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经济聚集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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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华夏大地沧桑巨变,昔日落后的中国城市化在旧中国经济落后,城市衰败,国家贫穷的基础上经过恢复、发展、停滞与稳步发展诸阶段,逐步走向加速发展时期,在此期间取得了很大成绩。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0.6%,到2010年,已经上升到47.15%,全国城镇人口达到6.66亿人,全国已建成较发达的城市体系。同时,城市发展模式单一、同质化竞争严重,城市环境恶化、交通拥堵,城市投融资遭遇瓶颈……,也对城市发展和建设带来严峻挑战。
  展望未来20 年,中国城市化率将接近70%,将有3亿左右的农民走进城市,有近10 亿人口居住在城市。从任何角度讲,中国城市化的巨大规模都将孕育新的机会,并必将成为未来中国长期增长与经济转型的宏大主题。一定程度上,未来中国经济能否继续领跑全球,关键就在于发展中的城市化主题。一个13 亿人口大国的城市化问题不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并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毋庸置疑,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之一。众多学者将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作为研究和关注的焦点。泛华集团作为领先的城市发展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在完成2010年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中国城市发展创新模式”课题基础上,围绕中国城市化这个核心主题,在强化策划咨询、投资开发和城市运营项目的同时,不断深化理论研究,逐渐形成了基于聚集力视角的城市发展理论。
  一、发展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理论
  不同学者在不同时期,基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关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学说和理论,不过,总的来看,发展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基础理论。
  发展经济学注重投入产出结构、产品结构、社会民生等在内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经济演进和三次产业的演变、产业集群、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等发展经济学理论揭示出这样一个的道理:只有以资源禀赋为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核心、通过技术、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才能实现城市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
  空间经济学是在区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门学科的总称。区位理论、增长极理论、点—轴系统模式、梯度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要求城市发展必须服从这样一个规律: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和降低交通运输成本,经济资源配置必须与空间布局相配称,这样就产生了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集聚和分散。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建立、调整和变迁过程本身并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但是作为经济发展重要手段,制度变迁对于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方式变革和经济总量增长都具有重要作用。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制度与资源联动、技术和偏好的联动等制度理论认为:资源、技术、偏好与制度的配置是一个联动的体系,政策的演变推动经济增长动力和模式的创新,进而产生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聚集力理论是解析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轴
  聚集经济是指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集中现象,主要表现为相同(类似)产业或互补产业在一个特定的、邻近地理区位上的集中所形成的产业群或相互依赖的区域经济网络。聚集经济是一种古老的经济现象,1750年世界经济就开始出现引人注目的经济地理集中现象,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聚集的“新产业区”,在地理空间上高度聚集的新产业,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典型代表。聚集理论认为:
  第一,分工是产生聚集的基础。就其实质而言,聚集就是经济空间的异质性,在农业时代,基本要素禀赋的区位、比较优势造成了聚集;随着现代通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工业化时代,规模优势、人力资本积累、信息传播方面的便利等因素促进了聚集;而在交通运输和生产技术发达后工业化时代,基本网络的柔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聚集的基础。
  第二,聚集的驱动力是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经济社会中,生产者、消费者和监管者出于经济利益考虑,都会自发或者不自发的追求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由于生产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等原因,使企业的单位成本下降,从而形成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的经济。外部经济是指厂商、个人、社会从某种社会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有利影响,而受益者原则上不必为此付费。聚集产生规模扩大,必然带来规模报酬递增和外部性。
  第三,聚集过程是集中效应与分散效应的对立统一。集中与分散效应如同向心力和离心力。在某一时间和空间内,如果集中效应大于分散效应,产生聚集过程;如果分散效应大于集中效应,则产生反聚集,即扩散过程。对于一个特定区域,在聚集过程初期,肯定是集中效应大于分散效应,以集中效应为主,这样该区域就会对周边区域产生“虹吸效应”,造成该区域不断极化,成为一个聚集中心和增长极;而到了聚集过程后期,分散效应大于集中效应,以分散效应为主,该区域会对周边区域产生“辐射效应”,将自身巨大的资源和制度优势转移、扩散到周边区域,形成以该区域为中心,周边区域为外围的集群网络,协同发展。
  因此,城市发展就是聚集过程的体现,城市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在一个地区集聚的过程。聚集力理论是解析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轴。
  城市聚集力由对立统一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相互作用构成。向心力来自于关联效应、市场准入、市场容量、知识溢出和其他外部效应;离心力来自于挤出效应、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土地租金/运输成本、拥塞和其他外部不经济。如图1所示:
  城市经济发展的最初动因是源自于技术进步基础上的生产和消费的聚集。规模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驱动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和结构升级,向心力大于离心力,聚集过程出现,城市经济因此不断发展,规模日益扩大,功能日益增强。但是,聚集过程并不能无限制的累积,到达一定程度后,边际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发生作用,离心力大于向心力,扩散过程出现,城市功能疏散到周边地区,产业溢出和转移到周边区域(这种扩散并不是简单的反聚集,而是为了寻求更高质量层次的聚集)。集中和分散的交替衍变是一种动态的辨证过程,城市经济正是在这种交替衍变过程中往前发展。
  三、中国城市发展是产业、人口、金融、资源和空间五要素的聚集
  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功能综合体,从生产要素角度看,资源和人口、产业和金融,是其最主要的功能。
  从资源要素聚集关系的角度分析,我们会发现城市聚集力是在空间范围内,以资源聚集为基础,以产业聚集为核心,以金融聚集为手段,以人口聚集为目标的过程。如图2所示。
  城市经济发展聚集力模型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是城市聚集的动因。城市聚集必然带来合理的规模扩张、外部经济,无论是城市经营管理者,如政府行政机构、规划和服务部门、国有企业等,还是城市建设运营参与者,如广大民众、投资机构、建设施工企业、投资开发企业等,作为城市开发运营利益相关者,都是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驱动者和受益者。所以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是城市聚集的立足点和优势所在。如果违背该原则,产生规模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城市聚集过程必然受阻甚至停滞。
  第二,城市聚集力是一个体系,各个要素互为支撑和补充,不可或缺和偏废。如果片面的追求某个或几个要素的聚集,而忽视、漠视或者无视其他要素的作用,将造成城市某个功能的缺失,无法实现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的预期。例如:片面的扩大城市空间,缺乏产业和人口聚集的支持,产生类似于鄂尔多斯的康巴斯城一样的“鬼城”;片面的强调人口聚集,缺乏产业聚集,则会造成类似于北京天通苑、回龙观一样的“睡城”;片面的追求产业聚集,缺乏人口聚集和金融聚集,就会像一些“开发区”(开发了许多年依然处于待开发阶段)一样,只能工作而缺乏必要的生活配套。
  第三,城市经济聚集的实质是通过金融聚集,推进资源、产业和人口聚集,形成城市聚集力,进而产生城市竞争力。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金融聚集力的作用不可小觑。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过程中,相比资源、产业和人口要素,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进程尤其滞后。当前,中国城市化投融资手段十分有限,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机构不得不在商业银行贷款、政策性银行开发性贷款中游走,难以获得证券、保险、信托等机构的支持。
  第四,城市聚集力不仅是城市充分挖掘自身资源、产业、人口和金融等禀赋潜质的过程,而且是城市政策把握和机会创造的结果。中国仍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处于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其市场制度、财政税收、货币金融、土地规划、产业引导政策还在不断演进之中。所以,一个城市的发展还具有很大的政策把握和机会创造空间。这对于出于中西部的欠发达城市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城市聚集不仅体现为单个城市聚集,而且体现为城市集群聚集。在动态多变的社会网络中,单个城市能够动用的资源和挖掘的潜力毕竟有限,为了实现城市竞争的胜利,必然会产生城市集群。城市集群是城市在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上的聚集,因为其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优势更加明显。正因为如此,世界上产生了分别以纽约、芝加哥、伦敦、东京、巴黎、上海为中心的六大城市集群,中国产生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以及其他城市群。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基于技术进步基础上的生产和消费的聚集,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造成了城市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和结构升级,以及相应的资源聚集、人口聚集和金融聚集等,这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与泛华集团联合培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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