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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思想控制的加强、教育制度的发展以及文化事业发展状况的分析，阐明了宋代蒙学教育兴盛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揭示了宋代蒙学教育在促进士农工商阶层的崛起，普及文化教育、提高社会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以及通过文化传播，维护封建统治的历史文化意义。
关键词：宋代；蒙学教育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宋代文化的发展，既超越了唐代，也为元明两代继续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文化积淀，究其原因，这与宋代蒙学教育的兴盛不无关系。
一、宋代蒙学教育的特点
蒙学，一般是指儿童阶段的教育与学习，也有人称之为蒙养之学或童蒙教育。蒙学教育早在封建社会初期就开始出现并持续有所发展，在宋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了很多具有总结性的蒙学教育理论和蒙学教材，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古代蒙学教育向更高的阶段的发展，同时也给宋代社会尤其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带来一定的影响。宋代蒙学教育的兴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宋代蒙学教育的形式比较灵活，形成了一个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的综合教育体系。宋代的学校教育非常完备，据耐德翁的《都城纪胜》、《三教外地》记载：当时的临安内外“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这些不同类型的学校不仅满足了当时官僚地主阶级子弟对文化教育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普通百姓对文化教育的渴求，使宋代呈现出“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的景象。
家庭内的蒙学教育是宋代蒙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早期教育可以说是儿童成长教育的第一阶段，它直接影响到儿童日后的发展，儿童早期发展主要就是通过家庭内蒙学教育完成的。家庭蒙学教育的主要实施者一般是家中的长辈，如父母、兄长等。
社会教育主要是指大量的族学、义学，这类形式多由地方上出钱聘请名士，在家乡开办学校，教育本族及乡里子弟。
(二)始终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为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宋代蒙学教育始终贯穿着浓厚的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朱熹说，“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伦理道德所奉行的孝悌、忠信、礼义等道德在《三字经》、《童蒙须知》、《性理字训》等蒙学教材中都有不同的体现。儿童通过日常的学习，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熏陶，从而接受并养成这些行为习惯及思想品质。另外，许多蒙学教材的作者有不少本身就是著名的理学家，如朱熹、吕本中、王应麟、吕祖谦等。理学家通过编写这些教材将统治者有关伦理道德的思想意识从小灌输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从而实现加强对人们思想控制的目的。
(三)教育内容始终与科举应试紧密结合。科举考试制度发展到宋代，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科考继续注重诗赋能力的考查，在进士科中专设诗赋一项为考核的重点内容，因此，宋代社会极其重视对儿童进行诗赋写作的训练，前文提到的《千家诗》、《神童诗》就是进行诗赋教育的比较突出的代表教材。另一方面，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封建政权，十分重视加强思想专制统治，统治者要求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儒家经典。特别是宋代以来，理学迅速发展，反映在科举考试中，从宋神宗开始，科考日益注重考试经义，即对儒家经典的考查。这种趋势就像一个指南针，宋代家庭为实现“光宗耀祖”的愿望，无疑会从小让儿童学习一些基本的伦理道德理学思想，以便为日后的科考做准备。
二、宋代蒙学教育发展的原因
宋代童蒙教育的兴盛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上，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导致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复杂化和世俗地主阶级力量的迅速壮大，由此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对文化教育的强烈需求，为童蒙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
宋代土地私有化的加剧，促使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通过租佃制对“客户”进行剥削的“官户”和“乡户”。这些世俗地主除了不能像士族门阀那样完全过寄生生活外，其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升降沉浮现象，也比较频繁。宋代独立工商业者的地位与前代比较，有了明显的提高，独立中小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被封建国家所承认；国家官办工业中的劳动者的身分也由过去的劳役工匠向“和雇匠”转化，加上宋代允许工商业者子弟应试科举，扩大了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客观上为宋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流动提供了条件。随着科举选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取士已不问家世。这样一来，社会各阶层对文化教育都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官僚之家为了防止家道中落，保持家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自然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一般家庭为了挤入仕途，光宗耀祖，自然要鼓励子弟刻苦读书，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二)政治上，宋代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集权的政治制度要求对人们进行集权的思想统治，而对人的控制的最佳时期是从儿童时期开始的。这是蒙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公元960年，王朝建立，鉴于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军权、政权、财权和司法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皇帝手中，以巩固其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宋朝统治者为防止社会的进一步混乱，必须更加加强对人民思想的控制，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蒙以养正”，从小就灌输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让他们养成恪守伦理纲常的习惯，并将统治者所要求的思想意识变成社会普通民众的道德自觉。
研究表明，儿童时期是实施培养和教育的黄金阶段，可塑性强，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时期，是教育的最佳阶段。因此，为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控制，需要从小就对儿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的灌输，这是蒙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理学家张载在他的《横渠易说》中明确指出，对蒙学要及时施教和引导，先入为主。这样，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就能避免外界不良影响的侵扰。为实现从小就开始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的目的，理学家或亲自编写蒙学教材或亲自开设学校，如朱熹就写了《童蒙须知》和《小学》两本比较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蒙学教育的发展。
(三)在教育方面，宋代社会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及其科举制度的发展，促使更多家庭热衷于对儿童进行蒙学教育，为子女以后的读书生涯莫定基础。
宋代社会对教育是极其重视的。从宋仁宗时期的范仲淹开始，宋代一共出现三次大规模兴学运动，一步步推动教育的发展，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学生的入学资格大为放宽，“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皆可入学，从而使庶族地主及一部分平民子弟有较多入学机会。入学机会的增加，促使更多家庭注重对儿童的早期启蒙教育，为以后的正式学习奠定基础。
除学校教育有了很大进步以外，宋代科举制度与 前代相比也有了一定变化。“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或举人内有乡里是声教未通之地，许于开封府、河南府寄应。”宋代科考不仅扩大了取士范围。还开始实行科举考试及第后直接做官的制度。科举及第后，就直接由朝廷命官，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甲乙第进士及九经。皆授将作监、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亦优等授官。这对于科举考试者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样一来，无论任何人，只要书读好，能适应科举的需要。就有可能通过科举踏上仕途。这极大地刺激了宋人教育子女的热情，从而推动宋代蒙学教育的发展。
(四)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推动了宋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客观上为蒙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活版印刷术的发明降低了纸张成本，这有利于图书的普及。使一般百姓家庭能够承受购买书籍的费用，普通家庭有几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启蒙读物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到宋真宗时期，社会上呈现出“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中秘所藏，莫不家藏而人有”的局面。宋代印刷术的改进，使编书、写书以及图书的广泛流传成为可能，这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三、宋代蒙学发展的意义
宋代童蒙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最基本形态，对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
(一)宋代蒙学教育，通过它在文化传播中特有的超常力量，维护了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固，延续了封建统治。宋代蒙学教育，既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环节，又是统治者进行思想控制的重要途径。许多居官教授的封建文化人，每到一处，常常视社会教化为己任，注重化民成俗，他们将蒙学教育作为统治者实现“下学上达”目标的最便捷途径，广泛宣传治国安邦之道，以及忠孝仁义等封建文化观念，从儿童期起，就将统治者有关伦理纲常的思想意识，传播、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使社会成员从小就自觉接受建立在理学基础上的伦理道德教化，并将统治者所要求的思想意识，变成社会普通民众的道德自觉。进而通过民众文化中的这种伦理导向功能直接作用于封建社会的整体秩序，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固，延续封建统治，发挥了独有的文化效应。
(二)宋代蒙学教育，促进了庶族地主和士农工商阶层的崛起。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导致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复杂化和世俗地主阶级力量的迅速壮大，蒙学教育对世俗地主阶级的发展起了文化的促进作用。科举制的发展，使得庶族地主和士农工商阶层能够通过较为公平的竞争进入仕途，跻身统治阶级行列，从而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结构，使其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
(三)宋代蒙学教育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和社会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的提高，进而促进了宋代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宋代以后，随着等级制度的衰落，教育庶民化趋势逐渐形成，蒙学教育对象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宋代家族教育的兴起，使之成为地域性的普及教育形式，满足了社会不同层次对文化教育的需求。此宋，不仅出现了许多出身孤寒之家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如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张载、李觐等，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像丘浚10岁、孔仲文7岁、蒋堂6岁、黄庭坚7岁会写诗、能作文的聪慧儿童。这反映了宋代童蒙教育在普及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成就。
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通过编写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童蒙教材，将一般读写知识、社会日常生活常识、自然常识以及一些科学知识，传授给社会各阶层的子弟，使整个宋代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远远超过了汉唐。宋代童蒙教育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社会文化的普及和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宋代文化教育的繁荣。
虽然，蒙学教育的内容不乏种种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但抛开这些方面不谈，宋代蒙学教育也存在一些合理之处，有不少思想内容和教育方法可以对我们现代社会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宋代；蒙学教育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宋代文化的发展，既超越了唐代，也为元明两代继续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文化积淀，究其原因，这与宋代蒙学教育的兴盛不无关系。
一、宋代蒙学教育的特点
蒙学，一般是指儿童阶段的教育与学习，也有人称之为蒙养之学或童蒙教育。蒙学教育早在封建社会初期就开始出现并持续有所发展，在宋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了很多具有总结性的蒙学教育理论和蒙学教材，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古代蒙学教育向更高的阶段的发展，同时也给宋代社会尤其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带来一定的影响。宋代蒙学教育的兴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宋代蒙学教育的形式比较灵活，形成了一个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的综合教育体系。宋代的学校教育非常完备，据耐德翁的《都城纪胜》、《三教外地》记载：当时的临安内外“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这些不同类型的学校不仅满足了当时官僚地主阶级子弟对文化教育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普通百姓对文化教育的渴求，使宋代呈现出“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的景象。
家庭内的蒙学教育是宋代蒙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早期教育可以说是儿童成长教育的第一阶段，它直接影响到儿童日后的发展，儿童早期发展主要就是通过家庭内蒙学教育完成的。家庭蒙学教育的主要实施者一般是家中的长辈，如父母、兄长等。
社会教育主要是指大量的族学、义学，这类形式多由地方上出钱聘请名士，在家乡开办学校，教育本族及乡里子弟。
(二)始终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为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宋代蒙学教育始终贯穿着浓厚的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朱熹说，“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伦理道德所奉行的孝悌、忠信、礼义等道德在《三字经》、《童蒙须知》、《性理字训》等蒙学教材中都有不同的体现。儿童通过日常的学习，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熏陶，从而接受并养成这些行为习惯及思想品质。另外，许多蒙学教材的作者有不少本身就是著名的理学家，如朱熹、吕本中、王应麟、吕祖谦等。理学家通过编写这些教材将统治者有关伦理道德的思想意识从小灌输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从而实现加强对人们思想控制的目的。
(三)教育内容始终与科举应试紧密结合。科举考试制度发展到宋代，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科考继续注重诗赋能力的考查，在进士科中专设诗赋一项为考核的重点内容，因此，宋代社会极其重视对儿童进行诗赋写作的训练，前文提到的《千家诗》、《神童诗》就是进行诗赋教育的比较突出的代表教材。另一方面，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封建政权，十分重视加强思想专制统治，统治者要求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儒家经典。特别是宋代以来，理学迅速发展，反映在科举考试中，从宋神宗开始，科考日益注重考试经义，即对儒家经典的考查。这种趋势就像一个指南针，宋代家庭为实现“光宗耀祖”的愿望，无疑会从小让儿童学习一些基本的伦理道德理学思想，以便为日后的科考做准备。
二、宋代蒙学教育发展的原因
宋代童蒙教育的兴盛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上，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导致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复杂化和世俗地主阶级力量的迅速壮大，由此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对文化教育的强烈需求，为童蒙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
宋代土地私有化的加剧，促使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通过租佃制对“客户”进行剥削的“官户”和“乡户”。这些世俗地主除了不能像士族门阀那样完全过寄生生活外，其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升降沉浮现象，也比较频繁。宋代独立工商业者的地位与前代比较，有了明显的提高，独立中小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被封建国家所承认；国家官办工业中的劳动者的身分也由过去的劳役工匠向“和雇匠”转化，加上宋代允许工商业者子弟应试科举，扩大了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客观上为宋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流动提供了条件。随着科举选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取士已不问家世。这样一来，社会各阶层对文化教育都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官僚之家为了防止家道中落，保持家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自然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一般家庭为了挤入仕途，光宗耀祖，自然要鼓励子弟刻苦读书，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二)政治上，宋代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集权的政治制度要求对人们进行集权的思想统治，而对人的控制的最佳时期是从儿童时期开始的。这是蒙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公元960年，王朝建立，鉴于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军权、政权、财权和司法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皇帝手中，以巩固其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宋朝统治者为防止社会的进一步混乱，必须更加加强对人民思想的控制，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蒙以养正”，从小就灌输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让他们养成恪守伦理纲常的习惯，并将统治者所要求的思想意识变成社会普通民众的道德自觉。
研究表明，儿童时期是实施培养和教育的黄金阶段，可塑性强，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时期，是教育的最佳阶段。因此，为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控制，需要从小就对儿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的灌输，这是蒙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理学家张载在他的《横渠易说》中明确指出，对蒙学要及时施教和引导，先入为主。这样，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就能避免外界不良影响的侵扰。为实现从小就开始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的目的，理学家或亲自编写蒙学教材或亲自开设学校，如朱熹就写了《童蒙须知》和《小学》两本比较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蒙学教育的发展。
(三)在教育方面，宋代社会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及其科举制度的发展，促使更多家庭热衷于对儿童进行蒙学教育，为子女以后的读书生涯莫定基础。
宋代社会对教育是极其重视的。从宋仁宗时期的范仲淹开始，宋代一共出现三次大规模兴学运动，一步步推动教育的发展，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学生的入学资格大为放宽，“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皆可入学，从而使庶族地主及一部分平民子弟有较多入学机会。入学机会的增加，促使更多家庭注重对儿童的早期启蒙教育，为以后的正式学习奠定基础。
除学校教育有了很大进步以外，宋代科举制度与 前代相比也有了一定变化。“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或举人内有乡里是声教未通之地，许于开封府、河南府寄应。”宋代科考不仅扩大了取士范围。还开始实行科举考试及第后直接做官的制度。科举及第后，就直接由朝廷命官，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甲乙第进士及九经。皆授将作监、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亦优等授官。这对于科举考试者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样一来，无论任何人，只要书读好，能适应科举的需要。就有可能通过科举踏上仕途。这极大地刺激了宋人教育子女的热情，从而推动宋代蒙学教育的发展。
(四)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推动了宋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客观上为蒙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活版印刷术的发明降低了纸张成本，这有利于图书的普及。使一般百姓家庭能够承受购买书籍的费用，普通家庭有几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启蒙读物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到宋真宗时期，社会上呈现出“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中秘所藏，莫不家藏而人有”的局面。宋代印刷术的改进，使编书、写书以及图书的广泛流传成为可能，这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三、宋代蒙学发展的意义
宋代童蒙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最基本形态，对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
(一)宋代蒙学教育，通过它在文化传播中特有的超常力量，维护了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固，延续了封建统治。宋代蒙学教育，既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环节，又是统治者进行思想控制的重要途径。许多居官教授的封建文化人，每到一处，常常视社会教化为己任，注重化民成俗，他们将蒙学教育作为统治者实现“下学上达”目标的最便捷途径，广泛宣传治国安邦之道，以及忠孝仁义等封建文化观念，从儿童期起，就将统治者有关伦理纲常的思想意识，传播、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使社会成员从小就自觉接受建立在理学基础上的伦理道德教化，并将统治者所要求的思想意识，变成社会普通民众的道德自觉。进而通过民众文化中的这种伦理导向功能直接作用于封建社会的整体秩序，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固，延续封建统治，发挥了独有的文化效应。
(二)宋代蒙学教育，促进了庶族地主和士农工商阶层的崛起。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导致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复杂化和世俗地主阶级力量的迅速壮大，蒙学教育对世俗地主阶级的发展起了文化的促进作用。科举制的发展，使得庶族地主和士农工商阶层能够通过较为公平的竞争进入仕途，跻身统治阶级行列，从而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结构，使其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
(三)宋代蒙学教育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和社会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的提高，进而促进了宋代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宋代以后，随着等级制度的衰落，教育庶民化趋势逐渐形成，蒙学教育对象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宋代家族教育的兴起，使之成为地域性的普及教育形式，满足了社会不同层次对文化教育的需求。此宋，不仅出现了许多出身孤寒之家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如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张载、李觐等，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像丘浚10岁、孔仲文7岁、蒋堂6岁、黄庭坚7岁会写诗、能作文的聪慧儿童。这反映了宋代童蒙教育在普及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成就。
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通过编写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童蒙教材，将一般读写知识、社会日常生活常识、自然常识以及一些科学知识，传授给社会各阶层的子弟，使整个宋代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远远超过了汉唐。宋代童蒙教育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社会文化的普及和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宋代文化教育的繁荣。
虽然，蒙学教育的内容不乏种种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但抛开这些方面不谈，宋代蒙学教育也存在一些合理之处，有不少思想内容和教育方法可以对我们现代社会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