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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唐家岭模式”能够探索出一条满足城市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的途径,或许是这一试点的更大成功。
唐家岭,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都不容易找到的地方,近段时间来却火了。不是因为风景古迹,却是因为这里成为北京蚁族群体最聚集的地区之一。眼下,这个已经适合蚁族容身的地方正在遭遇城市化拆迁。
拯救蚂蚁的公租房
学者廉思将“蚁族”分别冠之以京蚁(北京)、沪蚁(上海)、江蚁(武汉)、秦蚁(西安)等称呼。据初步估计,全国至少有100多万“蚁族”。
两会期间,多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来到这里对“蚁族”聚集区调研考察。他们规劝“蚁族”转变就业观念、离开大城市的不在少数。比如,全国政协委员严琦说,“蚁族”在观念上有误区。“如果每个人都执着于非在北京不可,北京再大,也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我相信,在二三线城市工作,他们的住房问题甚至以后子女上学等问题,都容易解决得多。”
但事实上是这样吗?以一座县级城市为例,近年来每年回来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不下3千人(仅研究生、本科生就有一千多人)。小城市的机关、事业单位本来就超编,尽最大努力也就能消化三五百人。不仅如此,这里的三产服务业极不发达,工业大都是针对农民工的的低端加工业,且工资待遇一般不足千元。但就是在这里,随便转一下也会发现,在城乡结合的个别地方,“蚁族”也是不乏其人,只是因为政协委员没来此调查,他们才没有走进公众的视野。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认为,“蚁族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城乡发展结构失衡问题。
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让“蚁族”们不情愿去小城市。因为比较起来,大城市无论政治环境还是就业环境,甚至接受再教育的机会,都比二三线城市要好很多。“蚁族”普遍认为,在大城市生活会更有利于自己的人生发展。
因此,马德秀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政府能够给他们提供可以接受的公租房,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聚居现象。
“白宫”能解决问题吗?
无独有偶,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提出了一个新概念——“适租房”。贾康的适租房概念有两大类,一是政府提供的公租房,另一类是市面上的出租房,政府给予房主一定的优惠政策,把房子以较低的价格出租。而目标人群主要是廉租房层面上的年轻白领、进入职业生涯前期的就业者、收入处在“夹心层”群体。
贾康说,商品房由市场来调节,政府要管的就是保障性住房。以前的教训是,政府把经济适用房作为住房保障的主渠道。“这不对,经济适用房经过实践证明,弊病防不胜防。政府最应该积极引导适租房。”
在谈到公租房建设的资金来源时,贾康表示,“至少在初期,由政府主导投资是必要的,能够确保公租房的公益性,制定出一套好的运转规则。”贾康说,等到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引入社会资金、民营资本。
据了解,2010年北京将拆迁改造50个城中村,将在集体土地上修建外来务工人员租赁房。海淀区将以唐家岭村为试点,建设白领公寓,主要满足在该地区就业的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需求。廉租公寓的产权和收益归全体村民所有,这也将成为农民的一个增收致富途径。取得试点经验后,廉租公寓模式将在其他有条件的村庄推广。
从地图上看,唐家岭位于北京市区西北五环外的西北旺镇,与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和中关村软件园只有一路之隔。该地区住着将近5万“蚁族”。
对于“蚁族”们而言,廉租公寓模式无疑是令人欣喜的好消息,但从短期来看,却让“蚁族”们乐观不起来。他们担忧,房子拆迁后再也找不到便宜的住所。
一位“蚁族”说:“规范化操作后,我就不知道自己够不够资格申请‘白宫’(指白领公寓)了。而且中途的建设时期,让我们搬到哪里去呢?”另一位更悲观:“如果真的建起来了,我们负担不起‘白宫’房租就不得不往更远的地方搬。现在我们住在北五环外,到北京两个小时,改造后我们只得搬到北六环外,到北京3个多小时。这让我们越来越走向城市的边缘。”
争议中的“北坞模式”
其实,建“廉租公寓”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举措。早在2009年已经完成拆迁的北京城乡一体化试点村北坞村,在其规划中,就提到了将修建外来务工人员租赁房。在兼顾“蚁族”问题的同时,这一举措,也将是对集体土地使用的重大突破。北坞村显然领先于唐家岭,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北坞村拆迁的规划中,北坞村腾退出来的土地,除修建村民回迁房之外,还有2万平方米的外来人口居住公寓。“但是具体建多少面积、户型设计,那就是村集体具体安排了,我们也不清楚。”海淀区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就是在北坞嘉园里面建两栋楼,用来出租。但是什么时候建,就不清楚了,这个项目分了好几期,谁知道建在哪一期里面。”当地村民说。
所谓的外来人员居住公寓,关于户型、租金、农民如何从中分配收入等问题,现在都不得知。北京市住建委、规划委,对于集体土地上建设针对外地来京人员的租赁房,目前还没有出台任何正式文件。
允许在集体土地上,进行经营性住宅的开发建设,这是之前所没有过的。如果按此放开集体土地的经营权,例如集体土地上大量泛滥的“小产权”房,完全可以同样采取对外出租的方式,为集体组织营利,从而实现集体土地的市场化流转。
北坞村的开发模式,在集体土地的自住经营上迈开了一大步,但目前看来这还只是一个蓝图。北坞村外来人口租赁房建设,俨然成为一个迷局。这一切暗示了,这个模式正在接受挑战。
参加了今年北京人大会议的人大代表许志永说,其实村集体组织并不乐意建这种租赁房。原因在于,这些集体用地上的建设投资是由村集体主导的,并不是由政府投资建设,而政府又要求集体组织将建成的房屋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村集体更希望建成办公楼或者其他物业,收入会更高。”许志永说,政府让集体组织修建租赁房,并且租金要低于市场价,政府是否应该给予村集体补贴?补贴又怎么计算呢?
50个村的拆迁,涉及到上百万人的迁移。这些村庄都面临建设外来人口租赁房的问题。在获得集体土地运营权的同时,却无法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也许是这些村庄正在烦恼的问题。
许志永认为,城市如果还没有发展到穷人都消失的阶段,城乡接合部就应该有这样租金便宜的房子存在,来满足这些人的居住需求。
北坞村位于北京市西北四环与五环之间,紧邻颐和园、玉泉山,可谓寸土寸金。位于北坞村的写字楼项目玉泉慧谷园,目前租金约3元/平方米/天,100平方米的租金约9000元/月。在此建写字楼等物业,明显会远高于外来人口租赁房的租金。这就不难理解北坞村租赁房建与不建的利益博弈了。
唐家岭,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都不容易找到的地方,近段时间来却火了。不是因为风景古迹,却是因为这里成为北京蚁族群体最聚集的地区之一。眼下,这个已经适合蚁族容身的地方正在遭遇城市化拆迁。
拯救蚂蚁的公租房
学者廉思将“蚁族”分别冠之以京蚁(北京)、沪蚁(上海)、江蚁(武汉)、秦蚁(西安)等称呼。据初步估计,全国至少有100多万“蚁族”。
两会期间,多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来到这里对“蚁族”聚集区调研考察。他们规劝“蚁族”转变就业观念、离开大城市的不在少数。比如,全国政协委员严琦说,“蚁族”在观念上有误区。“如果每个人都执着于非在北京不可,北京再大,也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我相信,在二三线城市工作,他们的住房问题甚至以后子女上学等问题,都容易解决得多。”
但事实上是这样吗?以一座县级城市为例,近年来每年回来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不下3千人(仅研究生、本科生就有一千多人)。小城市的机关、事业单位本来就超编,尽最大努力也就能消化三五百人。不仅如此,这里的三产服务业极不发达,工业大都是针对农民工的的低端加工业,且工资待遇一般不足千元。但就是在这里,随便转一下也会发现,在城乡结合的个别地方,“蚁族”也是不乏其人,只是因为政协委员没来此调查,他们才没有走进公众的视野。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认为,“蚁族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城乡发展结构失衡问题。
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让“蚁族”们不情愿去小城市。因为比较起来,大城市无论政治环境还是就业环境,甚至接受再教育的机会,都比二三线城市要好很多。“蚁族”普遍认为,在大城市生活会更有利于自己的人生发展。
因此,马德秀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政府能够给他们提供可以接受的公租房,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聚居现象。
“白宫”能解决问题吗?
无独有偶,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提出了一个新概念——“适租房”。贾康的适租房概念有两大类,一是政府提供的公租房,另一类是市面上的出租房,政府给予房主一定的优惠政策,把房子以较低的价格出租。而目标人群主要是廉租房层面上的年轻白领、进入职业生涯前期的就业者、收入处在“夹心层”群体。
贾康说,商品房由市场来调节,政府要管的就是保障性住房。以前的教训是,政府把经济适用房作为住房保障的主渠道。“这不对,经济适用房经过实践证明,弊病防不胜防。政府最应该积极引导适租房。”
在谈到公租房建设的资金来源时,贾康表示,“至少在初期,由政府主导投资是必要的,能够确保公租房的公益性,制定出一套好的运转规则。”贾康说,等到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引入社会资金、民营资本。
据了解,2010年北京将拆迁改造50个城中村,将在集体土地上修建外来务工人员租赁房。海淀区将以唐家岭村为试点,建设白领公寓,主要满足在该地区就业的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需求。廉租公寓的产权和收益归全体村民所有,这也将成为农民的一个增收致富途径。取得试点经验后,廉租公寓模式将在其他有条件的村庄推广。
从地图上看,唐家岭位于北京市区西北五环外的西北旺镇,与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和中关村软件园只有一路之隔。该地区住着将近5万“蚁族”。
对于“蚁族”们而言,廉租公寓模式无疑是令人欣喜的好消息,但从短期来看,却让“蚁族”们乐观不起来。他们担忧,房子拆迁后再也找不到便宜的住所。
一位“蚁族”说:“规范化操作后,我就不知道自己够不够资格申请‘白宫’(指白领公寓)了。而且中途的建设时期,让我们搬到哪里去呢?”另一位更悲观:“如果真的建起来了,我们负担不起‘白宫’房租就不得不往更远的地方搬。现在我们住在北五环外,到北京两个小时,改造后我们只得搬到北六环外,到北京3个多小时。这让我们越来越走向城市的边缘。”
争议中的“北坞模式”
其实,建“廉租公寓”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举措。早在2009年已经完成拆迁的北京城乡一体化试点村北坞村,在其规划中,就提到了将修建外来务工人员租赁房。在兼顾“蚁族”问题的同时,这一举措,也将是对集体土地使用的重大突破。北坞村显然领先于唐家岭,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北坞村拆迁的规划中,北坞村腾退出来的土地,除修建村民回迁房之外,还有2万平方米的外来人口居住公寓。“但是具体建多少面积、户型设计,那就是村集体具体安排了,我们也不清楚。”海淀区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就是在北坞嘉园里面建两栋楼,用来出租。但是什么时候建,就不清楚了,这个项目分了好几期,谁知道建在哪一期里面。”当地村民说。
所谓的外来人员居住公寓,关于户型、租金、农民如何从中分配收入等问题,现在都不得知。北京市住建委、规划委,对于集体土地上建设针对外地来京人员的租赁房,目前还没有出台任何正式文件。
允许在集体土地上,进行经营性住宅的开发建设,这是之前所没有过的。如果按此放开集体土地的经营权,例如集体土地上大量泛滥的“小产权”房,完全可以同样采取对外出租的方式,为集体组织营利,从而实现集体土地的市场化流转。
北坞村的开发模式,在集体土地的自住经营上迈开了一大步,但目前看来这还只是一个蓝图。北坞村外来人口租赁房建设,俨然成为一个迷局。这一切暗示了,这个模式正在接受挑战。
参加了今年北京人大会议的人大代表许志永说,其实村集体组织并不乐意建这种租赁房。原因在于,这些集体用地上的建设投资是由村集体主导的,并不是由政府投资建设,而政府又要求集体组织将建成的房屋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村集体更希望建成办公楼或者其他物业,收入会更高。”许志永说,政府让集体组织修建租赁房,并且租金要低于市场价,政府是否应该给予村集体补贴?补贴又怎么计算呢?
50个村的拆迁,涉及到上百万人的迁移。这些村庄都面临建设外来人口租赁房的问题。在获得集体土地运营权的同时,却无法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也许是这些村庄正在烦恼的问题。
许志永认为,城市如果还没有发展到穷人都消失的阶段,城乡接合部就应该有这样租金便宜的房子存在,来满足这些人的居住需求。
北坞村位于北京市西北四环与五环之间,紧邻颐和园、玉泉山,可谓寸土寸金。位于北坞村的写字楼项目玉泉慧谷园,目前租金约3元/平方米/天,100平方米的租金约9000元/月。在此建写字楼等物业,明显会远高于外来人口租赁房的租金。这就不难理解北坞村租赁房建与不建的利益博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