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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过去五年里中印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而同一时期的美印关系也越发亲密。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东亚不扩散项目资深研究员袁劲东，近期于《全球政治评论》杂志发表了文章《亚洲三角：中国视角下的印度崛起》。袁劲东的这种“身份代入”式研究相对于美国大部分“中国问题专家”的主观保守论调而言，有一定新意。不过限于自身立场，他显然不认同中印关系的双边互动，而是希望在北京、新德里与华盛顿之间构建所谓的“亚洲三角”关系。本刊并非赞同其中观点，亦无意证实其内容，刊发此文仅供有兴趣的读者和相关研究机构或个人参考。
过去五年里中印关系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北京与新德里举行了一系列首脑会议，两国高层频频互访，武装部队还进行了联合反恐演习，双边贸易额飞速增长。2008年1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中印《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承诺共同促进世界的和谐与稳定，进一步推动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些事态发展让喜马拉雅山两侧的分析家们欢心鼓舞，开始讨论上世纪五十年代“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回归以及未来几年“中印大同”的前景。
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正走在谋求世界性大国地位的上坡路上。鉴于两国人力资源丰富，经济潜力巨大，两国未来无疑能够对地区与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但在《亚洲三角：中国视角下的印度崛起》一文的作者袁劲东看来，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对彼此意图的相互猜疑以及其他争议问题，也会对中印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袁劲东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印度政府将1998年5月的核试验归咎于所谓“中国威胁”，这致使两国关系遭受严重挫折。中国的强烈谴责与北京为孤立新德里而积极展开的外交活动最终导致新德里寻求和解。2003年6月，时任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访问中国，那是近十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华。自此之后，北京与新德里不仅宣布两国不再将彼此视为安全威胁，还决心建立面向和平与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胡锦涛主席于2006年11月访问印度期间，双方决定通过十项战略措施进一步巩固关系。此外，两国还在贸易、投资、能源合作与文化教育等领域签署y-系列协议。现在，北京政府认为中印关系具有全球与战略意义，具备长期性、全面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潘查希拉”——中印分歧与友谊的见证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邻国之一，印度曾与中国亲如兄弟。1950年4月1日，中国和印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而即便是在“兄弟情意”时期，两国之间也有分歧，其中最主要集中在边界问题的争端上。这是英国殖民时代遗留的产物。事实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正是在处理中印重要分歧之一，即中印关于西藏问题上提出来的。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前来商谈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周恩来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中国方面的表态得到印度的积极回应，在印方的主动要求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在1954年4月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同年6月28日，中印两国发表了《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重申了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声明指出，两国总理认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1953年底到1958年上半年，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为新中国周边环境的改善起到了关键作用。
事态发展让喜马拉雅山两侧的分析家们欢心鼓舞，开始讨论上世纪五十年代“潘查希拉”的回归以及未来几年“中印大同”的前景。
这种对中印双边关系与未来前景的乐观看法已经得到了两国认可，或至少是得到了官方的公开回应。目前，中印政府正在积极推动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全面发展。北京与新德里都支持多极化世界格局，反对单边主义，它们还在环境保护、全球贸易等领域存在共识。中印战略对话、反恐磋商以及能源合作都进一步增强了两国互信，并巩固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印关系中发展最快的是贸易。双边贸易额从1987年的1.17亿美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3871亿美元，辛格总理访华期间提出，两国将在2010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600亿美元。2006年7月，中印重新开放了喜马拉雅山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自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两国间的陆地通道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这进一步促进了边境贸易。
中印防务合作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两国曾于1993年和1996年分别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近年来，北京与新德里在此基础上扩展了国防领域的交流。2006年5月28—6月2日，时任印度国防部长的普拉纳布·慕克吉访华，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访问，标志着两国朝建立制度化军事关系迈出了第一步。
这次访问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签署了《中印国防部防务领域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前两国从未签署过类似文件。除会见中国政府领导人及国防部长曹刚川外，慕克吉还参观了包括兰州军区在内的军事机构，他也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外国国防部长。
结构性冲突
鉴于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主导地位，毫无疑问其始终是中国南亚战略中的重中之重。袁劲东认为，冷战期间中国南亚战略的侧重点为与巴基斯坦结盟，并密切与其它南亚国家间的关系，以对抗印度在该地区的绝对优势。不过近几年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外交倾向则吸引了中国更多的注意。
袁劲东显然觉得中国过去对印度的重视不够。他在文章中宣称现在将印度视为仅限于地区内轻量级选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因为印度的崛起“已经严重挑战了中国在包括领土争端、能源安全以及地区与全球战略生态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利益。”
未来几年的发展情况将证明由近年来两国高层频频互访所产生的良好意愿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很明显，中印之间仍然存在障碍，双方高层还需要继续努力在这两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间建立信任。袁劲东认为这些障碍包括相互猜疑、潜在的竞争、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尽管在过去40年中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一直相对安宁)、中巴关系以及正在形成的中 国一印度一美国“战略三角”关系。
中印间的相互猜疑主要归因于两个亚洲巨人之间的安全困境与结构性冲突。另外，缺乏制度化的高层交流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中印快速发展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必然会导致双方介入彼此的利益范围，这就意味着可能会发生冲突。“中国惊人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增长”让印度羡慕与震惊。假设新德里的防务专家只从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得到一个教训，那么必然是——实力是进入大国俱乐部的唯—入场券。对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与46年前的失败相比，目前中国继续在多个力量指标上领跑的事实必然会让他们沮丧。
与此同时，中国同样密切关注印度快速提高的军事实力，以及其战略打击力量的发展情况。新德里成功试射了“烈火一III”型弹道导弹，进一步增强了打击中国境内目标的能力。北京还要提防印度的东进战略，即印度与日本以及东盟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合作。事实上，北京正在密切关注着逐渐升温的口印关系。
边界问题一直是两国间最敏感和棘手的问题。袁劲东认为双方的猜疑与不信任仍然挥之不去，1962年战争留下的伤疤还没有愈合。中国方面暗示，对目前中印实际控制线的些许变动可能是最终通过谈判解决争议的基础。2003年瓦杰帕伊访华期间双方各自任命了特别代表以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这表明两国政府决定将该问题的解决提上议事日程，但之后的进展仍然非常缓慢。
最近，北京拒向一位来自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印度官员”发签证，原因是该官员是中国居民不需签证，导致新德里取消了这个由107人组成的“访问团”的行程。该事件说明，除非边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否则两国关系很难完全实现正常化。
印度洋海权
不过，虽然领土争端仍陷于僵局，但双方至少还能够控制局面。这是因为对于北京和新德里而言，动用武力来解决领土纠纷所要付出的代价太过昂贵。如今，中国分析家正在更为密切地监督印度不断增强的实力与其外交政策倾向。其关注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国的能源安全。在印度洋地区，印度占据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其横跨繁忙的国际航道汇合处。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印度就一直执行所谓的“印度洋控制战略”，其建立了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绝对的军事优势，并威慑其他大国在印度洋扩大影响力的企图。
中国非常关注新德里组建蓝水海军的野心：印度计划到2015年组建一支拥有145艘舰船的远洋舰队。印度海军的作战思想已经从过去的积极防御转变为积极进攻。印度还制定了一项名为“海鸟”的计划，利用其东部海军司令部控制马六甲海峡，并修建卡达姆巴海军基地加强印度洋的控制能力。此外，印度的优势还在于拥有两个重要海外领地——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这两个群岛的位置能够封锁马六甲海峡、控制孟加拉湾入口。一旦印度控制了这些地区，从某种程度上讲就能够控制全球经济动脉。
在许多战略考量的推动下，北京正日益重视印度洋。可能的对手扼住其前往印度洋咽喉的局面使中国有理由忧虑，其与印度、巴基斯坦及南亚小国的关系一直并将继续体现中国的战略。中国称其有权通过贸易、投资与军事援助发展与印度洋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而新德里则可能会认为这些国家处于其势力范围之内。确实，北京在南亚的努力与新德里的“东进政策”都反应出两个亚洲大国对彼此意图的洞察。
袁劲东宣称，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如在缅甸、巴基斯坦与斯里兰卡)那些似乎能够为其石油运输提供可替代路线的项目。因此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也开始关注中国的意图。一些印度分析家认为，中国的印度洋战略是其“破坏美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建立并巩固中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宏伟战略的一部分。他们指出，中国在过去几年中的活动，尤其是其正在建立的“珍珠链”以及建造港口和管道的计划，都与加大对印度洋地区影响力有关。
中巴关系成为障碍?
按照袁劲东的逻辑，尽管北京一直在努力安抚新德里，但其同伊斯兰堡的亲密还是为中印关系打上了问号。不过，在1999年印巴卡吉尔冲突中保持中立证明了中国的南亚政策具有很强的均衡性。对印度而言，中国的这种姿态无疑是一种良好的信号，即中巴关系并非针对印度。不过，印度仍对所谓的“全天候”中巴关系有所怀疑，特别是他们的国防合作，例如联合开发先进战机，以及中国在巴基斯坦西南部港口瓜达尔的援建项目等。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同巴基斯坦之间的友好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中印关系也得到改善。袁劲东指出，过去考虑到战略需要及共同利益，中国不得不在几乎所有巴基斯坦认为重要的立场上提供支持，但是在战略环境今非昔比的现在，这种无条件支持也已变得不再无条件适用。例如，中国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看法表明其在南亚的优先事务已经发生了改变。
袁劲东的研究认为，中国有关克什米尔地区的政策又回到了原地：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中立姿态、60-70年代间的亲巴姿态、80年代不再强调联合国有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一系列决议，转而支持在1972年《西姆拉协议》的基础上通过印巴双方协商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当时北京试图与新德里改善关系)，同时也继续执行着其与巴斯斯坦之间的协定。自90年代初起，中国一直将克什米尔事务看作是双边问题。
必须在中国的南亚政策下理解中国的克什米尔政策，这一政策符合北京的全球战略以及其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双边关系。冷战后，北京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就是为经济发展创造和平环境。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已经解决了不少争议问题，其中包括中国与数个邻国(从俄罗斯到越南)之间的边界争端。北京政府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总体政策已被应用到南亚，事实上其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便试图和印度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袁劲东认为，冷战结束后，中国在重新定位其外交政策与安全态势的过程中，将侧重点放在东亚以及中美因台湾问题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上，中国越来越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南亚。这使得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态度相较原来有所改变。而中国得以如此的基础便是：北京坚信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和平谈判才是解决克什米尔冲突的唯一途径。作为巴基斯坦值得信赖的朋友，北京能够而且也应该利用自身的影响力让伊斯兰堡了解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也符合巴方利益。
不过，这些政策上的转移绝不意味着北京正在逐渐抛弃巴基斯坦。相反，中国仍继续向巴基斯坦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一既有精神上的也有物质上的。中国之所以这样做，至少出于三个原因：其一，一个稳定的、能够处理好与印度关系的巴基斯坦，有助于中国西南边界内线与外线的安全。
其二，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民族分裂主义及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日益活跃，北京迫切需要来自巴基斯坦政府的全面 理解和支持，以防止恐怖组织将巴基斯坦作为破坏中国国家统一的训练基地与跳板。
最后，作为一个主要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在帮助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沟通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很明显，中巴两国想要发展超越狭隘防御互助的全方位关系，不但需要新的思想，而且还需注入新鲜的血液。
美印关系成为障碍?
袁劲东还从所谓的“中国角度”就美印关系逐渐升温(从核合作到建立所谓的“民主架构”等领域)的意义与影响展开讨论。华盛顿与新德里拥有相似的价值观与战略利益。在此背景下，美印核合作与逐渐升温的战略关系处于华盛顿的全球战略考量范围内。布什政府希望印度能够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产生平衡作用。另外，美国还认识到印度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的价值，希望印度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基于市场经济与民主——取代所谓的“北京共识”，即在相对有力的宏观调控下成功发展经济。这可能就是华盛顿之所以放松对印而不是对华科技转让的原因。
目前中国十分关注美印在国防与能源领域的合作，以及两国的经济关系。布什政府主要通过三个关键措施巩固美印关系。首先就是强调它们作为世界最古老与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共同价值观，以及它们在全球反恐、能源安全与维护地区稳定中的共同利益。其次，三年内使两国贸易额达到500亿美元。两国已经在软件开发、服务外包以及基础设施与生产投资等领域存在着广泛的相互依存。
除核合作之外，美印在空间技术上的合作也受到高度关注。五角大楼于2002年10月出台的《印美军事关系》报告表明美国对印度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将印度界定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并在美国关键政策目标许可的框架内，帮助其实现大国地位。美国向印度提供帮助的范围包括从反恐、保护重要海上航道，到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导弹防御等各领域。
在2005年6月时任印度国防部长慕克吉访美期间，五角大楼签署了一份为期十年的印美防务合作协议。按照该协议的规定，美国将为印度提供广泛的防卫装备与军事技术，其中包括战机与联合开发新武器。这表明美国的政策转变——从限制与控制，转变为放松甚至优惠——很大一部分动力来源于其平衡中国力量增长的渴望。与此同时，对美国武器出口商而言，新德里逐渐增长的国防预算与军备采购也使其成为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客户。
三角、双边与多边
在过去五年里，中印关系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北京与新德里共同致力于推进有利双方长远利益的战略与合作伙伴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发展与印度长期稳定的关系，有助于其南亚政策，是其总体战略目标中的重要组成。
不过，在袁劲东看来中印关系未来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包括扩大双方战略对话的范围与深度、继续建立信任措施，以便尽量减少相互猜疑。特别是，两国应该通过所谓的“中国一印度一美国”三角关系寻求共同利益，而不是利用其各自与美国的双边关系，破坏另一方的安全利益。另外，中国与印度应该在存在共同利益的国际与地区问题，如公平与公正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构建、环保、裁军、反恐等问题上进行更多磋商。
然而，袁劲东认为除非中印两国能够明确解决其边界问题的时间表，否则两国充分而完全的正常化是很难实现的，更不用说建立所谓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由于中印双方都认识到了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所以北京与新德里还必须处理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的三角关系，并防止印度洋出现新的军事冲突。北京—新德里—莫斯科“亚洲三角”的俄罗斯表达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列宁就强调苏联，中国和印度要加强联系，并认为这三国的合作将对未来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1996年时任俄罗斯外长的普里马科夫访问印度，首次提出要建立俄印中三国间的战略合作。2001年9月，来自俄中印三国的学者在莫斯科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学者们就三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三方合作领域以及双边及三边关系展开讨论。尽管与会代表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各方在对待世界和地区问题、三国内部双边问题的态度中找到了共同点。俄将这次学术活动赋予了很强的官方色彩，除学者外一些外交官也参与了讨论。俄副外长洛修科夫在发言中表示深信俄中印能够对当今世界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2002年11月初，中俄印三国学者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俄罗斯学者强调俄中印之间存在相互协作的可能性。与一年前相比，俄罗斯人对世界的看法多了一些忧患意识。其中一位对俄亚太政策颇有影响力的学者指出，如果说“9.11“事件之前多极和单极之间总体上是均衡的，现在则发生了有利于单极的明显转折。以美国为首的反恐联盟的建立大大加强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俄中印迫切需要在和平共处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加深三方合作。
印度多数观点认为，当1998年普里马科夫访印时提出建立“俄印中三角联盟”的倡议时，印度政府正急于修补园核试验而迅速恶化的印美关系，没有对来自俄罗斯的倡议表现出积极回应，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大失误。好在俄方始终没有放弃努力，终于促成俄印中三国外长的直接会晤。印度眼下最关心的莫过于反恐问题。由于印中俄三国在此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印度正好可借用联盟的影响加大对巴基斯坦的压力。
相对于俄罗斯方面的热情推动，中国方面对于中俄印三边合作则持审慎的欢迎态度。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的郑羽教授在谈到中俄印三边关系时认为，在俄印，俄中双边关系上，俄中要强于俄印。尽管在武器贸易方面，俄印之间动作比较早，水平也略高，但俄方对俄中关系的重视程度远超过俄印关系，因为印度今天对俄的战略性意义已和冷战时期不同，而中国的大国地位也是印度无法比拟的。但郑羽教授也强调，现在谈论中俄印“三角联盟”时机还不成熟。中国更倾向于目前采用学者交流等第二管道形式来探讨进一步合作的可能。
过去五年里中印关系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北京与新德里举行了一系列首脑会议，两国高层频频互访，武装部队还进行了联合反恐演习，双边贸易额飞速增长。2008年1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中印《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承诺共同促进世界的和谐与稳定，进一步推动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些事态发展让喜马拉雅山两侧的分析家们欢心鼓舞，开始讨论上世纪五十年代“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回归以及未来几年“中印大同”的前景。
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正走在谋求世界性大国地位的上坡路上。鉴于两国人力资源丰富，经济潜力巨大，两国未来无疑能够对地区与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但在《亚洲三角：中国视角下的印度崛起》一文的作者袁劲东看来，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对彼此意图的相互猜疑以及其他争议问题，也会对中印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袁劲东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印度政府将1998年5月的核试验归咎于所谓“中国威胁”，这致使两国关系遭受严重挫折。中国的强烈谴责与北京为孤立新德里而积极展开的外交活动最终导致新德里寻求和解。2003年6月，时任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访问中国，那是近十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华。自此之后，北京与新德里不仅宣布两国不再将彼此视为安全威胁，还决心建立面向和平与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胡锦涛主席于2006年11月访问印度期间，双方决定通过十项战略措施进一步巩固关系。此外，两国还在贸易、投资、能源合作与文化教育等领域签署y-系列协议。现在，北京政府认为中印关系具有全球与战略意义，具备长期性、全面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潘查希拉”——中印分歧与友谊的见证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邻国之一，印度曾与中国亲如兄弟。1950年4月1日，中国和印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而即便是在“兄弟情意”时期，两国之间也有分歧，其中最主要集中在边界问题的争端上。这是英国殖民时代遗留的产物。事实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正是在处理中印重要分歧之一，即中印关于西藏问题上提出来的。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前来商谈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周恩来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中国方面的表态得到印度的积极回应，在印方的主动要求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在1954年4月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同年6月28日，中印两国发表了《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重申了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声明指出，两国总理认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1953年底到1958年上半年，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为新中国周边环境的改善起到了关键作用。
事态发展让喜马拉雅山两侧的分析家们欢心鼓舞，开始讨论上世纪五十年代“潘查希拉”的回归以及未来几年“中印大同”的前景。
这种对中印双边关系与未来前景的乐观看法已经得到了两国认可，或至少是得到了官方的公开回应。目前，中印政府正在积极推动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全面发展。北京与新德里都支持多极化世界格局，反对单边主义，它们还在环境保护、全球贸易等领域存在共识。中印战略对话、反恐磋商以及能源合作都进一步增强了两国互信，并巩固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印关系中发展最快的是贸易。双边贸易额从1987年的1.17亿美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3871亿美元，辛格总理访华期间提出，两国将在2010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600亿美元。2006年7月，中印重新开放了喜马拉雅山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自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两国间的陆地通道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这进一步促进了边境贸易。
中印防务合作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两国曾于1993年和1996年分别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近年来，北京与新德里在此基础上扩展了国防领域的交流。2006年5月28—6月2日，时任印度国防部长的普拉纳布·慕克吉访华，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访问，标志着两国朝建立制度化军事关系迈出了第一步。
这次访问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签署了《中印国防部防务领域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前两国从未签署过类似文件。除会见中国政府领导人及国防部长曹刚川外，慕克吉还参观了包括兰州军区在内的军事机构，他也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外国国防部长。
结构性冲突
鉴于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主导地位，毫无疑问其始终是中国南亚战略中的重中之重。袁劲东认为，冷战期间中国南亚战略的侧重点为与巴基斯坦结盟，并密切与其它南亚国家间的关系，以对抗印度在该地区的绝对优势。不过近几年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外交倾向则吸引了中国更多的注意。
袁劲东显然觉得中国过去对印度的重视不够。他在文章中宣称现在将印度视为仅限于地区内轻量级选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因为印度的崛起“已经严重挑战了中国在包括领土争端、能源安全以及地区与全球战略生态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利益。”
未来几年的发展情况将证明由近年来两国高层频频互访所产生的良好意愿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很明显，中印之间仍然存在障碍，双方高层还需要继续努力在这两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间建立信任。袁劲东认为这些障碍包括相互猜疑、潜在的竞争、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尽管在过去40年中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一直相对安宁)、中巴关系以及正在形成的中 国一印度一美国“战略三角”关系。
中印间的相互猜疑主要归因于两个亚洲巨人之间的安全困境与结构性冲突。另外，缺乏制度化的高层交流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中印快速发展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必然会导致双方介入彼此的利益范围，这就意味着可能会发生冲突。“中国惊人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增长”让印度羡慕与震惊。假设新德里的防务专家只从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得到一个教训，那么必然是——实力是进入大国俱乐部的唯—入场券。对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与46年前的失败相比，目前中国继续在多个力量指标上领跑的事实必然会让他们沮丧。
与此同时，中国同样密切关注印度快速提高的军事实力，以及其战略打击力量的发展情况。新德里成功试射了“烈火一III”型弹道导弹，进一步增强了打击中国境内目标的能力。北京还要提防印度的东进战略，即印度与日本以及东盟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合作。事实上，北京正在密切关注着逐渐升温的口印关系。
边界问题一直是两国间最敏感和棘手的问题。袁劲东认为双方的猜疑与不信任仍然挥之不去，1962年战争留下的伤疤还没有愈合。中国方面暗示，对目前中印实际控制线的些许变动可能是最终通过谈判解决争议的基础。2003年瓦杰帕伊访华期间双方各自任命了特别代表以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这表明两国政府决定将该问题的解决提上议事日程，但之后的进展仍然非常缓慢。
最近，北京拒向一位来自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印度官员”发签证，原因是该官员是中国居民不需签证，导致新德里取消了这个由107人组成的“访问团”的行程。该事件说明，除非边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否则两国关系很难完全实现正常化。
印度洋海权
不过，虽然领土争端仍陷于僵局，但双方至少还能够控制局面。这是因为对于北京和新德里而言，动用武力来解决领土纠纷所要付出的代价太过昂贵。如今，中国分析家正在更为密切地监督印度不断增强的实力与其外交政策倾向。其关注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国的能源安全。在印度洋地区，印度占据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其横跨繁忙的国际航道汇合处。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印度就一直执行所谓的“印度洋控制战略”，其建立了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绝对的军事优势，并威慑其他大国在印度洋扩大影响力的企图。
中国非常关注新德里组建蓝水海军的野心：印度计划到2015年组建一支拥有145艘舰船的远洋舰队。印度海军的作战思想已经从过去的积极防御转变为积极进攻。印度还制定了一项名为“海鸟”的计划，利用其东部海军司令部控制马六甲海峡，并修建卡达姆巴海军基地加强印度洋的控制能力。此外，印度的优势还在于拥有两个重要海外领地——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这两个群岛的位置能够封锁马六甲海峡、控制孟加拉湾入口。一旦印度控制了这些地区，从某种程度上讲就能够控制全球经济动脉。
在许多战略考量的推动下，北京正日益重视印度洋。可能的对手扼住其前往印度洋咽喉的局面使中国有理由忧虑，其与印度、巴基斯坦及南亚小国的关系一直并将继续体现中国的战略。中国称其有权通过贸易、投资与军事援助发展与印度洋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而新德里则可能会认为这些国家处于其势力范围之内。确实，北京在南亚的努力与新德里的“东进政策”都反应出两个亚洲大国对彼此意图的洞察。
袁劲东宣称，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如在缅甸、巴基斯坦与斯里兰卡)那些似乎能够为其石油运输提供可替代路线的项目。因此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也开始关注中国的意图。一些印度分析家认为，中国的印度洋战略是其“破坏美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建立并巩固中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宏伟战略的一部分。他们指出，中国在过去几年中的活动，尤其是其正在建立的“珍珠链”以及建造港口和管道的计划，都与加大对印度洋地区影响力有关。
中巴关系成为障碍?
按照袁劲东的逻辑，尽管北京一直在努力安抚新德里，但其同伊斯兰堡的亲密还是为中印关系打上了问号。不过，在1999年印巴卡吉尔冲突中保持中立证明了中国的南亚政策具有很强的均衡性。对印度而言，中国的这种姿态无疑是一种良好的信号，即中巴关系并非针对印度。不过，印度仍对所谓的“全天候”中巴关系有所怀疑，特别是他们的国防合作，例如联合开发先进战机，以及中国在巴基斯坦西南部港口瓜达尔的援建项目等。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同巴基斯坦之间的友好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中印关系也得到改善。袁劲东指出，过去考虑到战略需要及共同利益，中国不得不在几乎所有巴基斯坦认为重要的立场上提供支持，但是在战略环境今非昔比的现在，这种无条件支持也已变得不再无条件适用。例如，中国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看法表明其在南亚的优先事务已经发生了改变。
袁劲东的研究认为，中国有关克什米尔地区的政策又回到了原地：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中立姿态、60-70年代间的亲巴姿态、80年代不再强调联合国有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一系列决议，转而支持在1972年《西姆拉协议》的基础上通过印巴双方协商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当时北京试图与新德里改善关系)，同时也继续执行着其与巴斯斯坦之间的协定。自90年代初起，中国一直将克什米尔事务看作是双边问题。
必须在中国的南亚政策下理解中国的克什米尔政策，这一政策符合北京的全球战略以及其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双边关系。冷战后，北京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就是为经济发展创造和平环境。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已经解决了不少争议问题，其中包括中国与数个邻国(从俄罗斯到越南)之间的边界争端。北京政府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总体政策已被应用到南亚，事实上其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便试图和印度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袁劲东认为，冷战结束后，中国在重新定位其外交政策与安全态势的过程中，将侧重点放在东亚以及中美因台湾问题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上，中国越来越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南亚。这使得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态度相较原来有所改变。而中国得以如此的基础便是：北京坚信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和平谈判才是解决克什米尔冲突的唯一途径。作为巴基斯坦值得信赖的朋友，北京能够而且也应该利用自身的影响力让伊斯兰堡了解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也符合巴方利益。
不过，这些政策上的转移绝不意味着北京正在逐渐抛弃巴基斯坦。相反，中国仍继续向巴基斯坦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一既有精神上的也有物质上的。中国之所以这样做，至少出于三个原因：其一，一个稳定的、能够处理好与印度关系的巴基斯坦，有助于中国西南边界内线与外线的安全。
其二，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民族分裂主义及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日益活跃，北京迫切需要来自巴基斯坦政府的全面 理解和支持，以防止恐怖组织将巴基斯坦作为破坏中国国家统一的训练基地与跳板。
最后，作为一个主要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在帮助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沟通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很明显，中巴两国想要发展超越狭隘防御互助的全方位关系，不但需要新的思想，而且还需注入新鲜的血液。
美印关系成为障碍?
袁劲东还从所谓的“中国角度”就美印关系逐渐升温(从核合作到建立所谓的“民主架构”等领域)的意义与影响展开讨论。华盛顿与新德里拥有相似的价值观与战略利益。在此背景下，美印核合作与逐渐升温的战略关系处于华盛顿的全球战略考量范围内。布什政府希望印度能够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产生平衡作用。另外，美国还认识到印度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的价值，希望印度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基于市场经济与民主——取代所谓的“北京共识”，即在相对有力的宏观调控下成功发展经济。这可能就是华盛顿之所以放松对印而不是对华科技转让的原因。
目前中国十分关注美印在国防与能源领域的合作，以及两国的经济关系。布什政府主要通过三个关键措施巩固美印关系。首先就是强调它们作为世界最古老与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共同价值观，以及它们在全球反恐、能源安全与维护地区稳定中的共同利益。其次，三年内使两国贸易额达到500亿美元。两国已经在软件开发、服务外包以及基础设施与生产投资等领域存在着广泛的相互依存。
除核合作之外，美印在空间技术上的合作也受到高度关注。五角大楼于2002年10月出台的《印美军事关系》报告表明美国对印度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将印度界定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并在美国关键政策目标许可的框架内，帮助其实现大国地位。美国向印度提供帮助的范围包括从反恐、保护重要海上航道，到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导弹防御等各领域。
在2005年6月时任印度国防部长慕克吉访美期间，五角大楼签署了一份为期十年的印美防务合作协议。按照该协议的规定，美国将为印度提供广泛的防卫装备与军事技术，其中包括战机与联合开发新武器。这表明美国的政策转变——从限制与控制，转变为放松甚至优惠——很大一部分动力来源于其平衡中国力量增长的渴望。与此同时，对美国武器出口商而言，新德里逐渐增长的国防预算与军备采购也使其成为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客户。
三角、双边与多边
在过去五年里，中印关系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北京与新德里共同致力于推进有利双方长远利益的战略与合作伙伴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发展与印度长期稳定的关系，有助于其南亚政策，是其总体战略目标中的重要组成。
不过，在袁劲东看来中印关系未来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包括扩大双方战略对话的范围与深度、继续建立信任措施，以便尽量减少相互猜疑。特别是，两国应该通过所谓的“中国一印度一美国”三角关系寻求共同利益，而不是利用其各自与美国的双边关系，破坏另一方的安全利益。另外，中国与印度应该在存在共同利益的国际与地区问题，如公平与公正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构建、环保、裁军、反恐等问题上进行更多磋商。
然而，袁劲东认为除非中印两国能够明确解决其边界问题的时间表，否则两国充分而完全的正常化是很难实现的，更不用说建立所谓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由于中印双方都认识到了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所以北京与新德里还必须处理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的三角关系，并防止印度洋出现新的军事冲突。北京—新德里—莫斯科“亚洲三角”的俄罗斯表达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列宁就强调苏联，中国和印度要加强联系，并认为这三国的合作将对未来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1996年时任俄罗斯外长的普里马科夫访问印度，首次提出要建立俄印中三国间的战略合作。2001年9月，来自俄中印三国的学者在莫斯科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学者们就三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三方合作领域以及双边及三边关系展开讨论。尽管与会代表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各方在对待世界和地区问题、三国内部双边问题的态度中找到了共同点。俄将这次学术活动赋予了很强的官方色彩，除学者外一些外交官也参与了讨论。俄副外长洛修科夫在发言中表示深信俄中印能够对当今世界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2002年11月初，中俄印三国学者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俄罗斯学者强调俄中印之间存在相互协作的可能性。与一年前相比，俄罗斯人对世界的看法多了一些忧患意识。其中一位对俄亚太政策颇有影响力的学者指出，如果说“9.11“事件之前多极和单极之间总体上是均衡的，现在则发生了有利于单极的明显转折。以美国为首的反恐联盟的建立大大加强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俄中印迫切需要在和平共处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加深三方合作。
印度多数观点认为，当1998年普里马科夫访印时提出建立“俄印中三角联盟”的倡议时，印度政府正急于修补园核试验而迅速恶化的印美关系，没有对来自俄罗斯的倡议表现出积极回应，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大失误。好在俄方始终没有放弃努力，终于促成俄印中三国外长的直接会晤。印度眼下最关心的莫过于反恐问题。由于印中俄三国在此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印度正好可借用联盟的影响加大对巴基斯坦的压力。
相对于俄罗斯方面的热情推动，中国方面对于中俄印三边合作则持审慎的欢迎态度。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的郑羽教授在谈到中俄印三边关系时认为，在俄印，俄中双边关系上，俄中要强于俄印。尽管在武器贸易方面，俄印之间动作比较早，水平也略高，但俄方对俄中关系的重视程度远超过俄印关系，因为印度今天对俄的战略性意义已和冷战时期不同，而中国的大国地位也是印度无法比拟的。但郑羽教授也强调，现在谈论中俄印“三角联盟”时机还不成熟。中国更倾向于目前采用学者交流等第二管道形式来探讨进一步合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