伏着，深圳在香港旁边蛰伏着。同样是这些人，同样是这块土地，“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圆”就顷刻间崛起一座现代城市，并让浑浑噩噩的人们突然耳聪目明，健步如飞，这显然是歌中才有的“豪迈”。而凤凰卫视崛起的传奇再次让笔者有这种疑惑：仿佛它就蛰伏在香江之滨——虽然有吴小莉等来自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中坚，但其主持人、编导、记者包括技术人员的班底主要还是来自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和内地电视媒体。就是这些来自体制内的“主力队员”，凤凰卫视唤醒了蛰伏在他们心中的力量和梦想，在香港回归庆典时，玩了一把在大陆电视媒体时一辈子都不敢想的险招；在美国911事件时全程跟踪，抢了中央电视台的风头；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走到最危险的焦点地区，把最真实的画面和声音带到观众的眼前……
在关于二十世纪末香港和深圳的传奇故事中，一位小个子的中国人无可或缺。今天，深圳莲花山上立起了高高的邓小平塑像，个头不高的他需游人仰视才能一览其风采。深港这两个城市对于邓小平的感情之深只有到了这里才能感受得到香港人喜欢称其为“邓公”，称呼中满是恭敬：深圳的原住民则多称其为“邓伯”，透露出来的是藏不住的感激。
2006年春年，一位深圳的电视人用一台不到4万元的HDV摄像机拍摄了一部高清电视散文《莲花山遐想》。并邀请歌曲《春天的故事》作者蒋开儒出演。这些都是后话了。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那时候，笔者就住在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莲花山下。住处的西边是庞大的货柜车昼夜车水马龙的皇岗路，这条路连接着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皇岗口岸，口岸对面就是香港元朗落马洲，住处东边是新建的彩田路。彩田路与皇岗路这两条平行的道路之间的距离应该不到300米。
对于深圳这个“城市年龄”只有十几岁，年轻的移民城市来说，香港回归将是“深圳历史”开篇的重大事件。在7月1日来临之前，关于香港回归的各种小道消息在深圳的上空飞舞着。在这些小道消息中，和自己相关度最大的是关于驻港部队行动路线的猜测——在7月1日零点主权移交之前的几个小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的车队就要从深圳基地出发，经彩田路、皇岗口岸进驻香港。
1997年6月30日，深港两地大雨倾盆。对于大多数深圳人而言，所有的“庆祝计划”不得不临时改弦易辙，大雨让急于目睹历史时刻的人们把庆典的场所从街头巷尾转移到客厅的电视机前。电视转播使得与香港回归近在咫尺的深圳，与远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变得没有丝毫区别。
就是这次香港回归的电视转播，让很多人记住了凤凰卫视。
回归前，中央电视台的宣传力度是最大的。至今笔者还记得当时在英事达文化传播总公司任职、后来创办5DS五谛风格动画的张镝飞(迪克)为央视“香港回归庆典”制作的激动人心的片头。那时候，电视节目包装刚刚兴起，新鲜的色彩、构成、三维元素，光效的确令人耳目一新。
其次就是来自香港的凤凰卫视。笔者天生不是一个对语言敏感的人，在深圳生活多年，粤语除了“你好”这类最简单的日常用语之外，一概置若罔闻，因此香港的翡翠、明珠、本港、国际四个电视频道一直与笔者无缘。也正因如此，凤凰卫视这个来自香港的普通话频道便成了笔者获得第一手的、准确的香港资讯的唯一电视媒体。
当6月30日的大雨把自己逼到电视机前的时候，手中的遥控器便不停地在CCTV和凤凰卫视之间切换，间或也切到那几个香港的粤语和英语频道，看看他们是否会有独家爆料。就在这种频繁的切换中，笔者喜欢上了凤凰卫视。
与中央电视台“正规军作战”方式的筹备严密，按部就班相比，刚开播一年多的凤凰卫视完全是“游击队”的作风。下面这段文字是当时凤凰卫视《香港回归世纪报道，60小时播不停》的两大总主持人之一吴小莉的亲身感受：
6月30日至7月2日，凤凰卫视全台总动员，连续六十小时以独特的风格、全方位、多角度连续报道香港回归前后实况，直播中英政府交接全过程。
(6月30日中午12点直播开始后的前几个小时，按着节目脚本走下来，还算顺利)，下午4点45分，现场正在进行末代港督彭定康告别港督府的仪式，耳机突然传来“中国政府代表团专机降落启德机场，我们要加入这个画面，小莉，文涛作点解释。”
3分钟后，耳机再度传来“等待时间太长，我们再切回你们，到告别仪式现场”。这是第一个没法事前预料，没法按着节目脚本流程走的情况，却不是最后一个，而是一个开始。
此后，所有的时间和脚本都乱了，下面要播什么?得现场指挥和导播们商量，有哪个预先做好的段子长度适合，又可以随时切换到各地重要场景，我们主场主持人的任务就是一面嘴里说着临时编的词，耳朵还要听着导播随时更换的最新指示：“小莉、文涛，我们收到添马舰的讯号，下面别去《真心快乐》MTV，先到添马舰。”
“天安门广场现场收到了，转现场！”
“不行，广美的讯号还过不来，先到万众同心大汇演。”
由于现场状况太多，除了开头一两小时外，根本没有什么脚本、大纲可言。几经磨练，到后来我和文涛每到回现场前，彼此只问“谁先说！”“你先说！”“谁去影片?”“我去。”就5、4、3、2、1开场了。
60小时下来，我只记得自己不断上现场，“接招”补状况，做临时翻译员。有时间我就休息、补眠，眼睛睁开了就看着电视或是当天的报纸，补充新资料、新话题。
除了数量不超过10名的外景记者和主持人在香港会展中心等地的现场信号外，其它画面均来自不确定的公共信号。与转播得“天衣无缝”的中央电视台相比，实力并不雄厚的凤凰卫视更像一个带着观众玩“寻找香港回归现场新闻和画面游戏”的游戏带领者——找散布在香港这颗东方之珠中的外景记者和主持人，找回归庆典的热点，找来自北京、深圳各地的不知道何时能够接通的卫星信号。电视屏幕上的主持人与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样，并不知道下一秒钟会播出什么画面，太多的不确定性强烈吸引着观众和主持人一起“玩”下去。
1997年6月30日的夜晚，大雨阻挡了阳台和彩田路之间的视线，笔者至今无法确认驻港部队的车辆是否曾与自己擦身而过，但是电视转播把关于香港回归更丰富的影像和声音带到了自己的眼前。
就在凤凰卫视带着观众玩“找画面”游戏的时候，这家电视媒体的老板正在玩DV。吴小莉回忆到：“简陋的后台，老板坐阵指挥，他手里拿着一台小DV，纪录着正在直播的凤凰同仁。”
“老板”就是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1997年7月1日那天，他用的那台DV的型号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凤凰卫视一档和DV相关的电视栏目却清晰地镌刻在中国民间影像的发展史上。
这档全球华人电视台第一档DV栏目的名字，相信大家已经耳熟能详——《DV新世代》(不是《DV新时代》，很多没有看过这个栏目的朋友经常会写错)。其实，这个节目的全称是《中华青年影像大战：DV新世代》。这个节目的策划人喜大狼(喜宏)是这样定位这个节目的；
……于是，我们开办一个节目，你发现，你拍摄，你记忆，我们展示你的记忆，我们，和所有的人都会发现：没有一个人相同，没有一个人的记忆相同。
大师出自民间，外行领导革命；打破规则才能进步，张扬个性才有风格。
那个DV，那个业余、简单并且廉价的DV，应运而生之后，应当长大，应当繁衍。
我DV，故我在。
从2002年1月7日《DV新世代》开播。到同年7月在北京做的半年度颁奖典礼，就展映了140多部两岸三地青年DV爱好者的作品，收视率也一路走高。“老板”刘长乐也高调表示即使没有广告商的支持，凤凰卫视也要将《中华青年影像大展：DV新世代》栏目作为一项投资，长久地开办下去。虽然直到2004年初该节目停播之际也没有找到赞助商，但是笔者并不认为凤凰卫视输了这招棋。透过DV，凤凰卫视又带着全世界的华人青年玩了一次“大家都来做电视节目”的游戏，赚够了眼球，又赚得了名声，可谓一石多留鸟。
凤凰卫视不但引领华人青年用DV拍自己的片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凤凰的记者和主持人也拿起了DV，包括一些大型节目，比如拍摄纪录片剧集《唐人街》。凤凰卫视新闻总监吕宁思曾为现代记者列出了“十三大条件”，其中一条就是会使用DV摄影机，他说“有志于当电视记者的年轻人，应该至少会简单使用DV摄影机，这是起码的要求”；另外一条则要求记者不但会使用手提电脑，并且熟练进行电脑操作，能在电脑上简单剪辑电视片而且可以通过互联网把电视片传给总部。
在深圳生活了八年的笔者一直有一个愿望——写一首关于深圳这座奇迹般崛起在香港旁边的城市的诗，可惜至今激荡在脑海中的只有一句话：“城市在地下蛰伏着……”。曾经的岁月，力量在中国人的心中蛰伏着，深圳在香港旁边蛰伏着。同样是这些人，同样是这块土地，“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圆”就顷刻间崛起一座现代城市，并让浑浑噩噩的人们突然耳聪目明，健步如飞，这显然是歌中才有的“豪迈”。而凤凰卫视崛起的传奇再次让笔者有这种疑惑：仿佛它就蛰伏在香江之滨——虽然有吴小莉等来自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中坚，但其主持人、编导、记者包括技术人员的班底主要还是来自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和内地电视媒体。就是这些来自体制内的“主力队员”，凤凰卫视唤醒了蛰伏在他们心中的力量和梦想，在香港回归庆典时，玩了一把在大陆电视媒体时一辈子都不敢想的险招；在美国911事件时全程跟踪，抢了中央电视台的风头；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走到最危险的焦点地区，把最真实的画面和声音带到观众的眼前……
在关于二十世纪末香港和深圳的传奇故事中，一位小个子的中国人无可或缺。今天，深圳莲花山上立起了高高的邓小平塑像，个头不高的他需游人仰视才能一览其风采。深港这两个城市对于邓小平的感情之深只有到了这里才能感受得到香港人喜欢称其为“邓公”，称呼中满是恭敬：深圳的原住民则多称其为“邓伯”，透露出来的是藏不住的感激。
2006年春年，一位深圳的电视人用一台不到4万元的HDV摄像机拍摄了一部高清电视散文《莲花山遐想》。并邀请歌曲《春天的故事》作者蒋开儒出演。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