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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热点面对面”系列丛书脱胎于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同名栏目。本文选编自该系列丛书的第二辑，该栏目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先生就中国的税改问题进行了探讨。
税收是连接百姓和政府最直接的纽带
问：今天我们关注的经济热点是中国税收改革。2008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了31425.75亿元，同比增长了33.5％；上半年国家财政收支相抵盈余11926.17亿元。相信从刚才的两组数字当中，大家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两个信息，一方面作为国家主要的收入来源，税收增长速度比较快。另外收支相抵盈余超过了万亿元，这万亿元引发了很多人的猜想和期待。大家会想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这么多钱怎么花呢，是不是未来税收会少收一点?
高培勇：大家对税收问题如此关注，对税收数字如此敏感，说明一点，那就是税收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只要稍微做一下盘点就会发现，从每天早晨醒来到晚间入睡，甚至包括睡眠，24个小时无不跟税收打着交道。可以说在今天的世界上，除了空气之外，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样东西和税收无关。我们总要问政府为什么要收税，理论上已经告诉我们，因为政府要花钱。政府为什么要花钱，理论上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些需要，有些商品从市场上买不来，得有人给我们提供，那谁来提供呢?就由政府来提供。政府启动另外一个非市场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那类商品和服务。我们每天醒来走出家门需要什么，需要良好的公路秩序，公路是政府建造的，秩序是政府管理的。我们的孩子需要上学，谁来建学校?所有这些都没有免费的午餐，都要收钱，要收钱只能向它的消费者去收取，而消费者在今天拥有了一个更好的表述叫什么?叫纳税人。我们纳税给政府，政府用这些税收给我们提供公共服务。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这样表述，税收是连接我们普通百姓和政府之间的一条最直接、最密切、最牵动人心的纽带，很多事情，特别是我们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理顺，都可以寄希望于这个纽带得以解决。
为什么要征收汽车消费税和燃油税
问：税收跟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我们税收制度的改革也会引起大家广泛关注，拿最近国家新的汽车消费税的推出来说，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那么大家究竟如何来看待汽车消费税新的调整幅度，为什么我们会做出这样一个调整，它未来会对整个汽车行业，包括百姓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高培勇：目前小汽车非常流行，早已步入家庭，但是当人们从小排量的汽车逐步瞄准那些大排量汽车，比较奢华的车型之后，就面临着一个汽油的消费问题、空气污染的治理问题。当政府对大排量的汽车加重了收取消费税的额度之后，可以想见汽车的销售价格肯定要提升。可以预想的一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这些大排量汽车的需求量和供给量都随之减少。
问：汽车消费税出台了，汽车消费税最终是落在哪儿，是不是都由我们要买车的消费者承担了?
高培勇：这个问题很棘手，政府加大对大排量汽车课征消费税，这样一个负担究竟是由汽车厂商来承担还是由购车人来承担，这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什么呢?它取决于供求双方力量的对比，如果我是消费者，我买不买大排量汽车?我并不确定。你的价格合适我就买，价格不合适我就不买。当厂商把政府课征消费税加在大排量汽车价格之后我就不买了，我躲开了。当一个人和更多人都如此做的时候，这个汽车必须降价才能卖掉，当价格一旦降低之后，这个消费税的负担就不会全部转到购车人身上，汽车厂商可能要自己承担一部分，甚至当大家都不认账之后他只能自己承担了。但反过来，我就喜欢排场，就喜欢大排量汽车，觉得很神气，大家尊重我，做生意也需要，那就是你必需的，他加价也好，或者加多价也好，如政府征了100块钱税，他给你加了200块钱，借机涨价，你还得买，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你自己把这部分税款全部承担下来。因此，消费税的负担由谁承担取决于个人，取决于大家的消费选择，而这种选择权掌握在消费者自己的手里。
问：您看燃油税什么时间能推出，税率大致会怎样，对有车一族会造成多大负担?
高培勇：关于可能推出的燃油税的税负标准以及其他方面税负规定，第一，我不大清楚。第二，即便清楚了，在这个场合，也不便于去详说。我只想说一说与消费税有关的背景。现在我们讨论燃油税的时候，请大家注意，我感觉已经陷入一种误区，有人把燃油税的这样一种功能夸大了，比如有人说燃油税具有一种功能叫限制汽油的消费，限制和石油有关的产品的消费，目的是减少污染，特别是提升环境的质量。我们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刚才我们提到汽车的消费税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因为我们消费税当中就有汽车这样一个税目，甚至有汽油的税目，只要对汽油、汽车加重了税费，就可以达到了限制汽油的消费，限制汽车的使用，甚至限制汽车所消耗汽油数量这样一个目的吗?是可以的。燃油税开征的直接目的，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净化与公路有关的收费环境。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至于后期，当你开车行进在公路上特别是跨省行进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收费的关卡，而且收费是不透明的，是非常滥的。政府的初衷是在消费中加入一种管理，当时选用的办法就是由政府出面统一征收燃油税，所以如果想开征燃油税，还是基于把公路有关的收费转化为收税的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一种政府收入形式的转换，原则上不会带来开车人负担的增减和调整。那么至于什么时候推出好，以什么样的标准进行征收?这要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取决于决策部门对于各种因素所促成的这样一种经济环境的判断。我们还得要等待，再看—段时间再说。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不是低了
问：2008年个税的起征点从1600元调到2000元，这个变化说明了什么呢?中国的税负到底是重还是不重?
高培勇：这实际上就引出了我们在理论上常说的两个概念，一个叫法定税负，就是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所规定的税收水平。另外一个叫实征税负，就是政府真正能够征收到的税收水平。这两个不同的尺度所带给我们的结论是不一样的。福布斯杂志说中国的税负水平排在世界第二位，实际上依据的是前一种标准，即法定的税负水平。同时还有一个标准也是国际通用的，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来比较各国税负差异的指标，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实际征税的额度占它当年GDP的比重。比如2007年政府税收额度加起来是49449亿，而当年我们G D P总额是多少呢?249000亿，拿前一个数字除以后一个数字发现，我们实征税负水平不过20％上下，而拿20％的税负水平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你会发现我们处 于中等偏低的水平。 问：有没有可能我们个税起征点也提高一些，如提高到4000、5000元甚至更高一些，是不是有可能?
高培勇：至于进入2008年，我们的这样一个减除额是不是还应当进一步提升，我想参照世界各国的经验，减除标准本身是要和生活费用，和CPI直接挂钩的，要进行这样的调整并且确定调整的频率有多高，需要通过一个法律程序，我们可以在此尽情表达个人意愿，然后等待立法部门的回应。
问：现在的个税起征点是一刀切的，但是如果两个人收入相同而家庭负担不同，具体问题是不是可以具体分析?另外，减税是不是我们以后税收优惠政策的一个趋势?
高培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异不在于分类上，而在于综合上。比如说我工资收入比你高，一个月一万，但是你虽然只有5000块钱工资收入，你同时却有10000块钱的利息所得，当分类去征的时候我们很难先进行收入的比较。最好的办法，最公平的办法，是以人为单位，把所有的收入加总求和之后，再确定征税的额度。那什么是所得税?这叫个人综合所得税，这种办法是各种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方向。当我们能够迎来个人所得税按综合计费的办法来征收的时候，我想诸如人口负担，诸如住房贷款利息的支出，诸如医疗费用的高低，诸如偶然发生的某些意外损失等等之类的问题，都可以进入到扣除的领域来，而不再是简单地只扣除2000块钱。这要作为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一个方向。未来个人所得税格局是除了利息所得等特殊税收之外，其他所得都要进入综合计征的范围，年终的时候由纳税人自己去报这一年获取多少收入，由纳税人把所有的项目进行汇总填列在纳税表上，然后按照综合所得额计征个人所得税。我想，到那个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了。
国际视角：王一江(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长江商学院教授)：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有一项很具体的免税规定，如果你个人花钱去赚钱，为了赚钱所花的钱可以用来抵税的，比如说你为了赚钱买了计算机，家里的住房被用来办公，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赚钱而花钱，这种类型的支出可以用来抵税。如当老师的人，他用买西装的钱来抵税，因为他觉得，老师需要在很多学生面前讲话，一套好的西装是他工作的需要。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为赚钱而花的钱可以从个人收入中间抵扣掉，不用交税。此外，西方的个人所得税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征收的，如果一个家庭中工作的人较少，吃饭的人较多，特别是未成年的小孩较多的话，可以享受很大的按人头计算的税收减免。这些都体现了西方的个人所得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外的另一个理念，就是对个人的实际税负要体现人性化特点。
为什么要征收利息税和物业税
问：像我这种普通工作人员，本身赚钱就不多，想把钱存在银行里得一些利息，为什么利息还要收税?另外我感觉现在物价上涨也比较快，可能有人说现在已经进入负利率时代，为什么不把利息税取消?
高培勇：我们很希望利息税是零，很希望个人所得税是零，甚至希望所有的税收都没有。但这与现实肯定不符。我记得在利息税取消之前，社会上流行这样一个判断，在银行存款当中，80％的存款是由20％的高收入人所持有的，换句话讲，80％的存款人实际上只持有20％的存款。如果这个判断符合现实，那我们取消利息税会收到怎样的效果呢?就是说当作为中低收入者那20％的存款人由此免除了利息税的负担之后，持有80％存款的20％的高收入者也搭车一起减除了利息负担。因此，取消利息税一直就面临一个得失选择问题。在利息税是否取消的问题上，最终虽然选择的是保留5％，但在我看来，实际上所保留的是政府对宏观调控发挥作用的一种渠道，对贫富差距进行调节的一种手段。这5％，对于政府而言，实际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
问：如果国家以后再增收物业税的话，那我们这种刚买房、收入不是很高的人群，会不会压力更大呢?
高培勇：关于物业税的确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我首先要说物业税本来叶房地产税，一旦涉及房地产税收的时候，我们在归类上是把它放到财产税系列当中去的，也就是课征物业税的同时等于在中国课征了财产税，如何看待财产税?在当前中国税收制度体系当中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税存在。没有财产税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政府缺乏对贫富差距进行调节的手段。为什么这样讲?我们总在说谁富谁穷，当你说他富，说另外一个人穷的时候，你拿什么做比较的?要我说是财产。之所以收入多，是除了打工取得工薪所得之外还有财产带来收入，是你把兜里的钱花光之后家里还有钱，所以调整贫富差距要追本溯源，从最低处做起。在收入这环节，我们有个人所得税去调节，在消费这个环节，我们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去调节，但是一旦到了财产环节，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税种可以去调节。从构建和谐社会，缩小贫富差距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太需要开征财产税了。物业税是作为财产税的先导加以谋划，并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开征的一个税种。那么开征物业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税收负担的加重?可以这样跟大家讲，政府一年向纳税人征缴多少税，取决于它一年的支出规律。征税就是要把收入取得上来。当政府在某一个税种上加大税负的时候，势必要在其他的税种上采取相应的减少措施，而且总的净效应是减而不是增，所以大家对此不必有太多的担心。
国际视角：汤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从税种来说，我们要非常好地进行设计。现在跟老百姓紧密相关的是房地产问题，大家都说房屋太贵，但是我们也发现，大多情况下都是地方政府在推动房地产价格，使其很快地提高起来。这为什么呢?跟我们目前的税制很有关系，一次就把几十年的税全收了。当然这一届政府愿意把地卖得越多越好，愿意把税收得越多越好，问题是下一届政府就难以为继了，土地都卖光了，下届政府怎么办，现在深圳土地全卖光了，没有税收来源了。国外就是逐年征收物业税，细水长流。这个有好处，一是保证每一届政府都有税收来源，二是减少了买房子的成本。这笔地税或者物业税是逐年征收的，这样的话可以平摊下去，这笔钱没有摊在房价里。而我们现在一次把70年的地税或物业税全收了，也就是全摊在房价里头，所以造成我们现在房价非常高。既然地税和物业税占如此大的比重，我们就应该赶紧对其进行改革。我觉得加快物业税的改革，是扭转目前房地产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
两税合一是税制改革的最大成果
问：“两税(增值税、企业税)合一”在2008年已经正式启动了，请介绍一下现在启动的效果如何。
高培勇：两税合一的启动，是我们税制改革的最大成果，公平了市场环境，是区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和相对成熟的一种标志。在同样一块 国土上，同样一种经济环境下，生产同样一种东西，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却不一样，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的税收制度。因此，我们必须进行两套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收制度的统一。从2008年1月1日开始，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在这方面向前跨出了一步，这是最大的成果。
问：增值税改革试点已经在东三省启动，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在全国推开?
高培勇：我们国家的增值税的转型改革，与其称之为试点，不如说是在等待。关于增值税的改革，之前的描述叫做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生产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哪儿?说白了就是一条，那就是一个企业在计算增值税的计税基数的时候，是把固定资产的费用从计税基数中扣除从而减税，还是把固定资产的费用照样保留在计税基数当中，从而和其他增值额一起计税。如果免除就是我们的改革方向，叫消费型增值税，如果不免除就是原来的增值税，叫生产型增值税。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的通货膨胀指数在不断爬升，2007年CPI是4.8％，2008年1月份7.9％，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推出生产型向消费型全国范围的改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可能促进企业投资。所以当我们面临极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时，我们肯定要在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取舍方面极其慎重。但不管怎样，我个人觉得现在倒是加快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极好的时候，因为在面临通贷膨胀加剧的同时，我们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可能出现降速过大这样一种危险。要实现一保一控这样的宏观政策，就需要在防止通货膨胀的同时，启动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系列举措，增值税转型改革无疑已经纳入计划。我希望大家为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全国的如期推进鼓与呼。
国际视角：林双林(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税制改革在国际上已经进行了20多年，大家都在改革税制，国际上税制改革的大方向就是降低税率。大概从80年代开始，大家觉得以往的税率太高，就开始降低税率。实际上，经济学上供给学派占了支配地位，他们强调供给，企业是进行生产的，所以他们强调降低企业税。另外西方储蓄率低，他们要把储蓄率搞上去，所以千方百计进行税制改革，少向储蓄征税，多向消费征税，一个是降低税率，另一个是把储蓄征税转变为向消费征税。在美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美国现在的储蓄，好多都是免税的，如给孩子攒上大学的钱免税，养老的钱免税等等。他们不向储蓄征税，是为了刺激储蓄。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企业税也是累进的，利润越少的企业税率越低，利润越大的企业税率越高。
问：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工资差距都很大，我们知道是工资抵扣完全不同，想了解一下高先生对这方面的看法。
高培勇：在两税合一之前，内外资企业适用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制，在企业所得税制当中很特殊的规定就是对计税工资的规定。如果你是一个内资企业，企业所得税计税基数是企业扣除成本之后的那块利润，当我给某一个企业高管一个月发了5万块钱工资，但是计入成本只有800块钱，那意味着什么?有些属于成本的数额当作企业利润计税。而对外商投资而言，是记实扣，发多少就扣多少，这是在两套不同企业所得税条件下的税收差异，也是当中国计税水平逐步提高，特别是企业高管人员的薪金水平已有突破的增长之后，内资企业面临的极大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问题上和外资企业进行竞争。两法合并之后，我们可以做到不管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能据实抵扣，这就是两法合并所造就的一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是我们的成果之一。
税收是连接百姓和政府最直接的纽带
问：今天我们关注的经济热点是中国税收改革。2008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了31425.75亿元，同比增长了33.5％；上半年国家财政收支相抵盈余11926.17亿元。相信从刚才的两组数字当中，大家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两个信息，一方面作为国家主要的收入来源，税收增长速度比较快。另外收支相抵盈余超过了万亿元，这万亿元引发了很多人的猜想和期待。大家会想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这么多钱怎么花呢，是不是未来税收会少收一点?
高培勇：大家对税收问题如此关注，对税收数字如此敏感，说明一点，那就是税收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只要稍微做一下盘点就会发现，从每天早晨醒来到晚间入睡，甚至包括睡眠，24个小时无不跟税收打着交道。可以说在今天的世界上，除了空气之外，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样东西和税收无关。我们总要问政府为什么要收税，理论上已经告诉我们，因为政府要花钱。政府为什么要花钱，理论上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些需要，有些商品从市场上买不来，得有人给我们提供，那谁来提供呢?就由政府来提供。政府启动另外一个非市场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那类商品和服务。我们每天醒来走出家门需要什么，需要良好的公路秩序，公路是政府建造的，秩序是政府管理的。我们的孩子需要上学，谁来建学校?所有这些都没有免费的午餐，都要收钱，要收钱只能向它的消费者去收取，而消费者在今天拥有了一个更好的表述叫什么?叫纳税人。我们纳税给政府，政府用这些税收给我们提供公共服务。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这样表述，税收是连接我们普通百姓和政府之间的一条最直接、最密切、最牵动人心的纽带，很多事情，特别是我们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理顺，都可以寄希望于这个纽带得以解决。
为什么要征收汽车消费税和燃油税
问：税收跟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我们税收制度的改革也会引起大家广泛关注，拿最近国家新的汽车消费税的推出来说，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那么大家究竟如何来看待汽车消费税新的调整幅度，为什么我们会做出这样一个调整，它未来会对整个汽车行业，包括百姓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高培勇：目前小汽车非常流行，早已步入家庭，但是当人们从小排量的汽车逐步瞄准那些大排量汽车，比较奢华的车型之后，就面临着一个汽油的消费问题、空气污染的治理问题。当政府对大排量的汽车加重了收取消费税的额度之后，可以想见汽车的销售价格肯定要提升。可以预想的一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这些大排量汽车的需求量和供给量都随之减少。
问：汽车消费税出台了，汽车消费税最终是落在哪儿，是不是都由我们要买车的消费者承担了?
高培勇：这个问题很棘手，政府加大对大排量汽车课征消费税，这样一个负担究竟是由汽车厂商来承担还是由购车人来承担，这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什么呢?它取决于供求双方力量的对比，如果我是消费者，我买不买大排量汽车?我并不确定。你的价格合适我就买，价格不合适我就不买。当厂商把政府课征消费税加在大排量汽车价格之后我就不买了，我躲开了。当一个人和更多人都如此做的时候，这个汽车必须降价才能卖掉，当价格一旦降低之后，这个消费税的负担就不会全部转到购车人身上，汽车厂商可能要自己承担一部分，甚至当大家都不认账之后他只能自己承担了。但反过来，我就喜欢排场，就喜欢大排量汽车，觉得很神气，大家尊重我，做生意也需要，那就是你必需的，他加价也好，或者加多价也好，如政府征了100块钱税，他给你加了200块钱，借机涨价，你还得买，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你自己把这部分税款全部承担下来。因此，消费税的负担由谁承担取决于个人，取决于大家的消费选择，而这种选择权掌握在消费者自己的手里。
问：您看燃油税什么时间能推出，税率大致会怎样，对有车一族会造成多大负担?
高培勇：关于可能推出的燃油税的税负标准以及其他方面税负规定，第一，我不大清楚。第二，即便清楚了，在这个场合，也不便于去详说。我只想说一说与消费税有关的背景。现在我们讨论燃油税的时候，请大家注意，我感觉已经陷入一种误区，有人把燃油税的这样一种功能夸大了，比如有人说燃油税具有一种功能叫限制汽油的消费，限制和石油有关的产品的消费，目的是减少污染，特别是提升环境的质量。我们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刚才我们提到汽车的消费税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因为我们消费税当中就有汽车这样一个税目，甚至有汽油的税目，只要对汽油、汽车加重了税费，就可以达到了限制汽油的消费，限制汽车的使用，甚至限制汽车所消耗汽油数量这样一个目的吗?是可以的。燃油税开征的直接目的，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净化与公路有关的收费环境。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至于后期，当你开车行进在公路上特别是跨省行进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收费的关卡，而且收费是不透明的，是非常滥的。政府的初衷是在消费中加入一种管理，当时选用的办法就是由政府出面统一征收燃油税，所以如果想开征燃油税，还是基于把公路有关的收费转化为收税的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一种政府收入形式的转换，原则上不会带来开车人负担的增减和调整。那么至于什么时候推出好，以什么样的标准进行征收?这要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取决于决策部门对于各种因素所促成的这样一种经济环境的判断。我们还得要等待，再看—段时间再说。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不是低了
问：2008年个税的起征点从1600元调到2000元，这个变化说明了什么呢?中国的税负到底是重还是不重?
高培勇：这实际上就引出了我们在理论上常说的两个概念，一个叫法定税负，就是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所规定的税收水平。另外一个叫实征税负，就是政府真正能够征收到的税收水平。这两个不同的尺度所带给我们的结论是不一样的。福布斯杂志说中国的税负水平排在世界第二位，实际上依据的是前一种标准，即法定的税负水平。同时还有一个标准也是国际通用的，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来比较各国税负差异的指标，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实际征税的额度占它当年GDP的比重。比如2007年政府税收额度加起来是49449亿，而当年我们G D P总额是多少呢?249000亿，拿前一个数字除以后一个数字发现，我们实征税负水平不过20％上下，而拿20％的税负水平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你会发现我们处 于中等偏低的水平。 问：有没有可能我们个税起征点也提高一些，如提高到4000、5000元甚至更高一些，是不是有可能?
高培勇：至于进入2008年，我们的这样一个减除额是不是还应当进一步提升，我想参照世界各国的经验，减除标准本身是要和生活费用，和CPI直接挂钩的，要进行这样的调整并且确定调整的频率有多高，需要通过一个法律程序，我们可以在此尽情表达个人意愿，然后等待立法部门的回应。
问：现在的个税起征点是一刀切的，但是如果两个人收入相同而家庭负担不同，具体问题是不是可以具体分析?另外，减税是不是我们以后税收优惠政策的一个趋势?
高培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异不在于分类上，而在于综合上。比如说我工资收入比你高，一个月一万，但是你虽然只有5000块钱工资收入，你同时却有10000块钱的利息所得，当分类去征的时候我们很难先进行收入的比较。最好的办法，最公平的办法，是以人为单位，把所有的收入加总求和之后，再确定征税的额度。那什么是所得税?这叫个人综合所得税，这种办法是各种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方向。当我们能够迎来个人所得税按综合计费的办法来征收的时候，我想诸如人口负担，诸如住房贷款利息的支出，诸如医疗费用的高低，诸如偶然发生的某些意外损失等等之类的问题，都可以进入到扣除的领域来，而不再是简单地只扣除2000块钱。这要作为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一个方向。未来个人所得税格局是除了利息所得等特殊税收之外，其他所得都要进入综合计征的范围，年终的时候由纳税人自己去报这一年获取多少收入，由纳税人把所有的项目进行汇总填列在纳税表上，然后按照综合所得额计征个人所得税。我想，到那个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了。
国际视角：王一江(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长江商学院教授)：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有一项很具体的免税规定，如果你个人花钱去赚钱，为了赚钱所花的钱可以用来抵税的，比如说你为了赚钱买了计算机，家里的住房被用来办公，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赚钱而花钱，这种类型的支出可以用来抵税。如当老师的人，他用买西装的钱来抵税，因为他觉得，老师需要在很多学生面前讲话，一套好的西装是他工作的需要。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为赚钱而花的钱可以从个人收入中间抵扣掉，不用交税。此外，西方的个人所得税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征收的，如果一个家庭中工作的人较少，吃饭的人较多，特别是未成年的小孩较多的话，可以享受很大的按人头计算的税收减免。这些都体现了西方的个人所得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外的另一个理念，就是对个人的实际税负要体现人性化特点。
为什么要征收利息税和物业税
问：像我这种普通工作人员，本身赚钱就不多，想把钱存在银行里得一些利息，为什么利息还要收税?另外我感觉现在物价上涨也比较快，可能有人说现在已经进入负利率时代，为什么不把利息税取消?
高培勇：我们很希望利息税是零，很希望个人所得税是零，甚至希望所有的税收都没有。但这与现实肯定不符。我记得在利息税取消之前，社会上流行这样一个判断，在银行存款当中，80％的存款是由20％的高收入人所持有的，换句话讲，80％的存款人实际上只持有20％的存款。如果这个判断符合现实，那我们取消利息税会收到怎样的效果呢?就是说当作为中低收入者那20％的存款人由此免除了利息税的负担之后，持有80％存款的20％的高收入者也搭车一起减除了利息负担。因此，取消利息税一直就面临一个得失选择问题。在利息税是否取消的问题上，最终虽然选择的是保留5％，但在我看来，实际上所保留的是政府对宏观调控发挥作用的一种渠道，对贫富差距进行调节的一种手段。这5％，对于政府而言，实际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
问：如果国家以后再增收物业税的话，那我们这种刚买房、收入不是很高的人群，会不会压力更大呢?
高培勇：关于物业税的确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我首先要说物业税本来叶房地产税，一旦涉及房地产税收的时候，我们在归类上是把它放到财产税系列当中去的，也就是课征物业税的同时等于在中国课征了财产税，如何看待财产税?在当前中国税收制度体系当中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税存在。没有财产税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政府缺乏对贫富差距进行调节的手段。为什么这样讲?我们总在说谁富谁穷，当你说他富，说另外一个人穷的时候，你拿什么做比较的?要我说是财产。之所以收入多，是除了打工取得工薪所得之外还有财产带来收入，是你把兜里的钱花光之后家里还有钱，所以调整贫富差距要追本溯源，从最低处做起。在收入这环节，我们有个人所得税去调节，在消费这个环节，我们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去调节，但是一旦到了财产环节，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税种可以去调节。从构建和谐社会，缩小贫富差距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太需要开征财产税了。物业税是作为财产税的先导加以谋划，并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开征的一个税种。那么开征物业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税收负担的加重?可以这样跟大家讲，政府一年向纳税人征缴多少税，取决于它一年的支出规律。征税就是要把收入取得上来。当政府在某一个税种上加大税负的时候，势必要在其他的税种上采取相应的减少措施，而且总的净效应是减而不是增，所以大家对此不必有太多的担心。
国际视角：汤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从税种来说，我们要非常好地进行设计。现在跟老百姓紧密相关的是房地产问题，大家都说房屋太贵，但是我们也发现，大多情况下都是地方政府在推动房地产价格，使其很快地提高起来。这为什么呢?跟我们目前的税制很有关系，一次就把几十年的税全收了。当然这一届政府愿意把地卖得越多越好，愿意把税收得越多越好，问题是下一届政府就难以为继了，土地都卖光了，下届政府怎么办，现在深圳土地全卖光了，没有税收来源了。国外就是逐年征收物业税，细水长流。这个有好处，一是保证每一届政府都有税收来源，二是减少了买房子的成本。这笔地税或者物业税是逐年征收的，这样的话可以平摊下去，这笔钱没有摊在房价里。而我们现在一次把70年的地税或物业税全收了，也就是全摊在房价里头，所以造成我们现在房价非常高。既然地税和物业税占如此大的比重，我们就应该赶紧对其进行改革。我觉得加快物业税的改革，是扭转目前房地产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
两税合一是税制改革的最大成果
问：“两税(增值税、企业税)合一”在2008年已经正式启动了，请介绍一下现在启动的效果如何。
高培勇：两税合一的启动，是我们税制改革的最大成果，公平了市场环境，是区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和相对成熟的一种标志。在同样一块 国土上，同样一种经济环境下，生产同样一种东西，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却不一样，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的税收制度。因此，我们必须进行两套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收制度的统一。从2008年1月1日开始，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在这方面向前跨出了一步，这是最大的成果。
问：增值税改革试点已经在东三省启动，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在全国推开?
高培勇：我们国家的增值税的转型改革，与其称之为试点，不如说是在等待。关于增值税的改革，之前的描述叫做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生产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哪儿?说白了就是一条，那就是一个企业在计算增值税的计税基数的时候，是把固定资产的费用从计税基数中扣除从而减税，还是把固定资产的费用照样保留在计税基数当中，从而和其他增值额一起计税。如果免除就是我们的改革方向，叫消费型增值税，如果不免除就是原来的增值税，叫生产型增值税。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的通货膨胀指数在不断爬升，2007年CPI是4.8％，2008年1月份7.9％，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推出生产型向消费型全国范围的改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可能促进企业投资。所以当我们面临极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时，我们肯定要在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取舍方面极其慎重。但不管怎样，我个人觉得现在倒是加快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极好的时候，因为在面临通贷膨胀加剧的同时，我们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可能出现降速过大这样一种危险。要实现一保一控这样的宏观政策，就需要在防止通货膨胀的同时，启动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系列举措，增值税转型改革无疑已经纳入计划。我希望大家为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全国的如期推进鼓与呼。
国际视角：林双林(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税制改革在国际上已经进行了20多年，大家都在改革税制，国际上税制改革的大方向就是降低税率。大概从80年代开始，大家觉得以往的税率太高，就开始降低税率。实际上，经济学上供给学派占了支配地位，他们强调供给，企业是进行生产的，所以他们强调降低企业税。另外西方储蓄率低，他们要把储蓄率搞上去，所以千方百计进行税制改革，少向储蓄征税，多向消费征税，一个是降低税率，另一个是把储蓄征税转变为向消费征税。在美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美国现在的储蓄，好多都是免税的，如给孩子攒上大学的钱免税，养老的钱免税等等。他们不向储蓄征税，是为了刺激储蓄。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企业税也是累进的，利润越少的企业税率越低，利润越大的企业税率越高。
问：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工资差距都很大，我们知道是工资抵扣完全不同，想了解一下高先生对这方面的看法。
高培勇：在两税合一之前，内外资企业适用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制，在企业所得税制当中很特殊的规定就是对计税工资的规定。如果你是一个内资企业，企业所得税计税基数是企业扣除成本之后的那块利润，当我给某一个企业高管一个月发了5万块钱工资，但是计入成本只有800块钱，那意味着什么?有些属于成本的数额当作企业利润计税。而对外商投资而言，是记实扣，发多少就扣多少，这是在两套不同企业所得税条件下的税收差异，也是当中国计税水平逐步提高，特别是企业高管人员的薪金水平已有突破的增长之后，内资企业面临的极大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问题上和外资企业进行竞争。两法合并之后，我们可以做到不管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能据实抵扣，这就是两法合并所造就的一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是我们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