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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只有失败而没有失败者的故事；
这是一个传媒人创业历程的心酸记忆。
张斯夫先生用饱满的激情丈量着梦想与现实的距离……
有人说：“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可贵”，张斯夫先生在《都市女性周刊》创业的这段经历，或许可以为传媒人些许的借鉴。
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那天的情景——2003年3月8日凌晨四点，我和跟随我一起创办《都市女性周刊》的3个员工拿着胶片兴奋地走出《太原日报》印刷厂的大门。白日里喧嚣的太原街头，此时沉静如水。经历了卖房筹款风波又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这份让我充满无限期待的报纸终于可以赶在3月8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出版了。这时候，所有的委屈与疲惫瞬间在胶片面前化为云烟，那种畅快的心情此刻特别想与身边人举杯痛饮。很可惜，现在已是黎明时分，太原街头找不到可以让我一醉的地方。况且，看看身边的员工们一个个熬得通红的眼睛，我知道这时候对他们最好的奖励就是——睡觉！
风雨京城，我有了创办女性报的念头
2002年8月，我离开了曾经为之付出心血的《现代消费导报》，当时我的职务是总编助理兼记者部主任。说实话，作为一份定位于都市人消费指南的周刊，这份报纸原本有很好的生存空间，毕竟在当时山西大多报纸还是将目光紧盯在新闻上。现在回头看看，当时的山西报业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各路豪杰使出浑身解数将市场打的一片火热。用一句时髦的话说，那就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应该承认，《现代消费导报》是我事业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除了最初在《学习报》担任过广告部主任外，其他时间我更多承担的是一个记者的身份。从《都市生活》到《三晋都市报》，在山西这地片上，名气是有了，但始终难以更上一层楼。一天，刚刚从《山西煤炭报》转型为《现代消费导报》的程总编托人找到我，希望我能在采编方面助他一臂之力。刘备请诸葛亮是三顾茅庐，程总编找我是吃了一顿饭外加两个诚恳的电话。咱和诸葛亮比不了，但去担任新闻策划，对这样一份刚刚从行业报转型而来又是一帮水泼不进的老人马的报纸来说，我不能不犹豫。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去，担心我摆不平那批吃惯了行政饭的老人马。考虑再三，最终在程总编承诺放权的情况下，我选择了面对。
《现代消费导报》那时候刚刚划归山西省社科院，除了不用掏房租外，其他一切费用都由自己承担。因为这个原因，报社最初在发行上精打细算，少印一份是一份。再加上大家传统的新闻情结，实际内容与消费相去甚远。我一直主张，作为一份引导市民消费的报纸，原则上应该是保护消费环境、提供消费信息，如果还是一味地以新闻手段寻找商家的短处与漏洞，结果只能是既得罪商家又难讨消费者欢心。得罪商家的结果是没有广告收入，消费者不喜欢则意味着没有发行量。很显然，这样的现状使程总编无法履行最初关于我收入的承诺，但我还是留了下来，原因就在于我热爱这份报纸，在我当时看来这是一份有着光明前景的报纸。因为这个原因，当同事为我的待遇打抱不平时，我总是调侃一句：这么有理想的人，要什么工资啊？然后众人哄堂一笑散去。
理想，说起来纯真如孩童，实现起来却是风风雨雨一肩挑。不久之后，随着太原一家很有实力的领先广告公司介入，《现代消费导报》迎来创刊以来最风光的时候。领先广告是太原最大的户外广告公司，由此那段时间《现代消费导报》的宣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知名度的提高让每个员工有了扬眉吐气的尊严，但是关于报纸的定位每位总编都有自己不同的思路，这样的左摇右摆使这份报纸错过了在山西消费市场上一飞冲天的机会。山西人请总编倾向于担任过总编职务的人，这些人有经验但又很容易重复过去所谓成功的路子。结果，每一位总编的来来去去，不仅没给这份报纸找对独家蹊径，反而因为人事的变动对这份新生的报纸形成伤筋动骨的伤害。而像我这样的中层人员，却必须在这种起起伏伏中要迅速调整好情绪迎接下一任总编的想法。因为曾经几度与总编的思路对抗，我几度想要选择离开。但因为投资人的挽留，我又必须强打起精神继续恪守自己的职责。而这种情绪的积累，最终还是在一件事上爆发了。2002年，刘德华来太原举办个人演唱会，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我就有了出一期特刊的想法。毕竟像这种巨星来太原今生大概仅有一次，重要的是他拥有广阔的歌迷和影迷。但是我的想法在编委会上被当时的总编否定，在他看来发条娱乐消息便已足够，没有必要小题大做。而我坚持刘德华演唱会当天就是太原的消费热点，我们不能对这样的热点视若无睹。编委们夹在我和总编之间犹豫不定，无论我怎么坚持，讨论最终还是以总编的否定结束。这样的结果让我感到了难过，同时也让我有了彻底离开的想法。大概投资人看我情绪不对，私下问我对特刊有多大把握。在我承诺当期报纸保证赚钱的情况下，这份特刊终于在刘德华来太原的前夕上市。付印前夕，闻讯而来的广告客户来报社排队，演唱会当天，报纸在体育场外被热情的歌迷一抢而空，在现场很多歌迷都举着报纸封面上硕大的刘德华头像随偶像的歌声摆动。终于，我为自己的这场赌博结果深深吐出一口长气。而与此同时，我离开的决心也在这个喧嚣的夜晚毅然而下，并且再没有回头。
离开《现代消费导报》以后，我拒绝了太原其他报社的邀请来到北京。一边散心一边看朋友，往日紧张忙碌的日子骤然变得悠闲起来。因为多年职业的习惯，路过北京的报亭我总是会忍不住翻阅一番，在这其中，那些新兴的报刊最吸引我的关注，我期翼能够从中寻找到新鲜的思路与灵感。于是就在一个北京天空飘着细雨的日子里，当我像往常一样在西直门附近一个报亭翻阅报纸时，当看到各类女性读物时，我的脑海里突然迸发出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能在山西做一份女性周刊呢？随后，这个念头像洪水一般倾泻而出，我为自己寻找到山西市场的这块空白欣喜若狂。在向朋友电话道别后，很快就踏上当天回太原的大巴。一路走一路琢磨，车到太原的时候，我的心里已经有了后来《都市女性周刊》的雏形。
卖房创业，只为一份难解之缘
寻求合作刊号的过程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利。在我之前，很多不景气的报社多多少少都走过一些内部承包刊号的路子。因为承包人是内部职工，所以门槛都比较低，政策也相对宽松。但即使如此，市场上始终难有真成气候的这类报刊。“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个刊号一年内几经换人更名是常事。对我这样一个外来的人，面对我的方案和热情，每家都表示出欢迎的姿态，但在管理费用和办报政策上，各家报社都抬出很高的价格甚至是苛刻的要求。在当时的山西市场上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想赚钱赚的快，就做报纸，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想赔钱赔的快，也做报纸，因为那里是地狱。说白了，没有金刚钻，没人敢揽这个瓷器活。想揽就是拿丰厚的资金说话。在当时，几乎每个人都以为我的背后有大企业或者老板注资，所以几乎每家报社都把我当一块肥肉，而只有我知道启动资金还不知从何而来。
谈判一次次破灭，我原本简单的拿思路合作办报的想法最终走入了死胡同。谈判的结果让我知道，如果我想做成这件事，除了找到合适的刊号之外，还要自己寻找资金支持。走投无路之下，我拨通了当时山西省妇联梁豫秦主席的电话。我和梁主席有过两面之交，一次是她丢了钱包恰好被我捡到，她来报社找我，另一次是我去妇联采访顺道拜访了她。后来，便再没有任何来往。所以说，我们虽然有些缘分但并不算熟悉。梁主席是个很爽快的人，听了我的想法后，在电话里连连叫好，告诉我《山西妇女报》刚刚更换了总编，让我去找新来的李总编谈谈看。就这样，抱着新的希望，我来到山西妇女报社。李总编，也就是在日后被我叫做“老太太”的李艳军。总编在看过我的方案后表示了很大的兴趣。随后，我很快按照要求出来样刊，报纸的名字几经商量最终也明确为《都市女性周刊》。尽管这之间曾经有几家广告公司也找过她承包周刊，从资金实力上，我无法与他们抗衡，但李总编最终将天平倾向了我。原因就在于，她相信我是一个真正做报纸的人。
剩下的事情就是筹集资金了。如果不能赶在2003年春节前签订合同，我将与《山西妇女报》擦肩而过。但是，从哪里来这几十万的资金，顿时让我愁上心头。我曾经找过几个投资商，一个他们不太相信几十万就可以做成报纸，另外他们没有太多耐心等我三年后才有的盈利。对于这些习惯了日进斗金的老板而言，报纸并不是什么投资好项目。其中有一位搞医疗器械的老板看在我的热情下，表示愿意拿出五十万，就在签订合同的前夕，因为他提出的一些难以让人接受的类似“卖身契”的条款，谈判以崩裂告终。怎么办？时间一点点流逝，空气中开始流淌出春节的味道。绝望之下，我把目光盯向家里新买不久的房子。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够背水一战的资本了。尽管家人最初不是很同意，但看到我为此彻夜失眠的状态。最终，我们选择了卖房。因为时间紧迫，那套房子让我以20万的价格出手。当拿到钱时，我只给对方提了一个要求，让我们全家过完在这套房子里的最后一个春节。
合同很快签订。在缴纳完前期的管理费、租房费、办公设备还有一辆分期支付的面包车后，我的手上只有两万元。而这时，报纸连影子都还没有见着。两万元办报纸？现在想来都有点异想天开。但在当时，我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一条不可能再回头的路，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字——拼！那时候，我白天跑广告，晚上编辑内容，同时与设计人员制定版式。因为这是山西第一份全彩色报纸，仅仅是色彩的使用搭配，我们就做了很多试验。从一开始，我为《都市女性周刊》选择了一条以情感取胜的内容定位，因为服务对象是城市女性，所以时尚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因为资金实在有限，前期我根本聘用不起太好的记者与编辑，只能靠实习生采集和网络摘编，然后自己修改加工。就这样，忙忙碌碌到我开头提到的2003年3月8日凌晨，这一天《都市女性周刊》创刊。
报纸终于摆上报摊。我像一个不放心的家长，每天都会去报摊上去看看自己的孩子。太原当时连正规的报亭在内，一共有大大小小366个报刊销售点。但是无论大小，我都没有遗漏过。为了让摊主能够向读者推荐《都市女性周刊》，我将前期顶回来的白酒，一瓶一瓶送到他们手里，然后留下自己的名片。创业艰难百战多，在我看来这是过程当中必须有的经历。但我不知道，还有更大的艰难已经潜伏在我们身边，那就是让国人谈之色变的——非典。报纸陆续出版了四期，因为有几家往日关系不错的客户支持，依靠这点资金我有了喘息的机会。但是，越来越猛烈的非典传闻已经席卷太原，随着很多单位放假，报纸也到了继续或者停止的关键时刻。听闻一些报刊社停刊的消息，员工们也开始收拾行囊做回家准备，而且已经谈妥的广告客户因为这个原因也终止了刊登合同。妇女报社的李总编让我考虑停刊的事，她担心我为此将身家性命赔进去。网络上陆续也有了关于我“命苦”“死定了”的帖子，但是我知道，如果现在放假，那么前期所付出的一切将化为乌有，而我也很难再有翻身的资本与机遇。但是，我能对抗得了“非典”吗？继续出版！免费送也要把这条路走下去！几经考虑，我选择了破釜沉舟。我把员工们召集到一起，谈了我的想法，但对他们或走或留一切自愿。会后，我的身边只剩下一个送报的司机和制版人员。
庆幸的是，报纸最终并没有免费赠送，如果是那样我将颗粒无收。当时，太原很多报摊照常出摊，再加上其他报纸停刊的原因，当非典终于宣告结束的时候，《都市女性周刊》的发行上升了5000份，“非典”，对很多人是噩梦，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所以，在后来再遇到坎坷时，我总会说：还有比“非典”更可怕的事情吗？真正的经历不仅是财富，还是一份可以让你笑傲江湖的勇气。
杀出血路的《都市女性周刊》开始引起广告公司的注意，医疗广告率先以100万的价格转让给一家广告公司，随后，药品、美容化妆、汽车电器等广告都以不同的价格交给个人或公司代理。我曾经以为要坚持到3年的盈利时间，因为这场“非典”反而提前了。当然，在这期间，我要感谢河北的《人民日报》印刷厂的刘厂长。最初，因为太原当地的印刷厂要提前预付印刷费用，我将报纸印刷交给河北，以此来缓冲紧张的费用。但是，后来拖欠的款项实在太多，刘厂长亲自跑到太原要账。几经接触，临走时他空手而归，但依然握住我的手说：我知道你现在很艰难，但是我相信《都市女性周刊》一定能成功，印刷费用我就不催了，什么时候有就什么时候给吧。正是他的宽容，给了我艰难时候的温暖和成长空间。做事就是做人，媒体同样如此。后来，报社的日子稍微好过，我赶紧提着现金到石家庄登门结账。虽然，因为交通运输的问题，后来我将报纸转回太原印刷，但这份患难中的真情始终沉甸甸地放在我的心头。
《都市女性周刊》在太原略有小成后，地市落地工程也开始启动。随着和大同、运城、长治、临汾等地几家广告公司的合作，《都市女性周刊》增加了各地便利信息，既在当地扩大了发行，同时也为周刊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仅仅在运城，当时的发行量每期达到一万余份。但是，由于《都市女性周刊》的成长无意中触动了一些地方媒体和个人的利益，关于我违规办报的告状信接连不断飘向宣传出版部门。在以安全第一的山西来说，最终我只能接受停掉地市合作的决定。《都市女性周刊》由此也错失一次可以壮大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对我这样一个完全靠个人能力办报的媒体人来说，只此一次。从那时候开始，《都市女性周刊》在地市的发行量也开始衰落，无法再获得利益的广告公司也开始纷纷退出。对此，我只能表示无奈，守住太原阵地成为我唯一的选择。
我一向以为，报纸内容是产品质量，但离开包装营销，再好的产品在市场经济下也无人问津。作为媒体人，如何能让读者迅速直接面对媒体，其中的功夫要超过对媒体本身的付出。《都市女性周刊》本身的内容定位很取巧，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情感故事，我们开设“围城风景”“为爱做主”“单身情缘”等栏目，可以满足各情感层次人的需求，再加上我们的故事全部来自于现实生活，很容易引起读者共鸣。而报纸如何真正获取中坚的白领女性的青睐，并且让她们渐渐形成阅读习惯，却是影响报纸长久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与太原市所有美容院、健身会所、金融机构合作，以广告换发行，使得这些白领女性随时随地都可以免费获得报纸，在形成一段阅读习惯后，再推出订阅送礼物的活动，这样使得报纸从看天吃饭的零售为主逐渐过度到稳定的家庭和个人订户。与此同时，借助太原一些关系相近的广告公司的支持，我见缝插针通过灯箱、擎天柱等广告载体大力推广“《都市女性周刊》，男人女人都喜欢”的温馨形象。同时，我们经常会邀请一些演艺明星来太原做小型演出，订报获取门票使得报纸订户水涨船高。每年的“三八”妇女节，我们都会在户外举办大型的纪念活动，通过文艺演出、现场赠阅报纸礼品等形式使报纸获取更大的知名度。印象中纪念活动最精彩的是3周年，那天我邀请了30个模特，身着我们用报纸特质的类似清朝格格的服饰齐刷刷站立在太原南宫广场，同时太原市内有3台花轿按照预先制定的线路在闹市中行走并发放报纸，当天，《都市女性周刊》成为太原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而那也是留在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刻了。
恋恋不舍，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转眼间，《都市女性周刊》进入第四个年头。其间的诸多酸甜苦辣，并不像屈指一算间那么从容。但无论如何，《都市女性周刊》作为太原近年涌现的一份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支持的周刊，能够继续坚持在市场上，事实已经证明了我当初的选择。但是，我也知道，我与《都市女性周刊》分手只是早晚之间的事情。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创办了这份报纸，并且为之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但终归，这只是一份报纸，而不是我的私有财产。只是，多少次累了倦了的时候想过见好就收，当很多公司找我希望转让时，我也几度犹豫，但每次却又在恋恋不舍中没有放弃。如果仅仅为了钱，当初我何苦破釜沉舟做这样的赌注。就是为了内心的一份关于报纸的梦想，我选择了这条风雨兼程的媒体之路。于是，我继续坚持。随着时间流逝，我开始筹备创刊4年庆典活动。
市场竞争原本是件好事，在我看来，市场就认真刀真枪真功夫，生或死全由市场定夺，如果是这样，活就活的顶天立地，死就死个轰轰烈烈。但是，山西报业市场因为急功近利，大多媒体陷入混乱无序的竞争当中。广告是媒体的生存命脉，如果这条命脉不能为自己所掌握，对任何一个媒体都是很危险的事情。而恰恰因为无序竞争，媒体之间相互以降价的方式吸引客户，结果导致了媒体自身的风雨飘摇。《都市女性周刊》最多时，一个版面的广告费可以要到一万，封面封底更多。但是，随着同行的降价撬取客户，我们也在无奈中向客户推出各种优惠政策。为了吸引客户，最便宜的版面曾经只能收到2000元。但即使如此，在同行一个版面只收1000元甚至500元的情况下，客户开始出现流失的迹象。但是如果继续降价，而我又没有丰厚的资金作为保障，《都市女性周刊》只能陷入赔钱赚吆喝的境地。山西是一个广告资源贫瘠的地方，翻开任何一份报纸，其中医疗与药品广告占有的比例往往让人触目惊心。那时候，国家已经放出风声，要开始整顿医疗药品广告，如果这一刀砍下来，对《都市女性周刊》而言，绝对是灭顶之灾。
其实，这个问题我很早就考虑过。《都市女性周刊》的所有广告中，整形美容广告占有绝对比例。随着这类医疗事故增多，我预感到国家迟早会在这方面做出相应对策。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一份媒体的生存希望完全寄托在广告上，将如同一个没有任何免疫能力的儿童，一旦出现政策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媒体的生存环境将异常危险。比如说，“非典”其间，由于客户不刊登广告，很多报刊选择了停刊的休克疗法，原因就在于脱离了广告媒体缺乏自我造血的生存能力。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希望通过频频与商家联手活动来增加报社收入。但是，毕竟我没有在当时找到一条更好地带领《都市女性周刊》突围的金光大道。这是到现在我都感到很遗憾的事情。
2007年元旦前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我把报社所有的员工召集到一起，向他们表述了解散报社的意思，当时就有员工痛哭失声。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好端端的报纸要突然间停下来。对此，我只有一个解释，既然《都市女性周刊》停滞不前我们又没有能力突破，不如急流勇退。那天，吃散伙饭时，很多人难过地举不起酒杯，我虽然强撑这一份淡定，但早已心如刀割。春节过后，国家开始大刀阔斧整顿医疗广告市场，当看到很多媒体因此而倒下时，很多人回头看才发现我的预见。但这种预见对我来说，并不值得骄傲。我心怀愧疚，因为如果我及早调整，原本我可以带这《都市女性周刊》走的更远。
《都市女性周刊》成功于清晰的定位与上下齐心的勤奋，但是《都市女性周刊》又夭折于没有自身造血能力的先天缺陷上。选择的时候，我没有后悔，告别的时候我充满了无尽留恋。毕竟这是我作为媒体人平生第一次独立操作并且倾注了全部才华与心血的报纸，不管现在和将来我还会选择什么样的媒体，《都市女性周刊》这4年还是会浓墨重彩写在我的回忆中。
这是一个传媒人创业历程的心酸记忆。
张斯夫先生用饱满的激情丈量着梦想与现实的距离……
有人说：“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可贵”，张斯夫先生在《都市女性周刊》创业的这段经历，或许可以为传媒人些许的借鉴。
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那天的情景——2003年3月8日凌晨四点，我和跟随我一起创办《都市女性周刊》的3个员工拿着胶片兴奋地走出《太原日报》印刷厂的大门。白日里喧嚣的太原街头，此时沉静如水。经历了卖房筹款风波又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这份让我充满无限期待的报纸终于可以赶在3月8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出版了。这时候，所有的委屈与疲惫瞬间在胶片面前化为云烟，那种畅快的心情此刻特别想与身边人举杯痛饮。很可惜，现在已是黎明时分，太原街头找不到可以让我一醉的地方。况且，看看身边的员工们一个个熬得通红的眼睛，我知道这时候对他们最好的奖励就是——睡觉！
风雨京城，我有了创办女性报的念头
2002年8月，我离开了曾经为之付出心血的《现代消费导报》，当时我的职务是总编助理兼记者部主任。说实话，作为一份定位于都市人消费指南的周刊，这份报纸原本有很好的生存空间，毕竟在当时山西大多报纸还是将目光紧盯在新闻上。现在回头看看，当时的山西报业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各路豪杰使出浑身解数将市场打的一片火热。用一句时髦的话说，那就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应该承认，《现代消费导报》是我事业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除了最初在《学习报》担任过广告部主任外，其他时间我更多承担的是一个记者的身份。从《都市生活》到《三晋都市报》，在山西这地片上，名气是有了，但始终难以更上一层楼。一天，刚刚从《山西煤炭报》转型为《现代消费导报》的程总编托人找到我，希望我能在采编方面助他一臂之力。刘备请诸葛亮是三顾茅庐，程总编找我是吃了一顿饭外加两个诚恳的电话。咱和诸葛亮比不了，但去担任新闻策划，对这样一份刚刚从行业报转型而来又是一帮水泼不进的老人马的报纸来说，我不能不犹豫。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去，担心我摆不平那批吃惯了行政饭的老人马。考虑再三，最终在程总编承诺放权的情况下，我选择了面对。
《现代消费导报》那时候刚刚划归山西省社科院，除了不用掏房租外，其他一切费用都由自己承担。因为这个原因，报社最初在发行上精打细算，少印一份是一份。再加上大家传统的新闻情结，实际内容与消费相去甚远。我一直主张，作为一份引导市民消费的报纸，原则上应该是保护消费环境、提供消费信息，如果还是一味地以新闻手段寻找商家的短处与漏洞，结果只能是既得罪商家又难讨消费者欢心。得罪商家的结果是没有广告收入，消费者不喜欢则意味着没有发行量。很显然，这样的现状使程总编无法履行最初关于我收入的承诺，但我还是留了下来，原因就在于我热爱这份报纸，在我当时看来这是一份有着光明前景的报纸。因为这个原因，当同事为我的待遇打抱不平时，我总是调侃一句：这么有理想的人，要什么工资啊？然后众人哄堂一笑散去。
理想，说起来纯真如孩童，实现起来却是风风雨雨一肩挑。不久之后，随着太原一家很有实力的领先广告公司介入，《现代消费导报》迎来创刊以来最风光的时候。领先广告是太原最大的户外广告公司，由此那段时间《现代消费导报》的宣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知名度的提高让每个员工有了扬眉吐气的尊严，但是关于报纸的定位每位总编都有自己不同的思路，这样的左摇右摆使这份报纸错过了在山西消费市场上一飞冲天的机会。山西人请总编倾向于担任过总编职务的人，这些人有经验但又很容易重复过去所谓成功的路子。结果，每一位总编的来来去去，不仅没给这份报纸找对独家蹊径，反而因为人事的变动对这份新生的报纸形成伤筋动骨的伤害。而像我这样的中层人员，却必须在这种起起伏伏中要迅速调整好情绪迎接下一任总编的想法。因为曾经几度与总编的思路对抗，我几度想要选择离开。但因为投资人的挽留，我又必须强打起精神继续恪守自己的职责。而这种情绪的积累，最终还是在一件事上爆发了。2002年，刘德华来太原举办个人演唱会，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我就有了出一期特刊的想法。毕竟像这种巨星来太原今生大概仅有一次，重要的是他拥有广阔的歌迷和影迷。但是我的想法在编委会上被当时的总编否定，在他看来发条娱乐消息便已足够，没有必要小题大做。而我坚持刘德华演唱会当天就是太原的消费热点，我们不能对这样的热点视若无睹。编委们夹在我和总编之间犹豫不定，无论我怎么坚持，讨论最终还是以总编的否定结束。这样的结果让我感到了难过，同时也让我有了彻底离开的想法。大概投资人看我情绪不对，私下问我对特刊有多大把握。在我承诺当期报纸保证赚钱的情况下，这份特刊终于在刘德华来太原的前夕上市。付印前夕，闻讯而来的广告客户来报社排队，演唱会当天，报纸在体育场外被热情的歌迷一抢而空，在现场很多歌迷都举着报纸封面上硕大的刘德华头像随偶像的歌声摆动。终于，我为自己的这场赌博结果深深吐出一口长气。而与此同时，我离开的决心也在这个喧嚣的夜晚毅然而下，并且再没有回头。
离开《现代消费导报》以后，我拒绝了太原其他报社的邀请来到北京。一边散心一边看朋友，往日紧张忙碌的日子骤然变得悠闲起来。因为多年职业的习惯，路过北京的报亭我总是会忍不住翻阅一番，在这其中，那些新兴的报刊最吸引我的关注，我期翼能够从中寻找到新鲜的思路与灵感。于是就在一个北京天空飘着细雨的日子里，当我像往常一样在西直门附近一个报亭翻阅报纸时，当看到各类女性读物时，我的脑海里突然迸发出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能在山西做一份女性周刊呢？随后，这个念头像洪水一般倾泻而出，我为自己寻找到山西市场的这块空白欣喜若狂。在向朋友电话道别后，很快就踏上当天回太原的大巴。一路走一路琢磨，车到太原的时候，我的心里已经有了后来《都市女性周刊》的雏形。
卖房创业，只为一份难解之缘
寻求合作刊号的过程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利。在我之前，很多不景气的报社多多少少都走过一些内部承包刊号的路子。因为承包人是内部职工，所以门槛都比较低，政策也相对宽松。但即使如此，市场上始终难有真成气候的这类报刊。“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个刊号一年内几经换人更名是常事。对我这样一个外来的人，面对我的方案和热情，每家都表示出欢迎的姿态，但在管理费用和办报政策上，各家报社都抬出很高的价格甚至是苛刻的要求。在当时的山西市场上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想赚钱赚的快，就做报纸，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想赔钱赔的快，也做报纸，因为那里是地狱。说白了，没有金刚钻，没人敢揽这个瓷器活。想揽就是拿丰厚的资金说话。在当时，几乎每个人都以为我的背后有大企业或者老板注资，所以几乎每家报社都把我当一块肥肉，而只有我知道启动资金还不知从何而来。
谈判一次次破灭，我原本简单的拿思路合作办报的想法最终走入了死胡同。谈判的结果让我知道，如果我想做成这件事，除了找到合适的刊号之外，还要自己寻找资金支持。走投无路之下，我拨通了当时山西省妇联梁豫秦主席的电话。我和梁主席有过两面之交，一次是她丢了钱包恰好被我捡到，她来报社找我，另一次是我去妇联采访顺道拜访了她。后来，便再没有任何来往。所以说，我们虽然有些缘分但并不算熟悉。梁主席是个很爽快的人，听了我的想法后，在电话里连连叫好，告诉我《山西妇女报》刚刚更换了总编，让我去找新来的李总编谈谈看。就这样，抱着新的希望，我来到山西妇女报社。李总编，也就是在日后被我叫做“老太太”的李艳军。总编在看过我的方案后表示了很大的兴趣。随后，我很快按照要求出来样刊，报纸的名字几经商量最终也明确为《都市女性周刊》。尽管这之间曾经有几家广告公司也找过她承包周刊，从资金实力上，我无法与他们抗衡，但李总编最终将天平倾向了我。原因就在于，她相信我是一个真正做报纸的人。
剩下的事情就是筹集资金了。如果不能赶在2003年春节前签订合同，我将与《山西妇女报》擦肩而过。但是，从哪里来这几十万的资金，顿时让我愁上心头。我曾经找过几个投资商，一个他们不太相信几十万就可以做成报纸，另外他们没有太多耐心等我三年后才有的盈利。对于这些习惯了日进斗金的老板而言，报纸并不是什么投资好项目。其中有一位搞医疗器械的老板看在我的热情下，表示愿意拿出五十万，就在签订合同的前夕，因为他提出的一些难以让人接受的类似“卖身契”的条款，谈判以崩裂告终。怎么办？时间一点点流逝，空气中开始流淌出春节的味道。绝望之下，我把目光盯向家里新买不久的房子。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够背水一战的资本了。尽管家人最初不是很同意，但看到我为此彻夜失眠的状态。最终，我们选择了卖房。因为时间紧迫，那套房子让我以20万的价格出手。当拿到钱时，我只给对方提了一个要求，让我们全家过完在这套房子里的最后一个春节。
合同很快签订。在缴纳完前期的管理费、租房费、办公设备还有一辆分期支付的面包车后，我的手上只有两万元。而这时，报纸连影子都还没有见着。两万元办报纸？现在想来都有点异想天开。但在当时，我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一条不可能再回头的路，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字——拼！那时候，我白天跑广告，晚上编辑内容，同时与设计人员制定版式。因为这是山西第一份全彩色报纸，仅仅是色彩的使用搭配，我们就做了很多试验。从一开始，我为《都市女性周刊》选择了一条以情感取胜的内容定位，因为服务对象是城市女性，所以时尚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因为资金实在有限，前期我根本聘用不起太好的记者与编辑，只能靠实习生采集和网络摘编，然后自己修改加工。就这样，忙忙碌碌到我开头提到的2003年3月8日凌晨，这一天《都市女性周刊》创刊。
报纸终于摆上报摊。我像一个不放心的家长，每天都会去报摊上去看看自己的孩子。太原当时连正规的报亭在内，一共有大大小小366个报刊销售点。但是无论大小，我都没有遗漏过。为了让摊主能够向读者推荐《都市女性周刊》，我将前期顶回来的白酒，一瓶一瓶送到他们手里，然后留下自己的名片。创业艰难百战多，在我看来这是过程当中必须有的经历。但我不知道，还有更大的艰难已经潜伏在我们身边，那就是让国人谈之色变的——非典。报纸陆续出版了四期，因为有几家往日关系不错的客户支持，依靠这点资金我有了喘息的机会。但是，越来越猛烈的非典传闻已经席卷太原，随着很多单位放假，报纸也到了继续或者停止的关键时刻。听闻一些报刊社停刊的消息，员工们也开始收拾行囊做回家准备，而且已经谈妥的广告客户因为这个原因也终止了刊登合同。妇女报社的李总编让我考虑停刊的事，她担心我为此将身家性命赔进去。网络上陆续也有了关于我“命苦”“死定了”的帖子，但是我知道，如果现在放假，那么前期所付出的一切将化为乌有，而我也很难再有翻身的资本与机遇。但是，我能对抗得了“非典”吗？继续出版！免费送也要把这条路走下去！几经考虑，我选择了破釜沉舟。我把员工们召集到一起，谈了我的想法，但对他们或走或留一切自愿。会后，我的身边只剩下一个送报的司机和制版人员。
庆幸的是，报纸最终并没有免费赠送，如果是那样我将颗粒无收。当时，太原很多报摊照常出摊，再加上其他报纸停刊的原因，当非典终于宣告结束的时候，《都市女性周刊》的发行上升了5000份，“非典”，对很多人是噩梦，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所以，在后来再遇到坎坷时，我总会说：还有比“非典”更可怕的事情吗？真正的经历不仅是财富，还是一份可以让你笑傲江湖的勇气。
杀出血路的《都市女性周刊》开始引起广告公司的注意，医疗广告率先以100万的价格转让给一家广告公司，随后，药品、美容化妆、汽车电器等广告都以不同的价格交给个人或公司代理。我曾经以为要坚持到3年的盈利时间，因为这场“非典”反而提前了。当然，在这期间，我要感谢河北的《人民日报》印刷厂的刘厂长。最初，因为太原当地的印刷厂要提前预付印刷费用，我将报纸印刷交给河北，以此来缓冲紧张的费用。但是，后来拖欠的款项实在太多，刘厂长亲自跑到太原要账。几经接触，临走时他空手而归，但依然握住我的手说：我知道你现在很艰难，但是我相信《都市女性周刊》一定能成功，印刷费用我就不催了，什么时候有就什么时候给吧。正是他的宽容，给了我艰难时候的温暖和成长空间。做事就是做人，媒体同样如此。后来，报社的日子稍微好过，我赶紧提着现金到石家庄登门结账。虽然，因为交通运输的问题，后来我将报纸转回太原印刷，但这份患难中的真情始终沉甸甸地放在我的心头。
《都市女性周刊》在太原略有小成后，地市落地工程也开始启动。随着和大同、运城、长治、临汾等地几家广告公司的合作，《都市女性周刊》增加了各地便利信息，既在当地扩大了发行，同时也为周刊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仅仅在运城，当时的发行量每期达到一万余份。但是，由于《都市女性周刊》的成长无意中触动了一些地方媒体和个人的利益，关于我违规办报的告状信接连不断飘向宣传出版部门。在以安全第一的山西来说，最终我只能接受停掉地市合作的决定。《都市女性周刊》由此也错失一次可以壮大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对我这样一个完全靠个人能力办报的媒体人来说，只此一次。从那时候开始，《都市女性周刊》在地市的发行量也开始衰落，无法再获得利益的广告公司也开始纷纷退出。对此，我只能表示无奈，守住太原阵地成为我唯一的选择。
我一向以为，报纸内容是产品质量，但离开包装营销，再好的产品在市场经济下也无人问津。作为媒体人，如何能让读者迅速直接面对媒体，其中的功夫要超过对媒体本身的付出。《都市女性周刊》本身的内容定位很取巧，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情感故事，我们开设“围城风景”“为爱做主”“单身情缘”等栏目，可以满足各情感层次人的需求，再加上我们的故事全部来自于现实生活，很容易引起读者共鸣。而报纸如何真正获取中坚的白领女性的青睐，并且让她们渐渐形成阅读习惯，却是影响报纸长久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与太原市所有美容院、健身会所、金融机构合作，以广告换发行，使得这些白领女性随时随地都可以免费获得报纸，在形成一段阅读习惯后，再推出订阅送礼物的活动，这样使得报纸从看天吃饭的零售为主逐渐过度到稳定的家庭和个人订户。与此同时，借助太原一些关系相近的广告公司的支持，我见缝插针通过灯箱、擎天柱等广告载体大力推广“《都市女性周刊》，男人女人都喜欢”的温馨形象。同时，我们经常会邀请一些演艺明星来太原做小型演出，订报获取门票使得报纸订户水涨船高。每年的“三八”妇女节，我们都会在户外举办大型的纪念活动，通过文艺演出、现场赠阅报纸礼品等形式使报纸获取更大的知名度。印象中纪念活动最精彩的是3周年，那天我邀请了30个模特，身着我们用报纸特质的类似清朝格格的服饰齐刷刷站立在太原南宫广场，同时太原市内有3台花轿按照预先制定的线路在闹市中行走并发放报纸，当天，《都市女性周刊》成为太原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而那也是留在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刻了。
恋恋不舍，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转眼间，《都市女性周刊》进入第四个年头。其间的诸多酸甜苦辣，并不像屈指一算间那么从容。但无论如何，《都市女性周刊》作为太原近年涌现的一份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支持的周刊，能够继续坚持在市场上，事实已经证明了我当初的选择。但是，我也知道，我与《都市女性周刊》分手只是早晚之间的事情。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创办了这份报纸，并且为之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但终归，这只是一份报纸，而不是我的私有财产。只是，多少次累了倦了的时候想过见好就收，当很多公司找我希望转让时，我也几度犹豫，但每次却又在恋恋不舍中没有放弃。如果仅仅为了钱，当初我何苦破釜沉舟做这样的赌注。就是为了内心的一份关于报纸的梦想，我选择了这条风雨兼程的媒体之路。于是，我继续坚持。随着时间流逝，我开始筹备创刊4年庆典活动。
市场竞争原本是件好事，在我看来，市场就认真刀真枪真功夫，生或死全由市场定夺，如果是这样，活就活的顶天立地，死就死个轰轰烈烈。但是，山西报业市场因为急功近利，大多媒体陷入混乱无序的竞争当中。广告是媒体的生存命脉，如果这条命脉不能为自己所掌握，对任何一个媒体都是很危险的事情。而恰恰因为无序竞争，媒体之间相互以降价的方式吸引客户，结果导致了媒体自身的风雨飘摇。《都市女性周刊》最多时，一个版面的广告费可以要到一万，封面封底更多。但是，随着同行的降价撬取客户，我们也在无奈中向客户推出各种优惠政策。为了吸引客户，最便宜的版面曾经只能收到2000元。但即使如此，在同行一个版面只收1000元甚至500元的情况下，客户开始出现流失的迹象。但是如果继续降价，而我又没有丰厚的资金作为保障，《都市女性周刊》只能陷入赔钱赚吆喝的境地。山西是一个广告资源贫瘠的地方，翻开任何一份报纸，其中医疗与药品广告占有的比例往往让人触目惊心。那时候，国家已经放出风声，要开始整顿医疗药品广告，如果这一刀砍下来，对《都市女性周刊》而言，绝对是灭顶之灾。
其实，这个问题我很早就考虑过。《都市女性周刊》的所有广告中，整形美容广告占有绝对比例。随着这类医疗事故增多，我预感到国家迟早会在这方面做出相应对策。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一份媒体的生存希望完全寄托在广告上，将如同一个没有任何免疫能力的儿童，一旦出现政策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媒体的生存环境将异常危险。比如说，“非典”其间，由于客户不刊登广告，很多报刊选择了停刊的休克疗法，原因就在于脱离了广告媒体缺乏自我造血的生存能力。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希望通过频频与商家联手活动来增加报社收入。但是，毕竟我没有在当时找到一条更好地带领《都市女性周刊》突围的金光大道。这是到现在我都感到很遗憾的事情。
2007年元旦前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我把报社所有的员工召集到一起，向他们表述了解散报社的意思，当时就有员工痛哭失声。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好端端的报纸要突然间停下来。对此，我只有一个解释，既然《都市女性周刊》停滞不前我们又没有能力突破，不如急流勇退。那天，吃散伙饭时，很多人难过地举不起酒杯，我虽然强撑这一份淡定，但早已心如刀割。春节过后，国家开始大刀阔斧整顿医疗广告市场，当看到很多媒体因此而倒下时，很多人回头看才发现我的预见。但这种预见对我来说，并不值得骄傲。我心怀愧疚，因为如果我及早调整，原本我可以带这《都市女性周刊》走的更远。
《都市女性周刊》成功于清晰的定位与上下齐心的勤奋，但是《都市女性周刊》又夭折于没有自身造血能力的先天缺陷上。选择的时候，我没有后悔，告别的时候我充满了无尽留恋。毕竟这是我作为媒体人平生第一次独立操作并且倾注了全部才华与心血的报纸，不管现在和将来我还会选择什么样的媒体，《都市女性周刊》这4年还是会浓墨重彩写在我的回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