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上半年，我来到美国不到半年，突然患上感冒，流鼻涕不止。那时，我已经有了医疗保险，只是从来没有用过，就忍着不看医生，随便在超市里买点当时流行的非处方感冒药，无非是康泰克、白加黑之类。这样自我治疗了半个月还不见好，只好去看医生。医生一下子就弄清楚这不是感冒，是上呼吸道过敏，于是开处方给我，从此我就与过敏药结下不解之缘。
　　1992年我们全家去了东部，我的过敏加重了，严重到每年有一两个月呼吸不畅眼睛瘙痒难耐，早上起床眼睛被排泄物糊起来。一次，我在《时代周刊》或是《新闻周刊》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科学家马上就有根治过敏的办法了，这个办法就是改变你身体中的某个基因。
　　从此我盼啊盼啊，一盼20多年，总是没有盼到那个改变基因的治疗法。我多方打听，有说根本没有改变成年人基因的治疗办法，有说美国政府压根不同意通过改变人类的基因来治疗疾病。无论哪个说法是正确的，我想，这辈子也别想这种“好事”了，从此，任何人再对我忽悠基因工程什么的，我一律左耳进右耳出。
　　去年某一天，我应邀参加腾讯主办的一场“高层次”讨论会，忘记具体名称了。我只参加了其中的一个对谈环节。那场会有两个特邀演讲，其中之一是某基因公司董事长的。我对他关于改变肠道基因的观点很赞赏，其时我正在通过节食减肥，也近于成功了。如果能像他所说，将我的肠道菌群彻底换一次，我不是不需要节食了吗？虽然到今天，我还是倾向于控制饮食，因为适量饮食能节省资源，对于养成个人的良好习惯有好处，同时还能锻炼一个人的自控力，从而获得某种自信。在当时，我真的想通过改变肠道菌群控制自己的体重，同时还能胡吃海塞。
　　他又强调，他们的研究还与根治疾病有关（我就窃笑了），而且，将来父母通过改变胚胎的基因，能生出既没有遗传疾病，又貌美如花的孩子。他谈到这些时眉飞色舞，而我完全没有注意。
　　中场休息时，参加讨论会的安替找到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该董事长的演讲中带有可怕的东西？当年纳粹不就是利用优生学强调保持完美人种吗？再说，什么叫完美？不论是疾病也好，美貌也好，都是有一个钟形分布，通过改变人类基因去除疾病做得再好，不过是将钟形分布的宽度变窄。
　　我一想，对啊。比如你作为父母，肯定想生一个美丽的孩子。但如果Ta不是最美丽的，而是次美丽的，类似某个选美榜单中的第三名，另外还有百分之六十的人都是第一名，你的孩子即使美丽，和那些人比还是丑啊。
　　再退一步，如果通过基因改变胚胎，满大街走的都是林志玲或全智贤，是多么可怕的一幕！如果再过几年，社会认为林志玲不美了，徐静蕾才是最美的，那么又要再生产一批徐静蕾吗？这还算好的，万一他们帮你做出来的孩子，都像现在满大街上的韩国整容网红脸怎么办？
　　DNA结构发明人之一沃森在《DNA，生命的秘密》中提过，1941年，印第安纳等州制定法律，规定一些人不能生孩子，还提到纳粹的优生学：党卫军的军官应该多生孩子，禁止德国人和犹太人通婚，还让22万多人遭受绝育。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完美主义行动派。
　　桑德尔则在《反对完美》中指出：人类利用科技追求完美，貌似大众的狂欢，实则蕴藏着危机—维系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础很可能坍塌，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也会错乱。
　　好在，实现基因狂人理想的进程，并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令人鼓舞”。最近《纽约时报》一则消息说，中山大学生物学的一些教授试图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遭到失败：胚胎要么死亡，要么基因没有改变。看来，人类试图扮演上帝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这有点像疯狂科学家躲进地下室，进行暗无天日的实验，最后很可能造出一个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幸好，《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批评中国的科学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