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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海女作家王安忆对早年的上海里弄生活是熟悉而热心的，所以才有了用记实笔法写下的长篇情感小说《富萍》。《富萍》从一个名叫富萍的女孩子的移民生活入手，描述生长于上海周边的农业人口如何一步步走进上海。外表木讷、骨子里却很坚韧的富萍，以其执着的生命能量，在与这个城市毫不沾边、也没有任何人脉条件的状况下，凭借着高扬的生存意识和自我主张，将自己的生命之根扎向了上海下层民众的生活土壤之中，完成了她生命里的一次最宁静的漂泊。
关键词：《富萍》 漂泊 王安忆
上海女作家王安忆对早年的上海里弄生活是熟悉而热心的，所以才有了用记实笔法写下的长篇情感小说《富萍》。《富萍》从一个名叫富萍的女孩子的移民生活入手，描述出这些生长于上海周边的农业人口如何一步步走进上海，最终在上海寻找到了稳固的落脚点。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富萍从小没有父母，依托在亲戚家长大，从而养成了一种独立的性格和闯荡世界的勇气。富萍因为和“奶奶”的孙子有婚约才得以挤进上海市区的一个角落里，外表木讷、骨子里却很坚韧的富萍，以其顽强执着的生命能量，在与这个城市毫不沾边、也没有任何人脉条件的状况下，凭借着高扬的生存意识和自我主张，富萍将自己的生命之根扎向了上海下层民众的生活土壤之中，完成了她生命里的一次最宁静的漂泊。上海女作家王安忆以其女性细腻缜密的观察力，在富萍这样一个媒介的牵拉之下，将上海棚户区生活的众生相连带而出，描绘的是对近代上海移民过程的史诗般的记忆。
一 漂泊的理由和方式
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类一直都是在一种动态迁徙之中发展而成。移民，即人们离开原居住地，超过一定的行政界限，到另一个地方定居。移民的形式大致有“计划性移民”和“自发性移民”两种。前者如秦汉的军屯、民屯和强迁等；后者的原因较复杂，或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或由于天灾人祸的变故，更有一些是期望改变生活质量的迁移。很显然，王安忆的《富萍》中的“移民”属于后者，即为了改变自身的生存质量而进行的自发式移民，这种个人的移民活动通常呈现出丰富的传奇色彩，常常成为作家笔下的创作资源。
王安忆在谈到《富萍》的创作动机时说，她是出于对“移民”这一特殊人群的兴趣，才关注如富萍般的外来女子“渐渐地融入上海”的过程。“移民”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不稳定性，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通过一种特定的渠道或是特定的民俗方式，居住于偏远地方的民众产生了向着都市、向着富庶地区流动的生存意向和切实的举动，而上海这座有着悠久移民历史的都市，就成了他们的首选目标。随着魏晋南北朝的南北大融合形势、北宋政权南迁、元军南下、清军入关，都有大量中原人口迁移到吴地，成为上海滩的最早居民。自清朝中叶嘉、道年间上海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之后，各地的流民又开始由上海西部的吴地、浦东迁移。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更有大批的国际国内移民涌入上海，使上海的人口猛增到二百多万，移民人口已大大超过了本地人口。进入上海的国内移民，主要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山西等18个省区。王安忆《富萍》中的富萍，就是一个来自于扬州乡下的女子，因为一门刚刚在谈论、还没有眉目的婚姻，富萍以未来孙媳的身份住进“奶奶”做帮佣的人家里，成为了一名以婚姻为桥梁的新移民。
因此，从移民原因和动机上来看，富萍仅仅是一个平静而顺从的婚姻移民者，所以她的移民没有惨烈与悲壮的背景色彩。这种移民状态消除了生存的悲壮与血腥，多了些婉约与哀伤。但在这种宁静的漂泊后面，同样有着重重的困难，也需要见识、判断和选择，以及坚不可摧的信念。所以，小说从始（富萍走进弄堂口的那一刻）至终（富萍坐在一条泛在苏州河的小船上），富萍都是一个宁静的、言语不多的小人物，她身无长技，也没有受过教育，更没有父母家人为她撑腰，她的命运完全操控在别人手里。然而，富萍在自食其力之中增长了见识，产生了对媒妁之言的怀疑和不满，引发了她与李天华奶奶之间的一天天加深的矛盾。后来富萍毅然从奶奶家里出走，虽然把自己抛向更无从把握的命运，但也争取到了重新掌握命运的机会。正是因为富萍所选择的漂泊之路，才让她找到了真正想要的生活，也构成了《富萍》这部小说的主题意向。
二 理念、时光与人物
女作家王安忆强调，在自己的创作里，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在颠覆了一切的文学传统与小说对个人的命运、性格的刻意描述之后，王安忆的文学宣言所强调的只是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这一文体对社会群体的关注，以及对民众生活场景的重现。而这种创作理念就要使作者抛开对个体生命的塑造，忽略时代特色，潜心于整个时光进程中的群体生活场景，推演出真实的历史感。这正是《富萍》与一般的移民小说不一样的结构特征，也是王安忆小说创作理念的体现。
在《富萍》这部小说里，作者所要展现的是上海市民生活的群像图，所要描绘的是近代上海的移民过程，所以虽然故事的年代背景在“文革”前的1964至1965年，但作者有意避开了时代特征，淡化时间元素，用一种慢节奏的讲述语言，细细铺陈出市井人家琐屑平凡的生活。虽然在小说的中轴上站立着“富萍”这样一个女性人物，但整部作品在时空上却常常游离开“富萍”这个中轴，横向地铺展出李天华的奶奶、吕凤仙、“女骗子”陶雪萍、女中的学生、修理工戚师傅、孙达亮、奶奶的东家、东家的女儿以及棚户区中的群体居民，他们都是上海移民生活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因为这个群体的存在，给初闯上海的新移民富萍以经验和情感上的支持，并共同地织就出富萍的生活底色，为富萍撑起了一片走入上海生活的空间。
因此，可以说《富萍》这部小说是将富萍周围的一群人物并置在一起，组成了一幅鲜活的移民群像图。在上海这个城市里，人类生存的空虚、主体性的缺乏被作为一种耐心的悬置和视角上的迂回，为依托在这个城市里的社会角色铺平了道路。王安忆在这里试图将崇高与忧郁混合在一起，她笔下的上海不是银行、饭店和外滩，而是密布在四处的普通民宅和里弄。里弄集中了上海的大部分民众，里弄填满了上海的大片空白，也成为划分上海这个大体积的城市尺度。这些里弄中就有在上海做了三十多年保姆的“奶奶”，因为她有了上海户口和一些积蓄，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东家，有了与当地维修工戚师傅偷情并怀孕的过程，所以她本身就成了一部关于移民现状的传奇，她本身也获得了讲说上海故事的资格。“奶奶”可以看成是移民的成功例子，也可以看成是新一代下层劳动者的观照者。再如，维理工戚师傅是更久远的一代移民，他曾随父到上海做工，靠着学来的手艺在上海扎下了根，有了一份稳定的生活之后，又与“奶奶”这种下层保姆有了情感上的纠缠。这种维修工（或看门的、车夫、小贩等）与保姆的故事也是上海移民故事中的一种颜色，也是弄堂里常见而又极具可读性的真实故事。又如，保姆吕凤仙也是一个移民，但她与“奶奶”不同的是，她在乡下有自己的铺子，在弄堂里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只是一个自由的、兼在几家做帮佣的“保姆”，“她虽然是帮佣，可和其他的帮佣不一样，是吃自己饭的。不像奶奶她们”。所以，吕凤仙就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几乎成了这个弄堂里的百事通和民意代言人。吕凤仙的存在是要成为富萍闯上海的指路人，是她教会了富萍生活技能。还如，富萍的舅舅孙达亮，是棚户区里的居民代表，她用家常而平易的亲情在富萍最困难的时刻给予支撑，让富萍完成了一次命运的转型。还有放高利贷的“太太”、被称作“女骗子”的落魄女孩陶雪萍、生活在垃圾船上的女孩小君，这些生机勃勃的人物簇拥在富萍四周，时时把王安忆停留在富萍身上的注意牵拉开来，形成情节上的一个大回漩与哲学意义上的暂停。这种叙述方法使作为单数的“富萍”在复数人物的围困之中，一次次迂回着重新走到前台，向读者展现她作为新移民的心路变迁。1964年至1965年的“文革”前夕，上海下层民众的那种呆滞平淡的日常生活，透过富萍的冒险迁徙成为一片网状的联络。这是一种表面的温婉与内在的粗砺相结合的生存状态，在这个静如流水的民间社会中，在这些善良勤劳人群形成的和煦与滋润的生存故事里，一部更具有时间广度和思想深度的移民史渐渐清晰起来。正是这些无名的、无形的大众，形成了一种文学准备、一种美学的铺垫、一种哲学的序曲，从而映入了作家寓言式的沉思之眼。 三 民俗、记忆与扎根
曾有评论家提出，王安忆的这类写实风格的作品应当称为“理性化的乡土文明志”。所谓“乡土文明志”，就是关于上海早期居民的传纪体民俗史。从王安忆的写作手法和写作目的来看，她确实在小说的写实性上下了功夫，也确实真实地保存了许多棚户区居民的生活细节。在20世纪60年代的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之下，上海还没有达到繁华的程度，大多数人、包括小说里的上层人家，也都过着中规中矩的平淡生活，以心态上论，上海居民也还保留着浓郁的亲情和乡情。王安忆笔下的下层民众生活情景，已细腻到他们用什么牌子的肥皂和毛线、用什么样的门锁和蜡烛、吃什么样的酱和干菜。就连大街上的店铺和人群，王安忆也写得五颜六色：“帽子的前面有一块玉，脸上有麻子”的东北老太太；裁缝铺里的“体魄高大，长了一个酒糟鼻子”的弱智姑娘。在即将到来的新年夜里，“奶奶”在厨房忙活着“将磨好的水磨粉倒进纱布袋里，吊起来，下面接一个锅，滤着水。又把摊好的蛋饺蒸熟。赤豆淘干净泡在清水里，明天一早好煮酥了炒豆沙”；在舅舅迎接“奶奶”的棚户区的饭桌上，摆放的是“剁肉做狮子头，切豆腐煮干丝”、“通是浓油赤酱，红亮亮的”家乡菜。这就是富萍这一代移民正在经历的寻常生活，近百年上海的历史正层积在这个城市尘间，积淀在一些极为具体的日常空间里，这一切又都在王安忆的笔下得到了史诗般留存，也得到了史诗般的传颂。
移民的目的，终究是要把根扎于某一区域里，在一片新的土地上发枝散叶。这也是小说《富萍》的终极目的。当富萍经历了与棚户区居民的亲密接触之后，已体会到了棚户区居民的“诚实地劳动，挣来衣食，没有一分钱不是用汗水换来的”精神特质，以及他们的“在这些杂芜琐碎的营生下面，掩着一股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于是富萍决定把自己的根扎在这片棚户区里。富萍最终的选择是一户即使在棚户区里也算是下等的贫寒人家，因为她喜欢这对母子的“贫寒中的自尊自爱”，还有他们母子面对逆境的态度。于是，在一间低矮的披屋里，富萍第一次感受到了温暖与安谧，她的心，终于在这里完成了宁静的漂泊。这里面，当然也包含了王安忆的为彰显一种“勤苦、朴素、不卑不亢的生活诗意”的叙述态度，这种态度对历史的整体观照与个性诉求达到了殊途同归，读者可以通过一种“考古学发掘”式的阅读，看到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以及不同阶级的文化符号，使“文学”有了“史学”的趋向。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富萍》，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 沈红芳：《女性叙事的共性与个性：王安忆、铁凝小说创作比较谈》，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赵平：《文学与人生》，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 李庆西：《话语之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史杰，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副教授；宁西林，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讲师）
关键词：《富萍》 漂泊 王安忆
上海女作家王安忆对早年的上海里弄生活是熟悉而热心的，所以才有了用记实笔法写下的长篇情感小说《富萍》。《富萍》从一个名叫富萍的女孩子的移民生活入手，描述出这些生长于上海周边的农业人口如何一步步走进上海，最终在上海寻找到了稳固的落脚点。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富萍从小没有父母，依托在亲戚家长大，从而养成了一种独立的性格和闯荡世界的勇气。富萍因为和“奶奶”的孙子有婚约才得以挤进上海市区的一个角落里，外表木讷、骨子里却很坚韧的富萍，以其顽强执着的生命能量，在与这个城市毫不沾边、也没有任何人脉条件的状况下，凭借着高扬的生存意识和自我主张，富萍将自己的生命之根扎向了上海下层民众的生活土壤之中，完成了她生命里的一次最宁静的漂泊。上海女作家王安忆以其女性细腻缜密的观察力，在富萍这样一个媒介的牵拉之下，将上海棚户区生活的众生相连带而出，描绘的是对近代上海移民过程的史诗般的记忆。
一 漂泊的理由和方式
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类一直都是在一种动态迁徙之中发展而成。移民，即人们离开原居住地，超过一定的行政界限，到另一个地方定居。移民的形式大致有“计划性移民”和“自发性移民”两种。前者如秦汉的军屯、民屯和强迁等；后者的原因较复杂，或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或由于天灾人祸的变故，更有一些是期望改变生活质量的迁移。很显然，王安忆的《富萍》中的“移民”属于后者，即为了改变自身的生存质量而进行的自发式移民，这种个人的移民活动通常呈现出丰富的传奇色彩，常常成为作家笔下的创作资源。
王安忆在谈到《富萍》的创作动机时说，她是出于对“移民”这一特殊人群的兴趣，才关注如富萍般的外来女子“渐渐地融入上海”的过程。“移民”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不稳定性，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通过一种特定的渠道或是特定的民俗方式，居住于偏远地方的民众产生了向着都市、向着富庶地区流动的生存意向和切实的举动，而上海这座有着悠久移民历史的都市，就成了他们的首选目标。随着魏晋南北朝的南北大融合形势、北宋政权南迁、元军南下、清军入关，都有大量中原人口迁移到吴地，成为上海滩的最早居民。自清朝中叶嘉、道年间上海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之后，各地的流民又开始由上海西部的吴地、浦东迁移。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更有大批的国际国内移民涌入上海，使上海的人口猛增到二百多万，移民人口已大大超过了本地人口。进入上海的国内移民，主要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山西等18个省区。王安忆《富萍》中的富萍，就是一个来自于扬州乡下的女子，因为一门刚刚在谈论、还没有眉目的婚姻，富萍以未来孙媳的身份住进“奶奶”做帮佣的人家里，成为了一名以婚姻为桥梁的新移民。
因此，从移民原因和动机上来看，富萍仅仅是一个平静而顺从的婚姻移民者，所以她的移民没有惨烈与悲壮的背景色彩。这种移民状态消除了生存的悲壮与血腥，多了些婉约与哀伤。但在这种宁静的漂泊后面，同样有着重重的困难，也需要见识、判断和选择，以及坚不可摧的信念。所以，小说从始（富萍走进弄堂口的那一刻）至终（富萍坐在一条泛在苏州河的小船上），富萍都是一个宁静的、言语不多的小人物，她身无长技，也没有受过教育，更没有父母家人为她撑腰，她的命运完全操控在别人手里。然而，富萍在自食其力之中增长了见识，产生了对媒妁之言的怀疑和不满，引发了她与李天华奶奶之间的一天天加深的矛盾。后来富萍毅然从奶奶家里出走，虽然把自己抛向更无从把握的命运，但也争取到了重新掌握命运的机会。正是因为富萍所选择的漂泊之路，才让她找到了真正想要的生活，也构成了《富萍》这部小说的主题意向。
二 理念、时光与人物
女作家王安忆强调，在自己的创作里，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在颠覆了一切的文学传统与小说对个人的命运、性格的刻意描述之后，王安忆的文学宣言所强调的只是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这一文体对社会群体的关注，以及对民众生活场景的重现。而这种创作理念就要使作者抛开对个体生命的塑造，忽略时代特色，潜心于整个时光进程中的群体生活场景，推演出真实的历史感。这正是《富萍》与一般的移民小说不一样的结构特征，也是王安忆小说创作理念的体现。
在《富萍》这部小说里，作者所要展现的是上海市民生活的群像图，所要描绘的是近代上海的移民过程，所以虽然故事的年代背景在“文革”前的1964至1965年，但作者有意避开了时代特征，淡化时间元素，用一种慢节奏的讲述语言，细细铺陈出市井人家琐屑平凡的生活。虽然在小说的中轴上站立着“富萍”这样一个女性人物，但整部作品在时空上却常常游离开“富萍”这个中轴，横向地铺展出李天华的奶奶、吕凤仙、“女骗子”陶雪萍、女中的学生、修理工戚师傅、孙达亮、奶奶的东家、东家的女儿以及棚户区中的群体居民，他们都是上海移民生活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因为这个群体的存在，给初闯上海的新移民富萍以经验和情感上的支持，并共同地织就出富萍的生活底色，为富萍撑起了一片走入上海生活的空间。
因此，可以说《富萍》这部小说是将富萍周围的一群人物并置在一起，组成了一幅鲜活的移民群像图。在上海这个城市里，人类生存的空虚、主体性的缺乏被作为一种耐心的悬置和视角上的迂回，为依托在这个城市里的社会角色铺平了道路。王安忆在这里试图将崇高与忧郁混合在一起，她笔下的上海不是银行、饭店和外滩，而是密布在四处的普通民宅和里弄。里弄集中了上海的大部分民众，里弄填满了上海的大片空白，也成为划分上海这个大体积的城市尺度。这些里弄中就有在上海做了三十多年保姆的“奶奶”，因为她有了上海户口和一些积蓄，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东家，有了与当地维修工戚师傅偷情并怀孕的过程，所以她本身就成了一部关于移民现状的传奇，她本身也获得了讲说上海故事的资格。“奶奶”可以看成是移民的成功例子，也可以看成是新一代下层劳动者的观照者。再如，维理工戚师傅是更久远的一代移民，他曾随父到上海做工，靠着学来的手艺在上海扎下了根，有了一份稳定的生活之后，又与“奶奶”这种下层保姆有了情感上的纠缠。这种维修工（或看门的、车夫、小贩等）与保姆的故事也是上海移民故事中的一种颜色，也是弄堂里常见而又极具可读性的真实故事。又如，保姆吕凤仙也是一个移民，但她与“奶奶”不同的是，她在乡下有自己的铺子，在弄堂里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只是一个自由的、兼在几家做帮佣的“保姆”，“她虽然是帮佣，可和其他的帮佣不一样，是吃自己饭的。不像奶奶她们”。所以，吕凤仙就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几乎成了这个弄堂里的百事通和民意代言人。吕凤仙的存在是要成为富萍闯上海的指路人，是她教会了富萍生活技能。还如，富萍的舅舅孙达亮，是棚户区里的居民代表，她用家常而平易的亲情在富萍最困难的时刻给予支撑，让富萍完成了一次命运的转型。还有放高利贷的“太太”、被称作“女骗子”的落魄女孩陶雪萍、生活在垃圾船上的女孩小君，这些生机勃勃的人物簇拥在富萍四周，时时把王安忆停留在富萍身上的注意牵拉开来，形成情节上的一个大回漩与哲学意义上的暂停。这种叙述方法使作为单数的“富萍”在复数人物的围困之中，一次次迂回着重新走到前台，向读者展现她作为新移民的心路变迁。1964年至1965年的“文革”前夕，上海下层民众的那种呆滞平淡的日常生活，透过富萍的冒险迁徙成为一片网状的联络。这是一种表面的温婉与内在的粗砺相结合的生存状态，在这个静如流水的民间社会中，在这些善良勤劳人群形成的和煦与滋润的生存故事里，一部更具有时间广度和思想深度的移民史渐渐清晰起来。正是这些无名的、无形的大众，形成了一种文学准备、一种美学的铺垫、一种哲学的序曲，从而映入了作家寓言式的沉思之眼。 三 民俗、记忆与扎根
曾有评论家提出，王安忆的这类写实风格的作品应当称为“理性化的乡土文明志”。所谓“乡土文明志”，就是关于上海早期居民的传纪体民俗史。从王安忆的写作手法和写作目的来看，她确实在小说的写实性上下了功夫，也确实真实地保存了许多棚户区居民的生活细节。在20世纪60年代的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之下，上海还没有达到繁华的程度，大多数人、包括小说里的上层人家，也都过着中规中矩的平淡生活，以心态上论，上海居民也还保留着浓郁的亲情和乡情。王安忆笔下的下层民众生活情景，已细腻到他们用什么牌子的肥皂和毛线、用什么样的门锁和蜡烛、吃什么样的酱和干菜。就连大街上的店铺和人群，王安忆也写得五颜六色：“帽子的前面有一块玉，脸上有麻子”的东北老太太；裁缝铺里的“体魄高大，长了一个酒糟鼻子”的弱智姑娘。在即将到来的新年夜里，“奶奶”在厨房忙活着“将磨好的水磨粉倒进纱布袋里，吊起来，下面接一个锅，滤着水。又把摊好的蛋饺蒸熟。赤豆淘干净泡在清水里，明天一早好煮酥了炒豆沙”；在舅舅迎接“奶奶”的棚户区的饭桌上，摆放的是“剁肉做狮子头，切豆腐煮干丝”、“通是浓油赤酱，红亮亮的”家乡菜。这就是富萍这一代移民正在经历的寻常生活，近百年上海的历史正层积在这个城市尘间，积淀在一些极为具体的日常空间里，这一切又都在王安忆的笔下得到了史诗般留存，也得到了史诗般的传颂。
移民的目的，终究是要把根扎于某一区域里，在一片新的土地上发枝散叶。这也是小说《富萍》的终极目的。当富萍经历了与棚户区居民的亲密接触之后，已体会到了棚户区居民的“诚实地劳动，挣来衣食，没有一分钱不是用汗水换来的”精神特质，以及他们的“在这些杂芜琐碎的营生下面，掩着一股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于是富萍决定把自己的根扎在这片棚户区里。富萍最终的选择是一户即使在棚户区里也算是下等的贫寒人家，因为她喜欢这对母子的“贫寒中的自尊自爱”，还有他们母子面对逆境的态度。于是，在一间低矮的披屋里，富萍第一次感受到了温暖与安谧，她的心，终于在这里完成了宁静的漂泊。这里面，当然也包含了王安忆的为彰显一种“勤苦、朴素、不卑不亢的生活诗意”的叙述态度，这种态度对历史的整体观照与个性诉求达到了殊途同归，读者可以通过一种“考古学发掘”式的阅读，看到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以及不同阶级的文化符号，使“文学”有了“史学”的趋向。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富萍》，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 沈红芳：《女性叙事的共性与个性：王安忆、铁凝小说创作比较谈》，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赵平：《文学与人生》，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 李庆西：《话语之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史杰，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副教授；宁西林，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