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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安德烈·弗里曼，罗伯特·卡帕1913年10月12日出生在匈牙利， 出生的时候头发蓬乱，一只手还有六根手指，因此母亲茱莉亚认定，他是耶和华的儿子。
安德烈粗俗无礼，但特别有领袖气质，这让他拥有少数几个值得信赖的朋友。总体来说，安德烈的一生有很多女朋友，多得不计其数，另外还有一堆妓女没有计算在内。但“小红狐”格尔达·格尔达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安德烈把她当作自己的情人和妻子，尽管格尔达并不想结婚。
格尔达是个精明的女人，她聪明，实干，大胆。他们一起拍照，然后格尔达杜撰了一个叫做“罗伯特·卡帕”的人物，听起来这好像是个美国人。“卡帕”总是以比较高的价格卖出他的照片，成为业内一个不露面的神秘摄影师。正是她，正是他们，一起开创了罗伯特·卡帕的事业。
战争、枪炮与尸体
卡帕与年轻的女友共同出没于硝烟弥漫的战场，1937年，格尔达准备报道西班牙内战的情况，她在布伦莱特的前线受伤，坦克的履带将她的肚皮撕开，所有小肠都冒了出来。而她问的唯一问题却是：“我的相机没事吧？都是新相机啊，没有问题吧？”7月26日，星期一，刚刚过6点，格尔达死了。
《今晚报》登载了数百人的颂词，还拨出大量版面纪念她的一生。1937年7月30日，星期五，格尔达的棺木到达巴黎，数百人的共产党人和朋友，包括卡帕和格尔达的家人在内，齐聚盖尔多斯特里兹迎接灵柩。第二天，上万人参加了葬礼，那天恰好是格尔达26岁的生日。
卡帕跟在棺木的后面，他被自己的内疚击垮了，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保护她的义务。他的“发明人”死掉了，他更为严重地酗酒，没有办法工作，直到度过了艰难的整整4个月，才最终恢复过来。
从此，卡帕将一生投入到更为可怕的战争报道中，终生与沙漠、战争、尸体相伴。西班牙、中国战区、诺曼底和北非，到处都有他的足迹。他活了41岁，在短暂的一生中参加了5次战争。
“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卡帕的作品震撼人心，真实而深刻地表达了战争的残酷。
1936年，法西斯主义在许多国家相继抬头。西班牙佛朗哥发动内战。与当时许多著名人士一样，卡帕参加了人民战线的情报部。一天，卡帕正在第一线的战壕，一名战士跳出战壕，准备向敌人发起冲击，突然，他的身体停住了，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卡帕条件反射般地按下了快门——因为这张瞬间捕捉到的、充满悲剧英雄色彩的照片，卡帕扬名天下。但这让他更加憎恨战争，决心终生将战争作为采访的题材。不是为了追求刺激，而是为了揭露残酷和黑暗。
1944年6月6日，卡帕参加了诺曼底登陆计划。当时一个正在用机枪射击的年轻班长站了起来，像是要确认自己是否能成为照片的主角，看了卡帕一眼，随即无言地倒下了，鲜血从两眼之间涌了出来。这张出现在卡帕镜头下的是诺曼底登陆中盟军第116步兵师K连的爱德华·雷根的面孔，年仅18岁，登陆时，周围到处是血乎乎的海水和战友的尸体。第一波登陆的美军士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几分钟后就牺牲了。他是少数幸存者之一。事后他母亲从《生活》杂志中剪下他的照片，一脸泪水。
也许真的是耶和华之子，卡帕的相机像是上帝之眼，在一个个生死交接的瞬间穿梭，将生命抽离的刹那幻化为永恒。
他拒绝了英格丽·褒曼
罗伯特·卡帕，和著名的英格丽·褒曼之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
1945年6月6日，英格丽·褒曼因去德国慰问盟国士兵来到巴黎，住进了里兹饭店。她在自传《我的故事》里说那天“发现卧室门底下有一个字条”，卡帕由此闯入她的生活。
当时英格丽·褒曼30岁，有一个女儿。卡帕富有激情、做事冲动，给英格丽的沉闷生活带来极大活力。当她回到美国后，就去找希区柯克，说她很爱卡帕，希望卡帕能来美国，并担心卡帕已经把她忘了，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希区柯克套用他们刚拍完的电影中的台词表示对褒曼的同情：“爱上，又失去某人是悲伤的。”
1945年底，在英格丽再三催促下卡帕到了好莱坞。然而卡帕根本不把好莱坞放在眼里，他说：“好莱坞，是我今生踩上的最大的一泡牛屎。”他依旧拍照、赌博，把英格丽和他的风流韵事讲给牌友。每当英格丽谈婚论嫁，卡帕都耸耸肩，自谦不是“结婚的料”。
卡帕的漫不经心让英格丽·褒曼很伤心。也许一生追求浪漫美梦的她不能理解卡帕。后人推测，在格尔达死后卡帕闭门不出悲痛欲绝的日子里，卡帕是否曾下决心终身不娶？是否只有格尔达适合做他的妻子？
但是卡帕毕竟是爱着褒曼的，所以他在事业上给了褒曼无私的也是专业的帮助。卡帕告诉褒曼，如果她真想当艺术家，就必须和高明体面的导演合作，譬如罗塞里尼。英格丽·褒曼最终做了罗塞里尼的太太。
褒曼后来谈到卡帕时这样说：“我知道我受那匈牙利人的影响。我对此一直心怀感激。我虽然不知道那对我的内心带来了多大的影响，但我是有切实感受的。”
尽管卡帕拒绝了英格丽的求婚，但他们始终保持深厚的友情。1948年，在圣女贞德的故乡，英格丽专门请人给她拍了一张抱着大酒瓶的照片，然后马上寄给卡帕。天马行空的卡帕也时常从天而降，来到英格丽面前。在伦敦，在巴黎，在纽约，都留下了他们相爱的痕迹，直到1954年卡帕误触地雷殉职。英格丽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说他死了，我还是无法相信。这让我感到可怕。”
“上帝之眼”的闭合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靠得不够近。”这是卡帕对于摄影的理解，因此他总是走在最前面。卡帕也一向以走运出名，同行也总是叫他“走运·卡帕”。
1954年5月25日，卡帕死亡那天，他正随法军前哨部队在红河三角洲陷入越共伏击。太阳在头顶燃烧，大炮、坦克、迫击炮在身后轰鸣。下午两点五十分，战火初熄，几位记者一同走出战壕在外面散步，背着相机的卡帕耐不住，说他要到附近走一走，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拍的，于是敏捷地向前跑去。
不久，大地由于爆炸而颤抖，有人兴奋地大喊：“操！又让走运·卡帕抢到好镜头了。这才是卡帕一直想要得那种照片！”……但是卡帕躺在路基的斜坡上，残缺的左腿一英尺远有一个爆炸后的大坑和炸坏的相机——他踩中了地雷，胸部受了致命伤。他左手还握着一架照相机，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嘴唇动了动。然后带队的中尉用很浓重的法国口音拼读了几个字母：“d-e-a-t-h”，死了。
1996年，美国光孔出版社出版了《罗伯特·卡帕摄影照片》（Robert Capa Photographs），其中的结尾有一张照片，画面上法国士兵在稻田里拉开距离向前方搜索前进，远处有坦克的影子。卡帕从士兵的背后拍下了这张他平生的最后一张照片。新华社记者唐师曾说，“就在他的躯体被自下而上地撕成碎片之际，还本能按下快门。”然而从照片的清晰度、角度判断，卡帕是在踩响地雷前拍下的。后人给它命了名：《卡帕眼中的最后世界》。
卡帕永远闭上了双眼，而他那从未曾停歇过的镜头也随之不再闪烁。
安德烈粗俗无礼，但特别有领袖气质，这让他拥有少数几个值得信赖的朋友。总体来说，安德烈的一生有很多女朋友，多得不计其数，另外还有一堆妓女没有计算在内。但“小红狐”格尔达·格尔达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安德烈把她当作自己的情人和妻子，尽管格尔达并不想结婚。
格尔达是个精明的女人，她聪明，实干，大胆。他们一起拍照，然后格尔达杜撰了一个叫做“罗伯特·卡帕”的人物，听起来这好像是个美国人。“卡帕”总是以比较高的价格卖出他的照片，成为业内一个不露面的神秘摄影师。正是她，正是他们，一起开创了罗伯特·卡帕的事业。
战争、枪炮与尸体
卡帕与年轻的女友共同出没于硝烟弥漫的战场，1937年，格尔达准备报道西班牙内战的情况，她在布伦莱特的前线受伤，坦克的履带将她的肚皮撕开，所有小肠都冒了出来。而她问的唯一问题却是：“我的相机没事吧？都是新相机啊，没有问题吧？”7月26日，星期一，刚刚过6点，格尔达死了。
《今晚报》登载了数百人的颂词，还拨出大量版面纪念她的一生。1937年7月30日，星期五，格尔达的棺木到达巴黎，数百人的共产党人和朋友，包括卡帕和格尔达的家人在内，齐聚盖尔多斯特里兹迎接灵柩。第二天，上万人参加了葬礼，那天恰好是格尔达26岁的生日。
卡帕跟在棺木的后面，他被自己的内疚击垮了，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保护她的义务。他的“发明人”死掉了，他更为严重地酗酒，没有办法工作，直到度过了艰难的整整4个月，才最终恢复过来。
从此，卡帕将一生投入到更为可怕的战争报道中，终生与沙漠、战争、尸体相伴。西班牙、中国战区、诺曼底和北非，到处都有他的足迹。他活了41岁，在短暂的一生中参加了5次战争。
“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卡帕的作品震撼人心，真实而深刻地表达了战争的残酷。
1936年，法西斯主义在许多国家相继抬头。西班牙佛朗哥发动内战。与当时许多著名人士一样，卡帕参加了人民战线的情报部。一天，卡帕正在第一线的战壕，一名战士跳出战壕，准备向敌人发起冲击，突然，他的身体停住了，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卡帕条件反射般地按下了快门——因为这张瞬间捕捉到的、充满悲剧英雄色彩的照片，卡帕扬名天下。但这让他更加憎恨战争，决心终生将战争作为采访的题材。不是为了追求刺激，而是为了揭露残酷和黑暗。
1944年6月6日，卡帕参加了诺曼底登陆计划。当时一个正在用机枪射击的年轻班长站了起来，像是要确认自己是否能成为照片的主角，看了卡帕一眼，随即无言地倒下了，鲜血从两眼之间涌了出来。这张出现在卡帕镜头下的是诺曼底登陆中盟军第116步兵师K连的爱德华·雷根的面孔，年仅18岁，登陆时，周围到处是血乎乎的海水和战友的尸体。第一波登陆的美军士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几分钟后就牺牲了。他是少数幸存者之一。事后他母亲从《生活》杂志中剪下他的照片，一脸泪水。
也许真的是耶和华之子，卡帕的相机像是上帝之眼，在一个个生死交接的瞬间穿梭，将生命抽离的刹那幻化为永恒。
他拒绝了英格丽·褒曼
罗伯特·卡帕，和著名的英格丽·褒曼之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
1945年6月6日，英格丽·褒曼因去德国慰问盟国士兵来到巴黎，住进了里兹饭店。她在自传《我的故事》里说那天“发现卧室门底下有一个字条”，卡帕由此闯入她的生活。
当时英格丽·褒曼30岁，有一个女儿。卡帕富有激情、做事冲动，给英格丽的沉闷生活带来极大活力。当她回到美国后，就去找希区柯克，说她很爱卡帕，希望卡帕能来美国，并担心卡帕已经把她忘了，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希区柯克套用他们刚拍完的电影中的台词表示对褒曼的同情：“爱上，又失去某人是悲伤的。”
1945年底，在英格丽再三催促下卡帕到了好莱坞。然而卡帕根本不把好莱坞放在眼里，他说：“好莱坞，是我今生踩上的最大的一泡牛屎。”他依旧拍照、赌博，把英格丽和他的风流韵事讲给牌友。每当英格丽谈婚论嫁，卡帕都耸耸肩，自谦不是“结婚的料”。
卡帕的漫不经心让英格丽·褒曼很伤心。也许一生追求浪漫美梦的她不能理解卡帕。后人推测，在格尔达死后卡帕闭门不出悲痛欲绝的日子里，卡帕是否曾下决心终身不娶？是否只有格尔达适合做他的妻子？
但是卡帕毕竟是爱着褒曼的，所以他在事业上给了褒曼无私的也是专业的帮助。卡帕告诉褒曼，如果她真想当艺术家，就必须和高明体面的导演合作，譬如罗塞里尼。英格丽·褒曼最终做了罗塞里尼的太太。
褒曼后来谈到卡帕时这样说：“我知道我受那匈牙利人的影响。我对此一直心怀感激。我虽然不知道那对我的内心带来了多大的影响，但我是有切实感受的。”
尽管卡帕拒绝了英格丽的求婚，但他们始终保持深厚的友情。1948年，在圣女贞德的故乡，英格丽专门请人给她拍了一张抱着大酒瓶的照片，然后马上寄给卡帕。天马行空的卡帕也时常从天而降，来到英格丽面前。在伦敦，在巴黎，在纽约，都留下了他们相爱的痕迹，直到1954年卡帕误触地雷殉职。英格丽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说他死了，我还是无法相信。这让我感到可怕。”
“上帝之眼”的闭合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靠得不够近。”这是卡帕对于摄影的理解，因此他总是走在最前面。卡帕也一向以走运出名，同行也总是叫他“走运·卡帕”。
1954年5月25日，卡帕死亡那天，他正随法军前哨部队在红河三角洲陷入越共伏击。太阳在头顶燃烧，大炮、坦克、迫击炮在身后轰鸣。下午两点五十分，战火初熄，几位记者一同走出战壕在外面散步，背着相机的卡帕耐不住，说他要到附近走一走，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拍的，于是敏捷地向前跑去。
不久，大地由于爆炸而颤抖，有人兴奋地大喊：“操！又让走运·卡帕抢到好镜头了。这才是卡帕一直想要得那种照片！”……但是卡帕躺在路基的斜坡上，残缺的左腿一英尺远有一个爆炸后的大坑和炸坏的相机——他踩中了地雷，胸部受了致命伤。他左手还握着一架照相机，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嘴唇动了动。然后带队的中尉用很浓重的法国口音拼读了几个字母：“d-e-a-t-h”，死了。
1996年，美国光孔出版社出版了《罗伯特·卡帕摄影照片》（Robert Capa Photographs），其中的结尾有一张照片，画面上法国士兵在稻田里拉开距离向前方搜索前进，远处有坦克的影子。卡帕从士兵的背后拍下了这张他平生的最后一张照片。新华社记者唐师曾说，“就在他的躯体被自下而上地撕成碎片之际，还本能按下快门。”然而从照片的清晰度、角度判断，卡帕是在踩响地雷前拍下的。后人给它命了名：《卡帕眼中的最后世界》。
卡帕永远闭上了双眼，而他那从未曾停歇过的镜头也随之不再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